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血濺歡宴:「新疆王」楊增新被刺疑案揭秘
1928年7月7日,星期六。
迪化(今烏魯木齊)的省立俄文政法專門學校校園內張燈結綵,人聲鼎沸,這所新疆「最高學府」裡面洋溢著喜慶的熱烈氣氛。這天正舉行第一屆畢業生典禮,新疆省政府高層軍政官員、特邀嘉賓紛紛前來祝賀,與學校師生們歡聚一堂。
中午時分,校園中猛然傳出一陣清脆的槍聲,一位60多歲的老人應聲倒地,血濺華堂,他正是獨霸新疆省政權達17年之久的「新疆王」楊增新。
楊增新在新疆人的心目中,毀譽參半。清末民初是中國政局十分動盪的年代,皇帝、總統更替頻繁,各省的巡撫、督軍、省長、主席也很難坐穩他們的交椅。就在這個混亂時代,雲南人楊增新竟統治新疆長達十多年之久,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不過,他彷彿預料到自己不能活著離開新疆一般,先後把女兒女婿打發回關內。1924年,楊增新給在北京讀書的女兒發電報,其中就有「增新年老矣,生入玉門關,死又不知何處。吾當忠於新疆,終於新疆」的話。在出事前不久又把他的三姨太太打發去關內安置起來。
1928年7月3日,楊增新坐臥不安,打發齋桑領事廣祿去北京接他的長女,限往返40天,可是7月5日,他又電令不叫去。7日,他被刺身死。
也許楊增新冥冥中預感自己要死在新疆,只是絕沒有想到會死在自己屬下的槍彈之下。
在混亂的民國政壇上,沒有正義與非正義,只有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每一次有人站起來,就必然有人倒下去,而每一次站起與倒下,伴隨的就是血與生命的代價。突發的刺楊事件,史稱「七七政變」,它標誌著新疆楊增新時代的終結,也標誌著一系列新的血雨腥風的開始。
「新疆王」楊增新
楊增新(1864—1928),字鼎臣、子周,號藎臣,雲南蒙自人,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中己丑科第127名進士,被選用甘肅中衛縣知縣,在甘肅任職近20年。當時該縣百姓不堪官府壓迫剝削,揭竿起義,發動「河湟事變」。楊增新因鎮壓有功,被提升為河州知州。任職期間,局勢不穩,民生凋敝、田園荒蕪。楊增新親督兵丁一面穩定局勢,一面招撫流民恢復生產,又冒著違反朝廷禁令之風險,減免百姓的賦稅,使社會逐漸穩定。接著他又捐出他的俸祿,重修了久已廢棄的風林書院,增設了龍泉、愛蓮書院,延聘名師任教。在該書院學習的生員,參加鄉試一次就有九人中舉,為甘肅一省之冠。他還開設孝廉堂,選拔優秀的地方子弟加以培訓,並親自授課輔導,使河州地區數年間人才輩出,文化大興。楊增新也因此聲譽大增,地方百姓曾立德政碑、建生祠以頌其德。
清光緒三十三年,楊增新調任新疆陸軍學堂總辦,次年經新疆布政使向該省巡撫袁大化保薦,陛見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升任新疆阿克蘇道尹。在新疆任職初期,楊增新便顯示出善於謀劃、機警過人、敢作敢為的才幹。為此,他深得袁大化的賞識和重用。1911年10月武昌起義,掀起辛亥革命的波瀾,引發國內政局的劇烈動盪。楊增新看準機會,加緊奪權,迅速崛起。
1912年(民國元年)l月,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新疆伊犁伊斯蘭民族分裂勢力發動叛亂,殺死伊犁將軍志銳,宣佈獨立。楊增新眼看清朝廷覆滅,即以保衛省城,維持治安為由,向新疆巡撫袁大化建議,由他出面招募軍隊。袁准其求,楊增新急招募騎兵五個營,自任統領。2月,袁世凱代行臨時大總統,任命袁大化為新疆都督。袁不受,保薦喀什道尹袁鴻佑出任該職務。覬覦新疆都督之職甚久的楊增新極其不滿,於5月7日暗中收買哥老會首領邊永福、魏得喜等人,暗殺了袁鴻佑。6月30日,已受撫的革命軍蔡樂善帶領部下反水,情急之下袁大化保薦楊增新為新疆都督。楊增新上任後舉兵鎮壓蔡樂善成功。此間,革命黨人馮特民因在武昌宣傳革命,被湖廣總督張之洞通緝逃往伊犁,建立新伊軍政府。馮特民看中楊增新手握重兵,力薦楊增新為軍都督,隨即新疆都督府與新伊軍政府合建。袁世凱為把楊增新收為羽翼,委他任新疆都督兼布政使,密令他嚴防革命黨人活動。
楊增新在新疆當政期間,沒有與列強簽訂過任何喪權辱國的條約,還「調兵四路還擊」,抵抗沙俄匪徒的侵略挑釁。執政初期,新疆內憂外患,社會動盪,外有沙俄帝國主義煽動和支持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獨立」,脫離中國,並派兵侵擾新疆邊境、侵佔科布多。國民政府多次指令新疆、伊犁、阿爾泰出兵抵抗。內有境內哥老會頻繁活動騷亂,革命黨人四處活動反抗都督府,哈密鐵木耳發動農民起義……面對動亂情勢,楊增新深知自己羽翼未豐,實力有限,集中全力先攘外而後治內。他首先傾竭省庫經費,出兵支援與科布多相毗連的阿爾泰。沙俄見勢叫嚷要出兵干涉。楊增新不懼威脅,遣軍駐防托察汗通古。沙俄訛詐不成,又出兵伊犁、阿爾泰,逼楊增新撤軍。楊增新巋然不動。次年11月,袁世凱同沙俄駐華使館簽訂《中俄聲明文件》和《中俄聲明另件》,將科布多割讓「獨立」的外蒙古;12月,帕勒塔與沙俄非法簽訂《中蒙軍隊停戰協定》,要新疆軍隊從察汗通古撤回元湖。楊增新斷然拒絕,堅守疆土。對內,楊增新採取以柔克剛,各個擊敗的政策對付各個勢力集團。他長袖善舞,用懷柔手段進行收撫,同時大刀重錘,實施武力鎮壓。他指派都司張廷彩招撫農民起義首領鐵木耳,鐵木耳受撫率精兵130人赴迪化,楊增新當即封他為定邊馬隊第三營營長。後來楊增新見鐵木耳並非真心歸順,遂將鐵木耳絞死,其精兵也一同被處死。楊增新對革命黨人先各安置一定職務予以起用,後逐一免職。革命黨人領袖喀什提督賀家棟,時任省民政司司長,楊增新用重金將他禮送出境,導致革命黨人群龍無首,楊增新遂命親信屠殺革命黨人。不到兩年,楊增新將革命黨人和農民起義都鎮壓下去。他在日記中寫道:「縱一人生而千萬人不免於死,是生者死之根;殺一人而千萬人得遂其生,是死者生之本。故渠魁首所當誅,而為惡不宜輕縱。」
新疆局勢基本穩定後,楊增新集中精力消除異己隱患,限制各王公貴族勢力,發展生產,休養生息,他的一些經濟政策得到了社會擁戴。
「小國寡民」的政治主張
民國三年6月3日,袁世凱廢督裁軍,楊增新表示擁護,被委以新疆巡按使加將軍銜,督理新疆軍務。次年12月12日,袁世凱復辟稱帝,楊增新受封一等伯爵。25日,雲南組織護國軍討袁,全國響應,楊增新急忙宣佈擁護共和制度,表示不參加直、皖、奉三系軍閥混戰。他在新疆省政府大堂上懸掛的一副對聯稱:「共和實草昧初開,羞稱五霸七雄,紛爭莫問中原事;邊庭有桃源勝境,扭率南回北維,渾噩長為太古民。」這副對聯表明了楊增新的政治主張,他深受黃老哲學思想的影響,熱衷於「小國寡民」、「無為而治」,對中央政權採取的是「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不問時事的老子的政治主張,對新疆人民採用愚民政策,認為民眾能種種田,學點手藝就行,不要人們有知識和政治思想。對信奉伊斯蘭教的幼年子弟,他規定只要在禮拜寺阿訇那裡唸唸經就行了,不讓他們進學堂。他希望新疆人在當時關內軍閥混戰的局面下,做不問外事的太古人民。同時希望來過新疆的關內人,也像《桃花源記》裡邊的漁翁那樣離開後迷失路津。
楊增新擔任新疆最高軍政長官時,每天黎明即起,在未辦公以前,他要讀一炷香至三炷香的書。所讀的書,主要是《道德經》,還分發給他的屬下和親友們一本讀書心得——《讀老子》。每天絕大部分時間他都在批閱公文和瞭解情況,事必躬親,連機要室的鑰匙也由他自己掌握,重要函電必定親自書寫;他無不良嗜好,不貪圖享受,不講排場。曾在楊增新手下工作過的包爾漢回憶說:「楊增新私人生活相當樸素,他沒有任何嗜好,不納妾,不講究生活享受,不講排場,尤其反對饋贈辦壽。他事必躬親,每天用大部分時間批閱公文,瞭解各地方情況……」
楊增新不相信科學知識,他認為中國過去儒道佛學以及各雜家的書籍盡可以夠用,不必向外人多事追求,最多學學製造槍炮、汽車或其他機器就行了。
為獨霸新疆,楊增新對中央政府陽奉陰違,實行閉關自守政策,對從內地派來的人除特殊情況外,一概拒絕接納。民國初年,北京政府曾指派孫道仁到新疆擔任戒煙督辦,卻被楊增新婉言拒絕。隨後,北京政府商議將聚集在山西平陽一帶的大批遊民遷往新疆,楊增新又借口移民開支太多、新疆飲用水不足等,拒不接納。對於非官方團體或私人去新疆,楊增新同樣如臨大敵,在星星峽專門設卡稽查,沒有經過楊增新本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境。甚至由新疆返回內地的人員,也必須申請領取督署或省署的護照,才能離開新疆返回內地。此外,楊增新對新聞輿論也嚴加防範。省內人士所訂內地各種報刊,楊一律扣留,交存省署,由自己一人閱讀。
在軍事政策上,楊增新認為,兵多事多,不但不能保民,反而病民害民。1921年以後,他進一步大量裁軍,如新疆陸軍第1師,按編制應轄兩個旅,實際人數只有一個團左右。該師師長蔣松林年逾七旬,白髮蒼蒼,已是風燭殘年。哈密、喀什、伊犁三地名義上各有駐軍一個旅,實際上除伊犁外,其他兩地的駐軍都不足一個團。同時,軍隊的待遇低,裝備差,缺少訓練。楊增新生怕軍隊串通犯上作亂,有意將新疆駐軍的系統打亂,互不交往,各自為政。他還比喻說:「譬如一串錢,灑在地面,如要重新串聯在一起,需要一個錢一個錢地拾取,既費時,又費事。」楊增新在晚年曾得意地對人說,我在新疆唱了幾十年「空城計」。
在民族政策上,楊增新採取的是羈縻牽制的手段。新疆是個多民族聚集地區,加上漫長的邊界線,各類矛盾錯綜複雜,極易發生動亂。楊增新深知其中矛盾尖銳,以力量牽制的手段因勢利導,比較牢固地控制著省內局面,始終沒有大的混亂發生。他依靠當地的回族人對付漢族「遊官、遊民、遊勇」的「作亂」。同時,拉攏和收買少數民族中有實力的王公貴族,通過他們安撫各少數民族百姓。對此,楊增新曾深有體會地說:「保護頭目人的既得利益,就可以使他們擁護信賴這一省的長官;限制他們過分地壓迫老百姓,爭奪地方上的權益,就可以使老百姓安心過生活,使地方官不喪失指揮權,而為頭目人所役使。」
楊增新對於自己在新疆的統治頗為得意,自稱:「變蔥嶺之荒垠,而為桃源之樂土也。」他還寫下《題鎮邊樓》七絕四首,將自己形容成一個「憂國憂民」的救世主。詩曰:
山關何必望封侯,白髮籌邊幾度秋;
四海無家歸未得,看山一醉鎮邊樓。
居夷已慣不知愁,北維南回一望收;
卻怪當年班定遠,生還只為一身謀。
丈夫恥為一身謀,饑溺難忘禹被憂;
力障狂瀾三萬里,莫教海水向西流!
虎鬥龍爭未肯休,風濤萬里一孤舟!
但期四海澄清日,我亦躬耕學買牛。
狠心辣手除異己
平日裡,楊增新吟詩作賦,談經論道,如飽學老儒。其實骨子裡暗藏詭詐殘暴,他有兩句口頭禪:一是「知其為害,則當於患之未發而先除之」;二是「聖人為天下除害,亦須下狠心辣手」。楊曾經對最親密的朋友說,十年間,他就殺死過6700餘人。
1916年,袁世凱加緊稱帝。蔡鍔等人在雲南發起護國討袁,曾聯絡楊增新聯手,被楊增新置之不理。不久,雲南人楊查到新疆宣傳反袁獨立,得到楊增新衛隊營長李寅、夏鼎及軍裝局總辦杜國禎、警察局長劉應福、礦務督辦鄔銘魁等人的積極響應。他們的聯名上書遭到楊的反對,於是大家商議倒楊。楊增新得到密報後,不動聲色,照常散步上班,暗中部署鎮壓行動。
一日,密探謝文富得到楊查、李寅等雲南人準備起事的情報,便急匆匆地找到楊增新,當著在座的一些雲南人,大聲地說:「大人,不好了!楊查、夏鼎、李寅商量在近日謀反!」
楊增新聽罷,勃然大怒,拍案罵道:「謝文富!你竟敢有意挑撥我們同鄉間的感情,造謠邀功!」並當場令馬弁將謝文富拉出去槍斃了。
1916年元宵節的前一天,楊增新在督軍署宴送教育部的視察員劉章植,各廳道軍政官員一同作陪。
宴會間,楊增新外出一會兒,再返回時身後緊跟兩名手持大刀的馬弁。楊增新一進門,一指夏鼎,大喊一聲:「砍夏鼎!」
瞬間,馬弁手起刀落,毫無戒備的夏鼎已身首異處,熱血四濺。眾人大驚,楊增新卻泰然自若地命人將夏的屍體拖出去。
眾人驚魂未定,楊增新又突然手指李寅,下令:「砍李寅!」
李寅急忙用一手提起椅子抵擋,另一手去拔槍。但兩個馬弁已衝到李的身前,揮刀向李的頸間砍去。李寅當即血口大開,血沫飛濺。李還欲掙扎逃跑,終被亂刀砍死。
眾人變色,很多人瑟瑟發抖,全場鴉雀無聲。楊增新平靜地說:「李夏二人圖謀造反,不讓新疆的老百姓過太平日子,我才忍痛殺掉他們。只是變起倉促,來不及事先說明,讓大家受驚了,現在我向大家賠禮!」事後,楊增新立即逮捕並槍決了楊查,宣佈將杜國禎遞解回籍,實際派人在途中將其暗殺。
同年,曾追隨楊增新、參與屠殺過許多革命黨人的昌吉縣知事匡時也上書楊增新,建議倒戈討袁、宣佈獨立。楊增新在收到袁世凱關於處決匡時的復電後,便以請宴為名,將匡時誘至督署東花園。當二人散步聊天時,楊增新找了個借口離去。這時,早已埋伏在附近的馬弁從背後向匡時開槍,子彈穿透其胸膛。
匡時臨死前忍痛極力叫罵:「楊增新!你這個陰險毒辣的小人,早晚不會有好下場!」楊增新在日記中寫道:「知其危害,則當於患之未發而先除之,毋或姑息……」
鐵腕政策禍端深埋
樊耀南(1879—1928),字早裹,湖北公安人,18歲中秀才,1904年公費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法,獲法學學士學位。1908年畢業後回國。歸國後,他曾假道西伯利亞,經長途跋涉,從塔城進入新疆,任新疆地方審判廳廳長兼政法學堂教員。辛亥革命後,曾任過新疆審判廳廳長。北洋政府建立後,樊耀南回北京在國務院供職,曾任副總統黎元洪的顧問。1917年,黎元洪任總統,又委任他到新疆做阿克蘇道尹。
在新疆的官場中,樊耀南被稱為「精明幹練」的人物。他來新疆不像一般官吏那樣「千里為官只為財」,他很想在新疆施展他的政治抱負,從而揚名華夏。他接受過國外先進文化的教育,思想比較新派,對新疆官府中濃厚的封建腐敗氣息深惡痛絕,被稱為「新派」。他打著「革新」、「民主」的旗號,主張要把新疆的政治整頓好,還提出「民族平等、整理財政、剷除貪污、發展教育、整理軍隊」等「挽救新疆」的五項辦法,對楊增新的「小國寡民」政策極為反感。他不只在外交、政治等方面有獨立的主張,而且在其他許多方面也有與楊增新不同的看法。
對樊耀南,楊增新採取慣用的「除大憨,須不動聲色」的策略,利用懷柔手法以免得罪北京政府,引發新的麻煩。樊耀南到任之前,楊增新已接到來自北京的密報,稱樊耀南受北京政府委託出使新疆,意在探聽虛實,尋機取楊而代之。因此楊對樊很有戒心,讓他在新疆坐了很久的冷板凳,才召樊耀南來迪化做道尹。楊增新一方面提防樊耀南,私下稱「養了一隻虎(樊)」。另一方面又以高官厚祿籠絡樊耀南,不許他離開新疆。這是因為楊增新自信「塞上風雲一肩挑」,認為「不過一介書生」的樊耀南本事再大,也跳不出他的手掌。
從外表看來,楊增新好像不但不給樊耀南穿「小鞋」,反而盡量拉攏、照顧他。如楊增新借口樊道尹的家眷都在關內,又有兩個公子在讀大學,應該「津貼」一下,一次就派人送去價值幾百兩黃金的新疆幣。1924年,樊耀南的母親病故,在楊增新壓制下悶悶不樂的樊耀南打算借奔喪之機,返回內地。楊增新立即令財政廳給樊耀南的老家匯去10000元的治喪費,並一再以「借重幫忙」為借口,絕不允許樊耀南離開新疆。同時,楊增新借用樊耀南的才幹為其治理新疆服務。他先後任命樊耀南為迪化尹、軍務廳長、外交署長等職,至於樊耀南辦公所需的經費,更是從不打折扣地如數撥給。樊耀南在新疆對蘇俄交涉方面也的確作出過重大貢獻,被稱為「對外交涉的台柱」。他於1920年開始兼理外交,認為:「中俄接壤,語文隔閡,因應往來,莫知情偽,我不謀人,寧知人之必不我欺歟?」1920年5月,樊耀南作為新疆方面的全權代表與蘇俄政府全權代表阿佐爾寧經多輪談判,最終簽訂了《伊犁臨時通商協定》。該協定明確取消了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中俄方在新疆的非法特權,廢除了蘇俄在新疆的領事裁判權,為中國爭得了關稅自主的權益。
另一方面,楊增新處處限制樊耀南,並沒有給他實權,就像他在日記中的表述:「內陰外陽,內小人而外君子……」楊增新的障眼法沒有騙過樊耀南,在新疆愈久,樊耀南愈增加了對楊增新的不滿情緒。樊耀南認為新疆「文化教育不發達」,是楊的愚昧政策造成的,還指責楊「用製造民族間的仇恨來鞏固他個人的地盤」。而樊耀南之所以和楊增新10年相安無事,是因為時機尚未成熟罷了。
北洋政府垮台後,楊增新感到江山易主,依靠頓失,曾萌發了通電辭職的念頭,他把家眷先送到北京,準備不久到天津或大連去做寓公。這時,樊耀南以為取而代之的機會成熟了,按捺不住地說了些不該說的話,做了些不該做的事。樊耀南的這些表演,楊增新先是很生氣,後來又想:反正自己就要離開這裡了,不如好人做到底,成全了他。可不久之後,楊增新得知閻錫山、馬福祥等人靠攏南京後依舊官居原職,權傾一方,便滋生了繼續留任的念頭。於是楊增新依然採取「認廟不認神」的辦法,通電擁護南京國民政府,宣佈新疆「服從國民政府,奉行三民主義」,「以後新疆一切善後事宜,均秉承國民政府辦理,以歸統一」。他的通電馬上得到南京政府的諒解並命令他重新組閣。6月20日,楊增新改組省政府,電呈南京政府備案。7月l日,楊增新就任省政府主席兼總司令,實際上一切照舊,依然由他個人對新疆進行獨裁統治。
楊增新專門召集新疆各級官員開會,說:「現在北京政府倒了,中央政府設在了南京。南京政府實行的是三民主義。其實我們新疆早就實行三民主義了。17年來,新疆各族人民相安無事,沒有鬧過亂子,我們也沒有讓外國人侵犯我們的疆土,在外交上沒有喪權辱國,這不就是實行民族主義的結果嗎?人們把新疆稱為世外桃源,大家都有飯吃,也可以說是民生民權主義的結果吧!」
話鋒一轉,楊增新巧妙地說:「比如一個商店,買賣虧了本、破產了,以後把商店的招牌換了,但貨還是貨,買賣還要做。」楊增新說的那個商店,指的正是中央政府,所謂南京國民政府不過是塊新招牌而已。
在楊增新執政的後期,省政府內部逐步形成兩個尖銳對立的派系。一個是占主導地位、以楊增新為首的「陝甘派」,主要成員有金樹仁、閻毓善、杜發榮、張培元等人;另一個是準備推翻楊增新統治並取而代之、以樊耀南為首的「南湖派」,主要成員有張純熙、張馨、呂藻如等人。雙方勢不兩立,為爭奪新疆的統治權,展開激烈的角逐,矛盾日益尖銳。
楊增新原本在依靠「陝甘派」的同時,還試圖借助雲南同鄉力量的支持,鞏固自己在新疆的統治。然而,自從殺掉謀反的夏鼎、李寅等人後,楊便與雲南同鄉徹底決裂,並公開揚言今後再也「不用雲南人」。隨後,楊增新將在新疆軍事要害部門服務的雲南籍陸軍學生70餘人,全部資遣返滇。對那些在職的雲南人,楊增新也是半信半疑,百般提防。如滇籍的楊飛霞就整日提心吊膽,被迫辭職經商,還表示要到博格達山學道修行,以防被楊增新暗算。
隨著樊楊間矛盾的日益尖銳,樊耀南忍無可忍,逐漸堅定了推翻楊增新統治的決心。但樊耀南深知楊本性詭詐殘暴,便改變策略,加倍小心地百般逢迎,暗中加緊聯絡反楊力量。時間不長,就有一些思想較為開明的官吏、青年知識分子,以及少數欲接近「中央政府」的投機分子,集聚到樊耀南的周圍。其中,與樊耀南關係較為密切的骨幹分子有:在外交署工作的趙得壽、張馨、擔任俄文政法學校教務主任的張純熙、警察署長袁廷耀等人。
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後,樊耀南為試探楊增新,再次提出回內地的要求。楊增新笑裡藏刀,不陰不陽地說:「像我們這樣的遊魂孤鬼,在這樣的戈壁灘上,沒有幾個知己,是很寂寞的。你就安心再陪我一段時間,想回去將來一道回去吧!」
1927年的一天,樊耀南與省議會議長饒孜聊天,饒孜對樊耀南說:「樊大人,假如您換上老百姓的衣服,到縣裡看一看,看到縣知事怎樣壓迫老百姓,您也受不了的。」
樊耀南滿腔憤慨並意味深長地回答說:「總有一天會消滅這個現象的,一下子不行,但是也為期不遠了!我們今後互相幫助吧!」
歡場驟然變屠場
1928年4月5日,國民革命軍在徐州誓師,開始了對北洋軍閥的「第二次北伐」。此次「北伐」實際是國民黨新軍閥與北洋政府時期的老軍閥之間,爭奪中國北方統治權的混戰。國民革命軍挺進華北,勢如破竹。在山東戰場,國民革命軍第1、2集團軍先後重創魯軍,張宗昌倉皇逃往德州,孫傳芳也率殘部向北撤退。5月1日北伐軍進佔濟南。5月下旬,國民革命軍主力各部開始向津京地區進軍。6月初,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見大勢已去,被迫發表「出關通電」,命令部隊退出北京,撤回東北。6月4日清晨,張作霖的專列在皇姑屯附近被日軍預埋的地雷炸毀,張作霖因傷勢過重,不治身亡。繼任者張學良頂住日本侵華勢力的威脅利誘,毅然通電宣佈與南京方面停止軍事行動,「決不妨礙統一」。張學良又指派邢士廉、王樹翰、徐祖治等人,到北平與蔣介石、馮玉祥、李宗仁等商談東北易幟,歸順中央等問題。接著,雙方便商定了東北易幟的大計。
此番波瀾壯闊的關內混戰聲勢浩大,也震撼了遠在邊隘的新疆省。面對「二次北伐」的大好形勢,樊耀南異常興奮。他一改過去謹小慎微的常態,決定採取孤注一擲和先發制人的策略,抓住時機,加快除楊行動。
不久,在新疆外交署的後花園,樊耀南與張純熙、張馨、呂藻如等人密謀具體行動方案。經反覆研究,他們認為,省政府人多眼雜,不易下手,事後不便逃脫。若在楊外出時行刺,又難對付楊周圍眾多的衛兵。
最終,大家認定在楊增新常去的俄文法政專門學校動手比較穩妥。因為這裡是樊耀南等人開展反楊活動的據點,部署和執行刺楊計畫都很方便。
俄文法政專門學校於1924年由楊增新創辦,主要課程有俄文、刑法、憲法、國際法、世界語等。該校由省教育廳廳長劉文龍主管,張純熙任教務主任。楊增新之所以在新疆辦這個師範學校,是為了培養死心塌地忠於自己、留在新疆的對俄外交人才。在學校裡,上上下下差不多都是楊增新派的人。楊增新把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看成自己培養人才的地方,雖然平時不輕易去,但在學生畢業時,一定會去參加畢業典禮,對自己培養的這一批人才親自見面叮囑一番。樊耀南認為這是一個絕好的刺楊機會。
1928年7月初,楊增新重新擬定了新疆省政府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以上報南京政府批准。在這份名單中,原來的各廳道負責人的官職基本照舊,唯獨勾掉了樊耀南的名字。
不久,樊耀南獲悉這份名單的內容,心中異常不滿。7月5日,樊耀南找到正在新疆的科學考察團團長徐炳祠,訴說憤恨之情:「這次的所謂新政府,只有委員會,沒有委員,看來,楊還是保持他的個人專制局面。他以為他的辦法行得通,我看,他不曉得各省的怪人在這邊的多得很,一定要出事的!」
1928年7月7日上午,新疆省立俄文法政專門學校在校園內舉行第一屆畢業生典禮。該校第一屆畢業生共44人,分別來自漢、回、維、滿、錫伯等五個民族。作為新疆「最高學府」的首屆畢業生典禮,是省內一件大事,自然安排得十分隆重,校園裡一派歡慶的節日氣氛。楊增新與各廳道軍政要人、蘇聯領事等都應邀參加了典禮。
教務主任張純熙是湖北人,從北京俄文專修館畢業後,藉著樊耀南的關係從內地來到新疆。這是樊耀南在與楊增新的鬥爭中感到很滿意的一著棋。楊增新從未料到張純熙就是他的政敵為自己布下的一顆定時炸彈。
典禮之前,張純熙受樊耀南的囑托,專門負責迎接政府要員,他的主要任務是尋找時機指揮殺手刺楊。省府要員紛紛帶著隨從走進校門,卻唯獨不見楊增新露面,張純熙不免有些焦急。
忽然,門外一片嘈雜,只見楊增新帶著私人衛隊,大搖大擺地走進校門。
張純熙稍微穩定了一下情緒,急忙面帶微笑地迎上前去恭敬地招待。隨後,他一直站在楊增新的身邊,慇勤地侍候著,同時暗中注意楊的一舉一動。
按事先計畫,樊耀南等準備在典禮儀式結束後的全體照相時刺殺楊增新。不料,隨楊增新而來的旅長杜發榮非常警覺,他發現楊增新周圍的雜人很多,張純熙又始終不離楊的左右,便向張厲聲喝道:「你是什麼人?如果沒什麼事的話,請你不要再待在大帥身旁!」
張純熙不得不找個借口離開楊增新,急忙與樊耀南碰頭商量對策。為防意外發生,他們臨時決定,將刺楊行動改在典禮後的宴席上。
上午,典禮儀式開始後,由楊增新致辭。他對應屆畢業生的學習成績大加讚賞,並鼓勵他們今後要更加努力地工作,為建設新疆效勞。隨後,他和各政要親自給學員頒發了畢業證書並集體合影留念。
正午時分,畢業典禮圓滿結束,樊耀南以學堂監督的身份,在學校教室設宴席招待各位官員及嘉賓。這時,政務廳長金樹仁借口自己「案牘山積,亟待處理」,帶著秘書長屠文沛、科長王之佐等人提前離校,其他人都興高采烈地紛紛入席。
酒席共擺了三桌,楊增新與建設廳長閻毓善、旅長杜發榮、迪化道尹李溶及錢桐居中一桌,由一個漢文教員作陪。樊耀南陪同蘇聯領事加烏爾夫婦坐在靠西邊的一桌。楊增新的衛隊長高連鬥與楊的副官張子文、王祉、冒維新等人被安排在東廂房,楊的衛隊人員則被安排在院外的一間屋裡用餐。
此時,楊增新想到幾十名首屆畢業生將成為自己今後統治新疆的「人才」,心情十分愉快,在宴席上談笑風生。他原定飯後去陸軍學校訓話,便一邊催著快上菜,一邊與身旁的人高聲猜起拳來。
席間菜餚豐盛,賓客們不斷碰杯相慶,現場氣氛歡樂而輕鬆。上了幾道菜,酒至數巡以後,張純熙忽然從門外快步走進來,他微笑著拿起一把酒壺,又不經意地失手將酒壺摔在桌子上,發出一聲脆響。
接著,樊耀南向張純熙大聲問道:「酒菜都備齊了嗎?」
張立即回答:「備齊了!」這正是樊耀南與張純熙事先約定的執行刺殺行動的暗語。
聽到張純熙的回答,樊耀南站起身向蘇聯領事舉杯敬酒。
就在樊耀南與蘇聯領事兩名酒杯相碰的一瞬間,走到中間桌上菜的一名穿著藍布長衫、身材矮小的侍者,猛然甩掉手中的菜碟,迅速拔出手槍,將黑洞洞的槍口對準了毫無防備的楊增新。
此人叫劉錦臣,原是從蘇聯歸國的華僑團長劉連科的馬弁,因劉連科被楊增新所殺,故一直伺機為故主復仇。
楊增新被意外狀況驚呆了,兩眼緊盯著劉錦臣,一時不知所措。
「砰!」隨著一聲震耳欲聾的槍聲,楊增新的胸部中彈,鮮血立即湧出。這槍並未致命,楊增新猛然明白自己遇刺了,他聲嘶力竭地叫道:「幹什麼?」同時以手撐桌,顫顫悠悠地試圖站起來。
不料,又有幾個身穿藍布長衫、侍者打扮的人衝進屋裡,一齊舉槍向楊射擊。楊增新身上又連中數彈,終於倒在地上,素來喜歡在酒宴上殺人的楊增新,不料自己也栽在了酒席上。
與此同時,旅長杜發榮還沒來得及反抗,就被殺手有預謀地打中要害,一頭栽倒在餐桌旁。建設廳長閻毓善的胳膊也被擊中一彈,他忍痛順勢倒地,趴在楊增新的身邊裝死。蘇聯領事加烏爾夫婦早已嚇得魂飛膽戰,慌忙逃到門外,躲進廁所,以免被誤傷。
楊增新的副官和衛士聽到槍聲,立即趕來救楊。然而,他們的槍支早已被人暗中收繳,只好赤手空拳地闖進屋裡。
副官張子文搶先以手去扶楊增新,被一槍打死。衛隊營長高連鬥撲在楊增新的屍體上試圖擋子彈,也身中數彈,當即斃命。
樊耀南見大功告成,便指揮手下眾人迅速撤離現場。臨行前,樊耀南害怕楊增新不死,又從身邊一名隨從手中接過槍,咬牙切齒地朝楊增新的胸口補了兩槍。
楊增新氣絕身亡,時年64歲。這個統治新疆17年的「塞外皇帝」就這樣結束了他的一生。
當樊耀南向楊增新補槍時,趴在地上裝死的閻毓善禁不住挪動了一下,被人發現又朝他腿上打了一槍。閻毓善嚇得不敢再動。約莫半個鐘頭之後,閻毓善隱約看到有人跑進屋,從楊增新身上搜出一串鑰匙後匆匆離去。閻毓善又趴了一會兒,確定沒有人後,慌忙跑到學生宿舍躲避。
新「新疆王」上台
刺殺楊增新以後,樊耀南率領隨從30多人離開俄文法政專門學校,趕往省府衙署。這時,大街上的人們聽到學校內的槍聲,早已四散逃避,謠言頓起。旅長杜發榮的兒子杜國治從別人口中得知父親被人打死,怒火沖天,他以為是學生造反,立刻帶領部隊,殺氣騰騰地衝進學校。
在學生宿舍附近,杜國治遇到死裡逃生的閻毓善。杜國治大呼,要殺盡學堂裡的學生,為父親報仇。閻毓善知道他誤會了,急忙結結巴巴地說明了刺殺的真相,杜國治隨即指揮部隊掉頭殺向省公署。
督軍公署是前清新疆巡撫的衙門,平時,楊增新在三堂上房辦公。為防不測,楊增新下令在三堂門前修築了3尺多高的兩扇木柵門。即使白天,木柵門也緊閉上鎖,並有幾名衛兵在外持槍巡邏放哨。自從楊增新因國內政局不穩,將內眷送進關內後,他還專門指派可靠人員,每日到上房值班,看管印信,不得怠慢。
當樊耀南率人闖進督軍公署,趕到三堂時,守衛柵門的衛兵並不知道楊增新被刺,還以為軍務廳長樊耀南來此辦公事,便恭恭敬敬地打開了木柵門,請其進入。
三堂內的值班科員是湖南人楊慶南,因他與樊耀南有同鄉關係,平日常有來往,所以馬上按樊耀南的要求拱手交出關防印信。隨後,樊耀南令楊慶南馬上召集各廳負責人來三堂談話。
楊慶南奉命先到省署西大廳去找政務廳長金樹仁。當日中午,金樹仁提前離開俄文政法專門學校返回省署批閱積壓公文,忽聽得學校方面槍聲大作,並很久不見楊增新返回,感到情況有些異常。當楊慶南手持樊耀南的條子,來找他去三堂談話時,金樹仁心生疑慮,拒不見樊耀南。這時,有從學校逃回的人向金樹仁報告了楊增新被刺的消息,金樹仁始知有變。
金樹仁知危難當前,急忙逃出督軍公署,召集軍務科長張培元、講武堂教官馮梁以及趕來報仇的杜國治等人商議對策。他們打出「替楊復仇」的旗號,糾集眾多官兵,迅速將樊耀南等人團團包圍在督署中。
起初,圍攻樊耀南等人的士兵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不聽金樹仁的指揮,金樹仁便「懸以重賞」,並親臨火線指揮督戰。被團團包圍的樊耀南無法聯繫救兵,自己的人又不多,知道大勢已去,但仍誓死抵抗,雙方展開殊死拚殺,槍彈聲和廝打聲響作一團。
激戰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樊耀南等人寡不敵眾,彈藥耗盡,死傷慘重。晚7點左右,攻打省府三堂的士兵攻佔上房,將樊耀南等21人活捉。
事後,金樹仁馬上組織特別法庭,負責審理刺楊案。經軍法會議草草議決,先後將樊耀南、何光興、張純熙、呂藻如、楊慶南等人判處死刑。
金樹仁令士兵將樊耀南綁在拴馬樁上,以拔鬍鬚、挖眼睛等極其殘忍的手段,將樊耀南折磨得奄奄一息,然後再把他殺死。金樹仁還讓人將樊耀南的屍體從督署東花園的牆頭上拋出。
樊耀南的妻子早逝,樊家中只有一名女僕帶著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樊耀南被殺兩天後,女僕才獲准將他的屍體埋葬。樊耀南一派的骨幹分子張純熙、呂藻如被捕後也受到酷刑的折磨,於7月13日被槍殺。
新疆「七七政變」以楊增新與樊耀南爭權、兩敗俱傷、同歸於盡而結束。楊增新的死,使新疆一批有賴於他的人感到失望,也給新疆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的畢業學生一個打擊,使得他們在將來的出路上不如楊增新在世時那麼如意。
楊增新的死訊傳到國民黨南京政府後引起一陣騷動。有人提議派馬福祥去新疆,因為他是甘肅回族,瞭解新疆;有人說白崇禧去比較合適,因為他是伊斯蘭教徒,又是軍事家;又有人提議馮玉祥去比較合適,因為他在西北時間久,比較瞭解西北。
那時候凡是關心西北的人,都表示了自己的意見,也有人想藉機到新疆去博得一官半職。可是,最後上任的是一個不如楊增新的既軟弱無能又給新疆人民帶來更大災難的金樹仁。
刺楊事件三天後,金樹仁召集各廳道要員在督署開會,商討善後問題。
會上,有人提議讓曾任鎮守使的楊飛霞主政。追隨金樹仁的張培元則站起來反駁稱:「金廳長臨危授命,實際上已擔負了省長的職責,省長和督辦的關防印信也已啟用,當然應由金廳長繼任省長。其他人繼任省長一職,不要說全省人不服,我張培元就首先不服!」
最終,金樹仁以「指揮靖亂,籌謀善後,功勞最大」的理由登上省主席的寶座。從此,新疆開始了金樹仁主政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