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少帥張學良整整100 年的漫長人生中，其感情生活起伏變化很大，青少年時代作為軍閥的公子哥兒，在感情上是浪漫不羈的。張學良晚年曾坦誠對人說：「我年輕時什麼都來，最喜歡女人和賭博。」並且賦詩：「平生無憾事，唯一愛女人。」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因為執行蔣介石對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而丟掉東北三省，致使他成為輿論攻擊的焦點，他不檢點的私生活同樣成為非議的話題之一。進步報人鄒韜奮主編的《生活週刊》發表《東北的漆黑一團》一文指出：「少帥的確沒有名義上的姨太太的。然而後宮佳麗卻足有數十人，這數十位實際姨太太，優伶也有，娼妓也有，次要人的太太小姐也有。總而言之，他的穢德，在東省是彰聞的。他的大煙癮也是蓋世無雙，一槍在手，美人在懷，神魂顛倒，樂不思蜀，無怪乎日兵一到，只能把遼、吉揖讓恭送。」

其後，《生活週刊》發表的另一篇文章，在繼續緋聞的同時，卻把當時上海著名的影星胡蝶給卷將進來，由此引發了當時沸沸揚揚，若干年後依然沸沸揚揚的一段歷史公案。

 

 

紅極一時的電影明星胡蝶被馬君武扣上了紅顏禍水的帽子

一位署名「越民」的讀者給鄒韜奮主編的《生活週刊》發來一篇《不愛江山愛美人》的小文章，作者以「確息」這樣的給人感覺是準確的消息來源的口吻，敘述張學良與胡蝶女士在北平相見。因此，當時，一些小報紛紛轉發這一消息，並作為譴責張學良不抵抗的理由。而譴責張學良最厲害的，莫過於國民黨元老、北平民國大學校長馬君武在上海《時事新報》等報紙上發表感時近作《哀瀋陽》詩二首：

（一）

趙四風流朱五狂，

翩翩胡蝶正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塚，

哪管東師入瀋陽。

（二）

告急軍書夜半來，

開場絃管又相催。

瀋陽已陷休回顧，

更抱佳人舞幾回。

 

 

北平民國大學校長馬君武。他當年所作的《哀瀋陽》詩，傳遍了大江南北，也將張學良推到了風口浪尖上

據馬君武自稱，此詩是仿李義山《北齊》體而作。原詩是這樣的：

一笑相看國便亡，何勞荊棘始堪傷。

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

巧笑知堪敵萬機，傾城最在著戎衣；

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

詩中所說的小憐是北齊皇后婢女，貌美，喜著戎衣，為後主高緯（565-576 年在位）所寵愛，被封為淑妃，與之坐則同席，騎則並馬，兩人常出外打獵消遣。有一次，遇到北周軍入侵，丞相隱匿軍情不報，致使晉陽失陷。高緯欲率軍南下，小憐於此時恃寵撒嬌，堅持再獵一圍，致誤反攻時機。後來，高緯反攻晉陽，城內北周軍已漸感不支，城垣崩潰，在這個關鍵時刻，高緯卻忽然下令停止攻擊。他的用意是想炫耀武力，要讓小憐看看他大軍破城的

景象，而小憐此時正在梳妝，良久未竟。北周軍遂利用這段時間搶修城防。等小憐妝成後，雙方繼續會戰。高緯帶小憐並馬在高地上觀戰。北齊軍右翼稍後移，小憐誤以為敗退，遂在馬上驚呼：「我軍敗了！」他倆急忙撤離戰場，以致北齊軍軍心動搖，一敗而不可收拾，導致北齊政權很快滅亡。從上述情況可知，馬君武的《哀瀋陽》是借古諷今，說張學良不重江山重美人，在九一八事變之夜猶與胡蝶翩翩起舞，結果把東北三省給斷送了。

馬君武的詩作發表後，各報廣泛轉載，並傳誦一時。從此，張學良被國人罵為「風流將軍」、「不抵抗將軍」；胡蝶則被視為「紅顏禍水」，承受很大的精神壓力。

以馬君武的名流地位以及這首本身就激盪著愛國主義義憤的詩，人們無暇來考察歷史的真實如何，卻很樂意把詩中所言的內容在張學良身上坐實。詩中的趙四，無須多說。所謂朱五，是當年北洋政府內務總長朱啟鈐的五女兒朱湄筠。她是張學良二弟張學銘的大姨子，即張學銘太太的五姐。她經常與張學良跳舞，後來嫁給張學良的秘書朱光沐為妻。至於胡蝶，則是當時著名的電影明星。詩的意思主要是講當時風傳張學良思想摩登，已經腐化墮落，早把國難家仇置於腦後，在九一八事變時，他正在北京六國飯店與胡蝶跳舞。對於馬君武的詩，身為當事人的張學良、趙四、朱五均未置一詞--這恐怕是當時最好的策略，因為假如要發表聲明的話，在那種環境下只能是越描越黑。

 

風姿綽約的趙四小姐

 

 

馬君武與張學良「公案」中，被無辜捲進來的朱五小姐-朱湄筠

而對電影皇后胡蝶就不一樣了。胡蝶本與張學良沒有見過面，卻無端地承受這樣的冤枉，她當然不幹了。於是，她在《申報》等報刊上刊登一則闢謠啟事，鄭重聲明：

蝶於上月為攝演影劇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適逢國難，明星同人乃開會集議公決抵制日貨，並規定罰則，禁止男女演員私自出外遊戲及酬酢，所有私人宴會一概予以謝絕。留平五十日，未嘗一涉舞場。不料公畢回申，忽聞海上有數報登載蝶與張副司令由相與跳舞而過從甚密，且獲巨值之饋贈云云。蝶初以為此種捕風捉影之謠，不久必然水落石出，無須亟亟分辨乃曰。昨有日本新聞將蝶之小影與張副司令之名字並列報端，更造作饋贈十萬元等等之蜚語，其用意無非欲借男女曖昧之事，不惜犧牲蝶個人之名譽，以遂其污蔑陷害之毒計。查此次日人利用宣傳陰謀，凡有可以侮辱我中華官吏與國民者，無所不用其極，亦不僅只此一事。惟事實不容顛倒，良心尚未盡喪，蝶，亦國民一分子也，雖尚未能以頸血濺仇人，豈能於國難當前之時，與負守土之責者相與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國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嗚呼！暴日欲遂其併吞中國之野心，造謠生事，設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蓋欲毀張副司令之名譽，冀阻止其回遼反攻。願我國人，悉燭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殺人之計也。

胡蝶闢謠啟事登出後，明星電影公司導演張石川及洪深、董天涯、鄭小秋、龔稼農、夏佩珍等全體演職員，也在《申報》上發表啟事為胡蝶作證，啟事說：

胡女士闢謠之言，盡屬實情實事。同人此次赴平攝取《啼笑因緣》、《舊時京華》、《自由花》等外景部分，為時幾近兩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獨胡女士未嘗違犯公司罰規而外出，更未嘗得見張副司令一面。今赴平之男女演職員同住東四牌樓三條胡同十四號後大院內，每值攝片同出同歸，演員中更未嘗有一人獨自出遊者。初到及歸前數日，或出購買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與偕，故各人行動無不盡知。同人非全無心肝者，豈能容女演員做此不名譽之行動？尚祈各界勿信謠傳，同人願以人格為之保證焉！歸自北平之張石川、洪深、董天涯等全體職員及鄭小秋、龔稼農、夏佩珍等全體演員同啟。

事實是，明星影片公司為赴北平拍外景，一行四十餘人在導演張石川率領下，於1931 年9 月中旬離開上海北上，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才到達天津。胡蝶在回憶錄中說道：「我們到達天津時，見到大批撤下來的軍隊，知是瀋陽失

守了。」所以，胡蝶到北平，當是九一八事變之後。所謂九一八事變之夜胡蝶與張學良翩翩起舞一事純屬子虛烏有，純屬攻擊者的想像。胡蝶在北平五十餘日，始終未與張學良謀一面，後來張學良因事到上海，有人想介紹他與胡蝶相見，張學良婉言謝絕了。他說：「如果這樣，謠言豈不得到證實？」遂一笑置之。張學良與胡蝶可說是「素昧平生」。胡蝶在晚年寫的回憶錄中特別指出，馬君武的詩是一段「莫須有的公案」，這是可信的。另外，還有人說，朱湄筠在抗戰期間曾在香港一家飯店中看到馬君武，就走過去對他說：「馬先生，你認識我嗎？我就是你詩中所寫的朱五小姐。」馬君武一看，拔腿就走。

馬君武的兩首詩誠然不免牽強附會，並沿襲了古代「紅顏禍水」的偏見，但卻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和愛國人士憂國憂民的心情，對於蔣介石、張學良推行「不抵抗政策」喪失祖國大片河山表達了強烈不滿和痛心，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共鳴，很快流傳開來，成為膾炙人口的詩句。馬君武後來對人自誇說，他的《哀瀋陽》詩足以和明朝末年吳梅村祭酒譴責降清大將吳三桂的詩《圓圓曲》媲美，永垂史冊。

但是，根據張學良當年的秘書惠德安的回憶，馬君武寫這兩首詩，還有他和張學良個人之間的恩怨因素，並非完全出自愛國的公心。惠德安說：

馬君武早年留學德國，取得工學博士學位後，曾在北平創立一所民國大學，這所私立大學，資金很少，由大學的董事會籌措經費維持它。馬君武聽傳說張學良曾給天津張伯苓辦的南開大學捐助不少辦學金。馬幾次求見張，請他拿出一筆款助學，由於東北情況緊張，又加張的身體不好，沒能邀見他，他很不滿意。事情湊巧，九一八事變後的這些天，北平學生去順承王府請願共赴國難。張接見了學生並講了話，馬君武認為既能接見學生，為什麼不能會見他。他特往順承王府承啟處，要求無論如何也得見張，不見，他就不走，要在承啟處坐以達旦。張學良只好會見他。據當時財政部冀晉察綏特派員荊有巖說，張見馬以後，張曾詢問荊能否設法給「民大」弄點錢？荊說他那特派員公署，每月支付班禪北平辦事處、蒙藏委員會駐平機構、外交部辦事處以及其他一些額外開支，數目就很可觀。

現在東北出了問題，以後的軍餉能否發出去，都成疑問。馬校長在這時候，要那麼多錢，豈不是給我們出難題？張聽了以後，久久未作表示。幾個月後，馬君武從上海寄給張一封信，作最後的要求。張回信的大意是，現今的軍事費用，已窮於籌措，風起雲湧的東北義勇軍，且無力接濟，對於「民大」，實已愛莫能助。

惠德安以當事人的身份說的這個事情也很難否定，不能排除馬君武藉機發洩對張學良的怨氣的可能。如果是這樣，馬君武的《哀瀋陽》詩就包含有公私兼顧的含義。不管出於什麼樣的動機，馬君武的詩確實給張學良造成很壞的影響，使他和胡蝶都蒙受了不白之冤。張學良對此備感痛苦，但他從未作公開或書面的辯解。他最氣的是人家說他與朱五小姐有染，是天大的冤枉，後來連玩笑都不敢與部下的太太開了。對此，張學良始終耿耿於懷。他幽禁期間所寫的《雜憶隨感漫錄》中，特意對此提出辯證：

我利用此時機，一述多年來對我誤傳有關「九一八」的一段小插曲--胡蝶女士的故事也。其他我不必多說，我在該當時，適在病後，病體尚未復元，散步行走過久都不能成，又安能狂舞乎？幸此胡蝶女士尚在人間，如有好事者，可以向她質詢。我同胡女士不但談不到熱戀，我同她從未有過一面之緣。我自己對於我自己，抱歉得很，徒空受艷福之名也！因之，我常推想到，歷史上有些不合情理的記載，多恐有失真實。所謂望風捕影，我同胡蝶之流言，是連風影都說不到，會傳得像真事一般，不論將來百年之後，就是當事人皆生在的今日，有些人確認為真實。「曾參殺人」，流言可畏也……我們不可認為流言無關，忽視之而不加以警惕也！

雖然由於馬的詩而釀成了這一公案，但是，胡蝶把馬君武當作謠言的始作俑者，也未免冤枉了這位愛國志士。她無法瞭解的是，這謠言之所以流傳甚廣，責任主要還不是那首詩，而是謠言的炮製者。這有兩種說法：一說是天津日本特務機關報《庸報》故意造謠，以轉移人們的視線；另一說法是南京國民黨政府中的親日派蓄意借題發揮，目的在於把一切罪過都推到張學良身上，為蔣介石、同時也為日本侵略者開脫罪責。可謂用心良苦。

關於張學良與胡蝶後來是否見過面，胡蝶女士在她的回憶錄裡也講得很清楚：「我和張學良將軍不僅那時未曾謀面，以後也未見過面，真可謂素昧平生。1964 年6 月，我赴台灣出席第十一屆亞洲影展時，還曾有記者問我要不

要見張學良，我回答說：『專程拜訪就不必了，既未相識就不必相識了。'我還開玩笑地對朋友說：『過去那段冤案好不容易弄清楚。現在相識，豈不又給人以題目嗎？」

胡蝶女士的這一談話在報上發表不久，考試院院長莫德惠去看張學良。據莫事後對記者說，張曾問他，是否看到胡蝶那段談話，然後說：「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這自然是以後的事實了，但在當時，由於馬君武的詩流布很廣，張學良也罷，胡蝶也罷，還要忍受這種冤屈而無處辯解。倒是詩作者本人在後來瞭解到了張學良不抵抗的真實情況後，才放過了張學良，把責罵的矛頭指向了蔣介石。他在《致蔣介石、汪精衛電》中說：「國事敗壞至此，論者異口同聲皆曰：是乃精衛兄在武昌一年，介石兄在南京四年倒行逆施之總結果。介石兄堅持對內不妥協、對外不抵抗之主張，日本已佔據東三省，介石兄猶唱先統一後對外之說……介石兄對內面獰如鬼，對外膽小如鼠。」

雖然這封電文也是公之於世的，並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但也並未就減輕張學良的罪名起多大作用。直到張

學良宣佈下野出國後，著名學者林語堂先生主編的《論語》雜誌上，還登了一首打油詩諷刺道：

贊助革命丟爸爸，

擁護統一失老家。

巴黎風光多和麗，

將軍走馬看茶花。

如同馬君武的詩沒有事實的影子一樣，這首打油詩也是完全離譜了。

詩作者完全不知道在國外的張學良為抗日奔走的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