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八月初五下午三點鐘，一輛從北京駛來的蒸汽火車轟隆著在天津站停下。站台上頓時喜樂喧囂，等候多時的天津文武官員來了精神，紛紛向一位下車的大人物湧去。

這位大人物就是進京陛見歸來的三品按察使銜、督練小站新軍的袁世凱。他剛剛被光緒皇帝擢升為二品頂戴、候補兵部侍郎--這就是滿城文武官員熱臉相迎的原因。

袁世凱高興地和大小官員一一致意，跟著進入早已籌備的盛大的歡迎會。似乎天津全城的官員都來了，場面頗為熱鬧。天津是督府所在地，但二品侍郎也算是屈指可數的高官了。在場的許多人眼看昔日的同僚現在進步到自己的前頭去了，心情複雜，羨慕、妒忌和巴結的心態各有。而老袁一如既往的親切、熱情，不慌不忙，請皇上、太后聖安，入座同大家行禮如儀，再激動地轉述陛見盛況，表態"天恩浩蕩""效忠皇上"云云。最後，袁世凱與各位告別，出站，奔赴直隸督署。

時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是榮祿。作為老袁的直接上級，榮祿一直認為袁世凱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多次舉薦、籠絡他。如今袁世凱榮升了，眾人想當然地認為榮祿肯定準備了盛大的宴會給愛將接風。

誰知，袁世凱一入督府就被榮祿"扣"住了，而且這一"扣"就是數日之久。

就在第二天，北京城發生了可怕的政變，改變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在歷史關鍵時期，天津督府內發生了什麼事情？袁世凱風風光光、風平浪靜的背後有什麼秘密呢？

袁世凱並不屬於榮祿他們的圈子。他發跡於朝鮮，最開始是李鴻章的人。甲午戰爭戰敗後，李鴻章的勢力元氣大傷，袁世凱也從朝鮮撤了回來，成為官場的散兵遊勇。他開始上下走動，交結各種人物，圖謀東山再起。當時朝野對舊式軍隊失去了信心，袁世凱就撰寫編練新式軍隊的書籍，向各方呈送，最後被榮祿等人看中，去天津小站訓練新軍了。在袁世凱這一時期認識的人中，包括康有為等人。袁世凱曾向光緒上書，建議變法。1895年夏，康有為第四次上書，都察院和康有為任職的工部都不肯傳遞，最後還是袁世凱通過督辦軍務處代遞的。維新派成立強學會，袁世凱是發起人之一。袁世凱和康有為的關係很好，袁世凱去小站之前，康有為等人為他設酒餞行。

袁世凱親近康有為等人，無可厚非。袁世凱內心贊同變法、光緒皇帝支持變法、維新派能為袁世凱陞遷出力，無論是忠君報國還是謀求個人發展，袁世凱和維新派混到一起去都是自然而然的選擇。變法開展後，一會兒是禮部六堂官被革職，一會兒是幾天後譚嗣同等四位軍機章京頂替舊人上任，朝野紛紛擾擾。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勢力接連受到魯莽的打擊，大驚，內心更加厭惡維新變法。

在這樣的情況下，康有為等人"針鋒相對"，尋求軍事外援。這個外援就是天津的袁世凱。於是七月底，光緒皇帝召見了袁世凱，越級提拔為兵部侍郎，並賦予專管練兵大權。袁世凱非但沒有喜悅，反而在宮廷的各種眼光注視下驚得冷汗直流。維新派魯莽冒進至極，緊接著決定開懋勤殿，專預新政，企圖踢開軍機處，成立新的施政機關；八月初又召見伊籐博文，鼓吹任用甲午戰爭的仇敵為大清的客卿。維新派的手伸得太長、胃口太大了，保守勢力忍無可忍。既然維新派不客氣，保守勢力也要不客氣，要"刺刀見紅"了。

八月初三，御史楊崇伊密奏慈禧太后，輕視太后重新訓政。保守勢力正式準備政變。有所預感的光緒皇帝在前一天（八月初二），給康有為密詔："汝可迅速出外,不可遲延。"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分子接到詔書，痛哭失聲。他們沒有躲避，而是孤注一擲，決定通過軍事政變，包圍頤和園，迫使慈禧太后交權。找誰的軍隊發動政變呢？康有為記得袁世凱曾寫信願意為維新"赴湯蹈火，亦所不辭"。當日夜裡，一身豪氣的譚嗣同夜訪袁世凱住的法華寺，假傳聖旨，要求老袁出兵殺榮祿，圍頤和園，廢黜慈禧。袁世凱又出了一身冷汗。他的新軍雖強，但周圍有軍力更多的其他部隊，況且小站離北京三百里路，長途奔襲頤和園無異於異想天開。總之，康有為等人的政變機會就像小孩子在做白日夢。袁世凱明知不可為，但譚嗣同慷慨激昂，逼他表態，袁世凱不得不表態效忠光緒，擁護政變。當晚，譚嗣同和袁世凱沒有商定政變細節。八月初四，康有為離京而去，留在北京的譚嗣同、梁啟超和袁世凱還是沒商定政變細節。就在初四這一天（9月19日），慈禧太后從頤和園回到紫禁城，宣佈將光緒由大內移駐瀛台。保守勢力提前開始政變了！

天津的榮祿擁護慈禧太后，一直關注維新發展。袁世凱突然受召入京，無由頭地晉陞兵部侍郎，讓榮祿疑惑重重。他調動軍隊，增兵天津加強防守，同時調兵到長辛店牽制小站新軍。最後，榮祿以列強出兵大沽口為由，急信袁世凱，要他迅速回防。袁世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於初五乘車趕回天津的。

袁世凱出天津火車站，坐轎子來見榮祿的時候，太陽已經落山。天色已晚，榮祿還是接見了他。榮祿和袁世凱兩人都心懷鬼胎，可誰也沒有談及政變一事。榮祿沒向袁世凱談及保守勢力的政變計畫，也沒問袁世凱和維新勢力的勾結。袁世凱是心急如焚，不知道如何談起。前兩日加授侍郎銜後，袁世凱按規矩到頤和園去向慈禧太后謝恩。袁世凱跪在地上，瞥見慈禧太后臉拉得很長。她指著袁世凱問："皇上問你'倘令汝統帶軍隊，汝肯忠心事朕？'你怎麼答的?"袁世凱愣住了，一時忘了自己怎麼回答的。慈禧冷笑一聲："猴崽子，你說的是'一息尚存，必思圖效'，對吧？"袁世凱頓覺毛骨悚然。慈禧最後警告說："要圖效大清朝廷，整陸軍，原是要緊，但皇上也太覺匆忙，我疑他別有深意，你須小心謹慎方好。下去吧！"袁世凱多日後怕，深感保守勢力的強大，極想把維新派要他出兵政變的事告訴榮祿，又不知如何開口。一五一十地說吧，自己和維新派關係太深，難以洗清罪名；而且光緒皇帝似乎給了維新派密詔，這可是一把尚方寶劍啊！總之袁世凱顧慮重重。他知道榮祿肯定不是維新派的，但內心又有點捉摸不定維新派和保守派孰勝孰負。就在袁世凱故作鎮71 定，而拜訪榮祿的官員又不止一位。當時還有一位葉姓官員在場，袁世凱於是沒有示意榮祿要面對面密談。

一直到夜裡二更，袁世凱和榮祿不著實質內容的會談才結束。榮祿"留"袁世凱在府上住下，不讓他返回小站軍營。

八月初五，袁世凱什麼都沒和榮祿說。但是事後盛傳袁世凱當晚就將維新派的政變計畫向榮祿全盤托出，邀功請賞。傳說同時還說榮祿連夜乘坐專列，進京向慈禧太后報告。慈禧太后這才發動政變，鎮壓變法，血洗維新力量。這個說法越傳越廣，連教科書都如此記載。在其中，袁世凱是個可恥的告密者。

真實情況是袁世凱當夜根本沒想好怎麼述說情況，也沒找到機會告密--內心也有那麼一點猶豫要不要告密。除去袁世凱不說，有四大證據可以反駁主流說法。

首先，主流說法高估了清朝鐵路交通的能力。當時天津到北京的蒸汽火車運行要調動各個機關衙門，需要沿途各站的配合。就算榮祿深夜知道了政變計畫，要在幾個小時內調動整條鐵路線的人員和物資，開出專列，在天亮前趕到北京是不可能的。這還沒考慮上北京城宵禁的因素呢！

第二，宮廷制度規定榮祿不可能深夜闖宮求見太后。慈禧太后名義上已經歸政光緒，退居後宮了。她不能隨時隨地、直接無礙地接見朝廷大臣--更不用說在後宮深夜接見了。慈禧太后甚至都失去了直接接收大臣上奏的權力。幾天前，楊崇伊要求鎮壓維新的奏折就是密奏，而且是通過慶親王奕劻帶入後宮轉呈的。即使榮祿一定要深夜闖宮，也一定要拉上奕劻。這又要大費周折，消耗時間。

第三，袁世凱回天津的第二天（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在早朝宣佈重新訓政、囚禁光緒帝、捉拿康有為、康廣仁兄弟。當天早晨的上諭給康有為安的罪名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其中並沒有"軍事政變"的罪名。前兩項罪名只能讓康有為"交刑部按律治罪"。而軍事政變的罪名則可以一招置康有為等維新勢力於死地。保守勢力為什麼不用呢？因為他們還根本不知道維新當人有政變計畫。

最後，推翻袁世凱在初五告密的最有力的證據是，楊崇伊上奏後保守勢力就計畫政變了。榮祿作為保守勢力的核心成員，深知政變計畫已經在初四開始。

那麼，即使袁世凱將維新派的政變計畫全盤托出，也不會改變已經射出的政變利箭。因此根本不存在袁世凱告密引起保守勢力連夜政變的說法。那麼，難道袁世凱始終保守維新派的政變計畫嗎？不是的。他在第二天將計畫完全報告給了榮祿。

八月初六，楊崇伊奉命趕到天津宣讀北京政變、太后重新訓政的通告。榮祿從他那裡知道了袁世凱在北京的幾天和維新派交往甚密的情況，疑心大起，下令傳還在府上的袁世凱來見，同時"令衛兵夾道羅列"，務必要探清楚袁世凱的虛實。袁世凱已經知道慈禧太后提前下手，維新力量徹底失敗的消息，見到榮祿重兵羅列的架勢，內心恐懼，主動將三天前（初三夜裡）譚嗣同在法華寺的計畫完整道來。榮祿的幕僚在筆記中有"袁大哭失聲"，"跪求榮為作主"的記載。我們透過此等細節，可以想像當日的情景。

到最後，袁世凱還是背叛了維新派，告密了。但是他在初五告密還是在初六告密，是有重大區別的。關鍵是初六早朝，慈禧太后公開走回前台，鎮壓維新派，宣告戊戌變法的正式終結。袁世凱如果在之前告密，是賣友求榮、邀功請賞，是主動的；在之後告密，是已不可為、坦白自保，是被動的。"這樣看來，袁世凱的告密並非積極、主動，而是在他已聽到西太后訓政消息之後，怕受連累被懲罰，被動告密。"

八月初七，楊崇伊攜帶榮祿寫好袁世凱告密內容的密折返京。慈禧太后大驚，在初九日再頒上諭逮譚嗣同等七人，開市大肆搜捕維新派，血腥屠殺。

袁世凱其實也算是維新分子，卻在告密之後得到保全。原因有二。第一，榮祿很欣賞袁世凱，認定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雖然袁世凱在維新一事73 上有"罪"，但猶可造就，瑕不掩瑜。第二，袁世凱事後的告密給保守勢力提供了打擊維新派的重大武器。維新派有"圍園劫後"的政變陰謀，給他們戴上"大逆不道"的"謀逆"帽子一點都不為過。六日，慈禧太后突然宣佈重新訓政，在朝野上下引起了一陣騷動。太后老佛爺先前已經宣佈"放權"了，而且皇上幹得好好的，怎麼突然說訓政就訓政了啊？多數官員想不通。同時譚嗣同、楊旭等維新分子依然逍遙自在。保守分子找不到剷除他們的重磅炸藥。現在，袁世凱把炸藥遞了過來，殺了維新分子，還遏制了朝野的情緒波動。之前，許多人認為康有為、譚嗣同等人就是書生干政，胡來而已。李鴻章在初六之後還認為維新分子是一群不懂政治的小孩子，責打幾下就可以了。袁世凱出首告發政變計畫後，包括李鴻章在內的朝野上下都認為康梁等人該殺了。

所以，袁世凱將功折罪，得到了好處，受到重用。他的小站新軍得賞銀四千兩。榮祿進京辦事期間，袁世凱還奉命代理直隸總督。此後，袁世凱更是步步高陞，青雲直上。

人們習慣於從結果來推測過程，相信袁世凱在戊戌年先與維新派圖謀兵變再主動告密作為晉陞之道。據說光緒皇帝本人也對此深信不疑，將戊戌變法的失敗怪在袁世凱頭上，對他恨之入骨，臨終還留下"必殺袁世凱"的手諭。（其實戊戌變法的失敗主要還要怪康有為等人的策略失當，袁世凱是傾向變法維新的。）針對紛紛擾擾的傳言，發達後的袁世凱專門寫了《戊戌日記》，說八月五日在榮祿府上因為座上有客人，"久候至將二鼓，不得間，只好先告退晚餐，約以明早再談"，到次早才"以詳細情形備述"，以此說明自己並未主動告密。可惜袁世凱公佈日記之時，當事人都已作古，死無對證了，反而給人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感覺。人們多不相信。

"戊戌告密者"的帽子，袁世凱戴到今天。其中有正確的一面，但他的行為不是"告密"兩個字能簡單概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