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若名是五四運動的一名先驅者，也是周恩來的早期戰友。他們循著「戰友－－女友－－摯友」這一軌跡走完了各自的人生。

戰友情

周恩來在南開大學讀書時，張若名正在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讀書，她與鄧文淑(即鄧穎超)同為該校第十級學員。「五四」反帝反封建的號角吹響之後，張若名與周恩來等共同發起組織了天津進步青年革命團體－－覺悟社。

覺悟社的成立，使天津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有了領導核心。張若名、周恩來等經常在一起研究鬥爭形勢，探討救國良方。當1920年1月，天津反動軍警逮捕請願代表後，周恩來、張若名等開會緊急動員，決定發動更大規模的請願示威，營救被捕代表。周恩來、張若名、郭隆真和於方舟4人被學生們公推為代表，要求面見直隸省長曹銳。

遊行隊伍在周恩來的指揮下，群情激憤，一路高呼愛國口號。可是，當他們來到直隸省署門前時，省署兩扇大鐵門已緊緊關閉，任憑你口號呼得再響，門內卻不見有任何動靜。周恩來、張若名等4位代表從門下的縫隙鑽進省府，找當局說理，遊行隊伍繼續在外邊呼喊口號聲援。當周恩來他們一鑽進省署大門，埋伏的大批反動軍警隨即一擁而上，將他們悉數逮捕，隨即打開大門，棍棒飛舞，水龍噴射，反動軍警們瘋狂地毆打、驅趕遊行學生。

被捕後的周恩來在獄中領導著難友們的鬥爭。他們經過獄內外半年多的共同鬥爭，終於於1920年7月17日重獲自由。

出獄後的周恩來、張若名等經過思考，認為通過和平手段救國已經不可能。「思想是顫動於獄中」。他們決定西旅歐洲，尋求救國真理。當年11月，周恩來、張若名和郭隆真等一起從上海乘坐法國波爾多斯號郵輪前往歐洲勤工儉學。

在法國，周恩來、趙世炎等在巴黎發起組織了中國少年共產黨，張若名則是「少共」的第一批成員。當時他們學習馬克思主義是採取互教互學的方法。張若名聰穎好學，進步很快，法文學得也比其他人要好，這樣就常常由她主講。所以，從1919年到1924年，周恩來和張若名等一同為反帝反封建而鬥爭，一同為探求救國真理而努力，他們是親密的戰友，相互間有著深厚的戰友情誼。

女友情

據1992年11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英籍華人女作家韓素音寫作的《周恩來和他的世紀》一書說，「當時他似乎愛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周恩來愛上的這「另外一位姑娘」指的就是張若名。

周恩來他們1919年在天津投身五四愛國運動時，鄧穎超才只有15歲，還沒有到談情說愛的年齡，而且覺悟社組成時是主張獨身的。但是張若名已經是19歲的大姑娘了，她只比周恩來小兩歲。據周恩來嫡長侄女周秉德回憶，「七媽」(指鄧穎超)曾對她說，「當時和我們在一起的張若名，和你伯伯接觸比較多。當時我曾經以為，如果你伯伯不堅持獨身主義的話，和她結合可能是最合適的了。我們周圍的人也都這麼認為。」後來周恩來與張若名在愛情道路上分手，周恩來轉而寫信向鄧穎超求愛時，鄧穎超還十分詫異地寫信問他：「若名呢?你最近的信上為什麼不提若名姐?」可見，周恩來與張若名當時的戀情已是他們同學和朋友圈子內的公開秘密。

在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中，她說得更清楚了。

那是周秉德第一次接觸戀情的時候。周恩來、鄧穎超對她沒有家長式的管教，也沒有放任式的不管，而是和她說起了他們當年的「戀愛史」，對她進行現身說法的教育。

鄧穎超諄諄告誡秉德說：「年輕人都要經歷談戀愛的過程，選擇對像應該首先考慮志同道合，也要考慮家庭可靠。」

周恩來接著深情地回憶說：「秉德，你知道嗎?我在和你七媽結婚之前，在巴黎曾經有過一個女朋友，長得還算不錯。」

當秉德發出懷疑的詢問後，鄧穎超笑著說：「五四運動那會兒，我才15歲，根本沒有考慮過談戀愛的事。你伯伯比我大6歲，他立志振興中華，獻身救國事業，而且抱定獨身主義。後來去法國勤工儉學時，他與覺悟社的郭隆真和張若名同行，那時覺悟社的同志們都說，如果今後周恩來放棄獨身主義要結婚的話，他和張若名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周恩來接著對秉德說：「開始我們的確不錯，在巴黎，我們先後加入了中國少年共產黨。但是，後來，因為出身問題，她在黨內受到審查，又因為參加政治社會活動，遭到法國警察的幾次跟蹤和盤問。她自己感到十分委屈和不滿，經過一段時間的思想鬥爭後，她最後決定脫離政治活動，退出黨組織，專心讀書，以期學成後回國效力。然而，我認定的是馬克思主義，誓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奮鬥終生，要準備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終生伴侶，也理所當然是志同道合的，經得起革命艱難險阻考驗的戰友。這一點，你七媽是當之無愧的。於是，我主動與張若名說清楚，轉向你七媽頻繁通信，還求婚。」

周恩來這一段發自內心的話把他與張若名分手的原因說得很清楚。因為在周恩來的心目中，當一個人決定投身革命後，無論自己受到多大委屈、多大風險都要堅持鬥爭下去，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後一息。

根據一些零星史料，如果從張若名這一方面考慮，也確實難為她了。張若名出生在河北清苑縣一個地主兼官僚的家庭。她在天津投身五四運動後，就十分勇敢地沖在了運動的最前沿。她的革命闖勁遭到反動當局的忌恨，還把她抓進監獄，她沒有絲毫動搖。在監獄中，她還在思念著外邊的同學和戰友。但是由於她父母對其投身革命極其反感，曾多次勸說，要她放棄那些「拋頭露面」的行為，在學校好好唸書。她非但沒有接受，卻「鬧」得更凶，繼續為革命奔走呼號。父親盛怒之下，登報宣佈與她脫離父女關係，不再向她提供生活學習費用。她是在「背叛」封建家庭下去歐洲勤工儉學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她還不斷遭到黨內關於家庭出身問題的審查，尤其是她和當時旅歐的中共負責人任卓宣意見不合，任卓宣還故意把她暴露給法國當局，以「考驗」她在政治上的堅定性。這使她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她經過痛苦的思考，作出了痛苦的選擇：退出「少共」，脫離政治，專事學問，以期學成後報效祖國。但此舉又不符合周恩來的擇偶標準，最終導致他倆分手。

摯友情

周恩來對於與張若名分手這件事曾對侄女周秉德說：「世界上男人與女人的關係，除了戀人，還有友情，不能當妻子，卻能繼續成為朋友嘛!就說張若名，我們在天津是一塊坐過牢的，我瞭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棄對革命的追求，但不等於她就一定站在敵人一邊，出賣我們，我們還可以是朋友。」

1928年，周恩來從上海秘密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國內一片白色恐怖，他的行蹤高度保密，但途中仍曾被日本水上警察跟蹤盤查。他參加大會後返回國內時，為了安全起見，不得不繞道歐洲。周恩來到法國巴黎後去找了張若名。他告訴她，他已經和鄧穎超結婚，他代表鄧穎超問若名姐好。她告訴他，自己雖離開了革命隊伍，但決不出賣朋友和黨的秘密，仍然願意做一個不是共產黨員的革命者，並表示決心，要時時以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

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8年，張若名和丈夫楊坤一起離開北平中法大學前往昆明，除了昆明大學校長熊慶來希望楊坤去該校執教外，也有人說張若名有出於「避嫌」的原因：她的初戀對象，一直和她保持著親密朋友關係的周恩來率領千軍萬馬就要進城了，以後如何相處呢?還是離得遠些好，於是，他們舉家南遷昆明。但是，她曾對周恩來盟誓一樣地說過，她將永遠不背叛共產黨，永遠保持一個革命者的精神狀態為國家工作，而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的這一陰影卻始終籠罩著她。她只能時時事事嚴格要求自己，期望自己永遠當一個革命的「左派」。

1955年4月8日，周恩來赴印尼參加亞非會議途經昆明。他利用這一機會，到雲南大學會見了張若名教授和她的丈夫楊坤，並一起共進午餐。據當年隨同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回憶，總理一見到張若名就非常感慨地說：「多年不見了。」然後又說：「我代表小超問若名姐好。」總理還問她，想不想回北京工作?在較長時間的談話中，還談到他們當時一起鬧學潮、坐監牢和在歐洲的一些事。當說到張若名1922年入黨等事時，周總理明確告訴她說：「你當時參加的只是團的組織，還不是黨的組織。」有人據此說，周恩來這樣說是為了保護張若名，因為當時極「左」的政治氣氛籠罩著全國，退團比退黨的政治份量就輕得多了。

上個世紀50年代末，張若名為了表示對黨的忠誠，把哪怕一閃而過的「私心雜念」也要向黨交心，導致她被打成為右派。在不堪忍受批判，不認為自己是革命叛徒的巨大心理壓力下，張若名終於頂不住而投水自殺了。那是1958年6月18日上午。

「文革」結束後，在鄧穎超的親自過問下，張若名得到平反，恢復了名譽，而那時她已離世20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