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危受命」中走上峭壁

　　1944年12月18日，宋子文成了這一天出版的《時代》週刊的封面人物。兩個星期前，他剛剛在重慶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的代院長。

封面選用的是一幅宋子文彩色標準肖像畫。他身著灰色西裝、白色襯衫，繫著一條藍色方格圖案的領帶；方方正正的臉龐，戴一副眼鏡，眼神不活潑但也說不上呆滯，似乎更近於平靜。宋子文出生於1894年，那一年，中日之間爆發了甲午海戰；1944年則是中國抗日戰爭接近尾聲之時，前後相距整整半個世紀。於是，在肖像畫作者的筆下，年過半百的宋子文梳理得整整齊齊的頭髮，醒目地被點染出斑斑霜色。耐人尋味的是，洋派十足的宋子文的腦袋周圍，安排著最有中國傳統特色的景致——左邊一座七層古塔，右邊一尊威風八面的石獅子，頭頂上則是北京故宮一片壯觀的「飛簷」。

「通往勝利的路在峭壁之上」——在「中國的宋子文」的稱謂下面，《時代》用了這樣一句說明。

「峭壁之上」，簡單的幾個字，勾勒出1944年中國的嚴峻局勢：美國的史迪威將軍與蔣介石的衝突白熱化，最後，羅斯福總統不得不將他召回；盟軍在這一年6月成功登陸法國諾曼底，與反法西斯戰爭歐洲戰場東線的蘇聯戰場相互呼應，歐洲戰場接連告捷；與此同時，日本軍隊卻在中國戰場上大舉進攻，使中國面臨著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最嚴峻的危機；美國特使赫爾利的延安之行以失敗而告終，國、共兩黨繼續對峙，抗日戰爭尚未結束，內戰的陰影卻越來越濃重……在一連串令人目不暇接而又忐忑不安的場景中，中國走到了1944年的尾聲。

宋子文正是在此情形下——自1939年以來一直兼任行政院院長的蔣介石，終於在1944年12月4日讓出這一職位——由外交部長改任行政院代院長。

自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十幾年間，這已經是宋子文第三次出任代院長的職務了。他的每一次出面「代理」，似乎都有「臨危受命」的意味。

宋子文第一次任代院長，是在1930年9月25日，原因是行政院院長譚延闓三天前(9月22日)病逝。此次宋子文任代院長的時間不到兩個月，隨即由蔣介石兼任。第二次任代院長是在1932年8月，時任院長的汪精衛因與張學良矛盾激化而辭職，故由宋子文代理。7個月後的1933年3月，汪精衛從歐洲歸來，重新擔任院長。如今，1944年12月初，在蔣介石面臨內政外交諸多危機之時，宋子文又一次被請出山。

宋子文這一次出山，「臨危受命」的意味更濃了。與前兩次不同的是，這一次，他不再是一位匆匆的過路客。自1945年5月底正式就任院長，一直到1947年3月離任，復由蔣介石取代，此次宋的整個任期達兩年零三個月。

他不是「蔣身邊的人」

在現代史著作中，宋子文的名字是與「四大家族」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在一定意義上，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果夫兄弟)「四大家族」，就是「蔣家王朝」的代名詞，他們的興衰即是一個時代的興衰。

但是，幾年前，當筆者閱讀1943年3月1日的《時代》時，卻注意到，至少在當時的外國媒體眼裡，宋子文並不屬於與蔣介石關係密切的人。這期《時代》的封面人物是宋美齡，除了封面人物的報道之外，《時代》還用一個頁碼的篇幅發表題為《蔣身邊的人》的文章，並配發一組人物照片。文章首先寫道：

蔣介石委員長身邊的人是一個「幫派」,如羅斯福新政時期的政府班底，或者俄亥俄共和黨的組織以及相同情況形成的幫派。這些人個性強，鋒芒畢露，但又頗能忍辱負重，是委員長諸多面貌的不同反映。不管怎麼說，他們是一批能吃苦的人。(《時代》，1943年3月1日)

文章以下面的順序一一介紹了「蔣身邊的人」：陳佈雷、何應欽、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張群、陳誠、戴季陶、王寵惠、王世傑、董顯光。「四大家族」中的蔣、孔、陳三家均在其列，唯獨宋子文除外。筆者感到好奇，當即在筆記本上註明一句：「注意：無宋子文。」後來，當又閱讀一些相關著作後才發現，其實不只是《時代》的記者，當年不少西方人士通常都習慣於把宋子文與蔣介石看做不同的人。或者說，在宋、蔣與共產黨相對立的共性之外，海外人士更樂於看到他們的差異與矛盾。

毫不奇怪，宋子文這樣一個出身於牧師家庭，和宋氏三姐妹一起在美國接受教育的人，他身上那些與蔣介石有所不同的精神氣質、文化素養、行事風格等，更讓美國人有著濃厚興趣和偏愛。在介紹這位封面人物的教育背景時，《時代》就明確指出：「被委以重任挽救中國的這位中國人，既是亞洲人，也更像一個美國人，或者說他可能希望能做到這樣。」

漢密爾頓是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的財政部長。宋子文在1927年的北伐戰爭中即被人稱作「中國的漢密爾頓」。然而，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與中國共產黨及國民黨左派決裂，一夜之間，血色濃重。歷史突變，把本來屬於國民黨中間派的宋子文，一下子推到了他必須做出抉擇的境地。

一個「蔣身邊的人」之外的人，在猶豫中，看著蔣介石的戰車呼嘯而來。宋子文最終拋棄了所信奉的自由主義思想和中間派立場。武漢政府中的國民黨左派，如宋慶齡、陳友仁等流亡蘇聯，宋子文則轉而與國民黨右派結盟，站到了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陣營中，出任南京政府的財政部長、行政院副院長等職。

　　在《時代》的報道中，宋子文精明、能幹，其性格與作風也與其他政府官員頗有不同：

作為財政的監管者和對「賄賂」的堅決反對者，宋子文對眾多衣著華貴的官員十分反感，氣惱地打翻過數不清的茶杯。他對托人說情和當面吹捧的做法嗤之以鼻。他喜歡坦率交談，盡量減少繁文縟節。他具有美國人講究效率的理念。他下決心要使華夏古老的車輪能像汽車輪子一樣快。他的慣用方法之一是，命令他的部屬「應急待命」，這意味著他們不能離開辦公桌去按照中國傳統慢條斯理地吃午飯或扎堆兒閒聊，或者搞各種各樣的中國式磨洋工。(《時代》，1944年12月18日)

宋子文與姐姐宋慶齡也一直保持著聯繫。政治上的分道揚鑣，倒也沒有完全淡化彼此的親情。抗戰爆發後，一位在香港結識宋慶齡的德國姑娘的說法可作佐證。這位德國姑娘的中文名字叫王安娜，是中共地下黨員王炳南的妻子。王炳南的父親與楊虎城是至交，因而王炳南一直得到楊虎城的照顧和重用，在「西安事變」的整個過程中，他便在楊虎城身邊發揮過重要作用。王安娜這樣說到她印象中的宋子文：

1938年6月，我和孫夫人在香港相見時，我覺得，就對問題的看法而言，在家人中和孫夫人最接近的是她的弟弟宋子文。他當時是中國銀行的董事長。在政治上，他和這個姐姐的思想很接近，只是缺乏姐姐那樣的勇氣和不屈不撓的意志。就如美國作家文森特·希恩曾恰當地稱他為「性格永不固定的自由主義者」一樣，他每每為內部的糾紛而煩惱。對受過美國教育的宋子文來說，與外國人相處比與中國人在一起要愉快。在中國人看來，他是個忙忙亂亂、充滿熱情、忽三忽四、充滿矛盾的人。(《中國——我的第二故鄉》，第128頁)

於是，綁在蔣介石的戰車上的宋子文，成了西方人士眼中「蔣身邊的人」之外的人。

「歐美派」策劃架空蔣介石

儘管搭上了蔣介石的戰車，被視為「歐美派」代表人物的宋子文，其實在不少問題上與蔣介石經常存在著矛盾和分歧。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宋子文主張立即抗日，遂與蔣介石發生了自1927年以來最大的衝突。《時代》這樣寫道：

宋子文對日本侵略滿洲和熱河，發表了最直言不諱的講話。委員長認為中國還沒有做好全面抵抗的準備。宋則主張立即對日作戰。從此，這對兄弟反目。1933年，宋子文被解除了財政部長和行政院副院長的職務。接替他的是蔣的連襟——溫文爾雅的山西銀行家孔祥熙。(《時代》，1944年12月18日)

被解除職務的宋子文一度賦閒在家。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後，蔣介石即任命尚在美國的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長。在中、美業已成為盟友共同對日作戰的新局勢下，無疑，蔣介石需要與美國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宋子文再度出山。

但蔣介石與宋子文的矛盾依然存在。他對宋子文在美國的工作進展也頗不滿意。開羅會議是一個明顯的例證。1943年底，蔣介石前往參加開羅會議，與美國羅斯福總統和英國丘吉爾首相會談。這是他在抗戰期間最重要的外交活動。令人生疑的是，他竟然沒有讓外交部長宋子文隨同參加。相反，他帶去的是前面提到的「蔣身邊的人」中的王寵惠和董顯光兩人。他們中的前者曾擔任過外交部長和立法院院長，後者是抗戰期間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長期負責對外宣傳。由此可見，蔣本人也沒有把宋子文看作是「身邊的人」。

美國駐華使館武官、擔任過史迪威將軍政治顧問的約翰·戴維斯，在回憶錄《抓住龍尾》中講述的故事，讓筆者有了意外發現，對民國史中的權力角鬥也多了一個視角。原來，在1942—1944年間，宋子文與蔣介石暗地裡曾有過一次較量，以美國勢力為背景的宋子文，試圖架空甚至取代蔣介石。戴維斯回憶說：

1944年下半年，宋子文被疑心重重的委員長任命為與居心叵測的美國人打交道的代表。雖然蔣的內兄有外交部長的頭銜，委員長對宋的權力卻嚴加限制。蔣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他的這位才華出眾的半個美國人的親戚。

他知道宋覬覦他的權力，曾經策劃踢開他，給他一個榮譽職位，而把政權接管過去。1942年下半年，宋曾經力請史迪威支持來做一筆交易，如果成功的話，將會使外交部長對中國軍隊取得廣泛的權力。史迪威的反應是有保留地不承擔義務，提議也就沒有結果了。

在蔣宋王朝內部，具有非常突出的陰謀特色的策略轉變之一，就是宋轉而反對史迪威。他開始對史迪威施放明槍暗箭，然後於1943年9月15日在華盛頓逗留期間，向羅斯福提出了一份改組中國戰區的計畫。這項計畫要求指派兩名未予明說的中國軍官任最高司令和參謀長。那樣一來，蔣的最高司令將被取代，但是保留了他的國家元首頭銜；而史迪威則將被剔除掉了。總統把這種異想天開的計畫告訴了馬歇爾，被馬歇爾給否掉了。(《抓住龍尾》，第363頁)

野心對於宋子文也許是美妙的，但在現實中卻只能被戴維斯及許多西方人士看作是一種空想。與掌握實權、擁有軍隊、具有政治計謀的蔣介石相比，宋子文在中國顯然沒有實力，沒有受到廣泛支持和擁戴的基礎。

根據戴維斯的回憶，1944年6月來到重慶訪問的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在與蔣介石、宋子文會談之後，對宋子文頗有好感。認為：「與蔣相比，外交部長是一位血緣上具有中國人的氣質而又『親美的』、『效率高的』、而首先是有『西方頭腦』的人。」華萊士甚至說蔣是「東方頭腦」的人，宋是「現代派」——他應該被選擇為美國的工具，指導中國走出戰爭和進入戰後世界。

《時代》發表了宋子文與接替史迪威職務的魏德邁將軍握手的照片。然而，身為美國傳教士的後代，在中國出生、長大並就讀於燕京大學的戴維斯，對中國的國情有深入瞭解。他坦率指出華萊士的想法完全「是一種空想，因為宋沒有那種中堅力量」。在他看來，宋子文根本沒有社會基礎，也沒有與蔣介石抗衡的實力。

他分析得不錯。宋子文始終無法與蔣介石抗衡。所謂在抗戰後期以「歐美派」架空或取代蔣的企圖，其實並沒有引起多少反響，在歷史長河中，連一點兒漣漪也沒有蔓延開去。

1949年，當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失敗退縮到台灣之後，宋子文這個「蔣身邊的人」之外的人，最終與蔣介石揮手道別了。他前往美國，在他最熟悉、最喜歡的地方度過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