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裡要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挑選符合要求的服務人員，有關部門考慮政治標準第一是應該的。這不僅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裡，即使在今天的中國，或者西方國家也都這樣做。因此幹部部門對被遴選的人員進行嚴格的政治審查是絕對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認為自己所以被選為周恩來的保健醫生，除了本人根正苗紅出生紅小鬼、曾在多位中央領導人身邊服務過以及有人推薦等因素以外，我學習過三年中醫大概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鄧穎超的母親是一個很好的中醫。鄧穎超十分敬重她的母親，她也很相信中醫，常請著名老中醫給周恩來看病，她本人看中醫、吃中藥常年不輟。

鄧穎超約見我那天，我騎著單車急急忙忙由北京醫院趕到西花廳時，周恩來還沒有起床。總理值班室的工作人員將我引進客廳休息等候，茶几上已泡好一杯清茶。

客廳西牆邊豎放著一面很大的穿衣鏡。我站在那兒用手理了一下頭髮，扶正了眼鏡，仔細看看自己衣著等有何不妥。

這時，我心裡正在想鄧穎超大姐約我來之前，肯定已看過我的檔案材料，她還會從各方面瞭解我的情況。她現在叫我來，諒必是要親自見見我這個人，通過與我交談對我有更多的瞭解。這畢竟是要為周恩來物色一個成天跟隨在身邊工作的保健醫生，她也想「選」得准一點。只等了片刻工夫，鄧穎超從她的辦公室向客廳緩緩走來。我立刻起身迎上去同她握手，並輕輕攙扶著她坐到小沙發上。

鄧穎超正在病中，她的身體顯得瘦削而虛弱，面部氣色稍有點蒼白。她笑盈盈地跟我打招呼：

「你是張佐良大夫吧？我早就想見見你，因為身體不好，一下子拖到今天，這兩天天氣太熱，你是騎單車來的吧？」

「是的。」我答道。她見我有點拘謹的樣子就說，「你在這裡不必拘束。」她指著茶杯又說，「先喝點茶，咱們慢慢聊。」

大姐說話聲音輕微，慢條斯理，吐字清晰。她的話音帶著一口好聽的京腔。她一面跟我說話一面從茶几上拿起一把蒲扇遞給我。鄧大姐的和藹可親消除了我來西花廳之前的緊張心理。

她在簡短地詢問了我的家庭成員及個人經歷後關切地說：「你從小沒有爹媽是個孤兒，吃了不少苦，15歲參加革命隊伍又是個紅小鬼。你現在大學畢業，當上了大夫，這很好，但也不容易啊。我的身體一向不太好，常年看病吃藥，是個藥罐子，所以跟大夫打交道多，大夫是個治病救人的崇高職業。」

稍停後，鄧穎超向我介紹了自己的健康狀況。她正患著膽道疾病、輕度甲狀腺機能亢進、植物神經功能失調和過敏性結腸炎等多種疾病，睡眠差，食慾欠佳、消化不良，身體瘦弱。說話間，我見她不時用手帕擦汗，並有一點氣急。

「今天說話時間太長了，請大姐先休息吧，別累著了。」我建議道。

「有點累，但還好。你隨我到房間去，我躺著再跟你聊一會兒。」我待她說完便扶她進臥室躺下。

鄧穎超臥室兼辦公室的房間不大，陳設簡單、樸素實用。房間中央頭南腳北地放著一張雙人床，床頭兩側各置一個床頭櫃，右側放一部手搖電話，左側放鬧鐘及手電筒等物；靠南牆玻璃窗處安放桌面鋪綠呢的大辦公桌；一對扶手小沙發置於東牆邊，沙發中間設一隻茶几，兩個玻璃書櫥靠牆而立；朝腳跟的牆上面掛著她母親一張放大的半身肖像。相片上老人露出慈祥的微笑，只要鄧穎超一躺下便面對母親慈愛親切的笑容，可見她對母親孝心至深。此外，房間裡再沒有任何裝飾品。我端了一把椅子坐在她右側床旁。

「你到我們這裡來，不必緊張，也不要拘束，可以隨便一些。以後我們會常見面，我向來尊重大夫，我把你們大夫當同志和朋友。我的身體不大好，經常跟大夫打交道，得到大夫不少的幫助。我同他們合作得很好。」她又接著說了起來。

「我們都是共產黨員，組織上派你到我這兒來工作，你的任務很重啊。」她停了一下又說道。

少息，她向我介紹了總理辦公室的秘書、警衛、司機、廚師和服務員等情況。

「我們這兒人不多，就我跟總理兩個人，無兒無女，沒有家屬給你添麻煩。大家對總理就稱呼『總理』，這是他的職務；對我，他們都叫我『大姐』；這樣稱呼很隨便，很自然，千萬不要叫我們『首長』。總理的工作很忙，他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不注意休息，自己覺得身體好，不在乎，又不聽別人勸。他是個急性子，你跟他說話要簡明扼要，不要繞圈子，以後，你常跟他在一起，就會知道這些的。」她說完，便拿起一把小蒲扇在手裡擺弄著。

「還有，他問你什麼事情，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不懂的就說不懂，只要老老實實，他是不會怪你的。今後，你在工作上遇到什麼不明白，或難辦的事情，可以來問我，我會幫助你的。那些警衛同志也會幫助你的，大家一起努力把工作做好。」她講完這幾句話，即側過身去拿起手錶看了看說，「哎呀！快11點了。好吧，今天咱們就說到這兒，以後我會跟你聯繫，我會盡快找一個機會讓你跟總理見見面。」鄧穎超伸手按電鈴叫服務員進房間來幫助她起床。

「謝謝大姐對我的關心，向我介紹了這麼多情況，我會牢牢記在心裡。我有信心做好工作，請大姐放心，您多保重身體。您什麼時候需要我，我一定隨叫隨到。」看來談話到此結束，我站起身來說。

「等一下，還有件小事情。」她邊說邊向辦公桌走去，從桌上拿起一本《以革命者的堅強意志戰勝慢性疾病》為書名的紅色封面簡裝書。說：「這本書，你拿去看看，我對待疾病的態度都寫在這裡面了。」

我打開扉頁，只見用鋼筆寫的娟秀字跡躍然紙上：「佐良同志惠存！鄧穎超1965年8月20日」。我小心地將書放進書包，激動地說：「謝謝您，大姐。」

「回去向你家裡人問好。」鄧大姐伸過手來同我告辭時說。

「謝謝，謝謝。」我用雙手輕輕地握著大姐瘦骨嶙峋的手連聲道謝告辭回家。

此後，我有幸在西花廳整整工作了二十年。在周恩來和鄧穎超的親切教誨及言傳身教的熏陶之下，使我在怎樣做一個光明磊落、正直的共產黨人，正確對待工作和生活態度問題上獲益匪淺，終身受益。

周恩來對中國革命的偉大歷史貢獻是舉世公認的，這在我擔任周恩來保健醫生之前尚沒有後來那樣深刻的認識。

周恩來的「第二辦公室」和「第三辦公室」

解放初期就在西花廳工作的老同志把周恩來的衛生間戲稱為「第二辦公室」。正如鄧穎超所說的：「他呀，一天到晚只知道忙著幹工作，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體。」

周恩來一天的工作時間是從「早晨」醒來一睜開眼睛就開始了。他睡得晚，起床也晚，這裡所謂的「早晨」大多是近中午時刻，甚至到下午一兩點鐘，偶爾會更晚些才起床。

西花廳的服務人員一清早便將衛生間打掃乾淨，一切生活用品都備齊；白天拉開窗簾打開窗戶進行通風換氣，夜間則關上窗戶拉上窗簾使室內既保持空氣清新亦使室溫相對恆定。

有人向我介紹，周恩來很注意自身的修飾和儀表。他穿的中山裝及襯衫都熨燙得平平整整線條筆挺；皮鞋擦得珵亮珵亮的。他花白的頭髮向來梳理得很整齊，隔一天刮一次鬍子，若有外事活動則每天刮一次。他本人如此，自然也要求身邊工作人員服裝穿戴必須整潔，不可邋遢。這些看來是生活上的小事情，實質上同周恩來年輕時所接受的教育，同他以後的自身修養潔身自好有關。對一個領袖人物來說，其外表形象亦不能說是他個人的「小事情」，因為他是代表一個國家的形象與人民的素質。

有一次，周恩來在衛生間洗漱，看到一位工作人員的皮鞋比較髒，他就說：「你的皮鞋這麼髒也不擦擦，你沒有皮鞋油啊？快去，用我的皮鞋油擦一擦！」這件事很快在工作人員中間傳開了，後來，大家都注意服裝整潔、皮鞋乾淨、及時理發和刮鬍子。

周總理每天起居作息等生活習慣與工作安排是，「早晨」醒來一睜開眼睛便看手錶。他偶爾按電鈴叫人進去詢問有何急事需要處理。要是時間許可，他也覺得困乏而沒有睡夠便接著睡。不然，他便按枕頭邊的電鈴呼叫值班警衛人員。他們聽到鈴聲，便進周恩來臥室隨他一起到洗手間。

周恩來進衛生間後，有時坐在抽水馬桶上就按電鈴(電鈴按鈕在馬桶旁的小條幾上)，把值班秘書叫進來，向他報告電話記錄、待批閱的緊急文件和一天的工作安排等。有時候，他叫人(多半是周恩來熟悉的老部下)到衛生間來匯報工作，交談的時間是幾分鐘，也可長達幾十分鐘。所以，日子一長，西花廳的工作人員賦予衛生間一個雅號叫做「第二辦公室」。

1965年秋天的一個下午，醫院值班人員通知我馬上去西花廳。我騎上單車急急忙忙趕到了西花廳。

自從1964年毛澤東嚴厲的批評了衛生部在醫療保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和脫離群眾的現象後不久，我調到了醫院總值班室工作。

那時候，由於取消了專職保健醫護人員，每一個醫生或護士要兼管多位醫療對象。我一個人就兼顧了六、七位中央首長的保健工作。況且我正準備隨鄧小平去雲、貴、川三省視察三線建設工程。所以直到12月「上海會議」結束返京後方去「總理辦公室」報到。

1965年8月那一次鄧穎超約見我，主要是她在看過我的個人檔案材料後，再想看看我本人，彼此認識一下，通過談話可以對我有更多的瞭解，亦便於她向周恩來作介紹。果然，在鄧大姐約見後不幾天，周恩來便在「第二辦公室」接見了我。

「不要急，總理還沒有起床，我們估計他快要打鈴了，叫你提前到這兒來等著，怕你來不及。這是鄧大姐交代的。」值班室的人向我解釋道。若在近中午時刻，周恩來臥室電鈴響的時間比較長，便是他「清晨」起床，召喚管理他生活值班人員的信號。

不一會兒，值班室的電鈴「吱……吱吱……」響了起來。

他們進去照料總理起床洗漱和更衣。我走進客廳，對著大穿衣鏡擦去了額頭的汗水，用手理了一下頭髮，整整衣褲，看看沒有什麼不妥，便想去叩鄧穎超辦公室的門。

「你來得正好，總理剛起床，到衛生間去了。我跟他說好了，讓他見你一面，你先在這裡坐一會兒，等秘書出來，我會叫你一起去見他。」鄧穎超來到客廳笑盈盈地對我說。周恩來的工作太忙，生活節奏快，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決不能邁著四方步慢悠悠地走路，他們聽到電鈴聲都是跑步到總理身邊。今天，鄧穎超見縫插針安排我來見周恩來真是不容易。

片刻工夫，就有人來到客廳引我去「第二辦公室」。大姐在衛生間門口見到我，她輕輕地叩了一下門即推門進去，我跟在她的後面。

「這一位，就是我跟你說的張佐良大夫。」她向周恩來介紹說。

這時，周恩來剛做完晨間操，身上穿著白底藍條睡衣在洗漱。

以前，我多次在天安門城樓與人民大會堂等地方見過周恩來，都沒有靠近過他。但佇立在總理面前同他說話還是頭一次。我時刻牢記上級領導的囑咐：「保健醫生在中央領導人面前要做到不卑不亢與落落大方。」此刻，我內心雖感到有點緊張，但盡力克制住，保持鎮靜和注意言談舉止。但我可以想像自己當時那副「尊容」：一定是融興奮、激動、緊張、不自然於一臉。

我看見年近古稀的周恩來面部氣色很好，皮膚白皙略微紅潤，細看有一些「老年斑」。他頭髮斑白，兩鬢染霜，額頭和眼角處皺紋較淺，眼袋不明顯，兩頰的絡腮鬍子刮得發青，濃眉下一雙大眼睛炯炯有神，精神矍鑠。

「哦，張大夫，聽說你是個孤兒，你家鄉在什麼地方？」他面帶笑容同我握了一下手，右手拿毛巾繼續擦臉，並用人們熟悉的蘇北口音問道。

「我出生在上海，故鄉在浙江硤石，幼年時由大人領著去過幾次，現在已沒有什麼印象了。『八一三』戰爭使我家破人亡，成了孤兒，在上海流浪。後來被人領養到了蘇北，1947年參加新四軍，解放後經過補習文化考進上海第一醫學院學習。」我怕耽誤他的時間，將事先準備好的「腹稿」簡要急促地向他作了自我介紹。

「你也不容易啊，上了大學，當了大夫。」他停頓了一下，接著問，「你有幾個孩子？」

「一男一女共兩個。」

「好麼，你來了，我這裡也沒有多少事情。大姐的身體不大好，你多照顧她就行了，好，就這樣吧。」談話就這樣結束了。我馬上告退出來隨鄧大姐到客廳。

「今天，他總算見了你一面，又跟你說了幾句話，看樣子對你的印象還不錯。你也見到了吧，他實在太忙了，時間不夠用。我跟他一天說不上幾句話，有時，甚至一兩天都見不上面。說起來，別人還不會相信呢。」我們回到客廳在沙發上坐定後，鄧穎超說。鄧穎超苦費心機安排在「第二辦公室」讓周恩來見我一面，目的是看他對我的印象如何，是否適合到他身邊工作，這畢竟是為周恩來挑選保健醫生，應得到他的認可。雖說我被周恩來初次召見是在衛生間，時間只有幾分鐘，說話三言兩語，卻使我同他老人家之間有了長達十年的緣分，直到這位人民的總理告別人間。

假如「老資格」的周恩來辦公室工作人員將衛生間戲稱為「第二辦公室」的話，我可將臥室稱之為「第三辦公室」。周恩來起床後便到「第二辦公室」開始了一天的工作日程，但周恩來是在臥室的床上結束一天工作的。

周總理每天深夜或凌晨離開辦公室去臥室時總抱著一大摞文件。鄧穎超把這一摞文件戲稱為「他每天總抱著金娃娃」去睡覺。

周恩來洗漱完畢進臥室躺到床上，繼續看著「金娃娃」，批閱文件，常常在疲憊不堪時打瞌睡。手裡拿著的紅鉛筆在文件上圈、點、畫，到後來則畫出一道道彎彎曲曲不規則的線條。有時，我站在旁邊勸他休息。他很少答應，只是叫人拿熱毛巾擦一把臉，拿點花生米或者蘇打餅乾給他「充飢」，我看出，其實他是想借此驅除「瞌睡蟲」。有時，等人家取來花生米，他已呼呼地靠在床頭睡著了，握在手裡的鉛筆已掉在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