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沈志華：曾是中國第一號黃金販子
本刊記者 吳虹飛 發自北京
「我不想再招惹誰了……也不是怕，我現在事太多了。」 歷史學家沈志華說，「我不大想談一些特別現實的問題。」
說歸說，實際上做的，卻還是他自己的一套。
「這個社會肯定出了問題」
沈志華學上歷史，完全是基於年輕時代的屢屢受挫。「40歲前我就沒有順過。」前途一片看好，卻莫名其妙從部隊復員；明明是最高分，卻上不了清華……他不甘心，肯定哪裡出了問題，他想搞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
「一直幹下去，現在少說也是個少將、中將什麼的。」他的將軍夢很快破滅了，因為被人誣告，他捲進一個子虛烏有的反革命集團。復員，回北京當了工人。他很快就重新振奮起來，繼續學。
「1975年的時候，出版了一大批西方的軍事著作，像24卷本的《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戴高樂回憶錄》等等。我都看了。」
「鄧力群覺得我是不錯的小伙子」
1978年，招工考進社科院時，他的思考已經有點頭緒了。他寫了一篇文章，「想解釋一個問題，就是從建國以來到『文革』，為什麼我們的政策總是要『左傾』，總是要超越現實。」
文章也被當時實際主持社科院工作的副院長鄧力群看到了。鄧在一次大會上講，沈志華的看法是「典型的持不同政見者的觀點」。
沈志華直接找到鄧力群， 「我去了他家。我們聊得挺投機的。我講了我的經歷，我為什麼思考這個問題。後來他覺得挺不錯的這小伙子。」結果第二天，通知書就到了。
很多年後，鄧力群還在一次接見年輕學者的會上說，「現在社會上都說我是『左王』。其實我是很愛才的，當年沈志華，他的觀點我很不同意，但是我還讓他讀了研究生。只要你真有才能，你好好學習，就能為國家做貢獻。」
在監獄裡做學問
最後判刑，洩漏國家重大機密罪，兩年徒刑。
原本，公安系統的家裡人打算憑借關係，辦個保外就醫什麼的，能少受點罪。誰知撞上1983年的「嚴打」。「監獄只進不出。我1984年5月22號從監獄放出來，是『嚴打』以後全國第一個釋放的人。」
「『嚴打』那會兒，一個小房子要擠幾十個人。我們一個挨一個，排著隊睡覺。翻身也要一起，往一個方面翻，總不能臉朝臉吧。」
後來他轉到勞改農場正式服刑。「然後就開始想寫書了。我做那個碩士論文雖然寫了3萬多字，實際上材料非常豐富。一開始沒有紙筆，我就用牙膏皮，寫在《列寧選集》的邊上。那會兒的牙膏跟現在不一樣，都是鉛皮的，能在紙上留下黑色的痕跡。列寧被關的時候，就是拿牙膏皮寫字。我要用的書，都是家裡給我送進來的。那會兒人家盛傳，說北京第二監獄的圖書館就在沈志華床鋪底下，我鋪底下全是書。」
他在監獄裡面還開了一個世界史的課堂。「那幫人聽得津津有味。不能白聽，你得給我做卡片。結果我們那個牢房所有的人都給我抄卡片。我在書上做好標記，他們就摘抄。」
這本書後來出版了，叫《歷史的啟示》，講的是20年代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探索。
熬過了兩年的監獄生活，1984年5月，沈志華出獄。「最痛苦的就是剛從監獄裡出來的時候。在監獄裡頭，雖然不把你當人看，但是大家都是同等的。出來就不一樣了，人家都是正常人，你找工作沒人要你，樓道裡的人見了你都斜眼看你。我明白了，為什麼很多人一旦進了監獄，這一輩子就淪落了。因為你出來以後，完全是一個社會最下層的人。沒人關注你，沒人信任你，也不給你工作。」
他感慨，如果沒有後來的改革開放，那就簡直無法生活了。「那會兒改革開放，氣氛已經有了，所以也還是有一定的機會的，比如說自己做點小買賣。我弟弟讓我賣水果，弄了一車梨，我推到大柵欄去，半天我就回家了，實在是不好意思開口吆喝啊。」
北京呆不下去，就想到了南下。「85年春節的時候，他們讓我去深圳看看，深圳那會兒英雄不問出路啊。我就去了深圳。跟著幾個朋友一起做進出口貿易。」
後來，研究生時的同學做了華夏出版社的總編，要出一套外國學術叢書「20世紀文庫」，缺人審稿。於是找到了沈志華。他放棄了南方已經穩定的工作，每月700元的工資，回到北京，看稿子，每個月130元。
這一年連軸下來，審完了60多本書，近2000萬字。「到88年底，眼睛壞了，醫生說再繼續下去，就有瞎的危險。我發現，不依靠體制，我自己也可以搞學問。」
「我想不行我還是回去又掙錢去吧，我就回廣州了。」
這就開始了他的黃金生意。
黃金買賣是有嚴格管制的，很多人靠的是走私。但他憑借自己的學識和誠懇，很快就在北京打開了渠道，拿到了合法批文。「我沒走什麼歪道，我也幹不來這個。就是人家負責管事的人認可我。我每月幾次飛北京進貨，每次背個三幾塊，一塊25公斤，那一年我一人做了半噸黃金。那個時候黃金界都知道我，沈志華，中國頭一號黃金販子，每天在飛機上來回背黃金。」
「後來，海南省的銀行的人，黃金處的人都來找我，說你在北京有什麼關係？給你們一個公司的黃金比我們銀行的還多，下次到北京帶我們一起去吧。」
40歲開始的好運氣
他賺了不少錢。「反正有幾十萬，我就覺得足夠了，自己搞個研究所，能花多少錢，而且正好1990年那年我40歲了，我想不能再干了，再干就掉錢眼裡出不來了。」
也真如他所說，他的好運氣從40歲開始。「回到北京，我又賺了一把，這次更多。我做了一套文白對照的《資治通鑒》，很成功。」
開始是跟人合作，他只管內容編輯，組織學者翻譯。後來對方不看好，撤伙了。他被逼上梁山，只好接過來自己幹。「發行的時候，我也想了幾招。我把新書發佈會開到人民大會堂，花了錢，上了新聞聯播。」
在北京豐台新豐賓館的書會上，他爭取到一個小時，給幾百家新華書店的經理講《資治通鑒》。「效果很好，當場就訂出4萬套。」
這一把奠定了他的底氣。他徹底退出了生意圈。「開始寫論文，搞研究了，組研究所，建立史學基金，都是自己出錢墊。這是1993年開始的。」
從回歸學術圈，到正式為同行所承認，進入「體制」，當大學教授，沈志華用了10年。這應了他社科院導師的一句話，「以你的天分，加上現在的用功，10年內肯定成為有名的學者。」
30美金僱用俄國學者
淘蘇聯檔案的事，是他尤為得意的一筆。
蘇聯解體，一大批檔案得以公開。對歷史學者來說，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大概94年，在一個會上，我提出要去搞檔案。我說現在我們是跟國外學者同一個起跑線上，他們也是剛看了這些東西的，我們搞蘇聯史的真是得天獨厚。」
他需要一個官方身份。「沒正式單位，也沒有檔案，誰給你證實，你怎麼出國？」他去找了當時的社科院副院長王忍之。很快就談好了，社科院出名義，沈志華出錢。發文，搞一個俄國檔案收集整理課題。然後他挑了幾個俄文好的就去了。
去了俄羅斯，才發現那裡的效率之低下，令人難以忍受。「一天也就是兩三個小時上班，9點上班，11點才開門。而且特別貴，一頁一個美金，這是國家檔案館，你要是去蘇共中央檔案館，一頁2.8美金。」
「我靈機一動想個招，咱們雇俄國學者干。他們國內學者收費便宜。我們買了幾本指南，複印了大量的目錄，挑出我們需要的。然後走訪各研究所，找人，找願意幹的。那時候帶了好多二鍋頭和茅台。酒過三巡，『哥幾個，有事兒求大家，我們就是想弄點兒檔案回去，主要是研究你們蘇聯的歷史。』俄國人喝完酒，非常活躍，大家談得非常誠心。每人我先發300美金，大家很高興。」
再就是去美國複印檔案。「蘇聯剛解體的時候，他們就花了重金把大量的檔案買走了。一個胡佛研究所，光目錄就上百卷。」
現在，這批花費上百萬巨款的蘇聯檔案差不多已經整理出來了，還在陸續翻譯中。到他家查資料複印檔案的人太多，他索性完整地複印了兩套，一套放在北大，另一套放在華東師大。「我敢說，我北京大興的家裡藏的蘇聯檔案比圖書館都多。」
「最開始搞，都是我自己花錢。我每年召開一次會，我就看國內誰研究這個，比較不錯的，我來挑人，然後我出錢。」
這樣一下就把冷戰史的根基打好了。「後來，是和北大合作，北大有意讓我過去，我自己也發現完全靠個人去號召還是有一定問題。當時在北京還不允許用冷戰史這個名目，那會兒還是比較敏感的，觀念沒轉過來。後來就叫了現代史料研究中心。」
把歷史的真相寫出來
人物週刊：很多人都在憂慮傳統的斷裂，歷史學家對此可以做些什麼？
人物週刊：你理解的歷史是什麼？
沈志華：歷史過程是一個一個鏈條連接起來的。但是歷史學家講的故事從來是不完整的，為什麼？沒有新的文獻，就說不清這回事。有人說沈老師你講課像說評書一樣，其實有很大的區別。你仔細聽，就知道了。說評書那故事肯定是圓滿的，一環扣一環，一節扣一節，我講歷史，這個現在只能存疑，為什麼？因為沒有進一步能夠證明這個的材料。
沈志華：現在的教育體制就是一架行政機器。意志不堅定，或者說內心追求不是很強烈的人，都會被捲入這個機器當中，然後跟著運轉，把你的精力、時間完全耗費在一些表面的事情——名和利上。
人物週刊：接下來有什麼學術上的打算？
沈志華：我在的華東師大有了一個專門的「冷戰史研究中心」，學校也很重視。學科建立，人才培養，都有了很好的環境。
人物週刊：到現在為止，有什麼特別遺憾的事情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