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潑斯坦

 

    又是一個深秋的季節，金黃的柿子掛滿了枝頭。萬泉河畔一套公寓裡，一把坐了30年的籐椅擺放在客廳中央，淺黃色花邊坐墊鋪在上邊，似乎在等待著它的主人。

    兩邊高大的書架像被掏空了肺腑一般，顯得空蕩蕩的。「藏書都捐贈清華大學了，這是艾培的遺願。」艾培老伴黃浣碧輕聲說。

    艾培，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再也不會回來了。5年前，他去世了。我坐在小木圓桌旁，撫摸著溫潤的桌面說，「15年前，我第一次見到艾培，那時你們住友誼賓館，就有這張老桌子！見到這些老家什，真像見到了爺爺奶奶。」

    黃浣碧笑了。那是1995年2月一個傍晚，《今日中國》雜誌編輯老王與我一起去艾培家。進門時，艾培與老伴正在吃飯，小菜兩三碟。老兩口放下碗筷，起身迎接我們。

 

    艾培是矮個子，體魄敦實，身穿駝色毛衣；頭頂的花白頭髮，只有稀稀拉拉的幾根。再過兩個月，他就八旬高齡了。老人向我伸出手來，「何雁同志，你好！」我的右手被一把「鐵鉗」握住了，溫暖而有力，給人以堅定信心。「艾老，您好！」我羞怯地說。「你是南方人。」老人白眉毛下一雙藍眼睛，閃爍著睿智光芒，「我想，你是上海或是周邊地區的人。」

    我們在沙發落座，艾培自己坐木椅，倚靠在小木圓桌旁。客廳小巧典雅，一排中式木櫃雕刻有梅花圖案，陳列著中國工藝品。牆上懸掛著劉志丹在陝北的大幅木刻。門楣上，高懸著毛澤東半身石印肖像，紙張已泛黃，「毛澤東」三個遒勁大字清晰可見。那是1944年艾培隨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毛澤東親筆簽名贈送給他的。

    「那時候還沒有何雁同志呢。」老人笑了，我也笑了。艾培1915年出生於波蘭華沙一個猶太人家庭，兩歲隨父母來到中國。他15歲開始記者生涯，受美國記者斯諾影響，走上支持中國革命的道路。之後數十年，中國實際上成為他寫作的惟一主題。從思想感情上講，他是一個淳樸的中國人。

    艾培說中國話不怎麼流暢。聽說我學過英文，便鼓勵我說英文。望著老人慈祥的面容，我最初的羞怯感竟一掃而空，大膽用英語做了回答。

    「老太太，」艾培招呼著老伴。黃浣碧端來茶水，在小木圓桌旁的空椅子上坐下了。「艾培，你寫《宋慶齡傳》，可是完成了一項大工程啊。」編輯老王說。「有一段時間，他經常到宋慶齡故居寫作。」黃浣碧插話道。

    艾培第一次見到孫中山夫人宋慶齡，是在1938年「九·一八」國恥日。那一天夜晚，成千上萬的廣州市民冒著被日機襲擊的危險，打著火把在街上遊行示威。宋慶齡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列。

    「她又勇敢、又漂亮。」2004年11月19日，我最後一次見到艾培，老人深情回憶道，「她外表柔弱，內心堅強。她一是原則性很強，二是非常謙遜，即使是年輕人和地位不高的人，同她在一起也不感到拘束。有的人第一次見她有一點不自然，什麼話都不敢講，但是5分鐘過後，就放鬆了。」

    在香港，宋慶齡邀請艾培參加保衛中國同盟中央委員會，編輯英文出版物，幫助她爭取全世界對中國抗戰的援助。保盟人數不多，卻充滿朝氣。艾培年齡最小，剛過23歲。宋慶齡那時只有45歲，大家把她當作慈母一般看待。

    「新中國成立後，您與妻子邱茉莉應宋慶齡邀請，從紐約回到中國，參加《中國建設》(現名《今日中國》)的創辦。最初編輯部在北京連辦公室都沒有，創刊號設計工作是在中山公園一條長凳上進行的。」我說。

    「那時候我還沒有來，準備工作就已經開始了。我是1951年夏天來的，1952年底出雜誌，當時只有英文版雙月刊，北京還沒有外文印刷廠，是在上海印刷發行。」艾培回憶說，他與邱茉莉每隔一個月就要到上海看清樣，坐火車往返顛簸就是4天4夜。

    艾培寫作或改稿，十分專注，坐在他不遠處，連呼吸聲都能聽到，空氣似乎凝固了。手頭工作告一段落，他從口袋裡摸出煙斗，講上幾個笑話，爽朗笑聲經常從他的辦公室裡「爆發」出來。

    「小鴨子趕下水，自己就會遊泳。」艾培主張年輕記者在新聞實踐中鍛煉。「您講過，對外報道要從生活入手，用事實說話。這對我以後的寫作有很深影響，謝謝您。」我說，「您還講過，中國開拓新的道路沒有經驗，難免要犯錯誤。我們應該既報喜也報憂，這樣才令人信服。」

    「對。」艾培答道。怎樣才能把對外新聞寫「活」？首先是稿件中「見人」，要從人的角度、生活的角度處理題材，使新聞現場活動著的人「站」出來。「見人」的另一方面，就是「見人情」，以人情叩擊讀者心弦，才能引起共鳴，從而有利於增進瞭解與友誼。

    艾培說，我們的雜誌為宋慶齡創辦，從一開始就以與美國人民建立聯繫為己任。那時候，情況要比現在困難得多。朝鮮戰爭正在進行，中美沒有外交關係，美國政府禁止雜誌進口，除非收件人在文件上簽字聲明要讀這個「共黨宣傳」。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建立了聯繫，幫助改變了這種敵對形象。

    「我們不必回答每一條諫言，要在根本問題上下工夫。我們必須突出長處，學會用新穎活潑的手法去做，而不是『開中藥鋪』，或翻來覆去老一套。」上世紀80年代，艾培策劃了「中國人的一天」、「從孩子到老人」等系列報道，反映普通中國人的生活，許多國家的讀者紛紛來信稱讚。

    時光回轉到1995年那個冬天。「艾培，我最近去西藏採訪收穫很大。回來後，都說我一下子老了5歲！」老王呵呵笑著。「那麼我老20歲！因為我去了4次！」老人興奮得要從椅子上蹦起來了。艾培第4次進藏年已七旬，前後歷時30年，採訪筆記逾百萬字，最終寫成《西藏的轉變》一書。

    70多年來，艾培的採訪筆記裝了好幾大木箱。書房裡，老式打字機退休了，讓位給了現代化電腦。他自嘲，我一坐到電腦前，就有一種感覺：嗨，史前「恐龍」又來追趕現代化了！也許人老了，學新東西速度慢了，電腦也跟我「搗亂」，它替我省時間的同時，也從我這裡偷走了時間。

    寫《宋慶齡傳》時，曾有3次寫好的材料在修電腦時丟失，艾培長歎一口氣：「我要上吊了！」每次，他又打起精神，重新寫作。「我70歲第一次嘗試寫人物傳記。」他花費10年心血，才完成了宋慶齡的囑托。

    艾培與宋慶齡的友誼長達近半個世紀。「文革」動亂曾使他們失去聯繫，宋慶齡1967年寄出賀年片後，就不知艾培夫婦的下落。實際上，他們受到迫害，無辜被關押5年，直到1973年才得以平反，周恩來代表中央向他們道歉，他們感動得熱淚盈眶。「當初聽說他們『背叛』了我們，我就不相信……」宋慶齡給友人的信中寫道。

    1973年6月和9月，宋慶齡寫信給艾培夫婦，流露出深厚友情：「在前幾年裡，我幾乎時時在想念你們。」以後的聯繫一直沒有中斷過。兩年後，宋慶齡在1975年5月給艾培的一封信中，囑托在她身後為她作傳。「我只信任艾培來做這件事，因為他比別人更瞭解我。」

    人民外交是宋慶齡的主要工作之一，她與許多外國友人的聯繫長達數十年之久。艾培說：「人民友誼有它的今天，各國人民間的接觸正在增長，瞭解人民友誼的歷史與根源有助於建立今天的人民友誼。人民友誼有它的未來，它將由中國人與外國人的子孫後代去加以發展。」

    我從事新聞工作前3年，著重國際友人的采寫。艾培提到，當前改革開放，要注意到經濟戰線方面，有的國際友人幫助中國人民的經濟建設與獨立。他把這些國際友人的事跡比作新中國擴大國際交往的種子，我們要注意培養這些種子，使之發芽、成長、壯大。

    「現在每天怎樣安排生活？」「我不安排生活，我安排工作。生活我沒有什麼大問題。」「身體還行？」「反正不如以前了，」老人緊握我的手做了一個掰腕子的動作，「你看還有勁吧？」「艾培，你能活100多歲！」「那不一定。」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老人。

    2002年艾培因結腸癌住院手術，出院後，身體虛弱，勉強支撐著寫回憶錄，進度很慢，他以驚人毅力，總算完成了人生最後一本著作。《見證中國》2004年出版後，一年之內再版3次，年輕讀者佔了很大比例。

    艾培看問題從來站在歷史發展的高度，把中國放在整個世界來加以考察。最後一次談話中，他說，「你看我們雜誌最近一期，介紹中國百萬富翁有多少，好像這是社會一大進步，我看，百萬富翁多不多，不是衡量進步的標準，改善多數人民的生活才是一個真正的事情。」他語氣加重了，「百萬富翁是一個事實，但不是衡量進步的一個事實。」

    艾培說，如果宋慶齡還活著，看到中國建設得那麼好，經濟發展得這麼快，她一定會特別高興。「但我想，有一件事她一定不高興，那就是兩極分化。」要注重對青年人進行正確世界觀與生活方式的引導，這也是宋慶齡一貫倡導和重視的。「面對問題要看，不要不看。」艾培對我說。

    邱茉莉去世後，艾培與黃浣碧結為夫妻。遺憾的是，艾培90歲生日慶典，我沒能參加。父親病重住院手術，命在旦夕，我趕回老家杭州，陪伴在他的身邊。一個月後，艾培去世消息傳來時，我在醫院往艾培家打去電話，電話那頭傳來黃浣碧的哭聲。失掉相濡以沫20載的老伴，怎麼不悲傷！

    臨走時，黃浣碧往我口袋裡裝了兩個金黃的大柿子，加一瓶自製山楂醬，甜甜嘴、暖暖心。「艾培最喜歡跟年輕人在一起了！」她擁抱了我，「你想吃包子，就過來吧。」柿子樹的枝頭掛滿了果實，在夕陽下，閃爍著迷人的金黃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