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20日,武漢"叱吒風雲的偉人——戴高樂生平展」，吸引了2000多人參觀。

「紅五月」的狂歡，漸漸地化為記憶了。然而，紅五月的餘音並沒有終結。在此後的40年，它的影響無處不在。那些身體的動作、標語的狂歡、思想的盛宴與青年的吶喊，漸漸匯流而成今天的世界。1968年是舊世界的葬禮，新世界的胎動日。

1968年5月29日，午後兩點鐘，在法國愛麗捨宮，被稱為「冷血動物」、謙恭而冷漠的總統府秘書長貝爾納-特裡科顯得異常煩躁。他臉色蒼白、精神萎頓；十幾分鐘後，他到底走進了蓬皮杜總理的辦公室。他近乎癲狂地叫喊：「戴高樂失蹤了！他沒有去科隆貝。沒有人知道他在哪兒！」

蓬皮杜也驚慌起來：「難道他流亡到了國外？」

這一天，戴高樂的眾多親信，福卡爾、沙邦-戴爾馬、羅歇-弗雷以及國防部長梅斯梅爾，都如同熱鍋上的螞蟻。從5月13日開始，「別了，戴高樂」！「戴高樂去養老院」！這樣的聲音充斥了巴黎街頭。十幾天來，這個78歲的老人，這個被譽為拿破侖之後「最偉國人」的傑出政治家，這個領導了「自由法國」運動，締造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不間斷地引領法國走向獨立、繁榮和復興的偉大人物，陷入了深刻的迷茫、無比的悲傷和極度的心力交瘁。他的人民背叛了他；僅僅因為他對動亂「改革可以、亂來不行」的態度，僅僅因為他指責達尼埃爾-科恩-本迪等學生領袖「是在床上大小便」，千萬法國人就一筆抹煞了他的不世功勳，而在塞納河邊高喊「把戴高樂送進檔案館」……

他產生了強烈的引退衝動。5月25日，他告訴新任美國大使薩金特-施賴弗，「大使先生，未來已不取決於我，而取決於上帝」；5月28日這一天，形勢更加嚴峻：已被剝奪了居留權的德國青年達尼埃爾-科恩-本迪又潛回巴黎；在一個大型集會上，他摘下墨鏡、脫掉假髮，隨即被森林般的手臂、「直衝雲霄的歡呼聲」淹沒了。他熱淚盈眶地發表演講：「邊境線，我才不在乎呢！……我們要以暴力回答暴力，讓戴高樂滾蛋！」

那天晚上，許多戴高樂分子失眠了。洛朗-若弗蘭描述說，「他們考慮的是，他們能活到第二天也就是掌權的最後一天嗎？」而一覺醒來後，「戴高樂失蹤」的消息，讓愛麗捨宮和眾多官邸一片混亂。

「最神秘的一天」

戴高樂失蹤的這一天，後來被稱為「法國歷史上最神秘的一天」。那麼，戴高樂究竟去哪裡了呢？

戴高樂的確離開了法國。清晨七時，他召見自己的辦公室主任格-德拉捨瓦萊裡；他告訴這位心腹，「我精疲力竭……我去科隆貝休息一天」。近八時，他又告訴陸軍參謀長拉隆德將軍，他要去南錫視察部隊。隨即，九時許，他讓特裡科通知蓬皮杜，內閣會議將推遲到次日召開；而當他的女婿布瓦西厄將軍步入愛麗捨宮時，兩架雲雀直升機已經加滿了油，飛行員得到的通知，卻是總統可能前往距離他家鄉科隆貝50公里的聖迪濟耶。

中午時分，飛機向東飛去，目標果然是聖迪濟耶。然而，在這個小城短暫逗留後，將軍突然命令，飛機再次起飛，前往德國溫泉勝地巴登巴登。他要去看望他的心腹舊部、法國駐西德部隊司令官雅克-馬絮五星上將。

午後兩點三刻，馬絮夫人接到一個電話，「我是海軍中校弗洛伊克。……五分鐘後，我將與總統及戴高樂夫人一起到達。請設置跑道信標」。在突兀、驚訝和激動中，馬絮夫婦慌忙讓傭人們收拾官邸，並很快換上了軍裝和禮服。幾分鐘後，他們果然看到了那個傳奇般的身影，馬絮曾宣誓效忠的偉大人物。

戴高樂顯得疲憊、脆弱、心事重重。幾乎剛剛坐下來，他就開始了沒完沒了的抱怨、哀歎和絮絮叨叨。他說，一切都完了，「在搗亂分子的煽動下，國家陷入了癱瘓」；他說，暴徒們隨時可能衝進愛麗捨宮，殺死他們全家，「我們只能來您這兒尋找避難所」；他並且表示，他將召見法國駐德大使，以便讓波恩著手他的「庇護」和流亡事務……

馬絮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暗暗慶幸。」後來，馬絮告訴洛朗-若弗蘭：「……由於事情來得太突然，並沒有德國記者在場」。隨即，他不顧禮節，打斷了自言自語的戴高樂：「您不能離開，將軍。為了您和您的國家，您必須振作起來。……您的前線在巴黎、在法國。為我們所熱愛的偉大的戰鬥者戴高樂將軍，他應該在前線戰鬥到底。」

隨即，這個愛開玩笑的粗魯人、熱衷戎馬生涯的「老傻瓜」彷彿下定了決心。他告訴戴高樂，「您並不缺少為您效忠的人……軍隊將和您站在一起」！

換言之，獨立於政治、作為國防力量的軍隊，打算像警察那樣介入國內動亂了。倘若「紅色達尼」們還不老實的話，軍隊將不費吹灰之力地鎮壓他們。然而，對這個歷史性表態，戴高樂似乎毫無知覺。他堅持召見法國駐德使節。無可奈何之下，馬絮只好出去打電話；在回到辦公室之前，他告訴兩名副官，「我無法說服他。他像騾子一樣固執。」

戲劇性的一幕就這樣發生了：又走進辦公室時，戴高樂突然站起身來。他告訴馬絮：「謝謝你，老夥計。……我將回巴黎去。我將與法國同在。」

1968年7月5日，卡斯特羅憤怒地翻出玻利維亞軍人Ovando Candia上將和部下喝酒慶祝切·格瓦拉被殺身亡的照片。

五月潮退

後來，馬絮視此舉為自己生平大手筆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拯救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而頗為失落、略顯幽怨的喬治-蓬皮杜也這麼看。他後來寫道：「我希望此行泯滅在歷史長河之中。……但的的確確，將軍曾打算流亡德國；他在巴登巴登曾召見法國駐德大使，並指示他將此事通知德國政府。多虧了馬絮將軍膽略過人，並敢直言不諱。他向將軍談到了過去的歷史，表達了軍隊的忠誠。他終於動搖了將軍的引退決心。……」

蓬皮杜並且談到，戴高樂後來告訴他，「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如此虛弱。我居然要逃離戰場。我將視此為奇恥大辱」。

然而，在更多的歷史學家看來，此舉不過是戴高樂以退為進、迫使軍方表態的政治手腕之一。他的這個手腕如此嫻熟，如此爐火純青，不僅使用於戰場，更曾頻頻應用於心術的角鬥場政治舞台。

在二十多天的處處被動、「向一生中最嚴重的失敗飛奔而去」之後，戴高樂漸漸看清了局勢。群眾運動已處在強弩之末，對於5月24日的火燒交易所、搶劫商店、砸玻璃窗和火燒警察局，大多數法國人已經心生反感。他們漸漸認為，「紅色達尼」等人已經不再是更公正、更自由的象徵了，他們是一群得寸進尺、無法無天的青年叛逆者。他們的種種行徑，無非出於青春期的極度騷動，而不是國家與社會對他們有多不公平。

更何況，在停水斷電、交通癱瘓、郵政破產、商店歇業十幾天後，人們開始抱怨、發牢騷、喃喃咒罵。人們開始希望回到原本正常、平靜的生活中去。群眾運動就是這麼一回事：這種週期性的爆發，不過是一種情緒的宣洩；在日復一日的單調生活中，人們積壓著雞毛蒜皮、芝麻西瓜，並暗暗萌生著對新奇事物的渴望，對政府來一次「清算」的念頭。當這種情緒積壓到一定程度，偶然性的小事件都能演變為全社會的集體狂歡；而隨著騷亂的行進，人們漸漸精疲力竭，群眾運動也就走到了它的尾聲。

達尼埃爾-科恩-本迪看到了這一點，為此他號召「從革命走向革命」；毛澤東看到了這一點，於是，在「不斷革命」失敗、紅衛兵狂潮漸退之後，他只能寄望文革「十年八年再來一次」。戴高樂也看到了這一點，他決心借勢出手、迅速收拾殘局。

然而，他傷透了心。在「紅五月」風暴的二十多天裡，他陷入了深刻的痛苦、無盡的反思以及洛朗-若弗蘭所說的「悲涼苦澀、精疲力竭與重度抑鬱」之中。如果說，巴黎街頭的「別了，戴高樂」、「十年了，受夠了」還能讓他理解的話，那麼，在歷史的深處，在巴黎的一處處官邸裡，那些迫不及待的慾望，那些笑裡藏刀的伎倆，那些落井下石的炎涼世態，則讓他以一種近乎哲人的視角，重新回味自己的一生。

5月13日，幾位部長好不容易說服了他，使他接受了折中的、而非一味強硬的方案。他試圖在疏導社會與維護政府威嚴之間尋求平衡。然而，短短幾分鐘之後，剛剛結束了高棉之行的蓬皮杜，迫不及待地在奧爾利機場發表講話。他拋出了無條件答應學生們所有要求的方案。對此，教育部長阿蘭-佩雷菲特認為，國家為此遭受了四重屈辱：對始終克制的警察；對還算開明的政府；對秉持司法精神的法庭；對始終強調國家威儀的戴高樂總統。

對此，戴高樂意味深長地告訴蓬皮杜：「如果你贏了，更好。法國將和你一起贏。如果你輸了，那麼你活該。」

蓬皮杜輸了。當天晚上，至少三十萬學生、市民走上街頭；「別了，戴高樂」的呼喊，就是從那個夜晚開始的。那麼，蓬皮杜為什麼這麼做呢？為什麼在公開表態之前，甚至沒有給他打一個電話呢？戴高樂對此也一清二楚。

蓬皮杜已經當了六年總理了。他坐不住了。他開始盼望這個78歲的老人或者引退，或者垮台。他已經準備好治理國家的藍圖了；他甚至扶植出了自己的派系，其中包括年輕的國務秘書、後來的法國總統希拉克。甚至，他還多少盼望戴高樂大出其醜、聲名掃地？這麼一來，他就不會籠罩在這個老人的赫赫聲望、幾乎與法蘭西一樣動人的名字之下。

那麼，蓬皮杜有沒有想到呢？這麼做，受傷的是整個法國。不是嗎？密特朗的左派聯盟趁機要奪權；而在「紅色達尼」的大喊大叫之中，一向含蓄的前議長孟戴斯-弗蘭斯也蠢蠢欲動。法國分裂成了四大政治派別。而倘若不是這樣，學潮或許不會演進為騷亂，法國或許不會癱瘓……

他洞察一切，如同月光俯覽大地。他等來了5月24日的動亂之夜，等來了人心的復歸。但他還需要一個手筆，不僅是讓軍隊表示效忠、為他的最後決戰增添一個決定性砝碼，並安慰自己破碎的心；他還需要以自己的失蹤，讓發洩過脾氣、處在一片迷茫之中、恍若無頭蒼蠅的法國人民，想起他的種種好處，知道法國不能沒有他……

這就是戴高樂最被眾說紛紜的手筆。這就是法國歷史上「最神秘的一天」。

戴高樂夫婦

舊世界的瓦解

5月30日下午四點半，想起戴高樂種種好處、不再是無頭蒼蠅的六千萬法國人，靜靜地坐在收音機邊上，聆聽自己曾經背叛的父親講話。在這個短短的、僅有四分半鍾、但字字千鈞的演講裡，戴高樂宣稱，「我是不會引退的」。

戴高樂宣稱，他不準備更換總理，因為他穩健的作風、出色的才幹，「值得所有人尊敬」；但他將解散國民議會，讓法國人民以全民投票的方式，決定自己的未來。

他宣稱，有一個邪惡的組織、試圖建立集權統治的政黨，正以恫嚇、毒化宣傳和暴力行動，試圖搞垮法蘭西共和國。但，「共和國決不屈服」！戴高樂說，如果他們繼續搗亂，他就不再客氣了，「我將依照憲法……採取其它做法」。他沒有明說將怎麼做，但六千萬法國人無不心知肚明：軍隊將開進巴黎；搗亂分子將被逮捕、監禁而後審判。

他以「共和國萬歲」、「法蘭西萬歲」的口號，結束了他的演講。他的語音剛剛落下，歡呼聲和《馬賽曲》響徹了波旁宮。人們身體顫抖，吶喊、哭泣、擁抱、衝上街頭……「戴高樂不孤立」！「我有七個孩子，反對無政府主義」！「前進，戴高樂！戴高樂，前進！」幾千萬法國人這樣呼喊著。

在這樣的聲音中，達尼埃爾-科恩-本迪知道，屬於他的五月過去了，「節日過完了」。

「科恩-本迪滾回柏林去！」這是當夜巴黎盛大遊行中的口號之一。6月11日，包括「3月22日運動」在內，11個在紅五月中大出風頭的左派團體被取締，科恩-本迪也被驅逐出境；6月12日，警察闖進巴黎大學，將佔領者通通趕了出去；這樣的老戲四天後又在被佔領的奧戴翁大劇院重演。幾乎沒有遭遇抵抗地，雷諾工廠區、弗蘭工業區、郵政局、鐵路公司……不久後都恢復了開工。

「紅五月」的狂歡，漸漸地化為記憶了。在整個紅五月風暴中，共有五名死者。除一名警察死於襲擊、一名青年死在警察的槍口下之外，其餘三人都死於意外事故。斯人已逝，市井太平。他們漸漸地被淡忘了。

然而，紅五月的餘音並沒有終結。在此後的四十年，它的影響無處不在。那些身體的動作、標語的狂歡、思想的盛宴與青年的吶喊，漸漸匯流而成今天的世界。1968年是舊世界的葬禮，新世界的胎動日。

6月23日，法國全民投票。戴高樂的獨立共和黨贏得了485個議員席位中的358個。自從法蘭西第二帝國誕生以來，從來沒有哪個多數黨贏得過這樣的勝利。隨即，外交部長穆裡斯-德姆維爾被任命為總理，戴高樂和蓬皮杜開了一個大玩笑：他曾經說過，他不會撤換總理。這讓心懷惴惴的蓬皮杜一度以為總統真的老糊塗了。

「黯淡的苦行」開始了。此後一年多，蓬皮杜度過了一生中最心灰意冷的歲月。但出乎自己的想像，他的這段歲月如此短暫。1969年4月，就改革參議院問題，戴高樂決心再次以退為進，他說法案不能通過的話，他將辭去總統職務。然而，這一次法國人沒有買賬，該案以百分之五之差被否決。

4月28日，中午12點11分，戴高樂在自己的別墅宣佈正式引退。此後一個多月，誰來執掌法國成為六千萬人的主要話題。人們紛紛想起一年前蓬皮杜的寬大，他「必須與時代走在一起」的聲音；特別是剛滿21歲的那些青年，幾乎無一例外地把票投給了他。他成為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第三任總統了。

他真的和時代走在一起。進入70年代後，青年的性問題漸漸淡出主流視野了，它變得太尋常、太值得理解了；搖滾樂、爵士樂以及搖擺舞，漸漸成為正常的娛樂，沒有人還認為這是叛逆的象徵。與此同時，西裝多少有些沒落了，一群群青年走出校園、成為新的中產階級後，他們更喜歡休閒裝、夾克衫。長途旅行、野外運動、傾聽和自己不同的觀點……漸漸成為新的時代風尚。

世界從前現代邁入了後現代。如果說，一百多年前，丹東、羅伯斯庇爾們以清新的歌唱，使理性精神、科學主義、社會進化論成為19世紀的主流聲音的話，那麼，達尼埃爾-科恩-本迪們同樣清新的歌唱，卻終結了這個聲音。他們開啟了感性主義、「人生即意義」、生活即目的的大門。他們的那些質疑：機器統治著人，觀念管轄著心靈，家庭、政權、宗教這些人為產物侵佔著人本身……所有這些對「異化」的質疑、批判與反思，使世界多少地回歸了它的應有面貌。

一個多元、斑斕、世俗化的法國出現了。被改變的，不僅是法國。

1968年，哈爾濱市國慶花車遊行，「全世界人民熱愛毛主席」彩車上扮演成世界各國革命戰士的演員在毛主席雕像下作鬥志昂揚狀。

不僅是法國

1991年，蘇聯解體後，那個意識形態對抗的世界徹底完結了。在這個背景下，「紅五月」的遺產進一步風行世界：在思想領域，科學主義漸漸為人摒棄，它漸漸回到了自己應有的工具性地位；宗教開始沒落；現象學、存在主義、「生活即目的」的思考，進一步成為學界的主流，乃至儒學開始復興。學者們不再讚歎科學的力量，而轉而回歸更長遠的傳統：道德、心靈與美；

在社會政治領域，福利國家雖然日漸腳步臃腫，但漸漸成為大趨勢；人民更加關心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哪種主義更神聖；投票也不再是「天賦人權」，而漸漸淪為一種遊戲。人們往往更看重候選人的儀表、談吐、風度，而不是別的。一句話，政治也漸漸地世俗化了。

在生活方式方面，更如此。蘇聯解體次年，那個戴高樂的同代人、最後一個曾指揮龐大軍隊參與二戰的政治家，鄧小平——開始引領一個古老而廣袤的國家加入全球化的潮流。不過幾年時間，大信息網、大娛樂網、和巴黎與紐約幾乎毫無區別的生活方式……就漸漸地鋪張開來了。中國青年也成為社會的主體；孩子們的父母，那些曾經是紅衛兵、同樣擁有過自己的「紅五月」的中年人，對他們的染髮、蹦迪、離開父母、多性夥伴，漸漸地採取不干涉態度。在全世界範圍，他們先後擺脫了以父輩為效仿的生活模式。

即使如此，1968年的未開發遺產，依然豐碩。如果說，1968年的諸多要素已經普遍地進入人們的生活的話，那麼，必須看到，它依然是資本的產物。在1968年的反叛之後，資本不僅沒有沒落，它反而更加強大；官僚機器以及世俗政權也沒有沒落，只不過越來越隱蔽，越來越熟悉在幕後的操縱。以伊拉克戰爭為例，這場傷亡慘重的戰爭，儘管沒有了意識形態的借口，但它的維護和平的面紗更顯精美。它始終沒有遭遇類似年代那樣的抵制。統治階級開始學會以水煮青蛙的方式，讓人們忘卻抵抗。

更重要的是，1968年的核心命題：人對於人為的那些產物，無論機器、家庭還是政權，究竟該持什麼態度？對資本與政權的禁錮，究竟該如何反抗？人如何回到「生活即目的」的非異化狀態呢？……所有這一切，都是1968年給後世青年的另一些遺產：經驗、教訓與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