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9日，是相聲大師侯寶林逝世十週年，侯寶林的小女兒在紀念文集《七嘴八舌侯家事》中追憶了父親的一生，同時對自己的家族往事進行了梳理和重述。這不僅是一本私人相冊，也濃縮了中國一個相聲時代的歷史影像。□摘編自《七嘴八舌侯家事》侯編著中華書局2008年1月

父親的出身,是他心靈上一直淌血的創口

上初一那年，「文革」爆發了，一時間，「出身」變成了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事。紙裡包不住火，我們家的那點兒事兒，也讓人給抖摟出來了———原來，我父母都是孤兒。

先說我母親。我母親王雅蘭據說是天津武清縣人，1922年8月8日立秋生人，小名就叫「秋兒」。因為家裡窮得過不下去，她母親只得撇下她進城（天津）去當奶媽。母親8個月大時，餓得皮包骨頭，眼看活不成了，她父親抱著她進城尋找妻子。不料，被妻子的東家轟出門外，夫妻不得相見。我母親後來分析說，她娘可能是被東家給霸佔了。老爺子急得捶胸頓足不知所措，就有好心人支招：「趕緊找個人家把孩子送出去吧，不然小命就保不住了。」就這樣母親被送給一家在戲班子裡做事的中年夫婦。

母親的養母很開明，在我母親出嫁前，竟把她知道的原原本本地道了出來，就連收養時母親身穿的小衣服、一張寫著母親生辰八字的紙也還一直保留著。

我父親可沒有我母親那麼幸運，他的出身始終是個「謎」。父親虛齡5歲時跟後來成為他舅舅的張全斌坐火車來到北京。據說，父親是1917年農曆十月十五酉時出生的，所以乳名叫「小酉」。張全斌是戲班裡的跟包，不知是不是因為太窮娶不起老婆，反正他一輩子打光棍兒。他把我父親帶到北京送給了自己的親妹妹，因此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父親的舅舅，我們的舅爺。

據父親的檔案記載，父親的養父侯連達、養母侯張氏,家住北京地安門內大街織染局胡同，滿族鑲藍旗人氏。祖上也曾是殷實人家，轉入民國，因無生存技能又染不良嗜好逐漸敗落了。

從我記事起，我就知道父親一個人掙錢養活我們全家，名義上是8口———奶奶、爸媽和我們5個孩子，實際上是11口，因為父親每月還要支付他的舅舅張全斌，另外還有一個師父、一個師娘的生活費。父親對這個舅舅應該說是盡了全責的，一直到把他送進火葬場，回來時手裡拎著幾件老人隨身穿過的舊衣服。老人對我父親的出身始終諱莫如深。聽母親說，直到他彌留之際，父親守在他的病榻旁懇求他，他也還是不肯透露半點。如果說老人有私心，怕我父親找到親生爹娘後不再贍養他，那麼，為什麼到他臨終前還要保持緘默呢？他到底有什麼「難言之隱」？難道他向什麼人承諾過什麼嗎？所以說，父親的出身是個謎，這個謎折磨了他整整一生，是他心靈上一直淌血的創口。

小妹夭折

母親借煙消愁終生難戒

我母親也是一個傳統的中國女性，性格溫和賢淑，做事任勞任怨，感情專一，寬容厚道，相夫教子堪稱典範。她24歲嫁進侯家，從一個嬌生慣養的獨生女、一個令人羨慕的舞台新星搖身變成了一個後娘，心裡的落差可想而知。在中國，為人繼母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不信您看，無論文人的書中還是百姓的口中，後娘個個都是十惡不赦的壞女人。

我大哥耀中1歲多時得了小兒麻痺症，下肢癱瘓站立不起。父親帶著去看號稱「小兒王」的著名西醫，西醫搖搖頭表示束手無策。就在父親絕望時，母親說，不如試試中醫吧！父親就找到名醫趙錫武，趙大夫看完病問父親：「我開了方子，你敢不敢給孩子吃？」父親說：「您敢開，我們就敢吃。」「那好！我先開幾服湯藥，每服藥搭上兩丸蘇合丸。這藥是大人的劑量，還必須得是同仁堂制的，可沒人敢給這麼小的孩子用啊！」此後，母親把自己親生的兒子耀華交給我姥姥帶，一心一意照料耀中。每天除了吃藥，還得帶他去針灸按摩。大約半年後，我大哥的病完全治癒了，沒有留下一點後遺症。1961年他參軍到海南島戰線文工團當文藝兵，正好趕上部隊搞「大比武」，他被派往「尖刀班」學習，竟然還參加了橫渡瓊州海峽。幾年前，他主演了農村題材的電影《春打六九頭》，60歲的人了，依然健碩。

我的妹妹咪咪，年紀小我兩歲，1954年出生。她是全家最小，也是父母最疼愛的孩子。母親總說，這個孩子不光長得漂亮，而且天資過人，小小年紀打撲克竟然能贏父親。要知道，我父親的「牌藝」是大家公認的。父親的學生於世猷有一段回憶：「侯老同郭啟儒演出，我陪著侯老玩牌。我記得有一年元旦，侯老叫我陪著郭啟儒他們去了中南海，兩位老師在舞會的中間夾了段相聲，新年鐘聲敲響了，大家唱起了《東方紅》，毛主席站起來和大家招手。爾後，我跑到後台，和侯老玩了歲初的第一把撲克牌。你看！侯老即使到中南海給毛主席演出時的空隙，也忘不了玩上一把。」

我妹妹咪咪4歲時患上了腎小球腎炎，原本病情已經穩定。7歲上小學時，因為誤打了某種預防針，舊病復發。當時是經濟困難時期，藥品食物匱乏，得不到良好的救治，病情時好時壞。拖到1962年開春，不治而亡。那天恰好是父親要去南方巡迴演出啟程的日子。

下午，父親剛到火車站，醫院來通知說，孩子經搶救無效死亡。單位領導讓父親留下來料理後事，父親謝絕了。父親說：「海報早就貼出去了，最近一站的演出票也已售出了，如果我不去，觀眾會失望的。」父親走了，母親把自己關在房裡，一連三天，只是一根接著一根地抽煙。從此，直到她去世，每天兩包香煙。母親還留下一句名言：「戒飯行，戒煙不行！」

父親說，「是王雅蘭和我共同培養了一個侯寶林！」

1966年6月「文革」一開始，父親中斷了在上海鳳凰單車廠的創作體驗。回到北京不久，就被隔離審查了，關在離我家不遠的原廣播學院的灰樓裡，每天刷廁所，鏟煤，寫十七年「反黨」的交代材料，不准回家。到了深秋，有人通知母親讓她給父親準備過冬的衣服，還帶回一句話，要母親和他離婚，免得受連累。父親收到母親連夜趕製的棉衣時，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憋了好幾天，他終於找到造反派的頭頭，跟他們說：「我什麼也不要，你們只要把王雅蘭的骨灰給我就行了。」後來，父親看到母親偷偷放在棉衣中的紙條，上面寫著：「孩子們說他們不做逃兵。」父親這才相信母親還活著。

有一段時間，好像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父親被暫時放回家。他寫了大量的交代材料，因為抄家的紅衛兵隨時可能推門而入，你也弄不清他們都是哪一派的，甚至弄不清是本單位還是社會上的，當然也不敢問。父親怕他的交代材料被一派人拿走，另一派人又來要，解釋不清，就讓母親想法幫他藏起來。母親很聰明，她把材料放進一個塑膠袋捆好，再放進我家的面缸，用麵粉蓋起來。這招兒果然很靈，那些材料被保存了下來。這個秘密後來被我無意中發現了，我很佩服母親。如果沒有母親，父親是不是能捱過「文化大革命」，恐怕就很難說了。

父親去世前最後一次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時，他對著鏡頭用手指著母親說：「是王雅蘭和我共同培養了一個侯寶林！」這就是父親對母親最後的評價，可見，母親在父親心目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