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畫像

劉備病逝於永安前，曾精心安排了一個「亮正嚴副」的輔臣結構，即托孤於諸葛亮，並以尚書令李嚴為副。但是，劉備去世後，李嚴並沒有能夠起到輔臣的作用。相反，他還在八年後被廢黜和流放。那麼，諸葛亮為什麼要這樣做？在這種斷然的決定背後，又有什麼深刻的政治原因呢？

上一集我們講了諸葛亮和劉禪的君臣關係，這一集我們講諸葛亮要處理的第二種關係：同僚關係。在蜀國，諸葛亮的同僚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李嚴。為什麼呢？同為顧命，並受遺詔。據《三國誌·先主傳》，劉備臨終前曾「托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李嚴傳》也說李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而且劉備還「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這個安排，和孫策死後的情況十分相似。據《三國誌》之《張昭傳》和《周瑜傳》，孫策臨終前曾托孤於張昭，周瑜也「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眾事」。諸葛亮擔任的丞相和張昭擔任的長史都是文職，或行政長官；李嚴擔任的中都護和周瑜擔任的中護軍都是武職，或軍事長官。周瑜與張昭「共掌眾事」，李嚴與孔明「並受遺詔」。一武一文，一副一正，真是何其相似乃爾！這說明什麼呢？說明在劉備的心目中，李嚴就是周瑜，或者希望他是周瑜。

那麼，李嚴起到了周瑜的作用嗎？

沒有。李嚴不但沒有能夠和諸葛亮一起輔佐劉禪，反倒還在劉備托孤八年以後被廢，身敗名裂。這就和周瑜的情況完全不同，也為歷史留下了一個疑案。本集要講的，就是這個疑案。為此，我們必須把李嚴被廢的經過說一下。

據《三國誌·李嚴傳》，事情大體上是這樣的：蜀漢建興九年(公元231年)，諸葛亮四出祁山，北伐曹魏，安排李嚴督運軍糧。這時，李嚴已改名李平(為方便讀者，以下仍稱李嚴)，正以中都護的身份代理丞相府的政務，催辦督運糧草自然是份內的工作。可惜李嚴的運氣實在太差。這年夏秋之際，連降大雨，軍糧無法如期運到前方。於是，李嚴就派人到軍中說明情況和想法，請諸葛亮回師(呼亮來還)，諸葛亮也答應了(亮承以退軍)。但是，當諸葛亮退兵的消息傳來時，李嚴卻故作奇異大驚小怪地說，唉呀，軍糧很充足嘛，為什麼要撤退(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上表劉禪，說諸葛亮的撤軍是「偽退」，目的是誘敵深入(欲以誘賊與戰)。這當然不是事實，也會引起猜疑。諸葛亮只好把李嚴前前後後親筆所寫的書信都原原本本地拿出來給大家看(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這下子李嚴沒有話說(辭窮情竭)，只能坦白交代，低頭認罪(首謝罪負)。

這就是李嚴被廢的經過，明眼人一看便知其情節可疑。第一，犯罪動機不明。《三國誌》的說法，是李嚴要推卸責任(解己不辦之責)，嫁禍於人(顯亮不進之愆)。前一條說得過去，後一條就有問題。李嚴的表文說得很清楚，諸葛亮的撤軍是「欲以誘賊與戰」。這明明是說他誘敵深入以退為進嘛，怎麼會是「顯亮不進之愆」呢？第二，作案手法拙劣。李嚴如果要陷害諸葛亮，他就不該這樣前言不搭後語，也不該留下證據和把柄。以李嚴之聰明，豈能想不到將來諸葛亮會「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第三，只有一面之詞。我們知道，蜀漢是沒有史官的，也沒有人為李嚴編文集。所以，李嚴的真實想法和說法，我們是永遠都不得而知了。不過，正如北京大學田餘慶教授《李嚴興廢與諸葛用人》一文所言，前述故事「過於乖謬，不符常情」，實在不像李嚴的所作所為。因此，田先生「頗疑其間另有文章」。

當然是另有文章的。中國古代的政治，是一種暗箱操作的秘密政治。公佈出來的材料，往往未必能夠代表事情的真相，甚至是掩蓋真相的。比如伏皇后的那封信，我就懷疑是曹操捏造的。諸葛亮當然不會偽造李嚴的信，卻不等於李嚴的「罪行」和「罪證」只有這幾封信。也就是說，李嚴肯定出了問題，但問題不會這麼簡單。

不過這並不重要，第一，李嚴認了(辭窮情竭，首謝罪負)。這就說明，諸葛亮至少是抓住了李嚴的把柄。第二，眾臣支持。據《三國誌·李嚴傳》裴松之注，諸葛亮上書時，聯署者多達二十餘人，包括魏延、楊儀、鄧芝、劉巴、費禕、姜維。於是，李嚴被廢黜為平民，流放到梓潼(郡名，治所在今四川省梓潼縣)。三年後，也就是蜀漢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李嚴聽說諸葛亮去世，也發病而死。

李嚴被廢，對於蜀漢政權來說無疑是一件大事；而冰凍三尺，也絕非一日之寒。也就是說，諸葛亮恐怕早就想解決李嚴問題了。這次事件，只不過提供了一個機會而已。於是我們就有了一個問題：諸葛亮為什麼要廢掉李嚴？

也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李嚴被廢，是他爭權奪利自取滅亡。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是諸葛亮玩弄權術排斥異己。這就針鋒相對，我們也必須先把情況弄清楚了再說。

情況大體上是這樣的。據《三國誌》之《諸葛亮傳》和《李嚴傳》，在劉備把諸葛亮和李嚴召到永安托孤以後，諸葛亮回到了成都，李嚴則留鎮永安。劉禪繼位，封諸葛亮為武鄉侯，李嚴為都鄉侯。諸葛亮開府治事，領益州牧；李嚴則假節(有尚方寶劍)、加光祿勳(宮廷衛隊長)之銜。建興四年(公元226年)，李嚴由輔漢將軍晉陞為前將軍。輔漢將軍是「雜號將軍」，級別較低。前將軍是「名號將軍」，級別較高。而且，前將軍還是關羽擔任過的職務，可以說是給足了李嚴面子。建興八年(公元230年)，李嚴又由前將軍晉陞為驃騎將軍。據《後漢書·百官志》及注，將軍當中，地位最高的是大將軍，其次驃騎將軍，又次車騎將軍，再次衛將軍，又再次前、後、左、右將軍。大將軍和驃騎將軍「位次丞相」，車騎將軍、衛將軍，以及前、後、左、右將軍則「位次上卿」。李嚴由前將軍晉陞為驃騎將軍，地位又上升了一步。而且他的兒子李豐還被任命為江州都督，統帥江州軍隊。

那麼，這又有什麼問題呢？

表面上看，李嚴是步步高陞。但和諸葛亮相比，卻是處處不如。首先，諸葛亮在朝，李嚴在外。諸葛亮近在君側，總攬朝政，無論大事小事都由他說了算(政事無鉅細，鹹決於亮)，李嚴可是一句話也插不上。實際上，由於李嚴留鎮永安(今奉節)，後來又移駐江州(今重慶)，可以說是一直遠離政治中心和權力中心。這對李嚴來說是不利的。由於遠離成都，他無法參與朝政，難以輔佐少主，也疏遠了官場關係，失去了表現機會。南征北戰都沒他的事，舉賢薦能也沒他的份；上上下下既疏於來往，揚名立萬也不大可能。用現在的話說，李嚴有被「邊緣化」的危險。他後來在官場鬥爭中敗北，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潛在原因。

這裡面顯然有一個謎，那就是李嚴為什麼不入朝？是他自己不願意呢，還是諸葛亮不讓？托孤之後，諸葛亮回成都主持朝政，李嚴留永安鎮守邊關，從「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這句話看，這應該是劉備的安排。那麼，劉備為什麼要這樣安排？這是臨時的安排，還是長期的安排？如果是臨時的，後來為什麼不改變？如果是長期的，劉備的想法又是什麼？可惜，關於這一切，我們都已經無法得知了。

可以肯定的是，同為顧命的李嚴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諸葛亮。比方說，諸葛亮擁有自己的行政機關和官僚系統(開府治事)，李嚴就沒有；諸葛亮兼任地方官員(領益州牧)，李嚴也不能。再加上一個在朝，一個在外，李嚴很明顯地被比下去了。這當然會引起不平。於是李嚴就想，你這個正的顧命大臣可以兼任州牧，我這個副的就不能當個刺史？但是，當時的蜀漢只有一個州，就是益州，總不能一州之內又有州牧又有刺史吧？不過李嚴也有辦法。據《三國誌·李嚴傳》和《華陽國志》，李嚴移防江州以後，曾向朝廷提出，以江州為中心劃出五個郡，另外成立一個巴州，自己當巴州刺史，結果「丞相諸葛亮不許」。這當然又讓李嚴不爽。過了幾年，李嚴又向朝廷提出要開府。理由也很正當：在曹魏，並受魏文帝曹丕之遺詔，共同輔佐魏明帝曹叡的四位顧命大臣——曹真、陳群、曹休、司馬懿，可都是開府的。結果，這個要求又被拒絕。不過，諸葛亮也給了李嚴補償，就是表薦李嚴的兒子李豐為江州都督，以提高其待遇(隆崇其遇)。

這就是李嚴與諸葛亮關係的大概。據此，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李嚴被廢，完全是咎由自取。為什麼呢？因為李嚴身為顧命大臣，既不見他出謀劃策建設國家，又不見他出生入死保衛國家，卻只見他爭權奪利以權謀私，而且不擇手段。比方說，他的「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是在什麼時候呢？大約是在蜀漢建興五年(公元227年)。當時，魏文帝曹丕已經去世，魏明帝曹叡已經繼位。諸葛亮為了相機北伐，要調李嚴之兵進駐漢中。李嚴接到命令，推三阻四，拖拖拉拉，卻要求劃出五郡，建立巴州，讓他當刺史。這不是討價還價是什麼？建興八年(公元230年)，諸葛亮準備西出祁山，打算讓李嚴鎮守漢中。李嚴卻趁機大談司馬懿等人開府的事，實際上是借司馬懿說自己。這不是敲詐勒索又是什麼？

更為嚴重的是，據《三國誌·李嚴傳》裴松之注引《諸葛亮集》，此前李嚴還曾寫信給諸葛亮，勸他「宜受九錫，進爵稱王」，結果被拒絕。李嚴為什麼要慫恿諸葛亮受命稱王呢？一種可能是為了自己要官，先鼓動別人要官。還有一種可能，就是要陷孔明於不義。上一集我們講過，此時的諸葛亮，權力和地位頗似當年的曹操。曹操爵封縣侯(武平侯)，官任丞相，開府治事，兼領州牧(冀州牧)。諸葛亮也是爵封縣侯(武鄉侯)，官任丞相，開府治事，兼領州牧(益州牧)。如果再來一個受九錫，稱某王，那就和曹操毫無區別一模一樣了。顯然，無論何種可能，李嚴都是不懷好意。

如此看來，李嚴的人品十分可疑。所以，余明俠先生的《諸葛亮傳》就說李嚴「完全是一個奸詐自私、陰險殘忍、不以國事為重的惡劣分子」。將其廢黜，可謂天經地義。

不過這事也有兩說。第一，所謂李嚴自私自利(所在治家)，濫施恩惠(尚為小惠)，沽名釣譽(安身求名)，不以國事為重(無憂國之事)，只是諸葛亮的一面之詞，缺乏證據。第二，李嚴沒有起到輔臣作用，是因為他不在朝廷，使不上勁，不能怪他。第三，李嚴要求當刺史，要求開府，也不能簡單地說就是爭權奪利，跑官要官。因為他這位「副顧命大臣」的權力、地位、待遇，與那位「正顧命大臣」相比，實在是相去甚遠。所以尹韻公先生的《李嚴之廢》一文，就認為李嚴是在「光明正大、理直氣壯地」爭取和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為此，李嚴甚至想出了勸諸葛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的餿主意。在尹先生看來，李嚴此舉，是「存心讓諸葛亮難堪」。結果，諸葛亮「大為恐慌」，不得不立即回信表*跡。諸葛亮說，如果滅了曹魏，殺了曹叡，和諸位一起受封，即便十錫我也敢接受，何況九錫(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這話說得大義凜然，卻也大犯忌諱。什麼叫「十命可受」？曹操只不過受了九命，就被大家罵得半死；諸葛亮如果當真受了十命，又會怎麼樣呢？

由此也可見李嚴相煎之急。這在贊成諸葛亮的人看來，就是「猖狂進攻」。但在贊成李嚴的人看來，則無妨說是「維權行動」。尹韻公先生就認為，李嚴已經看出，諸葛亮「沒有把他這位托孤同事放在眼裡」，處處「排擠、壓制、冷落」他這個副手，還時時「予以掣肘」，李嚴當然會「不示弱，不服氣，不買賬，伺機反撲」了。

或許有人會問，諸葛亮為什麼就不能給李嚴一些權力呢？尹韻公先生認為，就因為諸葛亮是一個「權欲極盛的政治家」。他的作風，是「大權獨攬，小權也不分散」(按即所謂「政事無鉅細，鹹決於亮」)。哪怕同為托孤，也得束之高閣，而李嚴偏不吃這一套。也就是說，李嚴的悲劇，就在於他不願意當一個有名無實的顧命大臣，而「擅權心烈的諸葛亮」則「根本不願、也不容他人染指最高權力」，這才水火不能相容。結果，「善於玩權的諸葛亮」逮住了「李嚴送上門來的過失」，一出手就把他打翻在地，再也沒能翻過身來。

好了。現在我們已經有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按照以余明俠先生為代表的歷史學家的看法，嚴亮之爭的實質，是李嚴爭權奪利猖狂進攻，諸葛亮顧全大局一讓再讓。其鬥爭軌跡則是：進攻，忍讓；再進攻，再忍讓；直至李嚴自我暴露自取滅亡。相反，按照以尹韻公先生為代表的歷史學家的看法，嚴亮之爭的實質，是諸葛亮擅權心烈打壓同事，李嚴奮起維權據理抗爭。其鬥爭軌跡則是：打壓，抗爭；再打壓，再抗爭，直至李嚴出師不利頭破血流。

這實在是太有趣了。

余明俠和尹韻公都是嚴謹的歷史學家，他們根據的材料，都是正史所載，沒有戲說，所說也都不無道理，得出的結論卻大相逕庭。這說明什麼呢？說明以人品和道德來看歷史事件，這條路是不通的。就事論事也不行。我們知道，動亂的導火線常常是些小事情。小事情引發大事件，背後必有大原因。何況諸葛亮是大政治家，他作為蜀漢政權的掌門人，考慮的一定是大局、全局。所以，即便認定李嚴是小人，是「惡劣分子」，把諸葛亮和他的鬥爭僅僅看作君子與小人之爭，也是小看諸葛亮的膚淺之見。何況李嚴是不是小人，還很難說。

那麼，諸葛亮考慮的大局又是什麼呢？

這就必須追溯到劉備的永安托孤。也就是說，劉備托孤時，為什麼要安排李嚴這樣一個被尹韻公先生稱之為「第二提琴手」的人物？誰都知道，劉備「天下梟雄」，一生征戰，見多識廣，慮事周全。他的安排，肯定不是一時性起，而是出於深思熟慮。問題僅僅在於：劉備考慮的是什麼？

田餘慶先生回答了這個「哥德巴赫猜想」。田先生的《蜀史四題》一書認為，「亮正嚴副」的托孤安排，乃是為了消除隱患，鞏固政權；而蜀漢政權的最大隱憂和禍患，不在曹魏、孫吳，恰恰就在蜀漢政權內部。正是這一內部矛盾，讓劉備的托孤非同尋常。

於是我們就要問：是這樣的嗎？

是。我們知道，劉備建立的蜀漢王朝或者蜀漢政權，是由三股政治勢力組成的。第一股是「本土勢力」，包括原仕洛陽的益州官僚和仕於益州的本土豪強，我們統稱之為「益州集團」。第二股是「劉璋舊部」，包括追隨劉焉父子入蜀的和後來投靠劉璋的，我們統稱之為「東州集團」。第三股是「劉備親信」，包括劉備的骨幹(如關羽、張飛)和後來投靠劉備的(如馬超)，我們統稱之為「荊州集團」。這三股力量，由於有一個先來後到的關係，就形成了一種錯綜複雜的主客新舊矛盾。劉焉父子入蜀時，益州集團是主，是舊；東州集團是客，是新。主客新舊之間，曾大打出手刀兵相見。劉備入蜀以後，關係就變了。原本是客是新的東州集團，變成了主，變成了舊。主客新舊矛盾，則變成了荊州集團與益州、東州兩個集團的矛盾；而東州、益州兩個集團的矛盾，也依然存在。劉備的蜀漢政權，就是建立在這三重矛盾之上的，這可不是什麼好玩的事。

更不好玩的是，劉備在猇亭和夷陵一敗塗地，這就難免讓一些原本就心懷不滿的人蠢蠢欲動。據《華陽國志》，劉備敗退永安後，十一月生病，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就反了(次年三月被剿)。而據《三國誌·諸葛亮傳》，劉備去世後，南中地區各郡居然全都反了(南中諸郡，並皆叛亂)。可以這麼說，劉備建國，基礎不牢；夷陵戰敗，地動山搖。

這無疑是讓劉備深感憂慮的事情，而為他可以分憂的只有諸葛亮。這是劉備要「托孤於丞相亮」的原因。那麼，為什麼又要以李嚴為副呢？因為另外兩股力量也不能不考慮。也就是說，所謂「舊人」當中，也應該有代表人物，而李嚴是最合適的。據《三國誌·李嚴傳》，李嚴原本是荊州人(南陽)，曾經在劉表手下做事，因為能幹而名揚一時(以才幹稱)。曹操南下，劉琮投降，李嚴卻西行投奔了劉璋。劉備入蜀，李嚴又率眾投降了劉備。所以，劉備選中李嚴，除清代何焯《義門讀書記》提出的「蜀土故臣，宜加獎慰」；「荊土歸操，嚴獨西歸」；「理民治戎，干略亦優」三個原因外，恐怕還因為他在所謂「舊人」中，和劉備的「荊州集團」關係最好，也最密切。

當然，更重要的還是他的代表性。前面講過，蜀漢政權是由三股政治勢力組成的，而這三股政治力量在劉備心中的份量是不一樣的。從當時政權的結構不難看出，荊州集團是政權主體，東州集團是團結對象，益州集團是防範對象。這並不奇怪，因為以劉備為首的荊州集團是一股新的外來勢力。他們要在益州站穩腳跟，不能不團結依靠比他們來得早一些的外來勢力。這就是東州集團。東州集團半新半舊，亦客亦主，正好可以起到一種溝通新舊雙方的作用。這樣一來，屬於東州集團又親近荊州集團的李嚴，便成了劉備寄予厚望的人選。

實際上劉備的這一安排的用心極深。首先，它體現了處理新舊關係的基本原則。這個原則雖無明文記載，卻不難從蜀漢政權的官員任命中看出，那就是「後來居上，不容顛倒；以我為主，兼容三方」。因為要「以我為主」，所以諸葛亮為正；因為要「兼容三方」，所以李嚴為副。也就是說，劉備的托孤，是用人事安排的方式留下了自己的政治遺囑。這也是後來諸葛亮能夠廢掉另一位顧命大臣的政治底氣——此人挑釁了「後來居上」的原則。

但這只是「首先」，還有「其次」。其次就是劉備的「帝王心思」了。據《三國誌》之《李嚴傳》、《先主傳》和《諸葛亮傳》，劉備將李嚴召到永安，拜為尚書令，是在章武二年(公元222年)，月份當在十月。召諸葛亮到永安則是在第二年，即章武三年(公元223年)的二月。從兩個人到達永安的時間和「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這句話看，劉備對諸葛亮說「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時，李嚴很可能是在場的，至少也是知情的。這就很有意思了。有什麼意思呢？一方面，劉備是在告訴李嚴：諸葛亮是朕最信任的人，信任到可以讓他「自取」的程度，你不要挑釁他的地位！因為李嚴作為「舊人」的代表，既可能維繫新舊關係，也可能促成舊人異動。這是一把雙刃劍，不能不防患於未然。因此田餘慶先生認為，諸葛亮的角色是打鬼的鍾馗，而且「這個鬼就是李嚴」。

不過，依我「小人之見」，事情恐怕沒有那麼簡單。或者說，李嚴未必這麼理解。李嚴很可能認為，劉備是在「用為君的兩手對付為臣的兩手」，否則為什麼安排他留鎮永安？無非是在暗示，如果諸葛亮當真取劉禪而代之，他李嚴就可以從永安出兵勤王。這是李嚴敢於和諸葛亮抗衡的政治底氣。正因為這樣，他才要求開府，要求當巴州刺史，才寫信要諸葛亮接受九錫，晉爵稱王，也就是看看諸葛亮是不是有「不臣之心」。他認為這是在執行劉備的政治遺囑，所以理直氣壯。

當然，這些都是猜測。我們還是願意善意地相信，劉備的願望，只不過是新人舊人和衷共濟，荊州、東州、益州三個集團同心同德。

現在看來，劉備雖然用心良苦，但他的願望還是多少有些落空。一方面，諸葛亮的手太緊，只肯讓名，不肯讓權。另方面，李嚴的表現也讓人失望。第一，自視甚高，難以共事。當時的民諺有「難可狎，李鱗甲」的說法，意思是李嚴的身上有鱗甲，輕易碰不得(鄉黨以為不可近)。這一點，《太平御覽》引《江表傳》和《三國誌·陳震傳》都有記載。第二，朝秦暮楚，挑撥離間。據《三國誌·陳震傳》，諸葛亮曾寫信給蔣琬和董允，說我原本以為李嚴只是不好合作，不惹他就是(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沒想到他還會有「蘇張之事」。所謂「蘇張之事」，也就是像蘇秦、張儀那樣搞「穿梭外交」。這在政權內部就是破壞安定團結了。第三，擁兵自重，分庭抗禮。比如他要當巴州刺史，在諸葛亮看來就是要搞獨立王國。他要求開府，在諸葛亮看來就更是對抗中央。

這就讓諸葛亮為難。諸葛亮深知，作為丞相，他要做的工作，是鞏固新人地位，穩定舊人情緒，協調新舊關係，消除新舊界線。這是他對李嚴一讓再讓的原因。但是，團結不能是無原則的。李嚴既然挑釁了「以我為主，後來居上」的原則，那就只能假借理由廢了他，哪怕這口實「難於置信」(田餘慶先生語)。

現在可以得出結論：諸葛亮廢黜李嚴，有近因，有遠因，有表面原因，有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就是益州、東州、荊州三股政治力量構成的蜀漢政權內部矛盾；而諸葛亮毅然廢黜李嚴，則歸根結底是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這一矛盾，實施依法治蜀。依法治蜀，是諸葛亮解決新舊矛盾的根本之策。為此，他早在第一次北伐時，就依法懲治了錯失街亭的馬謖，並自請處分。這件事，當然體現了諸葛亮執法之公正，賞罰之分明，但又並不那麼簡單。那麼，在諸葛亮的「揮淚斬馬謖」背後，又有什麼文章呢？

公元263年劉禪君臣的不戰而降，是蜀漢史上最後一個不解之謎。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有職無權的光祿大夫譙周。譙周為什麼要極力主張投降曹魏？劉禪又為什麼要聽他的？蜀漢朝野，為什麼只有少數人主張抵抗，多數人並無鬥志？在蜀漢迅速滅亡的背後，又有著什麼樣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原因呢？

蜀漢，是三國當中最先滅亡的，這讓許多歷史學家感到困惑。第一，史家一般認為，和曹魏、孫吳相比，蜀漢要算是治理得最好的，怎麼反倒先亡呢？第二，蜀地有「重險之固」(《三國誌·鄧芝傳》載鄧芝語)，打不了別人，難道還守不住？第三，從曹魏出兵，到劉禪投降，其間只有兩個月，蜀漢之亡為什麼如此之快？這實在讓人大惑不解。

不過困惑歸困惑，思考歸思考。得出的結論，一般也有四條，即劉禪昏庸、黃皓弄權、陳祗(音支)亂政、譙周誤國。這也是有根據的。我們知道，魏軍從洛陽出發，是在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此年上半年為蜀漢景耀六年，下半年為蜀漢炎興元年)的八月；決定伐蜀，則是在五月。據《三國誌·姜維傳》，當時姜維已經得到消息，便上表劉禪，提出佈防措施(六年，維表後主)，請劉禪速派張翼和廖化分別把守陽安關口和陰平橋頭「以防未然」。誰知這時劉禪只聽黃皓的，而黃皓又只聽巫師的。巫師說敵人不會打過來，黃皓便信以為真，讓劉禪扣下了這份公文(啟後主寢其事)，結果滿朝文武都不知道大禍即將臨頭(群臣不知)。這豈不是劉禪昏庸、黃皓弄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