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熙修，江蘇嘉定人，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是中國有名的進步記者。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先後在重慶和南京任《新民報》記者、採訪部主任。在周恩來等人的影響下，為宣傳中共堅持抗戰和揭露國民黨反動面目，浦熙修寫了大量的新聞和特寫，被稱為後方新聞界的「四大名旦」之一。1947年，國民黨當局血腥鎮壓反內戰、反迫害、反飢餓的群眾運動，製造了五二○大血案。浦熙修不顧個人安危，堅持報道事實真相，1948年被國民黨當局以共產黨嫌疑為借口逮捕入獄，在獄中仍與共產黨員一起堅持鬥爭。建國後，浦熙修卻歷經劫難，直至生命盡頭。

到北京，老記者有了新問題

1949年6月，浦熙修獨自一人從上海來到北京。那段時間，浦熙修心情特別舒暢，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照得都睜不開眼」。到了北京之後，浦熙修有三個報館可以選擇：《光明日報》、《新民報》和《文匯報》。浦熙修曾經在《新民報》工作過，再加上過去的老闆陳銘德也非常希望她過去，於是她先去了《新民報》。後來她覺得《新民報》在北京的勞資關係比較複雜，就從那兒退了出來。《光明日報》她也去過，但又覺得《光明日報》是黨派報，而她是自由慣了的人，所以沒過多久，她就覺得不能適應。這時正好《文匯報》的老總徐鑄成邀請她到《文匯報》，她也覺得那裡可能更適合自己，於是最後選擇了《文匯報》。1953年，《文匯報》改為公私合營的報紙，漸漸失去了先前的光彩。在黨報的《解放日報》、經濟類的《新聞日報》和市民讀物的《新民晚報》間，它似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1956年春天，《文匯報》被迫停刊，變成了一張《教師報》。浦熙修當時非常喪氣地寫信給章伯鈞說：「《文匯報》改教師報已確定，從地方報紙來到中央，注定是三日刊的命運」，「我現在不求什麼了，只想把文章能夠寫好」。不久，《文匯報》再次復刊，浦熙修擔任《文匯報》副總編輯兼駐京辦事處主任。此外，她還曾擔任過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委員、全國婦聯委員等職。這期間，她三次赴朝鮮前線採訪，但是這時的《文匯報》畢竟不如從前了。浦熙修以前在《新民報》是以跑獨家新聞和專訪著稱，到了《文匯報》後，她也跑了一些獨家新聞，後來中央規定重大新聞必須統一用稿，她就有點不知所措，不知道怎麼適應這種新的形勢了。

錯劃為「右派」，身心受挫

《文匯報》的復刊是「鳴放」的產物。1957年反右派運動開始，浦熙修也因與羅隆基的特殊關係而難逃劫難。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說：「嚴重的是《文匯報》編輯部，這個編輯部是該報鬧資產階級方向期間掛帥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脫－－《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幹的女將。人們說：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這個「右派系統」「替反動派做了幾個月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的喉舌，報紙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向，即資產階級的方向」，尤其是《文匯報》編輯部，它是「該報鬧資產階級方向期間掛帥的」，當然就是由浦熙修「掛帥」了，而且「帥上有帥」，主帥就是羅隆基。

此時浦熙修在東北採訪，羅隆基也正在國外訪問。面對這樣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浦熙修無法接受。她對共產黨有很深的感情。解放前住在重慶的時候，周恩來經常打電話給她，就黨不便出面的問題，跟她商量如何用新聞的方式發表。帶著這種感情，浦熙修從來不曾對黨有過懷疑，她覺得既然共產黨說她錯了，那她肯定就錯了。但是她錯在哪裡呢？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想與羅隆基劃清界限，卻被攻擊為「兩面派」。在眾人皆言存在著一條「羅－浦－編輯部」黑線的情況下，她精神上徹底垮了。在文匯報社黨組、浦潔修和浦安修的一再勸說下，她被迫「交代」了羅隆基給她的「使命」，向黨向人民低頭認罪。他們還逼她找出過去的日記、信件，並用上面大人物劃定的政治公式幫她在其中查找問題；又將找出的問題往這個公式裡套，來說明她的錯。在當時「黨是絕對正確的，有錯就是自己的」這一思維模式下，浦熙修一次次地寫檢查，真心實意地按照黨的要求檢討自己，「揭發」羅隆基。此後，浦熙修還公佈了羅隆基的一些私人信件。在《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後的翌日，即７月２日，在新聞工作座談會上，浦熙修被迫把羅隆基給她的信中的若干內容念了出來。浦熙修的女兒袁冬林回憶說：「隨著運動的深入，『交代』、『揭發』的問題越來越多，假的似乎也成了真的，以至於連彭總、三姨對娘的『問題』都很生氣。對在反右中娘的這種表現，現在有個別年輕學者質疑：『浦熙修受到的威脅和逼迫到底有多大？』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都知道，這決非是受到『威脅』、『逼迫』而『交代』問題這麼簡單。在那個年代，黨的威信很高，娘又是那麼相信黨，當組織與周圍群眾全說你『錯』時，你就只能自己找『錯』了。」

1959年11月，浦熙修被摘去了右派帽子。當時她感激地說：是黨和民盟組織使我從右派的泥淖中爬了出來，從而看見了敞開的社會主義大門。

被逐出新聞界，作舊聞記者

浦熙修摘去右派帽子後，離開了《文匯報》。從1960年到1965年的6年裡，浦熙修一直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工作。她最初主編《文史資料選輯》，先後擔任文教組長、副組長。她說：「新聞記者當不成，當了舊聞記者。」這以後，「硬氣」的浦熙修變得不願多見人，話不多，活動圈子也小，甚至在政協開會，見到周總理也躲著走。

這期間，浦熙修讀的書和思考的問題都很多。據她女兒袁冬林說，她通讀了《毛澤東選集》四卷，並反覆閱讀《實踐論》、《矛盾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文章。為寫好文化史，她閱讀了《史記》、《拿破侖第三政變記》及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等書；為了掌握收集材料的辦法，她閱讀了《達爾文的生平及其書信集》。浦熙修覺得魯迅的雜文對自己的業務有幫助，為此還閱讀了《魯迅全集》，其他書如《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一些人物的傳記也在她的閱讀範圍之內。之後，她終於悟出：「當時自己是一個新聞記者，東跑西跑，混在政治漩渦中，卻不懂得政治。」

身處逆境，執著追求自己的信仰

解放前，浦熙修曾經多次提出入黨要求。解放之後她也提過入黨的事情，得到的答覆是：五年之後再說吧。入黨不成，浦熙修的內心感到很壓抑，政治上感到非常失落。

從浦熙修留下的日記可以看到她當時的思想脈絡：1962年10月28日（星期日）：「許久以來－－一年、二年、三年，或者說從反右以來吧，在心中有個想法，這個想法在最近半個月又比較明朗起來，今天更增強了一些。」接著又寫了三次看范長江的情況：「第一次（1952年或1954年）曾經和他談到入黨的問題，他告訴我五年後再說吧，那是為了羅的問題；第二次僅談《文匯報》復刊問題，是欽（欽本立）約好，而我隨去的；這次（第三次）我是為了文教史料組稿問題，而向他請教關於科學界人士撰寫史料的問題，然後談到我最近的心情，但我沒有談到我還有入黨的打算，而只談我以後如何把工作做好的問題。」「沈大姐（沈茲九）鼓勵我申請入黨，今天長江同志的話使我覺得必須要照此做去。我最近必須要找個機會提出來。」浦熙修曾在青島學仰泳，她記下了那時的心情（1964年8月8日，星期六）：「仰臥海上，天是無限的寬闊，與過去只能在沙上睡睡又是一個意境了。如果能自由仰伏，那又不知要如何舒適了。我這一葉之身，遨遊於廣闊的天地之間，享盡自然所賦予的美妙了。在整個社會之間，由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掌握了唯物辯證法，那就也享受到這種美妙了。在這個偉大的社會中，要做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生命雖然是有限的，服務也就是無限的了。這樣的生命才有價值，永葆美妙的青春，我願意在今後一二十年中達到這樣的境界。我有幸生在毛澤東時代，我願意永遠追隨許多先進的馬列主義戰士做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被劃為右派後還會想入黨？有人說，這是「愚忠」，但這不正說明那一代人對終生所追求的理想的執著嗎？「文革」中，浦熙修在劫難逃，再次受到批判，親人被迫離開身邊，一個人住院，卻又得不到治療。1970年，浦熙修在北京孤獨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