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1989年鄧小平戈爾巴喬夫會談秘聞
1989年2月，鄧小平在上海會見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圖為會見結束時他應客人請求在俄文版的《鄧小平文選》上簽名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戈爾巴喬夫對我國進行了正式訪問。鄧小平同志與他舉行的會見，宣告了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最終實現，這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事件之一。本文作者李景賢親歷了那個特殊而莊重的時刻。
外長互訪為高級會見做準備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蘇聯解體，中蘇關係這段歷程相對比較短，只有42年零86天。其中，有過不長的美好年代，但更多的是不堪回首的歲月。1988年秋天，隨著牽制中蘇關係正常化的「三大障礙」逐步得到消除，特別是高棉問題的解決開始有了眉目，作為這一「正常化」標誌的中蘇高級會見自然就被雙方擺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中蘇雙方商定，兩國外長於1988年12月初、1989年2月初先行互訪，為中蘇高級會見做準備。
中蘇兩國外長已經有30多年沒有來往了。在20世紀80年代，他們只是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曾見過幾次面。因此，錢其琛外長把這次出訪蘇聯看得很重，稱之為「破冰之旅」。對於姍姍來遲竟達幾十年之久的這次中蘇外長互訪，兩國高層自然寄以厚望。
1988年12月1日，錢其琛外長到達莫斯科，開始對蘇聯進行為期三天的正式訪問。這是30多年來中國外交部長首次踏上蘇聯的領土。中蘇兩國外長著重就早日徹底解決高棉問題交換意見，並達成了一些共識。
在交談中，戈爾巴喬夫主動說：對於蘇中之間過去發生的一些事情，蘇方「也有過錯」。這是在長達1小時40分鐘的會見中，戈爾巴喬夫所說的最有份量的一句話。聽得出來，此話不是隨便說說的，而是經過深思熟慮、有備而講的。蘇聯最高領導人正式向我方承認有過錯，這在中蘇關係史上是比較少見的。
談及中蘇高級會見時，戈爾巴喬夫還主動表示，出於種種考慮，他準備前往北京。鑒於在這次會見前，雙方已就越南從高棉撤軍時間表這一關鍵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錢外長便順勢轉達了中國領導人歡迎戈於1989年訪華的邀請。參照他的表述，蘇方與我方還達成了以下共識：中蘇高級會見是指鄧小平同志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見。
就這樣，戈爾巴喬夫1989年正式訪華，與鄧小平舉行高級會見一事便正式定了下來。
1989年2月2日至4日，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對中國進行了回訪。這是新中國成立40年以來，到我國進行正式訪問的第一位蘇聯外交部長。他是蘇聯最高層第三四號人物。
中蘇兩國外長就早日徹底解決高棉問題繼續交換意見，又達成了一些新的共識。
由於小平同志4日將在上海會見謝瓦爾德納澤，中蘇兩國外長便於3日一起飛抵滬。在會見中，老人家說出了已成為「世紀經典」的八個大字：「結束過去，開闢未來」。他還扼要點明了：與戈爾巴喬夫見面時，大體上講些什麼，怎麼講。後來，小平同志與戈爾巴喬夫會見時所發表的那篇運籌帷幄達三年多、成竹在胸的「5·16談話」，便是他與蘇聯外長這次談話的深化與擴展。
2月6日，雙方發表了關於高棉問題的聲明，同時宣佈戈爾巴喬夫將於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正式訪問中國。
有位智者曾精闢地指出，中蘇外長互訪標誌著兩國關係實現了「半正常化」。
將近20年過後回想起來，在這一去一來的兩國外長互訪中，我方與蘇方就高棉問題談得很艱苦。在這裡，我想舉兩個例子來加以說明。
錢外長訪蘇期間，在戈爾巴喬夫將要會見他的頭一天晚上，雙方就高棉問題長時間進行磋商，但總是談不攏，卡在一個關鍵問題上。第二天清晨4點來鐘，錢外長因國外的環境特殊，「無法運籌於帷幄」，只好頂著莫斯科嚴冬零下20多攝氏度刺骨的寒風，同兩位主要顧問，在那堆滿著雪的賓館院子裡「遛彎」，「決策於穹廬」。此時，其他隨行人員還在夢鄉。我跟隨錢其琛同志在莫斯科談判多年，記得很清楚，以「遛彎」這種獨特方式進行內部溝通，乃「家常便飯」。
錢外長後來憶及這次外長互訪時曾說過，那三四天在莫斯科和北京，「幾乎夜夜無眠」。
兩個具有政治含義的禮儀
在中蘇高級會見的準備工作中，我印象比較深刻的還有兩個具有政治含義的禮儀安排：
其一，對蘇聯人仍以「同志」相稱。
在赫魯曉夫執政時期，雙方以「同志」相稱。赫1964年下台後，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對蘇聯人是否仍以「同志」相稱，便成了一個比較敏感的政治問題，但我們也沒有稱其為 「先生」。1969年春夏在兩國邊境地區發生嚴重的流血衝突後，當年9月11日，周恩來總理在首都機場會見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時，第一句話就是：「你好嗎，柯西金同志？」戈爾巴喬夫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宮之後，雙方都希望使中蘇關係由冷轉暖，而且，兩國實際上依然承認彼此的社會主義性質。於是，對蘇聯人是否稱「同志」，問題就不像過去那樣敏感了。在小平同志請人給戈爾巴喬夫所帶的口信中，對他就以「同志」相稱。
儘管這樣，鑒於中蘇關係長期嚴重惡化，在戈爾巴喬夫來訪及此前的兩國外長互訪時，對蘇聯人究竟以何種敬語相稱，還是作為一個問題提了出來。有些人認為，對蘇聯人可以稱「同志」，因為蘇聯仍然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在那裡執政的依然是共產黨。但有些人則指出，中蘇對立、對抗了20多年，甚至還兵戎相見過，黨際關係早已中斷，彼此間毫無「同志」 情感可言。
對蘇聯人究竟如何稱呼，最後是這樣定的：在訪問日程表、宴會請帖上，稱戈爾巴喬夫及其他蘇聯人為「同志」；在會見、會談中，不妨也稱一兩次「同志」，但不可過於頻繁；在新聞報道中，對蘇聯人一般以職務相稱。
寫到這裡還應提一下，小平同志1989年5月16日會見戈爾巴喬夫時，在講完「結束過去」後說：「目的是讓蘇聯同志們理解我們是怎麼認識『過去』的」。
1991年8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佈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他便成了我們稱為「同志」的最後一位蘇聯最高領導人。
其二，與蘇聯人見面時「不擁抱」。
談及與戈爾巴喬夫訪華有關的問題時，小平同志曾特別交代：與蘇聯人見面時，只握手，不擁抱。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禮儀問題，它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
後來我聽一位蘇聯朋友說，中方禮賓人員曾把這一提醒特意透露給蘇聯駐華大使館，特羅揚諾夫斯基大使又立即將其報告了戈爾巴喬夫本人。1989年5月16日10時，戈爾巴喬夫見到鄧小平同志時，確實沒有忘記這一「提醒」，只與這位中國最高領導人握手。不過兩人握手的時間相當長，有位朋友看電視直播時掐著手錶算了算，整整35秒鐘。
口譯工作的特殊安排
對於小平同志與蘇方客人會見時的口譯工作，外交部領導做了周密安排。記得1989年元旦一過，錢其琛外長就對我說，謝瓦爾德納澤外長來訪時，小平同志要見他，可考慮安排一位精通俄語、經驗豐富的老同志當翻譯，同時也讓一位年輕有為的翻譯在場「見習、見習」。過後不久，他指定了這兩位高翻的人選。
大約在3月下旬，錢外長又特地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交代了一項不太尋常的任務。他說：小平同志2月初與謝瓦爾德納澤外長交談時，聽蘇方譯員百訂林講的漢語感到比較費勁。老人家很快就要會見戈爾巴喬夫了，要想個辦法，讓他所說的每句話都能夠清清楚楚地傳譯給小平同志，以便老人家聽起來不再感到費勁。我聽後提出了兩種方案：
一種方案是：小平同志說的話由蘇方譯員翻，戈爾巴喬夫說的話則由我方譯員翻。這種口譯方法在20世紀50年代比較常見，但後來很少用了。況且，我擔心蘇方譯員譯小平同志的話時，翻得不夠全面和準確。
另一種方案是：中蘇兩位最高領導人所說的話，由我方譯員一個人翻譯。但蘇方未必會接受這種辦法，因為在國際上有條不成文的「規定」，大國領導人相互交談時，如遇語言不通，則「各翻各的」（由本國的譯員翻譯本國領導人所說的話）。在近20年中蘇會見、會談的口譯實踐中，都是這樣做的，無一例外。
錢外長贊成後一種方案。他說，要努力與蘇方人員溝通好，講清楚這是「一次性的特殊安排」。我與蘇方人員幾經溝通後，對方終於對這種「一次性」安排的「特殊性」表示理解和尊重。於是，錢外長便指定外交部俄語界的後起之秀宮建偉作為鄧戈會見的唯一翻譯。
寫到這裡，順便說一個小插曲：5月16日10時一過，小平同志與戈爾巴喬夫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入座前的兩三分鐘，我與蘇方主翻百訂林作為雙方的主要記錄人，在兩位領導人所坐的沙發後面的椅子上坐了下來。百訂林故作「怒」狀，操著一口並不太生硬的「京腔」，用手輕輕捂著嘴衝著我說：「我早就猜到，肯定是你這小子給我使的壞，剝奪了我今天在頭兒面前顯擺（指給戈爾巴喬夫當翻譯）的機會！」我跟「老百」很熟，即使在中蘇關係最為艱難的日子裡，我們兩人也保持著一種不錯的個人關係。於是，我立即挑了幾個挺「油」的俄文詞，給他回敬了過去，漢語的意思是：「您也忒會『抬舉』人啦！您的忠實僕人（俄語的自謙詞，常用於熟人間開玩笑）哪兒來的這份能耐？」
往事並不一定如煙
鄧小平同志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見定於1989年5月16日10時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開始舉行。
8時20分，我與兩名高翻宮建偉和張喜雲，因為怕堵車，早早就離開了釣魚台國賓館前往人民大會堂。
9時10分至20分，李先念、姚依林、吳學謙、閻明復等領導同志和錢其琛外長陸續來到了東大廳。他們握手寒暄後，都默默地坐下，等候即將舉行的歷史性會見的主角——鄧小平同志的到來。
往事並不一定都如煙，重要的歷史「鏡頭」會永久留在人們的腦海裡。中蘇間整整40年的風風雨雨、恩恩怨怨，此刻，一幕幕似乎在我眼前「回放」：
——從十年友好，到十年對立，再到十年對抗，直至兵戎相見，雙方的傷亡都很慘重。由於「冷戰」轉入「熱戰」，盟國成了敵國，「本是同根生」，卻「相煎」一二十年，雙邊關係幾乎陷入「山窮水盡」的絕境。
——20世紀70年代末，小平同志復出後，著手實行強國富民、緩和世界局勢、與各國友好合作的務實政策。調整對蘇關係這一影響戰略全局的大事，自然也就進入到他的視野中。差不多與此同時，蘇聯與美國爭霸已經力不從心，逐步從對外擴張的頂峰往下跌，從而被迫實行戰略調整，也開始思考如何緩和對華關係。這兩大因素客觀上使得雙方「相向而行」，中蘇關係「絕處逢生」因而也就露出了一些曙光。
——勃列日涅夫傳來「絕唱」（去世前發出改善中蘇關係的信號），小平同志通過多種渠道作出回應，並採取高屋建瓴、堅持原則、穩健靈活、鍥而不捨的對策。
——在小平同志的不懈推動下，經過長達六年異常艱難的中蘇政治磋商，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威脅中國安全這一關鍵問題上的態度，終於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下決心卸掉支持越南侵略高棉這個歷史大包袱，從而消除了牽制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最大障礙。
經過異常艱辛的十年對話，「山重水復」已達一二十年之久的中蘇關係，終於迎來了「柳暗花明」……
9時35分，小平同志在女兒蕭榕同志的陪同下來到了東大廳。李先念等領導同志紛紛上前與老人家握手問候。小平同志頻頻舉手、點頭向在場的人員致意。他老人家都快85歲了，可精神還是那麼矍鑠。小平同志十分安詳。曾聽人講過，每次在大戰前夕，胸中自有雄師百萬的鄧政委，總是那樣「心靜如止水」。還聽人說過，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當被迫害致重殘的愛子來到江西小平同志的身邊時，老人心裡雖滴著血，可神態卻顯得異常沉靜。
小平同志安詳地坐著，話不多，但有一句我一直記得。老人家告訴大家：請人給戈爾巴喬夫帶口信以來，在這三年多時間裡，「就想著今天怎麼樣跟他談」。遵錢外長之囑，我除了要記錄小平同志會見戈爾巴喬夫時的談話外，還要記下老人家在會見前的內部談話內容。我這是第一次「零距離」站在這位偉人的身旁，感到無比興奮與自豪。望著他那安詳的面容，我心裡想，老人家也許在這最後一刻，還在思考著過一會兒「怎麼樣跟他談」。
9時55分，車隊過了六部口。我們在東大廳的人員被告知：從此刻起，中央電視台開始向全世界直播鄧戈會見的實況，要大家注意舉止儀容。聽一位「老禮賓」說，這種電視直播在我國外交史上尚屬首次。
10時差一兩分鐘，小平同志破例到東大廳正門外迎客。此時，已在那裡等候多時的中外記者，黑壓壓地一大片站在又寬又高的大梯子上，有些人的腦門兒幾乎頂到離地面十幾米的天花板。
10時整，戈爾巴喬夫來到小平同志跟前，中蘇兩位最高領導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一二百盞鎂光燈頓時閃成一大片「銀色火海」。
結束過去 開闢未來
10時過了三四分鐘，賓主入座。小平同志一開始就表示，中國人民真誠地希望中蘇關係能夠得到改善。他建議利用這個機會宣佈兩國關係從此實現正常化。接著，小平同志開門見山地指出：「我們這次會見的目的是八個字：結束過去，開闢未來」。他說：現在結束過去，過去的事情完全不講恐怕也不好，「總得有個交代」。對於中方的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辯論」，「可以各講各的。」
小平同志扼要地回顧了列強侵華的歷史之後，花了四五十分鐘時間，著重談中俄、中蘇關係，回顧了近一二百年來兩國關係的演變。
小平同志指出：沙俄「侵佔」了150多萬平方公里中國領土，從中國「得利最大」，「以後延續到蘇聯」。「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
小平同志談及20世紀60年代的中蘇論戰時，說自己是「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他指出，經過20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對於這場大論戰的是非，我國從未作出過正式表態。在會見中，小平同志代表我們國家首次作出了這樣的評價。
小平同志指出：從60年代中期起，中蘇關係惡化了。蘇聯在中蘇邊界陳兵百萬。對中國的威脅從何而來？中國「很自然地」「得出了結論」。
小平同志強調：歷史賬講了，這些問題就「一風吹」，「把重點放在未來」。
中蘇關係正常化包括兩國、兩黨關係的正常化。兩國當時依然承認彼此的社會主義性質。在會見中，小平同志花了將近20分鐘時間專門談發展馬克思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兩大問題。他指出：馬克思去世以後100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他還說：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規的觀點只能導致落後，甚至失敗。」在蘇聯正面臨著複雜局面的緊要當口，小平同志特意與戈爾巴喬夫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我領會，這是有很深用意的。這表明老人家熱切期盼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能不斷發展，「十月革命」這面旗幟能在十月革命故鄉的上空繼續飄揚下去。
兩個半小時的「超長」會見
12時20分，蕭榕同志又遞上了一張紙條，提出午宴時再邊吃邊談。老人家還是沒有理會，繼續在談著。只是大約過了10分鐘之後，小平同志才拿起一張條子看了看，略帶歉意地說：「哦，時間過了，人家在催我呢！好吧，現在就吃飯去，好在等一下子還可以邊吃邊談。」
12時30分，中蘇高級會見結束，歷時2小時又30分鐘，比原定的「超長」會見時間還超出了半個小時。
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三大上辭去了黨中央和中顧委的領導職務，這次是以「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的身份會見戈爾巴喬夫的。1989年9月4日，與戈爾巴喬夫會見後不久，小平同志就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懇切希望中央批准」他辭去「現任職務」。老人家保留了上述兩個職務到與戈爾巴喬夫會見，這表明他對與這位蘇聯最高領導人舉行會見，共同宣佈中蘇關係實現正常化的熱切期盼與高度重視。
鄧戈會見後不久，蕭榕同志有一次宴請蘇聯客人時讓我去作陪。她將我介紹給蘇方客人時說，她與我都是鄧戈會見的「見證人」。席間，蕭榕同志回憶起鄧戈會見的情景時對我說，她父親為了這次會見準備了好幾年時間，那天見到戈爾巴喬夫特別高興。中蘇關係最終實現了正常化，老人家感到十分欣慰，與他談了兩個多小時還不願打住，隨後，午宴時也在談，一直興致勃勃的。
錢外長預見到小平同志與戈爾巴喬夫的談話將是我黨一篇「重要的歷史文獻」，事先便專門交代我和兩位俄語高翻，要聚精會神地把老人家的談話「全部」、「如實」地記錄下來。
事後的這十八九年來，每每憶及此次談話，自己對這位偉人的崇拜之情便油然而生：這篇滴水不漏的大「文章」，小平同志似乎是一字一句地「背」 出來的，那時老人家已經是八十有五的高齡！我想，這不僅是由於小平同志的記憶力驚人，而且是因為他為了這次會見，足足準備了三年多時間。正如老人家所說的，這三年多以來，「就想著今天怎麼樣跟他談」。為了一次談話，花上了上千天時間進行那麼認真、充分的準備，這在古今中外恐怕是不多見的。
小平同志三年準備的一篇大「文章」
戈氏猶如拜見長輩，畢恭畢敬
在此次中蘇高級會見中，據我觀察，戈爾巴喬夫對小平同志是很尊敬的。
5月15日中午12時，戈爾巴喬夫飛抵北京。這是繼赫魯曉夫1959年9月30日到北京參加中國國慶十週年活動後，蘇聯最高領導人30年來首次踏上中國的領土。他在首都機場發表了一篇頗有親和力的談話。他說：蘇中兩國有個一模一樣的民諺：「百聞不如一見」。對於中國的改革，真可謂已經是「百聞」了。今天，我與拉伊薩·馬克西莫芙娜（戈爾巴喬夫夫人）正是為這個「一見」而來的。我將同中國的領導人談談，與老百姓聊聊，盡可能多看看。
16日上午10時剛過，戈爾巴喬夫在小平同志的陪同下步入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時，表情顯得有點緊張。他一邊落座，一邊打開隨身帶的手提箱。一支筆突然從箱內掉落在地，發出小小的響聲。戈爾巴喬夫當場對這個小「閃失」顯得有些尷尬，連忙彎下腰去撿起那支筆，定了定神後莊重地說：「我們政治局全體都贊同您那句著名的話」（即「結束過去，開闢未來」）。
坐在這位曾震撼過世界的「傳奇人物」身旁，戈爾巴喬夫的崇敬之情顯而易見。他一直聚精會神地聽老人家在講，不時邊聽、邊記、邊點頭，連連說：「對」，「是的」，「同意」，「完全贊同」。他偶爾也插插話，比如，當小平同志憶及三年前請人給他帶口信時，他「幽默」了這麼一句：「三大障礙」——三年時間，正好一年解決一個。當小平同志談及對中俄、中蘇關係一些問題的看法時，戈爾巴喬夫或者聲稱，蘇方對此有不同意見，但今天不準備爭論；或者表示，這些年沒有白過，弄清楚了不少問題。看著坐在前面只有半米遠的戈爾巴喬夫，我腦子裡突然閃出了這麼一句：在一位85歲高齡的長者跟前，一個58歲的「後生」畢恭畢敬！
面對俄中關係三四百年的風風雨雨和蘇中關係三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戈爾巴喬夫講了三層意思，對小平同志有關中俄、中蘇關係的談話做出了回應：一、對俄中、蘇中關係中某些問題的成因，蘇方有自己的看法；二、對兩國間在不太久遠的過去所產生的某些問題，蘇方「也感到有一定過錯和責任」；三、同意過去的問題就講到此為止。
應該說，戈爾巴喬夫這番話說得還是比較得體的。談到中俄、中蘇關係的歷史時，小平同志雖然從負面角度點了「沙俄」、「蘇聯」的名，有些話說得還相當重，但戈爾巴喬夫沒有進行爭論。如前所述，他於1988年底曾嚮往訪的錢其琛外長承擔了蘇方對蘇中關係惡化的責任。但是，他這次當著小平同志的面說出了蘇方「也感到有一定過錯和責任」，我覺得，這顯示出對改善兩國關係的某種真誠願望。
大約兩年過後，一位曾經跟隨戈爾巴喬夫到中國訪問的蘇聯朋友在莫斯科對我說：戈爾巴喬夫到北京是去「朝見」鄧小平的。他在內部曾說過，鄧小平傳奇的一生充滿著智慧，在鄧小平面前，無論從哪方面看，他都是個「小字輩」。
李鵬總理詳細瞭解鄧戈會見情況
鄧戈會見一結束，我遵錢外長之囑，去釣魚台國賓館向下午2時就要與戈爾巴喬夫舉行會談的李鵬總理匯報。李鵬總理一見面就告訴我，他已經知道，小平同志今天興致很高，同戈爾巴喬夫談了很長時間。他還說，老人家為了這次談話，準備了好幾年時間。
李鵬總理讓我先扼要匯報小平同志與戈爾巴喬夫談話的主要內容，之後再「細細地」講小平同志是怎麼說的，戈爾巴喬夫用俄語又是怎麼講的，還說：「最好採取對話的形式講」。當我匯報到小平同志談及俄、蘇侵佔中國領土，歷史賬講完後一風吹，並對中蘇大論戰作出評價時，李鵬總理把小平同志所用的一些詞、所說的一些話複述了幾遍，有時還讓我再重複一下。
當我匯報到戈爾巴喬夫說，對蘇中關係過去的一些事情，蘇方「也感到有一定過錯和責任」時，李鵬總理用俄語重複了好幾遍，並問我ВИНА（過錯）這個詞，俄語說得是否很重？我答道：「這個詞與漢語的『咎』字差不多，『過』、『錯』兩層輕重意思都有。我覺得，戈爾巴喬夫剛才對小平同志這樣說，話講得還是比較重的。」
戈爾巴喬夫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其功過是非自有後人去評說。不過，他的中國之行順應時代的潮流和中蘇兩國人民的願望，完成了一項重大的歷史使命，這在中蘇關係史上「應當被濃墨重彩地記上一筆」（錢其琛同志語）。但是，中蘇關係正常化之所以能夠得以實現，兩國間新型關係之所以能夠得以確立，主要應該歸功於鄧小平同志的英明決策和多年的不懈推動。這位偉人的這一歷史功績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