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義祠裡的「叛臣降將」

眾人的生命高於對一朝一姓的盡忠死節。對人性有這樣的認知，就不會苛責那些苟全性命於亂世的人，也會更敬佩那些為保全眾人的生命而甘忍污名的大仁大德者。

重慶市合川區（原合川縣）東郊有個古戰場遺址「釣魚城」。 據說，這是一個「改寫」了世界中古史的地方。

中國人稱之為「元憲宗」的蒙古帝國第三代大可汗蒙哥，率4萬精銳御駕親征，久攻未克釣魚城。軍中疾疫流行，蒙哥亦染病，恨恨而死。蒙哥死後，蒙古貴族間展開了爭奪大汗宗主地位的長期戰爭。蒙古帝國對世界的征服從此出現轉折，走向頹勢。蒙哥大汗的死地釣魚城，以其延續宋祚20年，緩解了歐亞戰禍，流產了蒙古勁旅對非洲的征服，被世人被作「上帝折鞭處」。

忠義祠的由來

釣魚城古戰場博物館內，護國寺右側有個「忠義祠」。現在紀念的是對釣魚城的修築和保衛戰貢獻最大的五個人。他們是：

一、決策構築釣魚城的巴蜀軍政首長，1242年以「權兵部侍郎」職銜，任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的余玠。

二、三、余玠入蜀設招賢館所納播州（今遵義）布衣冉璡、冉璞兄弟。二人事跡附於《宋史》卷四百十六余玠的傳略。此二人的主要功績是提出了築城的建議，並負責實施。

四、開慶元年（1259）大戰蒙哥大汗時的都統制兼合州知州，釣魚城守軍的主帥王堅。

五、1259年戰役結束王堅奉命入朝，繼任中軍都統制兼知合州，堅守釣魚城直至1275年升任重慶知府的戰將張玨。

最初建祠時，奉祀的只有守將王堅和張玨，就叫「王張祠」。乃明代弘治年間合州籍的京官王璽，上報朝廷派員實地查勘，由明孝宗批准後所建。可知多麼鄭重其事。

清兵入關，王張祠被毀。這在情理之中：征服者當然不願提倡拚死抵抗。

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州王采倡議重建「王張祠」。此時，滿清的江山已經穩固，便要提倡忠孝節義了。

王采增立了余玠、二冉的牌位，共祭本文開頭所列的五人，易名為「忠義祠」。

挑戰傳統的忠義觀

「忠義祠」建成不久，知州陳大文在祠內增祀了李德輝、熊耳夫人和王立3人。此三人何功何德？

這李德輝乃通州潞縣人，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授任他為西川行樞密院副使兼王相。熊耳夫人是李德輝之妹。王立乃繼張玨任合州知州的釣魚城守將。1278年底，南宋臨安朝廷已經覆亡，元東川行院正加緊圍攻，釣魚城危在旦夕。熊耳夫人於是策動王立請降於其兄。為保全一城軍民生命，王立派人潛赴成都致書李德輝。年逾花甲的李德輝親率數百人抵釣魚城，於次年正月接受王立獻城。李德輝這樣做不論是「有好生之德」憐恤人命，還是不願元世祖時代再出現屠城的血腥場面，抑或為了爭功，都是有政治和軍事風險的。這王立並非貪生怕死之輩。他是張玨的部將，一向奮勇殺敵視死如歸；1276年繼任守城主將後，曾四面出擊元軍；他當然明白開城降元對個人歷史名譽的影響。

「郡守吳門陳大文」也是讀書人，他撰寫碑文闡述了自己這樣做的理由。這塊碑如今尚保存完好。上刻「或以（王）立降為失計」，而「所全實大哉」；並稱李德輝與熊耳夫人使釣魚城軍民免於蒙元將士的尋仇報冤屠戮，「實有再造之恩」，云云。他預感此舉會有爭議。

這種「爭議」其實是陳大文挑起的，他在挑戰傳統的忠義觀。當初王采為王堅張玨立祠，就是感念二將的「忠烈」不在唐朝「安史之亂」中堅守雎陽城的名將張巡、許遠之下。張巡其人，為了守城，殺了愛妾給士兵充飢，危城中的軍民餓死戰死被殺死在他看來都是死的光榮，惟獨不能投降。張玨於臨安失陷後拒絕招降，派人到沿海地區尋訪宋王室，圖謀重振；1278年重慶城破時被俘，後自經而死。張巡曾殺死6名勸降的將官以明其心志。而王堅頗得張巡遺風，他將蒙哥派到釣魚城勸降的南宋降臣晉國寶，從其歸途峽口追回，處決於釣魚城閱武場。這種恣意踐踏「兩國交兵不斬來使」慣例的絕決行為，令傲慢的蒙哥大怒，必欲滅之而後快。

叛宋降臣被請出忠義祠

133年之後，即光緒十八年（1892年），華國英知合州，募資修忠義祠廊捨，將李德輝兄妹移祀別室，將王立牌位清出忠義祠，並刻碑撰文申斥王立「為宋之叛臣，元之降人」，並對陳大文上綱上線說，他不報奏朝廷而私請王立三人入祀是「不知何心」。幸虧華、陳二人不同朝，相隔逾百年之遙，否則，陳大文政治生命危乎哉！

頗堪玩味的是，133年間，三年一輪，合州知州換了數十個，他們不可能不履及釣魚城，為何直到華國英才對奉祀王立三人提出指責？顯然，他們如果不是認同陳大文的觀念，至少是不以為有什麼大逆不道。這個觀念是什麼？是：眾人的生命高於對一朝一姓的盡忠死節。明末思想家李贄曾在他的著作中，明確地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痛斥張巡的非人道；讚賞三國時鄧艾破蜀後，蜀國大臣譙周開城降魏，保全了成都軍民免於無謂的犧牲；讚賞五代時的名臣馮道，不顧個人名節周旋於亂世的大軍閥間，盡力使老百姓減輕生靈塗炭的悲慘。他的閃爍著人本主義光輝的思想，雖與正統的「文死諫，武死戰」忠義觀相悖，以其符合人性，其實更為大家所認同，包括飽讀詩書的官員士子。

而那些滿口忠孝節烈大義的人，平時一臉正氣，絕然凜然，卻未必比別人更敢於捨生取義。眾所周知，滿人入關後，一些平時慷慨激昂作「漢賊不兩立」狀的東林黨人，如錢謙益、方以智、吳偉業等名教大佬，紛紛做了貳臣。「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不是譏諷，是人心的寫實。對人性有這樣的認知，就不會苛責那些苟全性命於亂世的人，也會更敬佩那些為保全眾人的生命而甘忍污名的大仁大德者。

「盡忠」不必「死節」

中國人其實一向更相信「盡人事，聽天命」；「盡忠」又何必「死節」呢？比如，呂文煥守襄陽，與元軍對抗五年，「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下，告急於朝，（權奸）賈似道不督列閫赴援」。待樊城陷落，元主諭文煥曰：「爾等拒守孤城，於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其如數萬生靈何？」文煥乃降。元主用以打動呂文煥的一是「數萬生靈」毀存系其戰降一念間；二是「勢」，南宋小朝廷腐朽糜爛，奸佞當道，「天命」所棄，大勢去矣。

釣魚城守將王立們對朝政的黑暗，對趙宋王朝氣數將盡難道沒有感覺嗎？肯定有。主修釣魚城的余玠及第一任守將王堅，都是為朝中權奸所嫉為皇上所猜疑，受打壓而含恨早逝。王立固守危城，恐怕主要不是為了盡忠趙宋王室，而是因為自己心志不肯屈人，是為了「江南」百姓不被蒙古鐵騎蹂躪。待到南宋社稷傾覆，恭帝北遷，元兵掃蕩江南，1278年的釣魚城如大海中的一葉孤舟，加之以合州兩年大旱，守城軍民陷於饑餒，可謂「人事」已盡，只能聽從「天命」了。

這樣的一個王立，可算是勇氣和仁德的雙重英雄。我想，133年間的那些合州知州心底都會這樣讚歎王立的。

華國英何獨不以為然？ 是他觀念陳腐僵化嗎？也許。但更可能是時勢使然。1892年的中國，中日甲午之戰前夕的中國，列強環伺，風雨飄搖，民族主義興起是很自然的；在忠君與愛國不分的舊式文人心中反感王立這樣的人，也是很自然的。

無獨有偶，比華國英更激烈地痛恨王立與陳大文的，還有當代文人郭沫若。1942年6月，郭專程參觀釣魚城，隨即寫成《釣魚城訪古·華國英撰重建忠義祠碑文》，中有詩云：「卅載孤撐天一線，千秋共仰宋三卿。貳臣妖婦同祠宇，遺恨分明未可平！」一副恨不能食肉寢皮的「憤青」狀。這既是時代語境使然，也是此公一貫的風格。上世紀60年代他作《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有「人妖顛倒是非淆，對敵慈悲對友刁……千刀當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聖毛」的句子，連毛主席也覺得他對唐僧說得太過分。

然而，如今我們這個時代，是人本主義還是「民族主義」（或曰「愛國主義」，或曰「忠義」）佔上風呢？

忠義祠的楹柱上刻的還是華國英撰寫的對聯：「持竿以釣中原，二三人盡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把盞而澆故壘，十萬眾披肝瀝膽，竟不圖王立貳心」，忠奸對立，愛憎分明。重修者是一仍舊貫，還是真的讚賞華知州的說法「正氣凜然」？大約是後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