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後階段
1972年5月12日，周恩來的保健大夫張佐良在為周恩來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規檢查時，從顯微鏡高倍放大視野裡發現了４個紅細胞；三天後，再一次為周恩來復檢時，紅細胞的數量變為８個！復檢是由北京醫院進行的，檢查報告單上赫然寫著「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九個大字。
但周恩來一如既往，以驚人的毅力和病魔頑強抗爭著。
周恩來頑強地工作到１９７４年。這時，他的膀胱癌已多次復發，血尿不止。血尿一多時便凝成血塊堵塞尿道內口，使得他排尿不暢，異常痛苦。「有時疼得總理在沙發上翻滾。」「他的病已到了再不住院治療隨時就可能由於血尿疼痛引發心臟病而危及他的生命了。」這是１９９７年張佐良大夫在周恩來生前副衛士長張樹迎家中對筆者講述的。
從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起，周恩來不得不告別工作和生活了２０多年的西花廳，來到中國人民解放軍３０５醫院住院治療，從而開始了偉人生命的最後階段。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想到了什麼？
遺言國寶交故宮
周恩來臨終交代鄧穎超，將六伯父原來收藏的、自己平常喜歡觀賞的那批國寶級文物在他去世後「全部交給國家，由故宮博物院全權處理」。
周恩來的六伯父譜名周貽良，字嵩堯，號峋芝，清同治十二年（公元１８７３年）生，光緒丁酉科舉人。晚清時任過淮安府總文案、郵傳部郎中掌路政司，民國初年又曾任袁世凱大帥府的秘書，江蘇督軍李純的秘書長等職務。周嵩堯在任期間，嚴以律己，政績斐然，深具民望。後因看不慣民國初年軍閥們的明爭暗鬥，棄官歸於揚州。他對收藏和鑒賞古董、字畫產生了興趣。最後竟傾畢生積蓄收藏到了一批周代玉圭、秦代詔版、漢代錢幣、宋代名家字畫等數十件國寶級文物。
抗戰爆發後，日偽出於對周嵩堯聲望地位的器重，曾派出要員登門請其出山，許以高官厚祿，為所謂的「大東亞共榮」效力。周嵩堯堅持不允，最後避居到揚州鄉間以躲避日偽方面的糾纏。周嵩堯雖只有一子，但孫子輩多，抗戰期間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他一家坐吃山空，生活很困難。一次，家中實在揭不開鍋，周嵩堯在萬般無奈之下，將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清代畫家王雲作的山水畫冊拿到市場上變賣了糴米下鍋。不料，這本畫冊流傳到上海
古玩市場後被周嵩堯的一位好友發現了。好友知道這是周嵩堯的心愛之物，流進市場說明他的生活已到了難以為繼的程度。這位重義氣的朋友立即將其買下，親自送到揚州周嵩堯家中，還給了他一些錢讓他度過困境。
新中國成立初期，周嵩堯已年近八旬，但身板硬朗，思維敏捷。忙於新政府組建的周恩來想到了這位在晚清、民國初年供職於政界的伯父，是個就近討教的好老師，因此就安排周嵩堯到中央文史館做首批館員。這是周恩來在擔任總理期間唯一以自己名義安排的親屬。他在安排周嵩堯為文史館館員時還對六伯父說：「這次安排你為中央文史館員不是因為你是我的伯父，而是你在民國年間有兩件德政：一是袁世凱稱帝時，你作為他大帥府的秘書卻沒有跟他走，這是一個有膽有識，又益國利民的行動；二是在江蘇督軍李純秘書長任上，你為平息江浙兩省軍閥的一場混戰作出了重要貢獻，使這兩省人民免遭了戰火塗炭。現在人民當家作主了，應該考慮你為人民做點事。」
１９５３年９月２日，周嵩堯在京病逝。去世前，遺言將自己收藏一生的貴重文物全部贈送給侄兒周恩來。周恩來臨終前又遺言鄧穎超：「將這批文物全部交給國家，由故宮博物院全權處理。」
１９９５年，故宮博物院原常務副院長孫覺回家鄉阜寧時，順道到淮安（今楚州，下同）參觀周恩來紀念館。座談時，孫覺主動提出，周恩來遺贈故宮的這批文物，故宮方面一直沒有登記入庫，作臨時寄存處理，如果周恩來紀念館有意收藏，他可以幫忙聯繫。我們當然是求之不得。後經筆者六上北京，終於將這批２０類２４件珍貴文物全部由故宮提出轉為周恩來紀念館收藏。
希望小平忍一忍
據周恩來衛士高振普回憶，大約在１９７５年８月份的一天，周恩來的病勢已很沉重，他知道自己已治療無望，而在「四人幫」的嚴重干擾破壞下，國事日非。鄧小平雖已出來工作，但不斷遭到江青等人的造謠中傷，隨時面臨保不住職務的危險，而且他的位置排得也比較靠後，周恩來清楚地認識到鄧小平的治國才能和人品學識，是繼毛澤東之後共和國的中流砥柱。那天，周恩來頭腦比較清醒。他不顧病痛，突然要求病房內的醫生、護士全部退到病房外。這是他住院期間僅有的一次。
病房裡只剩下鄧穎超和高振普之後，周恩來要高振普拿來紙筆，讓他寫東西。高振普幫助他做好一切，並幫他坐穩後，也轉身要退出去，但被周恩來阻止了。事實上，周恩來當時長坐已很困難，必須有人扶著他。這時，周恩來用左手托著放好紙的木板，用右手顫抖著寫字。鄧穎超見狀，便對他說：「你口述，我代你寫。」周恩來頭也不抬地回答說：「不用了，還是我親自寫。」
高振普看見周恩來是在向毛澤東寫信，提議由鄧小平代替自己擔任的國家和黨內的職務。高振普回憶說，周總理在信中雖沒有寫上要鄧小平同志任黨內「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要把小平同志提拔到「二把手」——接班人的位置。這是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拼盡全力舉薦鄧小平的最後一搏。
周恩來的這封信寫好後交給了鄧穎超，由她轉交中央，並向鄧小平通報了信的內容。
鄧小平再度出山後，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並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將鄧小平安排到這種位置上，顯然是毛澤東考慮到他的百年之後。但是，這種安排卻急壞了「四人幫」。
「四人幫」自然不甘心快到手的果子被他人摘去。他們先後製造了「風慶輪事件」、「蝸牛事件」等等，千方百計要將鄧小平再一次扳倒。然而，由於毛澤東對「四人幫」保持足夠的警惕，特別是對江青的一些做法更是從恨鐵不成鋼到直接的不滿意，所以儘管「四人幫」對鄧小平一再告狀，他都置之不理，並且嚴厲地警告他們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結成「四人幫」。但是，江青一夥並不甘心。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江青又串通毛遠新（毛澤東侄兒，時任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向毛澤東匯報說，鄧小平「整頓」的結果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這就觸動了毛澤東的神經。因為毛澤東曾對身邊人員說過：「我毛澤東一生也就做了兩件事：第一，打倒了蔣介石；第二，搞了個文化大革命。對前一件事，反對的人不多；對後一件事，贊成的人不多。」因此，毛澤東晚年最大的一塊「心病」就是怕他身後有人站出來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於是，毛澤東利用和鄧小平一起會見外賓結束後的機會，正式「考驗」鄧小平：「小平同志，趁我還健在，你主持一個政治局會議，把文化大革命的結論作一下。還是那句老話：功過三七開。」孰料，鄧小平回答道：「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結論我作不合適，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毛澤東一聽大失所望。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為紀念周恩來百年誕辰，我拜會了周恩來副衛士長張樹迎。他告訴我，小平同志那次和主席的談話一結束，就感到情況不妙和形勢的嚴峻，便匆匆驅車趕來３０５醫院向總理報告。
「那天是我在總理身邊值班。總理病勢已經很沉，時有昏迷，有時昏睡。當我告訴他，小平同志來了，他費力地睜開眼，已不能起坐，雙方只輕輕握了一下手，小平同志就坐在床邊，把毛澤東和他的談話內容告訴了總理。我見總理聽了是有點生氣的，是瞪著眼睛對小平同志說：『你就不能忍一忍？』」
周恩來一生有兩件比較遺憾的事：一是未能去台灣，二是未能到西藏。但他對台胞、對藏胞一直十分關心，和他們心連心，並且一直不放過去西藏的機會。１９６５年西藏自治區成立時，他就曾提出率團赴藏，後因高原氣候、身體等原因未能成行。
１９７５年９月，西藏自治區成立１０週年。周恩來為了圓自己去一趟西藏的夢，再次提出由他率中央代表團進藏。醫療領導小組的有關人員就此詢問醫療組組長吳階平大夫，吳階平作了回答：「總理目前病勢很沉，根本適應不了高原缺氧等高山反應。」
周恩來的身邊人員對筆者說，如果當時一口回絕他的這麼一個美好意願，他心裡肯定很不好受。於是，只好編造說，由於造反派的破壞，西藏機場難以正常起降大型飛機，目前正在抓緊搶修，待修好後再將具體情況匯報。周恩來是個聰明人，人們這麼一說，他也就不再堅持了。後來，中央決定由華國鋒任中央代表團團長率團進藏參加西藏自治區成立１０週年的慶祝活動。
１９９４年９月上旬，中共淮安市委為籌備紀念周恩來百年誕辰活動，進京徵求有關方面的意見。筆者有幸拜見了華國鋒同志，請他講述周恩來當時對他的召見。華國鋒同志回憶說：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９日，周總理把我叫到他的病房說，你們到了西藏後，要轉達我對西藏人民的問候，要鼓勵進藏的各族幹部和解放軍指戰員，感謝他們這些年在西藏的辛苦工作和取得的卓有成效的成績。一定要告訴進藏的同志們，要特別注意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養民族幹部，讓民族幹部大批地、盡快地成長起來。
華國鋒同志說，總理當時病情已經很重。他說了一會兒還要休息一下才能繼續說。他告訴我，你是中央代表團團長，要叫他們搞好統一，搞好民族大團結，軍政、軍民和各民族之間，要相互支持，互相學習，互相尊重。只有增強各方面團結，才能有一個安定的政治局面，才能發展經濟，改善和提高物質文化生活條件。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還要注意保護好森林和各種自然資源，一定要造福於子孫後代。
華國鋒同志說，總理談的時間比較長，內容也比較多。從他那裡剛回到家，又接到他打來的電話說：「我看過一部科教電影《養蜂促農》，可能適合藏民們學習、使用，你把它帶到西藏去，給那裡的同志們看看。但是，你不要說是我周恩來送的，就說是國務院送的。」周恩來還說，他很想念西藏人民，因為身體條件不允許，不能去看望大家了，請他們理解。
修史請別忘楊度
１９７５年９月下旬，周恩來的病情急轉直下，癌細胞迅速擴散，免疫力急劇下降，不得不中止了所有接待活動和幾分鐘的散步。有時進入昏睡狀態，醫護人員盡最大的努力，延長他的生命，減少他的痛苦。
１０月７日，周恩來突然清醒，他對秘書說：「你告訴王冶秋，『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晚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黨做了大量工作。請王冶秋將此情況轉告上海辭書出版社《辭海》修訂編輯委員會，在編寫『楊度』這一人物條目時，要將這一史實寫入，以免日後湮沒無聞。」
楊度是位傳奇人物。他生於清光緒元年（１８７５年），湖南湘潭人。楊度曾留學日本，被選為中國留日學生聯合會副會長，與楊篤生等一起創辦《遊學譯編》。後來，他為清廷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起草報告，任憲政編查館提調。１９０７年他又主編《中國新報》，力主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制。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發後，任袁世凱內閣學部副大臣，與汪精衛等一起組織國事共濟會。１９１４年又任袁世凱政府參政院的參政。１９１５年，寫成了《君憲救國論》一文，一時風靡全國。同時，他還聯絡孫毓筠等五人組成「籌安會」，積極策劃恢復帝制，是當時全國皆知的「籌安會六君子」的重要人物。
袁世凱死後，楊度一度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緝而亡命奔走。此後，楊度轉而投身革命，追隨孫中山，為中國的民主革命奔走呼號，十分用心。１９２７年，李大釗被張作霖逮捕後，楊度想方設法，多方營救，雖未果卻表現了他對革命事業的真誠。
楊度晚年，對蔣介石獨裁和殘殺中國共產黨人的行為十分憤恨和不滿，毅然於１９２９年周恩來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儘管楊度的生命只剩下兩年多時間，他卻為黨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掩護革命，營救革命同志方面有著重要貢獻。對進步的愛國民主人士，如張瀾等也倍加關照。在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和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先後被捕叛變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處於萬分危急之中，楊度在周恩來的領導安排下，也協助黨做了許多事情，盡到他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責任，保衛了黨中央的安全。由於楊度入黨後是和周恩來單線聯絡，外界知道的人極少，為怕這一重要史實埋沒，周恩來臨終前托王冶秋轉告《辭海》編委會，將楊度鮮為人知的一面記入其條目。
別往臉上打叉叉
１９７５年７月１日，周恩來帶病在李先念和喬冠華的陪同下和前來訪問的泰王國政府總理克立?巴莫簽署了中泰兩國建交公報。
送走客人後，按照事先的「謀劃」，由喬冠華出面，請求總理與大家合影留念。
周恩來住院已經一年多了，人們見到的總理瘦了、老了，臉上的老人斑多了。自從周恩來住院後，就很難有機會和大家在一起。今天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當喬冠華向周恩來提出和大家合個影的要求後，周恩來爽快地答應了。
於是，李先念和喬冠華很快站到會客室的中間。不久，周恩來在值班護士攙扶下，微笑著緩步走到大家面前。隨行人員、醫護人員和部分在場的工作人員，個個像孩子似的圍攏過來，在周恩來的身邊站成兩排，做好拍照的準備。就在攝影師杜修賢將要按下快門的時候，一個讓人心顫的聲音響了起來：「我這是最後一次同你們合影。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在我臉上打上叉叉。」
周恩來這麼一說，本來十分喜悅的場面頓時冷卻下來，在場的人們心頭個個像墜上了鉛塊一樣。
在「文革」的特殊歲月裡，凡是被「四人幫」、造反派和紅衛兵小將們誣為「修正主義分子」、「叛徒」、「特務」和「現行反革命」的人，均要在出現他們名字的時候再加上個紅筆叉叉，如果有他們的照片出現（一般是從相關人家中抄出的舊照片或舊的報刊上登載的），則馬上在他們認為是「叛徒」、「特務」、「黑幫」、「反革命分子」、「修正主義分子」等人的臉上也打上叉叉，以向世人展示。
在「文革」的歲月裡，周恩來處境維艱：先是要表態支持「文化大革命」，接下來誣陷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和「工賊」的三頂大帽子也要周恩來明確表態。英籍華裔女作家韓素英在她的《周恩來和他的世紀》一書裡寫道，對關於劉少奇的處理，周恩來如果不同意，那麼他在２４小時之內也要被打倒。所以，周恩來思考了一個多星期，只好忍而求其次。但是，這並不反映周恩來戀職戀權，而是周恩來清楚明白自己在全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聲望地位。「文革」中，他如果有個公開的、不同於毛澤東的聲音，那麼他自己不僅面臨被打倒的危險，更重要的是全黨、全軍甚至於我們整個國家都面臨分裂的危險，這是他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
事實上，「文革」風起雲湧之後，周恩來一直被林彪和「四人幫」視為心腹大患，也是他們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早在「文革」初期，周恩來出於對國家法制的維護和對老幹部的保護，不准造反派們揪斗劉少奇，不同意他們打倒賀龍、陳毅，多次被中央文革的人扣上「黨內最大的保皇派」等大帽子。甚至周恩來在台上講不准貼「打倒劉少奇」的大標語時，造反派竟明目張膽地從台下遞上「總理，你的講話為什麼和中央文革的不一樣？」這樣當場責問的條子。《黨史博覽》秦九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