兩位中國籍世界首富:貪官為何會比巨商富數十倍
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其中有6名中國人,清朝有兩人,即和珅、伍秉鑒,一官一商,差別很大。差別有多大?和珅的財產數以億計,折合成銀子少說有2億多,多說有11億,這些數字是根據抄家清單估算出來的。而伍秉鑒的身家僅有2000多萬兩白銀,相比之下,可謂區區。此二人者,或為官斂財,或經商致富,各自登峰造極,一個做官做到了「二皇帝」,一個經商成為「十三行」首席。
然而,同為世界首富,他們的差別為何如此之大呢?和珅個人收入居然超過了國家財政收入,他是如何創收的?貪官創收,人們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貪污。他管過兵部,難免剋扣軍餉;他主持吏部,能不賣官?但這些,還不足以使他成為世界首富。那麼崇文門稅關呢?那可是天下第一稅關,像大褲衩一樣矗立著,而和珅就是這個大褲衩的總監,監督著每一位來往商販、趕考士子和進京官員,無論你多大的官,都得從它胯下過去,當然是以「納稅」的名義。「納稅」納到什麼程度?只有人頭不納稅!本來,清朝稅務規定,往來者隨身攜帶物可以免稅,可稅關照收,連京畿商民入城,為了省事,都在帽簷邊插上兩文制錢,由稅吏自取,否則就要扣下所攜之物,極盡刁難之能事。有一位山東布政使進京,稅吏要他納稅,他沒錢,一氣之下乾脆將行李都放在稅關外,說:我赤條條一人,還要納稅嗎?
這些稅收沒有收到戶部,而是收到內務府。如果說粵海關是「天子南庫」,那麼崇文門稅關就是「天子北庫」,一南一北,兩條財路,都握在和珅手裡……白銀都流哪兒去了?全世界都在問,不光中國。英國人說,都流到中國去了——通過貿易逆差。為此,1792年,他們派了馬嘎爾尼來中國,想改變一下狀況。馬氏來華帶了兩樣東西:一是市場經濟原則,要求東西方以此原則擴大通商;還有一樣,便是軍火。他本想演示一下大英帝國的船堅炮利,順便推銷軍火,這反映了資本主義國家「軍事—商業復合體」的本質。
這些稅收沒有收到戶部,而是收到內務府。如果說粵海關是「天子南庫」,那麼崇文門稅關就是「天子北庫」,一南一北,兩條財路,都握在和珅手裡……白銀都流哪兒去了?全世界都在問,不光中國。英國人說,都流到中國去了——通過貿易逆差。為此,1792年,他們派了馬嘎爾尼來中國,想改變一下狀況。馬氏來華帶了兩樣東西:一是市場經濟原則,要求東西方以此原則擴大通商;還有一樣,便是軍火。他本想演示一下大英帝國的船堅炮利,順便推銷軍火,這反映了資本主義國家「軍事—商業復合體」的本質。
可天朝對此不感興趣。天朝不是虛的,天朝無所不包,也包括了市場經濟樣式。以此樣式加於世界並證明其合理的是歐人,而向世界提供此樣式的卻是中國。早在宋代,中國就有市場經濟樣式的海外貿易。如果馬嘎爾尼那時來中國就會看到,有20多處貿易港口,分佈在東南沿海「四路」——京東路、兩浙路、福建路、廣南路。不像清朝只開了廣州一處,所設的粵海關,還被當作「天子南庫」。市場經濟曾經發達,但市場原則卻未確立,為什麼?正如俗話所說,中國的市場經濟「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原因就在於市場經濟難以突破大一統的王權,市場原則無法改變指令性權力支配經濟的局面。市場原則能在歐洲確立起來是因為各國獨立,形成「小國寡民」,因而資源匱乏,依賴市場,這就令市場大於國家,市民多於國民,使得以「軍事—商業復合體」為原型的城市和市民社會13世紀就萌芽了。約15世紀,它已有了自己的政治體制,近代國家圍繞它而興起。
反觀中國,因大一統而自足,不依賴市場,反而成為最大的市場;而權力支配經濟,以反市場原則來運作市場,反而能在市場上佔上風。戴逸《中國經濟的千年態勢與復興之路》一文指出,乾隆時,中國的GDP最高,占世界32%,英、法、德、俄、意五國僅佔17%.還說,唐宋以後,直到18世紀,中國經濟實力都居世界榜首。他依據的是英國經濟學家麥迪森的《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一書。以此為據,我們可以認為,中國以大一統的政治體制,曾建立了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且以凌駕於市場之上的天朝朝貢體系左右了世界市場的格局。然而地理大發現後,西方出現了全球化的帝國主義,足以動搖天朝體系,可天朝還被蒙在鼓裡。馬嘎爾尼來中國時,正是英國全面戰勝荷蘭,作為全球化的帝國主義崛起之時,而晚清絲毫不知。
如此巨大的經濟體,竟然只開粵海關一口與海外貿易。即便如此,它撐著天朝的架子,看上去還是綽綽有餘。馬嘎爾尼也好,乾隆也罷,他們都沒有對這個巨大的經濟體產生懷疑,一個極力想把本國的貿易捆綁在這個經濟體上,一個以天朝口吻拒絕自由貿易。為什麼不增加通商口岸,擴大對外貿易?最堂皇的理由便是國家安全。不過,那時對安全構成威脅的還不是海外之夷,起碼還沒意識到是夷,而是如晚明故事——中國民間海權重新崛起。民間海權,那是反清復明的發動機,而英夷當年就與代表民間海權的鄭氏締約,所以要限制對英夷貿易。
還有更深層的理由:王權之下,家國不分。例如粵海關,康熙帝設立,設立時還招募了十三家牙行經紀人,專營外貿和徵收關稅。我們知道,宋朝市舶司收入還要上交國家財政,而清朝粵海關收入則交到內務府,專供皇室之需。如果皇室要完全壟斷海外貿易,最好是「利出一孔」,只開一口。康熙初設海關時,設了四處,且由所在巡撫兼管;雍正時設專職海關監督,直屬內務府,與巡撫無關;到了乾隆帝只留了粵海關一口。對王權來說,家與國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替乾隆兩手抓的人便是和珅。他不僅管著戶部,還管內務府,最擅長的是做搬運工,將戶部職能搬到內務府去,將國家財政收入搬到皇室去。這方面,他善解「天意」,能揣摩皇帝隱私,做起來乖巧而又得體。
還有更深層的理由:王權之下,家國不分。例如粵海關,康熙帝設立,設立時還招募了十三家牙行經紀人,專營外貿和徵收關稅。我們知道,宋朝市舶司收入還要上交國家財政,而清朝粵海關收入則交到內務府,專供皇室之需。如果皇室要完全壟斷海外貿易,最好是「利出一孔」,只開一口。康熙初設海關時,設了四處,且由所在巡撫兼管;雍正時設專職海關監督,直屬內務府,與巡撫無關;到了乾隆帝只留了粵海關一口。對王權來說,家與國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替乾隆兩手抓的人便是和珅。他不僅管著戶部,還管內務府,最擅長的是做搬運工,將戶部職能搬到內務府去,將國家財政收入搬到皇室去。這方面,他善解「天意」,能揣摩皇帝隱私,做起來乖巧而又得體。
粵海關除了收稅,還收「規禮」,「規禮」數額比正稅還多。一艘洋船入關,先要交丈量費、通事費、管事費、庫房費、稿房費……在一份《乾隆二十四年粵海關徵收洋船進出口各項歸公規禮清單》中,列舉的收費名目竟達100多項!這100多項加起來,統稱為「規禮」,油水多半從「規禮」上搾取。
乾隆時規定,一艘洋船「正課」為1950兩,另有「洋船規禮銀」,進關要交,出關還要交。在英國人洪仁輝告狀提供的費用單上,一進一出,「規禮」計有68項。進關規禮30項,收銀1125.96兩,出關規禮38項,收銀533.8兩,「規禮」銀共計1600多兩,「正課」與「規禮」加起來3600餘兩。這68項只是針對船的,還有針對貨的,貨有「分頭」,即外商買貨所付貨款按銀兩算,每兩都要由粵海關抽頭。起初一兩貨款抽0.054兩,後來抽到0.06兩。通常,海關上繳「正課」,「規禮」和「分頭」之類則由監督和他的家人以及其他聘用人員分享,這是一種制度性分贓。
這樣管理海關,就像搞承包。皇帝將粵海關承包給他的親信,親信承包先要「投資」,以取得「承包權」,此後「凡應行事宜」,就「不必聽督撫節制」了。監督上任,可帶家人60名,乾隆朝李永標超標,帶了家人73人,包干了海關所有事務,使粵海關成為了他的「家天下」。不過,「家天下」只能為期三年,三年以後,就要換人包干。「規禮」之類的分肥,按規定,粵海關監督本人要佔到三分之二左右,其他海關辦事人員——書吏、貼寫、頭役等,多為他家人,也有聘用之人,還包括各炮台官兵,大約佔了剩下的三分之一。洪仁輝告狀時把這些都捅了出來,他不知道這些都是「常規」,屬於「亞財政」,雖無明文規定,卻是歷來如此,成了習慣的,所以叫做「禮」。
這塊有定數的「規禮」收入,即使是監督本人分得的那部分也要拿出來「報效」,而報效皇上則要通過和珅。「報效」銀每年不下100萬兩,「規禮」所得,大部分用來進京報效,一小部分還要用來跟當地督撫搞好關係,「打點」各色人等。如此分贓,無法可依,但合禮。粵海關收入,「正課」雖非正式國家財政收入,但王權之下,家國一體化,但凡王權所得,無不合法,誰敢問其合法性來源?「規禮」是合禮收入,屬於「禮尚往來」的範圍,監督本人貪與非貪,主要看他對「規禮」收入如何處理。他一人所得便佔了「規禮」收入的三分之二,要拿出來報效的主要就是這一塊,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其他人的職務收入,原則上,他不能拿出來報效,但他的手下要報效他,這樣的人情收入,他會笑納。由於決定他貪與不貪的不是別人,正是和珅,所以他要報效和珅,有可能連他本人都是和珅的代理人。
這塊有定數的「規禮」收入,即使是監督本人分得的那部分也要拿出來「報效」,而報效皇上則要通過和珅。「報效」銀每年不下100萬兩,「規禮」所得,大部分用來進京報效,一小部分還要用來跟當地督撫搞好關係,「打點」各色人等。如此分贓,無法可依,但合禮。粵海關收入,「正課」雖非正式國家財政收入,但王權之下,家國一體化,但凡王權所得,無不合法,誰敢問其合法性來源?「規禮」是合禮收入,屬於「禮尚往來」的範圍,監督本人貪與非貪,主要看他對「規禮」收入如何處理。他一人所得便佔了「規禮」收入的三分之二,要拿出來報效的主要就是這一塊,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其他人的職務收入,原則上,他不能拿出來報效,但他的手下要報效他,這樣的人情收入,他會笑納。由於決定他貪與不貪的不是別人,正是和珅,所以他要報效和珅,有可能連他本人都是和珅的代理人。
然而,監督油水何在?在於「陋規」。「陋規」非禮,沒有定數,也查不出來。「陋規」之行,主要是索賄。如船鈔一項,據船隻大小收費,究竟收多少需要丈量,這就為索賄提供了運作空間。丈量者手裡拿著尺子,行賄了,大船可以量小一點,不行賄,小船也可以量成大船。類似項目有100多項,每項都要搞點名堂,所以很忙。還有貨物,因質量和價格起爭議,也是常有的事,但只要爭議一起,海關就能調整稅額,這裡面名堂很多。粵海關究竟有多肥?比肥得流油的崇文門稅關還肥。崇彝寫《道鹹以來朝野雜記》,寫他做崇關幫辦委員時每年約可得四五千兩銀子,就自以為很肥了。可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罷關征議》中提到粵海關,說海關看門人月薪都有800兩銀子,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其中有6名中國人,清朝有兩人,即和珅、伍秉鑒,一官一商,差別很大。差別有多大?和珅的財產數以億計,折合成銀子少說有2億多,多說有11億,這些數字是根據抄家清單估算出來的。而伍秉鑒的身家僅有2000多萬兩白銀,相比之下,可謂區區。此二人者,或為官斂財,或經商致富,各自登峰造極,一個做官做到了「二皇帝」,一個經商成為「十三行」首席。
然而,同為世界首富,他們的差別為何如此之大呢?和珅個人收入居然超過了國家財政收入,他是如何創收的?貪官創收,人們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貪污。他管過兵部,難免剋扣軍餉;他主持吏部,能不賣官?但這些,還不足以使他成為世界首富。那麼崇文門稅關呢?那可是天下第一稅關,像大褲衩一樣矗立著,而和珅就是這個大褲衩的總監,監督著每一位來往商販、趕考士子和進京官員,無論你多大的官,都得從它胯下過去,當然是以「納稅」的名義。「納稅」納到什麼程度?只有人頭不納稅!本來,清朝稅務規定,往來者隨身攜帶物可以免稅,可稅關照收,連京畿商民入城,為了省事,都在帽簷邊插上兩文制錢,由稅吏自取,否則就要扣下所攜之物,極盡刁難之能事。有一位山東布政使進京,稅吏要他納稅,他沒錢,一氣之下乾脆將行李都放在稅關外,說:我赤條條一人,還要納稅嗎?
這些稅收沒有收到戶部,而是收到內務府。如果說粵海關是「天子南庫」,那麼崇文門稅關就是「天子北庫」,一南一北,兩條財路,都握在和珅手裡……皇帝雖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可皇帝有皇帝的難處。皇家開銷大,皇帝難免有捉襟見肘時,又不好動用國家財政,往往有苦難言。而乾隆排山倒海似的花錢,不動國庫還總有錢花,這就可見和珅的功夫了。自從和珅將戶部尚書和內務府大臣兩個職位一肩挑,皇上從此不差錢。萬歲壽誕,和珅發起「奉獻銀」,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都要「奉獻」,一場壽誕辦下來,創收不少。還有經常項目,如「折罪銀」一項,也源源不斷流入內務府。用銀兩可以折罪,還是經常項目,能不大開罪源、廣立罪人?以罪源為財源,天下安得不亂?!
內務府還有田莊和錢莊,這些也都由和珅經營和管理。表面上,皇帝只管花錢,錢從哪兒來往哪兒去從來不問,花剩的錢任由和珅折騰。和珅以內務府的名義折騰來折騰去,折騰出一片金天銀地,都搬到自家去,老皇帝看在眼裡,卻睜隻眼閉只眼。和珅是財迷,哪有老皇帝遠慮?皇帝有皇帝的算計:讓你和珅去算計天下人的銀子,我只算計你一人的銀子。要貪任你,你貪了一輩子還不夠我抄家一次。數以億計的銀子讓我自己去弄來,天下人還不將我罵死?讓你去弄,弄得你身敗名裂時,我再來收拾你。我下不了手,還有兒子,讓我兒子抄了你,為我兒新朝奠基。那時,沒有人會罵我,只會罵你,你不死也得死,你一死,就成了大快人心事。
做皇帝不能養廉,要養貪,養廉養得大家都窮了,做官還有什麼意思?連自己都沒銀子花了,做皇帝還有什麼意思?所以要養貪,一貪就有原罪,把柄都在皇帝老兒手裡。搞得民怨沸騰了,再來個反貪倡廉,人民更加擁護,像敲木魚一樣,從貪官頭上敲出一筆又一筆,人民誇著好皇帝,連堯、舜、禹也不過如此。順便說句,18世紀誰是世界首富?是和珅那廝?那廝不過是馬前卒,他家的銀子被抄後搬哪兒,是國庫嗎?不是,都搬到內務府去,你說誰是世界首富。皇帝老兒壽終正寢,這齣戲也該結束,不是「翠花上酸菜」,而是兒子抄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