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他們將右派分子李庚生老師當作練習拳擊的靶子，在暗室裡打得他死去活來，發出一陣陣毛骨悚然的慘叫；李老師被打昏後，他們便用冷水將他澆醒，再繼續打；有一天晚上，竟打斷他4根肋骨。李老師因不堪凌辱，在一個炎炎夏日逃到郊外，投河自盡……

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家裡和父親、弟弟一起擦鍋子，猛然聽見外面馬路上鑼鼓喧天，喊聲大振。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立即拿著鍋子跑出去看，只見馬路上「雄赳赳、氣昂昂」地走著一長串遊行隊伍，遊行者均是大中學生，他們臂纏紅袖章，高擎「交大反到底」、「紅三司」、「紅革會」之類的大旗，狂呼濫喊著所謂的「革命」口號。

我當時年僅12歲，被這一幕造反情景驚得目瞪口呆。聽路人說，這是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於是，隨著遊行隊伍的洶湧澎湃，隨著那些瘋狂的學生往空中散發傳單的吆喝聲，我居然興奮得揀起一根樹枝敲打鍋子，像海燕那樣呼喚「革命」風暴的降臨。40年彈指一揮間，當年的一幕仍歷歷在目。

「文革」對社會的大破壞，率先發端於教育領域。

1966年5月29日，北京清華附中的一群學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熱血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遂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從此，這股禍水蔓延全國。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同日，清華附中紅衛兵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宣稱：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毛主席、黨中央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6月24日，他們又貼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認為「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由此，全國各地的大中學校與北京遙相呼應，紛紛成立紅衛兵組織，毛澤東又連續8次在天安門城樓接見1200萬紅衛兵，更是將「革命」的情緒推向極致。

我們這一代人就在那股無法無天的強風暴中，被無情地剝奪了讀書的權利。

我當時在上海市北京西路第五小學念四年級。「文革」伊始，從校長、教導主任到教師，人人臉呈恐懼、焦灼之色。一天上午，一支紅衛兵隊伍來學校點燃「革命」烈火後，一批高年級學生中的「紅五類」子弟便成立了紅小兵，他們頓時將學校弄得一片紅色恐怖。紅小兵們戴著紅袖章、胸掛寶像（毛澤東像章）、手揮木棍和電線鞭子，將校園裡所有的窗玻璃砸碎，大部分課桌椅被拆毀，然後紅小兵們搞「集團衝鋒」和「車輪大戰」，對許校長、王教導主任以及眾多老師進行殘酷批鬥，他們高呼「狠批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狠批師道尊嚴」、「打倒反動的學術權威」等口號，將師長們往死裡整。很快，許校長被整癱瘓，因參加過三青團的封老師被活活斗死……

學校經過一番天翻地覆的「革命」，課堂秩序已不復存在，學生們基本上處於「放羊」狀況，我們隨心所欲地去上學，不想去就在家玩兒，或跟著紅衛兵後面，看他們抄家、「破四舊」、打群架……

在一個少年的眼裡，「文革」的重災區似乎在中學。我家對面是上海市長江中學，「文革」烈火燒進該校時，幾乎一夜之間，所有教室的玻璃窗、課桌椅、甚至廁所裡的抽水馬桶全部被搗毀。該校紅衛兵和「上體司」（造反派組織）將幾間教室打通，蒙上厚厚的幕布，作為他們練習摔跤、打拳擊，關押、折磨「黑六類」的暗室。

我清晰地記得，從1966年6月底到1967年「一月風暴」期間，是上海市長江中學鬧得最厲害的日子。該校紅衛兵幾乎天天揪斗老師，或者從外面抓進「黑六類」肆意摧殘。他們將高帽子裡灌滿漿糊，套在翁世寶校長頭上，不斷地讓他坐「噴氣式」遊鬥，不出一個月，翁校長便被斗瘋。入夜，他們將右派分子李庚生老師當作練習拳擊的靶子，在暗室裡打得他死去活來，發出一陣陣毛骨悚然的慘叫；李老師被打昏後，他們便用冷水將他澆醒，再繼續打；有一天晚上，竟打斷他4根肋骨。李老師因不堪凌辱，在一個炎炎夏日逃到郊外，投河自盡……

幾十年後，我在深更半夜，耳畔會突然響起李老師的慘叫聲（我家的窗子正對著關押他的暗室），可見「文革」對孩子們心靈的摧殘之深。這僅僅是全國大中小學校教學秩序遭到大破壞的一個縮影。

在全國學生不要讀書，社會一片混亂之際，我於1969年春天，糊里糊塗地進了上海市培明中學，成了一名中學生。

誰料，進入中學正逢上全國批判蘇聯凱樂夫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校園裡貼滿了大字報，仍然是教師無法教，學生不願學的局面。更糟糕的是，由於社會風氣惡劣，許多青少年都沾染了流氓習氣。我校就有十幾幫男女流氓阿飛，成天在校園裡遊蕩；老師講課只要臉轉向黑板，背後馬上會飛來一口濃痰。至於校園裡打群架、賭博、抽煙、酗酒、偷竊、亂搞男女關係簡直司空見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