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展示的這幅規模宏大的藍圖，意圖絕不只是贛南，而要為整個國家，「建立一個革新政治的示範區」。不僅僅是徐浩然，就連美國的《科利爾》雜誌也觀察到了這一點，「小蔣建立的模式，將作為新中國未來的範例。」

1940年10月1日，江西贛州群樂大戲院內。身穿「綠色嗶嘰中山裝」，胸配「主席團紅花綢帶」的蔣經國，面對「贛南十一縣的縣長、秘書、參議會議長、社會賢達、知名人士……」，慷慨激昂地陳辭：「我們在三年之內，要辦331個工廠，要開墾2萬畝荒地，要辦314個農場，要建築995個農業示範區，要成立3000個合作社，要建築6043個水利工程，要開闢321個果園，要建築259個新校舍……」

不僅僅如此，還要在三年內，將贛南建成一個「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讀」的新社會。

此時的蔣經國，剛剛渡過30歲生日，正是人生精力最旺盛的時刻。而他所服務的黨國，卻是內憂外患，暮氣沉沉。

蔣氏當日立志改造贛南的講話，給台下聽眾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以至於時任贛州城區區長的徐浩然在50多年以後，依舊「言猶在耳」。在徐浩然的眼中，蔣展示的這幅規模宏大的藍圖，意圖絕不只是贛南，而要為整個國家，「建立一個革新政治的示範區」。不僅僅是徐浩然，就連美國的《科利爾》雜誌也觀察到了這一點，「小蔣建立的模式，將作為新中國未來的範例。」

但是他們都錯了，這幅藍圖，既沒能成為「示範區」，也並沒有成為「範例」，而是在實行5年後，人走政息。但30多年後，這幅藍圖，不期然成為了海峽對岸那個海島上的施政總演習。

「最艱巨的地方」

蔣經國是1939年6月，正式接任江西第四區行政督查專員的。下車伊始，他就開始遍訪贛南各地。每天走80公里，每日接觸大量農民、商人、公務員、難民……陌生贛南的形象，就在此一步步行進中，一次次交談中，逐步清晰起來，「在贛南，我一共步行了2850里路，經過了974條橋，其中有714條需要修理的，84條是不能走的……我經過189個茶亭，只有21個是最近修理的，有42個已經簡直不能坐人。」

又豈止是橋樑、道路和茶亭。贛南，這個位於湘、粵、贛諸省交界之處，面積相當於台灣三分之二，等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全州，蘊藏豐富礦產的地區，此時整個社會，都處於民生凋敝，貪腐盛行之中。

作為20世紀30年代初國共對峙的主戰場，共產黨撤退後留下的真空，隨即被兵痞、回鄉豪紳、煙土毒販、土匪、流民、娼妓所填充，政府官員「貪、偷、拍、怕」，不少偏遠地區的人民，「依舊過著人和獸鬥爭時期的生活」。

在上猶縣，一個保長為了徵兵，被人砍成兩段。有人想去告狀，結果不但被毆打，還被挖去雙眼。南康縣的橫市涇盛產大米，豐泰米號的老闆在1934年從政府手中領取過一張牙行執照，從事中介貿易，但卻從賣米的農民那裡坐地抽捐，5年多來，每日兩擔，從未間斷。在大庾，蔣經國前去參觀一家造紙廠，蔣問工人，從前的造紙方法是不是如此？工人回答他，「數百年前，已經是這樣的。」不僅在農村，即便是在贛州城區，情況也絕無改善，外來客和地頭蛇把持煙館、妓院，徵收花捐，玩弄妓女，包庇賭窟，聚賭為樂，而地方政府對此卻毫無辦法……

這就是蔣經國看到的贛南，而這又哪裡只是贛南，這是政府貪腐、豪紳當道，賭毒橫行，民不聊生的中國內陸地區的縮影。

「進步主張」

三年後，也就是1943年，當《科利爾》雜誌的記者傅爾曼到贛南採訪蔣經國時，問起當初為何會選擇贛南。這位「小委員長」向傅爾曼吐露了心聲——就在他剛剛從蘇聯回到國內，被蔣介石召見詢問今後的志向時，蔣經國的回答是要「在最艱巨的條件下」，有機會實現自己的「進步主張」。所謂「進步主張」，也正是他在蘇聯所學，所見，所聞的內容。

蔣經國是在1925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這座位於莫斯科阿羅罕街的學校，在國共合作時期，曾是雙方爭相就讀的學府。不但雲集了許多國民黨政要的子女，如馮玉祥之女馮弗能，邵力子之子邵志剛，於右任之女於秀芝，李宗仁的內弟魏允成，同樣也匯聚了後來影響中國20世紀歷史的諸多共產黨人物，如王明 、博古、張聞天、鄧小平、廖承志、烏蘭夫……

就是在這個「坐東朝西」，「平庸的方形建築」裡，國共雙方的後備骨幹們，受教於同樣的老師，學習同樣的課程，接受同樣的思想，蔣經國也並不例外。在蘇聯，蔣經國先後加入共青團、成為預備黨員。在蘇聯12年的時間裡，他曾被下放到農場勞動，做過搬運工人，後來還擔任了烏拉爾重型機械廠的副廠長。

也正是在這12年間，蘇聯先後實行了兩個五年計畫。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按照事先詳細編撰好的規劃，進行大規模生產建設。兩個五年計畫完成後，蘇聯一舉從落後的農業國躍升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業國。

在蘇聯，「計畫經濟」、「幹部決定一切」、「肅反」、「集體農業」、「政治宣傳」、「組織動員」……一個個既陌生，又新鮮的名詞，一個個既強力，又行之有效的方式，給青年蔣經國留下深刻印象，對他的影響可謂持之終身。

禁煙查賭

1978年，一名老者歷盡劫波，從監獄中被釋放出來。他是戴著「三青團分子、蔣經國嫡系、反動區長」的罪名，開始長達20年的牢獄生涯的。出獄之後，他斷斷續續的撰寫一些文章，回憶自己青年時期在贛南與蔣經國共事的點滴事跡。這名老者就是贛州城區區長徐浩然。

「1940年，蔣經國一到贛州，第一炮就是除三害：查禁煙、賭、娼，並從禁煙開始。」也正是通過他的記述，蔣經國在贛南的作為，日漸清晰、生動起來。

贛州中山路有一家「仁記寶成行」，是廣東一名軍長出資開設的土膏行。一日，專員公署突然派人武裝進入行裡進行查封，共查獲了十九箱雲土，每箱一百斤，價值銀洋20萬元。為了避免老闆派人求救，蔣經國在查封第二天就在專署禮堂召開各界代表聯席大會，當場將沒收的煙土焚燬。「蔣經國親自點火，頓時，黃煙直冒，香聞十里。」

贛州城中有一個大賭場，在利民百貨商場三樓。後台老闆是一名叫做李振球的中將。在這個賭博俱樂部中，麻將、推牌九、押寶，樣樣齊全，規模巨大，「一夜之間輸贏成千上萬」。正是由於後台強硬，戒備森嚴，這個賭場在蔣經國來到贛南後，依然「放心大賭，通宵達旦」。

一日，一名賭輸的賭徒意圖賴賬，被痛打一頓，於是投書專員公署，揭發賭局。第二天，蔣經國命令特別行動組於晚間12點集合，攜搶闖入賭場，當場拘捕了正在聚賭的數十名賭徒，繳獲賭資近兩萬銀元。

當時蔣經國禁賭，下發規定，抓到賭徒罰跪公園三天。一次，查賭人員抓到了吉泰警備司令賴偉英的夫人。警察打電話給蔣經國，蔣片刻後回話，「管他什麼司令太太，總司令的太太賭博抓到了一樣罰跪，你們儘管放手去幹，有我擔待！」司令太太跪公園，此消息一經傳出，引來眾多民眾圍觀，成為贛南禁賭時期轟動一時的大事。

蘇聯留學時期的「階級鬥爭」方式，似乎深刻影響了蔣經國，對於他眼中帶有「濃厚封建力量」色彩的事物，蔣經國的辦法是，「毫不留情持極嚴格的手段，用堅決的革命手段去打擊他們。」

三年計畫

如果說，「禁煙查賭」所代表的是一種革新政治的決心的話，那麼以「三年計畫」為代表經濟、社會建設才是改造贛南的核心。

所謂「三年計畫」，也就是在工業、農業、基礎建設、教育等方面，各自設立具體目標，在三年內實行完成。這明顯帶有「蘇聯第一個五年計畫」的印記。

為了順利實施這個計畫，蔣經國模仿蘇聯掌控宣傳的方式，首先將贛南的《民國日報》改造為《新贛南報》，此外改建了諸如抗建通訊社、新贛南出版社，新贛南書店、《江西青年月刊》等宣傳文化機構。這批宣傳機器，一聲令下，就全力開動為「新贛南」造勢。

在浩大的宣傳攻勢下，「新贛南」建設的大幕徐徐拉開。首先開工建設的是中國兒童新村。兒童新村位於贛州近郊虎崗，依山臨江，方圓十里。新村以正氣小學為主體，還包括一個幼兒園。創辦初期，有1200多名學生，「其中很多是無家可歸的難童」。毗鄰兒童新村，同時創辦的還有正氣中學，僅用一年時間，學校就建立起禮堂、教室、宿舍、圖書室、操場等主要設施，並開始招生。

如果說兒童新村和正氣中學的建立，是為了「人人有書讀」的話，那麼「交易公店」的設立，則為了達到「人人有飯吃」的目標。1940年夏秋之季，贛南大米暴漲，漲幅超過50%，城區甚至超過了100%，糧商大戶藉機囤積居奇，抬高物價。

蔣經國則決定設立「交易公店」，對糧食實行「公賣」，也就是由政府掌握一定的糧食資源，以平價銷售給經過審核的住戶。後來，「交易公店」銷售的商品不僅僅限於糧食，而是擴充到所有的日用百貨，以及土特產品，銷售的網點也擴展到下轄各縣的大市鎮。

這個「公店」本不以盈利為目的，實行統購統銷。但因為「公店」資金充裕，運輸方便，貨物價格公道，品種齊全，竟成為建設新贛南的「財神廟」。「交易公店」的設置，使得贛南地區，在物價飛漲的抗戰時期，尤為特別。

在實施了教育和商業計畫之後。緊接著，另一項對普通民眾有著極強吸引力的措施出台了，那就是「扶植自耕農計畫」。

1940年秋，上猶縣廣田鄉突然來了10多名公署人員。他們下鄉之後，就忙著登記戶口，丈量土地。周邊農戶先是驚訝，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最後明白，這些人原來都是「蔣專員」派來做「扶植自耕農示範區」的。

廣田鄉轄區內的這個「示範區」範圍有3個保，23個甲，大約230戶，1150人。工作組先是將土地按照優劣評為九級，然後由多方組成的地價評定委員會評定合理地價。示範區內，原有佃農租種的土地，不論面積，一律歸佃戶所有，佃農只需簽訂一張按照地價評定的借據，交給信用社，信用社則用貸款付給原有地主。由於價格比較低廉，此政策立刻獲得佃農支持，有些佃農本應三年歸還的地價金，一年左右就全部還清。郭世鏗曾在「新贛南」時期擔任過廣田鄉經濟幹事，家中有6口人，「乘領了8畝土地」，第二年就獲得了豐收，「除了自己食用，還有一些剩餘，可挑到街上去賣，這在以前是少有的。」

在贛南，蔣經國一共設立了6個扶植自耕農示範區，在示範區內，大部分做到了「耕者有其田」。此外，蔣經國還在農村推行取消苛捐雜稅的政策。安遠縣有個地主，外號「丁老虎」，私人擁有100人的武裝，控制了全村。蔣經國聽到投訴，立刻派人沒收了「丁老虎」的武裝，並將他送到「新人學校」進行教育受訓。

「紅色」贛南

1943年，《大公報》著名記者徐盈來到贛南，他到了四華山礦區採訪，「從前有十八個班子的妓女、大煙和賭博，吸盡了礦工們的血汗，時疫病苗摧殘了礦工們的生命，新贛南礦工福利委員會是針對著這些事實而設立的……高利貸制度己給合理的貸款制度打倒了。俱樂部、圖書館成為礦工們工餘的樂園，以前專醫花柳病的醫院，現已成為相當規模的診所，這些成績，當然還要感謝當局的努力，四華山的變，不過是新贛南的一小片段而已。」

通過中國最好報紙的最好記者，「新贛南」的一角就這樣引發全國的矚目。不但政府要員、社會名流紛至沓來，就連國外的媒體也關注到了這一切。《紐約時報》記者愛特金森在參觀過贛南後，對蔣經國的作為大加讚賞，「中國方面的有識之士，都一廂情願的高談中國的現代化，卻只有贛南在真正的推行。」

在外界，「三年計畫」讓蔣經國留下了中國最具實幹精神的政治家的印象。而在贛南本地，蔣經國推行的「星期四接待日」，拉近了與民眾的距離。當地一家農戶的獨子被徵兵，蔣經國派人追尋上千里，將人帶回，從而贏得了「蔣青天」的聲譽。

正是在「三年計畫」的巨大效應之下，蔣經國在1943年，又信心百倍的提出了「第二個五年計畫」，按照這個計畫，贛南將在此期間重點推行城市建設和發展重工業。他在一次會議上不無憧憬地提到，「那時的贛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園樹木，連警察也沒有了，路上都是機器來指揮交通……贛南的大禮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幾處煉鋼廠和飛機製造廠……那時候，已經成為電氣化的世界。」

這樣的藍圖，讓蔣經國通過建設贛南而改變江西，通過改變江西而影響全國的目標越來越近。但也就是此時，各種各樣的不滿、猜忌、懷疑之音也紛紛湧現。

一次，蔣經國和上猶縣長王繼春出去視察，無意中聽到幾個挑夫坐在一起議論，「倘使蔣經國走了，我們就太平無事了……裝電話，修馬路，造學校，這都是洋人幹的事情，我們老表自有老表的事情做。」蔣經國追問說，「你們不要蔣經國在這裡，那麼又要誰這這裡。」此時卻無人來回答這個問題了。

如果說，底層民眾的抱怨多是出於不理解，很容易消除的話，那麼反對革新的黨內保守派別對蔣經國的打擊才是致命的。蔣經國要求幹部必須接觸民眾的作風，被描述成共產黨「走群眾路線」，交易公店被是認為「管制經濟」，「三年計畫」則是純粹的「蘇聯模式」，而整個建設新贛南的努力，則是完完整整的「赤化」。「蔣經國就是地道的共產黨。」外界的輿論風潮越來越公開地指責他。

偃旗息鼓

指責蔣經國是共產黨，顯然是言過其實。但在國民黨內部，蔣經國的所作所為的確是與周邊環境格格不入。

1938年3月29日，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幕式上，蔣介石斷言：「我們的黨差不多已經成為一個空的軀殼而沒有實質了，黨的形式雖然存在，但黨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

作為國民黨的最高領袖，在全國黨代表的面前公開指責整個「黨組織鬆懈紀律廢弛，以至黨的精神衰頹散漫，黨的基礎異常空虛」，不僅如此，各級黨部「工作都流於形式化，機關都衙門化」，而黨員們則是「意態消沉，生活鬆懈興趣淡漠，工作懶散，而且也同一般流俗一樣耽安逸，講享受，甚而至於爭權利，鬧私見」。這個剛剛改組19年，獲得政權10年的政黨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

蔣經國面對的，顯然不是個別的輿論風暴，而是這樣一個陷入泥淖的政黨。自他歸國之時，就一心想憑借自己個人的不懈努力來改變這些。他盡力使自己的生活保持在非常樸素的狀態，以擺脫普通民眾對國民黨要員的一般印象。他創辦各種幹部培訓班，以訓練符合自己要求的組織者。他近乎苛刻的讓自己和下屬都保持經濟上的廉潔。他努力想通過工業、農業的建設成績，來為自己改造贛南，改造整個環境來換取時間。

但這些努力，依然沒有能夠逃脫環境對他的束縛。1943年12月，也就是新的「五年計畫」剛開始實施，重慶政府新的任命書到達了贛南，蔣經國「升任」江西省政府委員。儘管仍然兼任第四區行政督查專員，但這一任命顯然是為了調離而做的準備。

果然，隨後不久，蔣經國就出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長期住在重慶。贛南的任職，成為了真正的兼職。1945年2月，日軍攻佔贛州，在進城前一刻，蔣經國乘機離開贛南，6月正式卸任。「新贛南」建設數年間所積累的成就，隨之付諸東流。

「翻版」贛南

1949年1月22日，蔣經國在日記中寫到，「父親隱退後，對於這回革命失敗原因，曾在日記中作如下檢討：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在於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制度先已放棄崩潰。」此時，共產黨勝利在望，並在這一天接管了北平。

在日記中，蔣經國沒有說新制度和舊制度到底是什麼。30多年後，伊利諾大學教授歷史系教授易勞逸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國民黨人從未創造出一個感受到民眾需求的，能夠實行他所宣稱的政治和經濟改革的高效率的行政機構。」

事實上，從1928年國民黨初建政權開始，黨內的改革勢力就一直試圖努力修復這個政黨的制度和政策漏洞。但是一元獨裁的領導模式、沒有民意基礎的政府、軍隊強權的構架，壓制了所有改革的努力。

23年後，也就是1972年，蔣經國出任台灣「行政院長」。在隨後舉行的首次院會上，蔣經國用「今天願意用平凡、平淡、平實三句話奉告各位先生，並共同勉力。」的話作為開場白。由於蔣介石的健康原因，蔣經國實際上已經成為台灣的「一把手」，再也沒有贛南施政時期的左右掣肘之感。

此時的蔣經國，歷經了「贛南新政」的流產，「上海打虎」的失敗，初到台灣的困窘，已經在政壇上沉浮了30多年，早已不是當年剛剛歸國時，希望憑借一己之力改變整個國家的熱血青年，而是歷經磨礪，處事沉穩的政治人物。

但這一番開場白，還是能讓人回想起贛南時期的蓬勃歲月。不僅僅是開場白，在緊接下來的施政措施中，蔣經國懲治公務員貪腐，指示加速農村建設，減輕農民負擔，推行以交通運輸為主幹的「十大建設」，都讓聯想起「贛南新政」。而此前，國民黨已經在台灣按照「贛南模式」推行了土地改革。

1988年，蔣經國去世，去世前，他開放了「黨禁」和「報禁」，而這是他在「贛南新政」中所沒有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