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淫是人類社會的痼疾，在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建立初期，賣淫現象不但一度氾濫成災，一些妓院甚至和警察搞起了合作。近日，俄羅斯的《生意人·政權》雜誌，回顧了當年的情景。

1.帝俄時期賣淫合法

要對蘇聯時期的賣淫問題有所瞭解，還得從帝俄時期說起。

據考證，俄羅斯妓院最早出現於彼得一世執政時期(1682～1725)。1765年，女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曾發佈命令，將「不規矩的女子」送往西伯利亞，之後又發佈命令，要把街頭妓女送進感化院教育半年。1840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將賣淫合法化，但是需要對妓女進行嚴格的體檢，以遏制當時在俄蔓延的性病。為防止妓女逃避體檢，她們的身份證被收回，而發給她們一張「黃卡」(托爾斯泰名作《復活》中就提及「黃卡」)——健康卡。

監督妓女的工作始終由警察負責，因此妓女就很容易與警察達成某種協議。有人曾抱怨說，即使在控制最嚴厲的年份，每年夏天都有1.2萬名妓女到莫斯科，為季節性工人和外商提供性服務，警察對此視而不見。

賣淫合法化之後，每個大城市都建起了法醫委員會，由醫生和警察組成。但是，當時的人回憶說，這些人很難公正地工作。當時，每個警察負責一個區(例如，首都彼得堡就被劃成20個區)。白天，警察必須與委員會一起為妓女做體檢，搜尋逃避體檢的妓女，而且還需到管區的妓院，看看妓女是否都遵守規則；晚上還要查明旅館和澡堂有無地下妓院；而且還需經常到那些未登記地區，檢查有無單獨的妓女試圖招攬嫖客。

2.俄警察幫妓院追捕妓女

主管風化的警察，薪水是每月35盧布，而當時首都街頭的妓女每月收入可達1000盧布，因此，這些警察很快就開始接受妓女和妓院老闆的「上貢」，並為妓院老闆效勞。當時的報紙經常爆出這種警察與妓院合作的故事。風化警察還會按照妓院老闆的要求，為他們追捕逃跑的妓女。

類似事件曾發生在波蘭(當時屬於俄帝國)，經媒體報道後轟動了全俄羅斯:華沙的一名女子被逼無奈淪落風塵，她說服嫖客幫她逃走，逃走計畫幾乎就要成功了，她到了車站，就在這時，妓院老闆派來的警察追上了她，準備將她帶回去。但是，管鐵路的不是警察，而是憲兵，於是，憲兵終止了這起發生在自己地盤上的非法逮捕事件。

3.一些警察甚至幫老鴇逼良為娼

應該說，華沙的這名女子是幸運的。但另一個名叫菲克拉·阿布拉莫夫娜·朱可娃的農婦，就沒這麼幸運了。

俄羅斯媒體記錄了朱可娃的回憶:「為了找點活，1908年我到了高加索地區的巴庫。我不熟悉城市，臨時待在一家旅館，並在當地報紙上發廣告，希望找到工作。第二天，一名婦女來到我這裡，後來我才知道她是一家妓院的管家拉赫曼，她用欺騙的手段，假裝經營女帽作坊，將我帶到那家妓院。當我看到去的是妓院時，絕望極了，求他們放了我。我去找警察局的警探，卻遭到一頓責罵。他們不讓我上街，不讓我收發信件，也不讓我與任何人談話。這樣，我被扣留了近兩個月，直到他們看到我悲痛欲絕、身體虛弱不堪，才把我放了，但是沒給我一分錢。就在這時，警察沙赫塔赫廷斯基稱他是奉命行事，逮捕了我，收走了我的東西，把我帶到車站。和他一起到車站的還有那個妓院管家。在那裡，我遭受了最粗暴的屈辱和暴力。」

幸運的是，一位叫伊茲馬因斯基的警官幫助了朱可娃，命令妓院的管家拉赫曼付給她20盧布路費。拉赫曼給了她15 盧布，但是她必須留在城市裡，因為她的身份證還在警察手裡。

但朱可娃再次遭到厄運，警察粗暴地命令她收拾東西，將她一頓毒打，帶她到了警察局。一些警探毒打、姦污了她。

4.蘇聯早期對性的認識混亂

1917年十月革命後，形勢似乎應該有所變化。在人們的印象中，當時應該不存在妓院或被收買的警察，但事實並非如此。

蘇聯早期對性問題的認識一度很混亂。20世紀20年代，一些青年男女以為，在共產主義社會裡，性關係應該不受約束。《真理報》曾寫道:「年輕人顯然認為，對性愛問題最原始的觀點就是共產主義觀點，每個男性青年都必須滿足自己的性慾，這幾乎是一個不言自明的真理。」性壓抑被認為是「小市民習氣」。

另外，當時饑荒、戰亂、失業也迫使許多女性賣淫，出現了不少以澡堂、私人商店、公共宿舍為掩護的賣淫場所。而狎妓者也包括工人、共青團員、布爾什維克黨員等，警察或一些政府人員甚至和妓院形成某種合作關係。

對賣淫問題，蘇聯政府的態度是不斷變化的。起初，蘇聯領導人試圖說服賣淫女子從良，回到工廠。當時的口號是: 「我們要同賣淫現象作鬥爭，而不是同妓女作鬥爭！」但是，失業現象還在加劇，妓女從良也找不到工作。於是，只好改變口號:「我們要同女性肉體的剝削者作鬥爭！」也就是說，打擊的目標開始針對妓院的老鴇。

1922年，莫斯科「紅色普列斯納」區的一家妓院曾被處罰，其中還涉及基層的蘇維埃工作人員給妓院當保護傘的問題。

《真理報》曾報道了該案的審理過程:

1922年7月2日，法院開始對科馬洛娃和莫羅佐娃的案件聽審:她們被起訴開設「潘西昂」妓院，剝削婦女。「 紅色普列斯納」區蘇維埃工作人員帕爾西科夫和第18警察局局長格羅茲金被傳喚，他們被控受賄和包庇賣淫。

法院傳喚了證人、「潘西昂」妓院的妓女庫蘇琳娜。庫蘇琳娜說:她和妓院裡的所有姑娘都完全服從女老闆，無權在晚上見熟人，若沒請假就不許去任何地方。庫蘇琳娜說，有一次，區蘇維埃工作人員帕爾西科夫曾醉醺醺地到她那裡，要她委身於他，否則就將她逮捕。女老闆也拒絕保護她，結果，她只好屈從。她後來得知，警察局長格羅茲金光顧「潘西昂」妓院不付錢。

晚上，法院又傳喚了另一名妓女、證人葉爾馬科娃，她證實:「潘西昂」妓院裡的女子沒有任何自由。誰要是不馴順，老鴇就會威脅將她們趕到街頭。葉爾馬科娃稱:蘇維埃工作人員帕爾西科夫也曾強行與她發生關係。

7月3日早晨，法院又訊問了證人伊諾澤姆采娃，她表示，老鴇待她們非常嚴苛:甚至她懷孕後，老鴇都強迫她接客、喝酒，直到她懷孕快6個月時才罷休。

7月3日晚上，被告的辯護人法利克主張，被起訴人曾起訴這幾名妓女，她們因此懷恨在心，證詞是在誹謗被起訴人。辯護人說，不能嚴懲妓院老鴇，因為找不到相關的法律條文。經討論，法院判決科馬洛娃監禁1年半，莫羅佐娃被監禁1年，帕爾西科夫被保釋，格羅茲金則無罪釋放。

《生意人·政權》這篇文章的作者認為，蘇俄的法院沿襲了帝俄時期的「官官相護」，為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員開脫，讓案件最終不了了之。

5.蘇聯曾用禁慾主義對付賣淫

許多歷史學家證明，20世紀20年代，賣淫等消極現象曾在蘇聯迅速氾濫，其真實情景令人難以想像。前述的「紅色普列斯納」區是當時蘇聯人花柳病發病率最高的地方，88%的病人在被問起時，都說是被妓女傳染的。

在布爾什維克幹部的搖籃——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中，有1／5的學員染上性病。1925年前後，全國就清查、關閉了2228處賣淫場所，而這還不是全部。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蘇聯政府開始將賣淫問題政治化。從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蘇聯政府對國民的控制加強，私生活領域不再只是個人道德問題，對性方面的宣傳調子發生了變化。生活不檢點的人有可能被視為人民公敵，受到嚴厲懲處。性生活被視為可恥之事，只在繁衍後代時需要。精神戀愛、女性保持處女貞潔受到推崇。黨的宣傳機構向人民提倡禁慾主義生活方式。醫生也配合黨的方針，宣傳禁慾主義生活方式的益處。賣淫、性亂被視為對共產主義道德的政治犯罪，被宣傳為資產階級有意識地腐化無產階級。

此後，蘇聯的賣淫現象逐漸減少。1936年，蘇聯的刑法刪除了懲治賣淫的條款。那些夜間在街頭提供性服務的女性被視為破壞社會秩序，最多處罰金15盧布。蘇聯政府對地下賣淫現象諱莫如深。不過，在整個蘇聯時期，賣淫現象都不曾根除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