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1840-1960:義和團運動的世紀魔咒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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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1840-1960:義和團運動的世紀魔咒

2015年06月26日 歷史真相 暫無評論 閱讀 314 次




歷史見證人的愚蠢,因為他們總是犯同類的錯誤


  一 義和團開天下之險


  大風起於青萍之末


  大風起於青萍之末。


  公元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午夜,山東曹州府巨野縣城外二十五里外,一個荒遠的小村子磨盤張家莊,發生了一起入室盜竊殺人案。幾個亡命的草民,雷協身、惠二啞巴、張高妮,越牆入室,盜竊莊裡德國傳教士薛田資與韓理的住所。在這個荒遠貧瘠的小村莊裡,或許這是唯一值得盜竊的人家。那晚恰逢另一德國傳教士能方濟前往曹縣,路過此地留宿。傳教士聽見院內有動靜,開槍射擊,打傷了盜賊,凶盜們一哄而上,闖入屋內殺了韓理、能方濟,搶得財物及銀錢二百一十兩,逃之大吉。


  這類兇案在巨野縣或曹州府[1],原本不是什麼大事。殺人越貨或劫富濟貧,在這一帶再尋常不過。如果你知道巨野何地、凶盜何類人,就更覺得不足為奇了。巨野即大野,得名於大野澤,而大野澤,就是古時候的梁山泊。邢昺《疏》云:「《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巨野縣北。』巨即大也。由其旁有大澤,故縣以巨野為名……」胡渭《禹貢錐指》引於欽《齊乘》云:「大野澤即梁山泊也。」


  巨野就是古時的梁山泊。梁山泊為黃河決口之尾閭,八百里水面,煙波浩淼,向來盜賊出沒。《宋史》卷三二八《蒲宗孟傳》記「鄆介梁山濼,素多盜」。宋後黃河改道,梁山泊淤涸為陸地。山河好改,本性難移,打家劫舍尋常事,聚嘯山林間或有,巨野教案前後,曹州府一帶正興大刀會。大刀會聚眾練拳習刀,據說練得金鐘罩功法,可以避槍炮。退可保家鄉,進可滅洋教。梁山泊好漢這一次的對手,不再是貪官污吏,而是洋教士、土教民。


  凶盜就是梁山好漢之後。魯西南是滿清政府權力薄弱的地區,土匪橫行,大刀會成立最初的動機是保家護產。但很快就與當地的天主教聖言會發生衝突,教會強取豪奪,強佔房產地產建堂築院;包庇盜匪,官府追緝的兇犯、被大刀會打敗的土匪,都去入教,有天主教保護,官府不敢捉拿,大刀會也無奈。積怨久,民憤起,大刀會便開始襲擊教民、焚燒教堂。還有另一種說法,這次入室盜竊殺人案,絕非尋常搶劫害命,是有組織的大刀會所為。大刀會仇教,與洋傳教士、土教民衝突已有時日。那晚他們聚集起三十餘人,攜刀槍闖入張家莊教堂,目的是殺薛田資,劫財倒在其次,不料薛田資逃脫了。薛田資在張家莊一帶干涉詞訟、強取豪奪,有民憤。


  殺人越貨或劫富濟貧,在這一帶歷史上、現實中,本來是尋常之事。不僅有歷史上半真半假的梁山泊一百單八將聚眾造反,還有確確實實的黃巢起義。翻卻曹州天下反,黃巢也是曹州人。然而,這一次卻不同以往,鄉野小民造的是洋人的反。中西衝突如今在中國腹地發生,而且與中國社會的分裂相關。大刀會義和團,不僅反洋教士,也要滅土教民。


  鄉野小民造洋人的反,在中國歷史或中西關係史上,還是第一次。1850年前後,中西交流與衝突的遭遇點,已從海岸進入內陸,進入不論在地理上還是文化上都是華夏腹地的中原,進入田疇與墓碑間的村舍,進入鄉野小民的生活,觸動了傳統中國社會的根基,也觸發了中國社會來自底層的反抗。


  中西衝突是逐步深入的,從外洋到海岸,最後到內陸。馬可·波羅那一代人到中國,貿易或傳教,都必須在本土秩序中謹慎地進行。蒙古帝國崩潰、土耳其奧斯曼擴張,大旅行時代的商路全部被阻斷了。西方人經過幾代人的探險終於找到新航路,重新來到中國海岸時,他們不僅不記得他們祖先200多年前的事跡,也不知道如何跟這個龐大的東方帝國打交道。他們嘗試著做海盜,殺人搶劫強行登陸,結果失敗了;又嘗試作順民,去北京朝貢或賄賂沿海官員,又失敗了。地理大發現與資本主義擴張早期,西方對中國不是沒有擴張的野心,而是沒有擴張的實力。工業革命、印度殖民、鴉片貿易改變了中西力量的平衡態勢,西方對中國的擴張終於野心與實力相稱了。馬戛爾尼、阿美士德使團先禮,濮鼎查、額爾金後兵。第一次鴉片戰爭英軍在東南沿海登陸,沿長江而上到南京,簽下南京條約後退回香港,熱熱鬧鬧地做他們的毒品生意去了。五口通商並不像英國人期待的那樣可以為所欲為,英國商人與中國政府的摩擦不斷,終於爆發第二次鴉片戰爭。法國人也加入了,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燒了頤和園,簽下天津條約、北京條約。


  兩次鴉片戰爭,傷的是大清朝廷,從「體面」到「心腹」。第一次鴉片戰爭對朝廷來說,只是「邊釁」,東南海岸的一系列小戰事。第二次鴉片戰爭不同了,英法聯軍攻入北京,首都陷落,對朝廷來說,那是幾乎使皇朝覆滅的戰爭了。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起義,內憂外患,滿清皇朝元氣大傷。同治中興,滿清政府試圖建設現代國防力量,但很快爆發的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徹底摧毀了大清海軍。


  滿清朝廷不是無意抵抗,而是無力抵抗。朝貢時代,中國不平等對待西方,條約時代,西方不平等對待中國。洋人們從海上來,西歐北美與西化的日本,窮凶極惡;洋人們也從陸地上來,沙俄進逼西域與東北,更加凶險。越來越多的「列強」國家參與瓜分中國。清廷之所以還領有中國的主權,並不是因為中國有力抵抗西方的入侵,或西方無力無意對中國進行徹底的殖民征服,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印度,而是因為西方國家在中國的擴張勢力相互競爭,誰也無法獨吞中國,所以不如留下個帝國空殼,讓西方人自由出入,各有租界領地,在治外法權保護下為所欲為。


  西方擴張全面深入中國內陸,衝突的焦點也從朝廷轉向民間,轉向社會底層。兩次鴉片戰爭之後,西方擴張勢力侵入中國腹地。販賣鴉片自由了,傳播基督教也自由了。西方商人出現在中國大部分城市,而西方傳教士則深入中國大部分農村。洋藥洋炮、洋布洋教,深入中國,影響或威脅到鄉土百姓的日常生活。西方擴張勢力與中國的衝突,焦點也從朝廷禁洋藥轉向民間排洋教。一時間教案蜂起,而且不斷升級,最終釀義和團暴動。


  小小的巨野教案終於釀成大禍,中國朝野震驚,世界也為之震驚。梁山好漢們,這次劫殺的是洋人。劫殺公子王孫或貪官污吏,那都是國內的事,可大可小;劫殺洋人,則是國際的事,只能大而不能小,尤其在那個時節、那個地界。這是那幾個草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他們的動機很單純:仇教、劫財。


  案發4天,遠在德國的天主教聖言會的山東主教安治泰急忙趕往柏林覲見德皇威廉二世,勸說威廉二世以此案為借口出兵佔領膠州灣。11月6日,德皇電諭外部 「必須採取積極行動報復此事。如果中國政府方面不立即以巨款賠償損失,並實行追緝及嚴辦禍首,艦隊必須立即駛往膠州佔領該處現有村鎮,並採取嚴重報復手段……以極嚴厲的,必要時並以極野蠻的行為對付華人……」[2]實際上德皇已經等不及、或根本無意等待中國政府賠償、追緝嚴辦禍首,第二天,11月7日,德皇電諭外交大臣布洛夫:「華人終究給我們提供了……好久所期待的理由與事件。我決定立刻動手」,並訓令駐吳淞口的德國艦隊即日北上膠州灣,「戰據該地,並威脅報復,積極行動。」七天以後,11月14日,德國艦隊抵達膠州灣,強行登陸並向守備清軍發出最後通牒,限令48小時內「退清」。


  大風起於輕萍之末。巨野教案釀成「世界大戰」,不僅斷送了廣闊的膠州灣,而且,幾乎斷送了千年中華帝國。德國佔領膠州灣,拒不退兵。俄國公使出現了,自告奮勇要勸說德國退出膠州,條件是在東北用俄國教習、准俄國人修鐵路、開放鬆花江、嫩江給俄國船隻航行,而中國船禁行黑龍江下遊。調停是假,乘機敲詐是真。中德簽署《膠澳租界條約》,俄國隨即趕來強迫清廷簽署《旅順、大連灣租借條約》,法國要求將與越南接壤的中國省份化為法國勢力範圍,日本要求將福建化歸日本勢力範圍,朝廷一一照復。英國害怕列強如此瓜分中國,會威脅到英國的在華利益,搶先要求清廷將長江流域劃為英國勢力範圍,確保「不將揚子江沿岸各省租押或以其他名義讓與他國」。天朝實在無能,故國領土,本有主權,如今迫於西方列強之勢,不租押割讓不行,租押割讓也不行,可悲之極。《拳匪之禍首》(1918)的作者指出,由巨野教案挑起的德國侵佔膠州灣,不僅是義和團暴動的起點,也是「中國滅亡危險之起點」:


  「且膠州之劫奪,乃我國開國五千年來未有之慘禍,為中國滅亡危險之起點。不有膠州之劫奪,中國不至有旅大之租借;不有膠州之劫奪,中國不至有義和拳;不有義和拳,中國不至因一部分暴民之野蠻復仇,而使全國負違背公法上神聖條約之名,自亦不至有百種辱國失權之《辛丑和約》。推源禍首誰歟?……德人之奪我膠州也。」[3]


  朝廷不思進取,小民不識大體,洋人不講道理


  巨野教案,對於當地草民,首先是一大快事;對德國殖民者,是一大喜事;而對於滿清朝廷,是一大難事。草民仇教,今日終得報仇機會,殺人劫貨,好不痛快!德國覬覦膠州灣已久,總算有了出兵的借口,德皇喜出望外!清廷軟弱無奈,草民控制不住,洋人得罪不起,帝國衰朽,百事維艱。


  草民控制不住。眼見從四川到山東,民教衝突此起彼伏,鄉野草民舞刀弄棍、練拳唸咒,毀教堂、殺洋人、聚嘯尋釁,各地官員忙著清剿砍頭,奈何民不畏死。巨野教案發生,朝廷令地方嚴辦,50多人被捕,為首雷協身、惠二啞巴斬立決,張高妮等五人無期徒刑。嚴辦是做給洋人看的。從皇帝到大臣都知道,德國意欲侵佔膠州灣,正愁著沒有借口,只有快捕快殺,堵住德國人的嘴。光緒皇帝責令山東巡撫李秉衡「務將凶盜拿獲懲辦」,「現在德方圖海口,此等事適組足為借口之資,恐生他釁」。[4]洋人得罪不起。一切都晚了。皇帝降旨的時候,德國艦隊已經在開赴膠州灣的路上。德軍佔領膠州灣,上諭一道又一道,嚴禁抵抗,「敵情雖迫,朝廷決不動兵」,「惟有鎮靜嚴扎,任其恫嚇,不為所動,斷不可先行開炮,釁自我開。」[5]當然,守土者如果不開炮,入侵者也省得開炮了,長驅直入便是。德國佔領膠州,進一步想北京朝廷交涉,要求懲辦兇手、革職地方官、賠償曹州地方教堂修建費9萬兩白銀、德軍侵佔膠州軍費數百萬兩、中德合資在山東全省修建鐵路開發礦藏、租借青島及整個膠州灣99年!德國如願以償。


  朝廷不思進取,小民不識大體,洋人不講道理。從小小的巨野教案開始,我們就看到結構中國近現代史的三個方面及其三方難以調和的衝突。這種三方面衝突的格局,從根本上有利於西方的擴張。


  鴉片戰爭基本上是朝廷與洋人之間的戰爭。戰爭起於禁煙,禁煙是朝廷的事,民眾並未見響應。反倒是利益所趨,鄉民與洋商勾結販賣,共同對付朝廷官府。難怪英國煙販抱怨,朝廷管不住自己的臣民,又怎能管住外人。鴉片戰爭爆發,英軍驚奇地發現,戰爭在英軍與朝廷的士兵之間進行,中國老百姓卻站在遠處,觀「西洋景」,以為這是紅夷與官軍打仗,與鄉里小民無關。因此,英軍所到之處,軍需給養似乎不成問題。只要給錢,老百姓踴躍將糧食、魚肉、淡水賣給他們,根本沒有敵我意識,如果需要苦力,在當地也不難招募。真正可以證明民眾參與這場戰爭的,就是三元裡抗英的故事。不管這段故事如何被反覆渲染,有一點總是讓人難以置信,那就是三元裡人民抗英是偉大的愛國主義運動。三元裡抗英,至多可以說是保家衛鄉,那個時代的鄉民,根本沒有國家意識。[6]鴉片戰爭中,真正受到打擊的是大清朝廷。在洋人那裡喪權辱國,在百姓那裡丟了天朝的威嚴,為太平天國造反提供了心理基礎。第二次鴉片戰爭依舊是朝廷與洋人之間的戰爭。白河沿岸的百姓,寧願為英法聯軍運輸給養,也不願意被官軍抓了去當苦力,洋人總還是給錢的。


  中國朝廷與百姓之間的分裂的「縫隙」,讓西方擴張有了可乘之機。馬可·波羅那一代人到中國,正值蒙古入侵、中華淪陷。明朝實行海禁,抑制了中國民間航海力量,西方擴張勢力在印度洋到南中國海暢通無阻,一直到中國海岸,「鄭氏海上武裝貿易集團」曾經有能力遏制西方在南中國海的擴張,無奈也葬送在滿清內陸皇權手中。守不住海域也守不住內陸,鴉片戰爭後,西方人長驅直入,太平天國、義和團等中國內部的衝突徹底消耗掉中國的國家力量之後,西方在中國的擴張也就最終完成了。


  朝廷與百姓的分裂,削弱了中國的力量,西方人也明白這一點。伊比利亞擴張時代西班牙殖民主義者計畫遠征中國,他們在菲律賓總共只有800人,要去征服一個至少有一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帝國,他們對自己的計畫充滿信心的根據,除了那種堂吉訶德式的狂熱外,還有一種消息,據說中國百姓都憎恨中國朝廷,如果西班牙遠征軍在中國登陸,中國百姓會像歡迎解放者那樣歡迎他們。西方人認為,東方專制帝國的朝廷與百姓是相互敵視的。英國海軍以約7000人的兵力對一個有四億五千萬人口、80萬常備軍(約20萬八旗兵、60萬綠營兵)的大帝國開戰,除了軍事技術與組織的優勢外,他們還相信,中國人民是友好的,平民不會參戰,在天朝百姓看來,鴉片貿易有利可圖,而戰爭,不過是紅毛夷與皇帝的軍隊之間的事。「中國人民決不想損害同英國的關係……敵對心理只不過產生自政府的猜忌而已。」[7]


  西方擴張,從來都是乘虛而入。洋藥鴉片荼毒中華,殃民禍國,朝廷官府有此意識,百姓卻無動於衷。朝廷禁煙不果,反起邊釁,朝廷、百姓、洋人各有原因。除了朝廷腐敗,禁煙令行不止,還有百姓不配合,國人要買,洋人才可賣。鴉片戰爭是「邊釁」,太平天國與捻軍起義是「內亂」,內憂外患,如今朝廷,已既無禁煙之力,也無禁煙之意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使鴉片貿易與基督教傳教合法化,西方人不僅可以自由販賣「洋藥」,還可以自由傳播「洋教」。於是,「洋禍」從海疆之憂,釀成心腹之患。鴉片本是洋禍之源,此時更加氾濫,朝野卻無動於衷。反倒是基督教傳教,在民間與士大夫階層激起強烈敵意,排教仇教,一時教案四起。(圖4-6:深入鄉間的洋教士,穿著漢裝,卻用刀叉吃飯。)


  西方擴張觸犯中國社會的,最初不是洋藥,而是洋教。這也是讓郭嵩燾捉摸不透世道人心的地方,為什麼舉國洶洶,要禁洋教,卻對禁洋藥無動於衷?初到倫敦時,正趕上英國衛理公會、浸會、倫敦傳教會向英國眾議院請願,要求禁止鴉片貿易,郭嵩燾深有感觸。回國之後,發現國人日日沉浸於鴉片,,實在不可思議。「今日洋禍之烈,實始自禁鴉片煙,而金田賊首,亦因洋務散勇,嘯聚山谷,馴至大亂。是此鴉片煙不獨伐賊民生,耗竭財力,實為導亂之源,洋人至今引為大咎,中國反而習之……中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為害之烈,莫過於鴉片煙……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為悔,數十年國家之恥,耗劫財力,毒害生民,無一人引為疚心。」[8]


  百姓與洋人的對立,起自排教。而且在排洋教這一點上,士紳與鄉民的態度出奇地統一也出奇地積極。這其中有政教方面的原因,也有經濟方面的原因。夷人傳教,流毒最寬,貽禍最久,首先是對禮教秩序的衝擊,基督教只順上帝,不孝父母,數典忘宗、棄倫滅理。晚清兩次大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要興洋教、滅滿清,義和團要滅洋教、興滿清,社會矛盾轉化了,也進一步激化了。太平天國衝擊了滿清政治體系,也衝擊了中國傳統的儒家倫理體系。太平天國運動之後,同治中興開始,中國社會從上至下重建儒家倫理傳統的方式,是進一步地保守化。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在倫理層面上的衝突也就更為激烈。儒家倫理以孝為本,而基督教只孝順上帝之父,不孝順生身之父,所謂「數典忘宗」、「棄倫滅理」。


  其次是對政治秩序的衝擊,基督教扶植愚民、干涉詞訟、蔑視朝廷、犯上作亂,洋教士將他們組織起來,平時接濟他們糧食,許多教民不是「信教」(Conscience Christians)而是「吃教」(Rice Christians),遇到麻煩時,又以洋人洋教特權庇護他們。於是,教民中不少遊手好閒、仗勢欺人、為非作歹之徒。巨野教案的時候,曹州府一帶民教矛盾一觸即發。山東巡撫李秉衡的一份關於教案的奏折中將這種關係分析得很具體:「自西教傳入中國,習其教者率皆無業莠民,借洋教為護符,包攬詞訟,凌轢鄉里,又或犯案懼罪,籍為逋逃之藪,而教士則倚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為間說,甚已多方恫嚇;地方官恐以開釁取戾,每多遷就了結,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飲恨吞聲,教民愈志得意滿。久之,民氣遏抑太甚,積不能忍,以為官府不足恃,惟私鬥尚可洩其忿。於是有聚眾尋釁,焚拆教堂之事,雖至身罹法網,罪應駢誅,而不暇恤。是愚民敢於為亂,不啻教民有以驅之也。」[9]


  最後是對民間經濟的衝擊。二次鴉片戰爭之後,西方擴張勢力深入中國內陸,貿易或傳教,觸動了中國傳統社會根基,從土地制度、宗族權力到家庭倫理,造成了民間社會新的階層分化。教會勢力造成的新的財富與權力階層、西方進口產品對中國傳統手工業的衝擊、鴉片、煙草、棉花種植對中國傳統農業的破壞,在中國民間已經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民生危機。在赤貧化的華北農村,西方傳教士無疑是最有錢的,比那些土地主富裕多了。他們購買土地,收攏教民,形成一種新的力量,與民間宗法地主組織、官府對抗。傳洋教的洋人有特權,信洋教的國民也有特權。民怕官、官怕洋人,這些洋傳教士享有「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不但不受中國地方行政管束,還經常干涉地方官,頤指氣使。政府無力抗敵,民間積怨漸深。晚清大小不斷、接二連三的教案,就是中國民間抵抗西方擴張的草根運動。


  西方擴張在深入中國內部的同時,也引起中國社會地層的反抗。晚清世事惟艱,除朝廷自身腐敗外,多起於「洋禍」。洋禍先是洋藥(鴉片),後是洋教(基督教)。洋藥盛行,摧殘國家財政、人民身心,所謂損我養民之權;洋教氾濫,天朝禮教廢弛,人民二心,所謂奪我教民之權。而民無所養所教,國也將不國了。洋藥洋教,是雙重洋禍。鴉片戰爭之前,國人感覺洋禍在洋藥,中國與西方的衝突在貿易之爭;鴉片戰爭之後,國人感覺洋禍在洋教,中國與西方的衝突在教義之爭。而且,排洋教直接導致中國民間力量反抗西方擴張運動的興起,最終造成朝廷、百姓與洋人的三角對立格局。


  洋人既以鴉片毒中國,復以「耶教」誘良民,敗壞民風、有礙吏治、污染漸深、流毒日廣、居然異類、隱然敵國……鴉片戰爭前,朝廷仇洋,主要在仇洋藥;鴉片戰爭之後,百姓仇洋,主要在仇洋教。傳教士行蹤詭秘,言談怪誕,惑人害命,敗倫亂紀,強佔土地,干涉詞訟,支持教民為非作歹。總之,洋藥害人,洋教害人更甚;通商之弊小,傳教之弊大。鴉片戰爭之後,教案不斷,有民間衝動,也有官方誘引姑息。但教案一起,朝廷又迫於洋人之勢鎮壓百姓。這樣,在洋人那裡,可以暫時息事寧人,在百姓這裡,卻積怨積仇愈深,終於釀成民變。當年在白河兩岸觀望英法聯軍通過,或幫聯軍搬運給養軍火的百姓的後代,如今都參加了義和團,要扶清滅洋,燒盡洋樓、殺光洋人,據說還要唸咒做法,打到洋人老家去。


  中國民間力量反抗西方擴張運動的興起,是中西關係史上值得注意的大事。西方擴張勢力深入中國內陸,中國社會被分裂了,中西衝突成為中國內部的衝突。朝廷喪失抵抗意志與力量以後,民間抵抗出現,中西兩極化的衝突轉變為民眾、洋人與朝廷之間的三角衝突。其中民眾與洋人、朝廷的衝突的社會文化原因,還有積蓄在民間的一種普遍的屈辱感。鴉片戰爭的失敗只把這種屈辱感加在朝廷與士大夫頭上,而西方經濟與教會勢力滲透到中國社會底層,民間百姓也越來越強烈地感到這種屈辱。屈辱與壓迫導致仇恨與衝突,而衝突與失敗又加劇這種屈辱。


  西方擴張激起中國民間的反抗,形成民眾、洋人與朝廷之間的三角衝突格局。中國民間反抗西方擴張,最初是由仇教排教發起的。天津教案已經激起民變,此後教案接連不斷,直到巨野教案發生,逐漸達到高潮。巨野剛平,臨清、冠縣的村民又開始圍攻教堂、襲擊教民,膠州百姓有組織地縱火燒燬德國營房,四川、湖南、江西、河南也先後爆發教案甚至農民的反教起義。余棟臣起義直指洋人洋教:「今洋人者,海舶通商,耶穌傳教,奪小民農桑衣食之計,廢大聖君臣父子之倫,以洋煙毒中土,以淫巧蕩人心。自道光以迄於今,其焰愈張,其勢愈爆……」[10]四川大足起義首先提出「順清滅洋」的口號,三個月後山東冠縣梨園屯義和拳起義又打出「扶清滅洋」的旗幟。值得注意的是,清廷一再「嚴辦」教案、追剿義民,但起義者始終強調要「順清」、「扶清」、「興清」、「保清」,除了策略性考慮之外,也確有「尊王攘夷」的觀念。


  西方擴張造成的民眾、洋人與朝廷之間的三角衝突格局中,朝廷加在中間,幸運的時候可以左右逢源,「以夷制民」或「以民制夷」,不幸的時候左右為難,「民」「夷」均不可制。民眾要驅洋人、滅洋教,在意氣良心上,多得官府的同情。畢竟上至朝廷,下到縣衙,官員們大多對洋兵耀武揚威、洋商巧取豪奪、洋教干涉詞訟、教民仗勢欺人等現象不滿,只是迫於形勢,無可奈何,明白「愚民敢於為亂」,實為「教民有以驅之」。山東巡撫毓賢上奏朝廷說,以他20年在山東為官的經驗,教民為害鄉里,魚肉良民,教士庇護教民,勒索賠償,多端要挾,都是實情,民怨民憤,自有道理。[11]但是,拳民聚眾鬧事,擾亂治安,又必須彈壓。尤其是燒教堂、襲教民,引起教案紛爭,驚動了洋大人,事小則賠款,事大則割地,總吃不消。於是,儘管義民一再重申「扶清」、「保清」,朝廷卻毫不領情,清剿拳民、處斬拳首,甚至濫殺無辜。森羅殿戰役之後,清廷內部有人提出異議,認為清剿過分,妄殺百姓。指揮清剿的袁世凱的兄長袁世敦因「行為孟浪,縱勇擾民」被革職,毓賢受「傳旨申飭」。不出一個月,上諭又斥責毓賢「固執成見,以為與教民為難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要他「從嚴懲辦,以靖地方」。[12]


  晚清中國面臨古今運會從未有過的大變局。數千年沒有經歷過的事,一時出現,讓人錯愕;萬里之外從不相識的人,如今卻出入於朝廷,居留鄉間。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中西關係已經成了中國內部的問題,成了洋人、朝廷、民眾之間的三角衝突關係,民間反抗西方擴張的力量,也在這複雜的三角關係格局中形成了。西方擴張勢力從海岸深入中國內地,從經濟政治滲透到文化習俗,清帝國半個世紀的政治軍事抵抗全部失敗,中國民間社會的抵抗力量出現了,並且逐漸成為主力。腐敗軟弱的朝廷,夾在洋人與百姓之間,又試圖利用洋人與百姓的矛盾,以民制夷或以夷制民,左右搖擺,暫時可以左右逢友,長此以往,終將左右為敵。


  其實清朝廷也是迫不得已,但凡有一點辦法,也不至於敗亡如此。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一次次戰敗,清政府已經沒有抵抗西方列強的能力了。歷史經常指責清政府賣國投降,也不無冤枉。朝廷以國為家以家為國,家國性命之大,為什麼要賣呢?至於讓步簽約、割地投降,巨恥大辱,迫不得已之為。據說曾紀澤曾對慈禧太后訴說辦理洋務之苦:「辦洋務難處,在外國人不講理,中國人不明事勢。中國臣民當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徐圖自強,乃能有濟;斷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算報仇雪恥。現在中國人多不明此理……」[13]


  中西兩極衝突變成中國內部的三角格局衝突。洋人不講道理,國人不明事勢,朝廷不思進取,可能也無法進取。鄉野小民,練拳排教,官府搖擺不定。拿不準他們是「邪匪」還是「義民」;持不平應該「剿匪」還是「撫民」。拳民或拳匪要「扶清滅洋」,在民眾與洋人之間,官府究竟要站在哪一邊?毓賢在李秉衡、張汝梅任山東巡撫時,曾經嚴懲清剿過「拳匪」,他自己繼任山東巡撫後,又提出「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的九字方針,宣撫義和拳、大刀會,將「拳匪」變成義民組織的「民團」,改「義和拳」為「義和團」。無奈那些暴民根本不聽他調控,有官府宣撫,壯大更快,轉瞬勢成燎原。朝廷有農民暴動的教訓,更有洋人不斷施壓,毓賢又被革了官,調任山西。


  從巨野教案到義和團進京,山東換了四任巡撫。袁世凱帶新軍繼任,發佈《查禁義和拳告示》,對義和團大開殺戒,朝廷又電諭袁世凱對「拳民」「不可徒恃兵力」、「良莠不分」、「株連濫殺」,應該「化大為小,化有為無」。義和團在山東被袁世凱清剿,的確「化大為小,化有為無」了,但轉向京、津地區,在保定、諑州等地,義和團卻「化無為有,化小為大」,不僅大燒洋樓、大滅洋教,而且開始反過來進攻官兵,在蘆保地區、京津鐵路沿線,一再與官兵衝突。清廷對於義和團,是撫是剿,如今已經沒有迴旋餘地了。


  東邪西毒,危局殊難揣測


  大風起於輕萍之末。小小的巨野教案,不僅是義和團暴動的起點,也是西方列強最終完成對中國的瓜分的起點,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就巨野教案觸發的義和團暴動而言,它在中西關係史上的重要意義在於:一、發動了抵抗西方擴張的民間力量,構成了中西衝突中民、官、洋的三角關係格局;二、導致西方在中國的擴張進入終結階段,西方向中國擴張的勢頭達到頂峰,同時,衰落也已開始。


  確定一個歷史事件的起點,關鍵或根據在於該歷史事件的意義。從中國歷史上看,義和團暴動不過是一次農民起義,從世界歷史上看,義和團暴動是中國與西方的一次衝突,一次影響深遠的衝突,決定了20世紀或者更長時間內中國的命運、中西關係與世界格局。


  從中國歷史上看,義和團暴動的起點是大刀會聚眾練拳,1896年3月28日,劉士瑞在山東單縣城關火神廟「唱戲四天,以聚會友」,[14]義和團暴動從此開始。從世界歷史看,義和團暴動的起點是1897年11月1日發生的巨野教案,它導致西方列強大規模地瓜分中國,觸動中國社會底層,引起民間的武裝仇教排外運動與八國聯軍入侵中國。西方在中國的擴張進入最後階段,中國民間社會的抵抗力量與激進的民族主義精神生成了。如果說義和團暴動之前對抗西方擴張勢力的主要是官方,那麼此後,與西方對抗的中國力量則主要來自民間,來自社會底層大眾。


  義和團勢已燎原。在團民、洋人、朝廷的三角衝突格局中,朝廷的角色最讓人感到無聊。義和團的態度明確,就是要逐洋滅教;洋人的態度也明確,就是剿滅義和團,瓜分中國;只有清廷的態度不明確,既想逐洋滅教,又想剿滅義和團。清廷中有人希望借助義和團逐洋滅教,有人看到義和團潛在的危險,儘管聲稱「扶清滅洋」,誰能保證最後不釀成洪秀全或李自成之亂,要「坐江山」。清廷剿撫不決的時候,義和團運動已不可收拾,各國公使急電調兵增援北京,本來奉命剿滅義和團的清軍聶士成部與董福祥的甘軍的一部分,如今與義和團民一道,圍攻自天津開來北京的西摩爾援軍。1900年6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城門洞開,拳民從四方湧入北京。王公卿相、倡優隸卒、王府民居、大街小巷,無人不練拳唸咒,無處不設壇聚眾。西摩爾的部隊增援北京不成,只好退回天津。洋人惱怒,像40年前第二次鴉片戰爭一樣,首先攻佔了大沽口炮台。6月21日,清廷發佈詔書,招撫義和團為「奉旨義和神團」,義和團開始「奉旨滅洋」了。


  清廷剿撫不定,如今終於有所抉擇。形勢所迫,也不得不做最後的選擇。1900年6月以前,朝廷猶豫不決,主要是慈禧太后自己也沒想好。她既不喜歡洋人也不喜歡團民,但又幻想借義和團之力驅逐洋人,然後再剿滅義和團。慈禧在洋人與團民之間,多少還是偏袒團民的。至此為止,義和團不是不能剿,而是朝廷拿不定主意,剿還是不剿。6月中旬以後,義和團坐大,清廷已不再有選擇剿邪匪或撫義民的餘地,只可撫,不能剿了。慈禧在致電各省督撫時充分表達了這種別無選擇的困境:「此次義和團民之起,數月之間,京城蔓延已變,其眾不下十數萬。……剿之,則即刻禍起肘腋,生靈塗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圖挽救。」[15]


  十數萬義和團在北京城內,許多官軍與朝臣同情參與義和團。端王、莊王與貝勒載濂、載瀅,甚至率領60多名義和團民闖入大內,以「搜拿教民」為名,要捕殺光緒皇帝。慈禧太后明白,暴民與昏官隨時都可能推翻她這個朝廷。唯一的辦法是招撫,這樣可以爭取時間,穩住義和團,等待外省勤王的部隊進京。在團民與洋人之間,朝廷選擇了團民,儘管不排除有所同情,但主要是權衡形勢,義和團的威脅更嚴重,至少慈禧太后認識到這一點。


  對於義和團,清廷是能剿的時候不真剿,要撫的時候,也不真撫。一邊是義和團、董福祥的甘軍一哄而上攻打教堂,另一邊是榮祿的武衛軍佔據前沿,將義和團、甘軍與使館教堂隔開,阻止義和團民上前,自己向使館方向放空炮或朝天放炮,同時暗下往使館送雞蛋西瓜慰勞。不得不招撫義軍、殲滅洋人的時候,朝廷也未必真那麼做。朝廷宣戰是個有趣的事,一是宣戰不戰,二是宣戰不知向誰宣戰。宣戰詔書不過是一道諭旨,從來沒有送到洋人手裡。而且,儘管在朝內,也不明白向誰宣戰,詔書中只提到「夷等」,連盛京將軍增祺也不清楚「此次中外開釁,究系何國失和」,希望朝廷明示,也好相機應敵。[16]一片混亂。


  諾大個帝國的朝廷,最後變成一個陰險的寡婦與幾個無能的紈褲子弟的陰謀集團。義和團只可撫,不能剿,洋人則只可戰,不可降。首先是為了招撫義和團,朝廷也必須要擺出「滅洋」的架勢。其次,洋人已攻佔大沽口,進逼北京,慈禧太后年輕時經歷的英法聯軍佔領北京的一幕,可能重演。於是,人們看到朝廷顛三倒四,6月稀里糊塗招撫義和團,7月歇斯底里向洋人宣戰,8月已倉皇逃出京城流亡。


  義和團暴動中,朝廷的角色實在可笑可悲可恥可憎。那麼,義和團又如何呢?赤子英雄還是愚民暴徒?義和團感於洋人橫行中國、洋教譭謗神聖,朝廷積弱無能,官吏懼外壓內,於是集眾練拳,請神附體,請仙下山,據說練得神拳,便刀槍不入了。他們從山東到河北,最後湧入北京,搶教民、殺洋人、拆鐵路、拔電桿,還要毀壞火輪船、攻佔使館。說他們是邪匪,不對,說他們是義民,也不妥;說他們忠義愛國,有根據,說他們野蠻排外,也有道理。


  義和團,赤子英雄不足,愚民暴徒有餘。仇教排外,毀鐵路、拔電桿、燒郵局,殄滅器物,都是中國最初可憐的現代化設施。10萬團民進京,在奉旨滅洋的旗號下,劫殺縱火,毫無顧忌。土教民殺了很多,洋教士卻躲在教堂裡,安然無恙。本來是要殺盡洋人,結果只殺了些信洋教的國人。教民沒有可殺的了,又以白蓮教為名,捕殺平民,滿城死屍惡臭,污血泥濘,慘不忍睹。


  團民凶暴,不亞於邪匪。除了殺人,主要放火,土木結構的民居燒了許多,磚石結構的教堂卻屢攻不下。團民縱火燒「老德記」西藥房,火勢蔓延,眼看將整個前門大街千家商舖燒成廢墟一片,義和團民卻制止市民救火。拳眾烏合,巫步披髮,野號怪叫,攻打西什庫教堂,一哄而上,聽見洋槍洋炮,又一哄而散。解釋教堂之所以攻不下,是因為洋人教堂的牆壁上,貼滿人皮塗滿人血,還有婦女手持經血之類穢物站在牆頭,沖了義和團的法術。


  歷史不是是非善惡可以簡單說清楚的事。當年義和團暴動的親歷者仲芳氏就曾困惑地說:「義和團如此凶橫,是正耶,是邪耶,殊難揣測。」[17]八國聯軍進逼北京,滿蒙漢旗兵勇不戰自潰,而那些義和團民早已脫下團服,裝成百姓,逃得無影無蹤。記得仲芳氏曾問團民說,縱使你們殺了北京的幾個洋人,燒了北京的幾座洋樓,各埠各國還有許多洋人洋樓,怎麼辦?更何況洋人必調各國軍隊來報復,那又如何是好?團民的回答非常豪壯:「不妨,京中之洋人與二毛子指日就可滅絕,然後先至天津、上海燒盡洋房,殺淨洋人。再分隊馳赴各國掃平巢穴。待九月間,便可斬草除根,天下太平矣。若恐洋人調兵來京,更不足慮。洋兵航海而來,必坐輪船,只需大師兄向海中唸咒,用手一指,並船不能前進,即在海中自焚,有何懼哉。若由旱路而來,避住彼之槍炮,眾團一擁而上,手到擒來,更不足慮矣。」 仲芳氏哭笑不得:「聽團民如此誕妄之談,直如夢語,足見亂惑愚人,恐非正道也。」[18]


  中西衝突700年,從外海到沿岸到中國內陸再到中國的心臟。中西衝突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中國內部的衝突,團民與教民的衝突,變成中國自毀的方式。馬可·波羅到中國前半個世紀,蒙古人曾經洗劫過北京,將近八個世紀之後,先是義和團,然後是八國聯軍進城,對於這座千年皇城,是又一次大劫難。八國聯軍攻佔大沽口炮台之後,7月14日攻佔天津。因在統帥問題上爭執不休,8月4日才從天津出發進攻北京。沿途清軍潰勇難集,無力戰守,義和團民作鳥獸散,不見蹤影。遠道勤王、準備抗敵殉國的李秉衡臨死前上奏朝廷描述戰況:「……軍隊數萬充塞道途,聞敵輒潰,實未一戰。所過村鎮則焚掠一空……臣自少至老屢經兵火,實未所見。」[19]8月14日,北京失陷。慈禧太后化裝成農婦出德勝門西逃,聯軍開始屠城。當時的親歷者英國人辛普森[20]說:聯軍入城之後,燒殺奸擄,北京已經變成一座鬼城了。


  八國聯軍,義師還是劫匪?控訴八國聯軍暴行,如果出自中國人,可能還有人不信,如果出自西方人自己,就不得不信了。八國聯軍(實際上此時德國軍隊還沒有到,只是七國聯軍)佔領北京的第2天一早,辛普森登上北京城牆,法國人正在炮擊紫禁城,炮彈落在屋頂上,瓦片亂飛,全城有如鬼墟,除槍炮聲外,一片寂靜,城北濃煙滾滾沖天,不用說也知道,俄國人、日本人正在燒殺搶掠。辛普森詳細記載了他在那些日子的見聞。太后皇帝出逃了,宮內死屍枕籍,血流滿地,都是昨天攻城時被殺的,樑上還掛著因恐懼而上吊的自殺者,伸長了舌頭,一個受傷的太監在血污中趴行,哀號救命。「彼地上哀求之太監,彼浸於血中之死屍,彼吊於空中之人,彼空氣中腥穢之氣,予閉目即在眼前,將永遠不能忘之。」[21]


  七國軍隊在北京劃地搶劫,瓦德西率領的德國軍隊晚了兩個月才到來,似乎比那些先行者更加暴虐。聯軍在瓦德西的指揮下,四出「剿滅拳匪」。他們佔領保定,南下正定,北上張家口,東到山海關,所到之處,清軍或者望風而逃,或者開城迎接,貫徹「優禮勞軍,吏迎兵撤」的議和政策,地方清軍還努力清剿「拳匪」,甚至將屠殺的義和團民的血粼粼的人頭懸在城牆上,取悅到來的洋兵。聯軍四出屠擄,持續了半年,直隸、河北、山西一帶村鎮,常「十室九空」,「滿目荒涼」。


  團民多暴徒,聯軍作劫匪。鴉片戰爭以來滿清帝國內憂外患,險象環生,到八國聯軍入京,正好60年一個甲子,老大皇朝氣數已盡了。鴉片戰爭首開「邊釁」,朝廷受盡屈辱,但事後卻若無其事,按林則徐的說法,是「大有雨過忘雷之意」。當然,朝廷有朝廷的難處,夷人擾邊,難過也是癰疥之痛癢,而國民暴動,則是心腹之患。太平天國運動對滿清皇朝的打擊,比兩次鴉片戰爭沉重得多。人必自辱,而後人辱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平天國後,富庶的江南滿目創痍,同治中興不過是迴光返照。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後,面對西方擴張,朝廷已沒有招架之功了。鴉片戰爭中林則徐曾寄厚望於鄉勇,議和後廣東民眾也曾發起拒絕英人入城的運動。道光皇帝認為民氣可用,以為找到了「制夷」的辦法,義和團暴動間朝廷招撫團民,最終證明是玩火自焚。


  朝廷無能,民眾無用,洋人無理。八國聯軍沒有最終滅亡中國,不是因為中國有力抵抗或西方無力征服,而是因為西方列強之間有利益衝突,任何一個國家都不願意另一個國家獨享中國,就像英國獨享印度那樣。於是他們只能同意英美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在中國維持一個合法無能的政府,然後圈定各自的勢力範圍,只要西方列強彼此相安無事就可以了。


  中國事物似乎已與中國無關,是西方列強之間的事。英德簽署《英德協定》(1900年10月),約定保全中國領土,制止任何國家瓜分中國土地的企圖。與此同時,俄國也要求保持中國領土完整,維護滿清政權。實際上此時「保全」與「瓜分」並無多大區別。赫德爵士說得比較坦率:「今日之計,惟有以瓜分為一定之目的,而達此目的之妙計,則莫若扶植滿清政府,使其代我行令,壓制其民。民有起而抗者,則不能得義兵排外之名,而可以叛上之名誅之。我因得坐以收其利。此即無形瓜分之手段也。」[22]


  義和團沒有能夠排外滅洋,反而引得西方列強聯合大舉進犯,生靈塗炭;滿清朝廷也沒有能夠借義和國的「天兵天將」將洋人趕盡殺絕,揚眉吐氣,反而倉皇出逃,投降賠款。民誤國,官也誤國。《辛丑條約》簽定,只賠款不割地,表面上看,似乎義和團沒有導致西方列強進一步瓜分中國,實際上的問題是,西方列強瓜分中國,已經不在需要與中國簽署什麼國際條約了,他們可以任意瓜分,只要不得罪其他列強,而義和團事件中出兵的八國,因為彼此之間意見不和,就讓滿清朝廷表面上沾了個暫時的便宜。滿清皇朝保住了,國家不幸皇家幸。不割地只賠款,賠款四億五千萬。


  賠款四億五千萬。這個戰爭賠款的數字是怎麼來的呢?是從中國人口中來的,中國當時有四億五千萬人口,每人賠一兩白銀!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軍入侵,是中西關係史上的又一個典型性事件,我們從中不僅可以復活某段歷史經驗,還可以觀照到中西關係史的某種一般性的格局變化。

  二 歷史的分水嶺


  中西衝突格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1900年,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軍入侵那段時間,梁啟超正滯留檀香山,為庚子勤王運動籌款。在他看來,義和團暴動不過是走火入魔的「團匪」與昏聵潑野的朝廷闖下的禍,一幕病態的滑稽劇。重要的不是義和團暴動本身,而是義和團「蠢動」與八國聯軍「暴侵」對中國與世界歷史的改變。日後梁啟超談到研究歷史的「因果」「業報」理論時指出,庚子事件的歷史影響重大,直接「業報」就有6項:


  「一、八國聯軍入京,兩宮蒙塵;二、東南各督撫聯約自保,宣告中立;三、俄軍特別行動,佔領東三省;四、締結《辛丑條約》,賠款四百五十兆,且承認種種苛酷條件;五、德宗不廢,但政權仍在孝欽;六、孝欽迎合潮流,舉行當時所謂新政,如練兵、興學等事。」


  而其在外交內政上「間接產種種之果」,舉其「犖犖大者」,則有11項之多。就外交而言:第一、八國聯軍雖撤退,而東三省之俄軍遷延不撤。卒因此而引起日俄戰爭,致朝鮮完全滅亡,而日本在南滿取得今日之特殊地位」;第二、「日本籍端與英國深相結納……促英日同盟之出現。而此英日同盟,遂被利用於此次歐洲大戰,使日本國際地位昂進。而目前關係國命之山東問題,即從此起」;第三、「重要之中央財源,如海關稅等,悉供償債之用。因此,各外國銀行,攫得我國庫權之一部分,遂啟後此銀行團操縱全國金融之端緒」。(圖4-22:《辛丑條約》簽定現場。)


  就內政而言:第一、「排外的反動,一變為媚外,將國民自尊自重之元氣, 喪之殆盡,此為心理上所得最大之惡影響」;第二、「經此次劇烈的激刺,社會優秀分子,漸從守舊頑夢中得解放,以此以次,求取得『世界人』、『現代人』的資格,此為心理上所得最大的良影響」;第三、「東南互保,為地方對中央獨立開一先例,此後封疆權力愈重,尾大不掉,故辛亥革命起於地方,而中央瓦解。此趨勢直至今日,而愈演愈烈」;第四、「袁世凱即以東南互保中之一要人,漸取得封疆領袖的資格(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蓄養其勢力,取清室而代之」;第五、慈禧太后「迴鑾後,以媚外故,而行敷衍門面的新政。一方面自暴白其前此之愚迷及罪惡,增人輕蔑,一方面表示其無誠意的態度,令人絕望」;第六、「此種敷衍的新政,在清廷固無誠意,然國人觀聽為之一變,就中留學生數目激增,尤為國民覺醒最有力之一媒介,海外學校遂變為革命之策源地」;第七、「新政之最積極進行者為練兵,而所謂新軍者,遂為革命派所利用,為袁世凱所利用,卒以覆清祚」;第八、「以大賠款及舉辦新政之故,財政日益竭蹶,專謀籍外債以為挹注,其後卒以鐵路大借款為革命之直接導火線。」[23]


  按照梁啟超的分析,義和團暴動影響深遠,日俄戰爭、英日同盟、外國銀行控制中國財政、中國的社會先進分子覺醒、中央政權削弱,地方割據出現、袁世凱坐大、辛亥革命發生,以至日後日本大規模侵華,都可以在義和團暴動中找到因緣。而我們在此注意的,不僅是事件與事件的關聯,還有中西交流與衝突的格局的變化,以及這種格局在中國現代化運動歷史上的意義。


  第一次鴉片戰爭既是一個歷史階段的終點,又是一個歷史階段的起點。從1850年前後開始的中西交流的第四個歷史階段,明顯的特徵是中西的交流與衝突都達到高潮,而且出現明顯的轉折。首先是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西方越來越多的國家參與、越來越深入地侵略中國,中國不僅領土、資源、財富被瓜分,中國社會本身也出現分裂,中西衝突演化成中國內部兩種社會力量的衝突,比如「教民」與「團民」的衝突。隨著西方殖民擴張勢力的深入,中國不同社會階層也在屈辱中「覺醒」,這種「覺醒」加劇了中西衝突也加劇了中國社會的分化。


  義和團暴動是個轉折點。西方在中國的擴張一步步達到高潮與極限,中西關係已經多少變成西方列強內部的關係,由於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力量與利益相互牽制,西方進一步的擴張與瓜分才不得不停止。中國官方一步步喪失抵抗力量,虛弱到極點,不僅無法抵禦外侮,也無力平定內亂。與此同時,中國民間抵抗西方殖民擴張的排外力量出現,形成中國社會內部的西方、官方、民間的三角衝突。這個緊張危險的三角衝突的格局,釀成不斷的革命,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義和團暴動使中西關係,交流與衝突,不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都內部化、多邊化了。西方處理與中國的關係實際上是在協調與西方列強的利益與力量的關係,中國處理與西方的關係,實際上首先要處理中國內部官方與民間的關係。洋人、朝廷、百姓之間緊張的三角關係,始終是義和團暴動的危險因素。但是,值得注意的,義和團暴動也存在著某種衝突兩極化的可能。


  義和團奉旨滅洋,發誓要驅逐夷寇、直搗夷巢、殺光洋人、燒盡洋樓。清廷招撫團民,同時向「夷等」各國開戰,認為「中外釁端已成」,要「一決雌雄」。義和團暴動最後似乎中國朝廷與民眾合為一體,以整個西方為敵。當然,西方也與整個中國為敵。八國聯軍進軍北京,美國《時代》轉載德國《科隆日報》的一則評論說:「整個中國,不只是中國政府,還有中國人民,都已將一場戰爭強加給我們,發生在北京的屠殺進一步表明這種局勢已無法挽回。所有的西方文明國家,現在必須武裝起來報仇雪恨。一定要像消滅食人生番一樣消滅中國人,將北京夷為平地。」[24]


  義和團暴動開啟了世界現代史上中國與西方的全面衝突,中西衝突兩極化格局形成。西方還是同一個西方,列強之間儘管有不同程度上的競爭衝突,但總會在與中國對峙時,組成英法聯軍或八國聯軍,中國朝廷幻想以夷制夷,不管是權宜之計還是緩兵之計,最終都無法抵抗西方的擴張。中國還是同一個中國,儘管朝廷與民間常有積怨,西方也總幻想將中國分解為朝廷與百姓或政府與人民,但真正面對西方擴張時,還是有可能聚集起同一種國家力量。


  中西衝突的格局是不斷變化調整的。儘管兩極化格局是根本形態,構成中國民族主義與國民革命的基礎,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它可以表現出不同的三角或四邊的「變局」。義和團暴動中形成的朝廷、團民、洋人之間的三角衝突關係,是一個動態的、危險的變局。清廷宣戰,這種變局也就結束了。中國向所有西方列強宣戰,西方列強懲罰性索賠所有的中國人。在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軍入侵前後,中國似乎有可能彌和朝廷與民眾的衝突成為一個整體。


  團民圍困,清廷宣戰,西方國家集結聯軍。西方似乎也可能彌和列強彼此之間的競爭,組成同一個西方。但是,不論對中國還是西方,結局都令人遺憾。中國的朝廷與民間的聯合轉瞬破滅,朝廷無聊險賴,暴民愚莽滅裂;西方列強之間的聯合,也從一開始就各懷鬼胎,彼此明爭暗鬥。八國聯軍入京之後,中西衝突實際上陷入一種「四邊」格局,中國被分解為朝廷民眾,西方也被分解為不同列強。義和團暴動開啟的中西兩極間的全面衝突,實際上以新的「四邊」格局結束。


  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軍入侵之後,我們在中西衝突的歷史中看到一種四邊型「變局」:中國分為朝廷與民眾,西方想利用朝廷制民眾,於是滿清皇朝被保存下來,西方列強甚至利用中國朝廷鎮壓民眾。西方分為不同列強,英美與德法不同,沙俄與日本不和,中國朝廷似乎還可以「以夷制夷」。這是一個四邊的「變局」。正是在這個「變局」中,西方在中國的擴張達到高潮並開始下落,而中國衰敗到谷底並開始復興。


  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軍侵華,使中西衝突從兩極到三角,最後歸結為四邊格局。這個兩極、三角、四邊格局,在以後的60年間,不斷變換出現。義和團之後,西方列強實行「保全」中國的政策,西方與中國官方的衝突緩解了,滿清朝廷成為洋人的朝廷,中國官方與民間的衝突卻加劇了。一度出現的兩極化格局,迅速又分解為洋人、朝廷、民眾三方。中國民間力量覺悟到,在西方強大的衝擊面前,救國必先革命,排滿是民族革命、推翻帝制是政治革命。孫中山回憶革命經歷,義和團暴動之前,國內輿論紛紛斥責他「亂臣賊子,大逆不道」,之後則多有有識之士同情其革命,「恨其事之不成」。[25]


  義和團暴動之後,朝廷、民眾、洋人的三角關係還在。滿清皇朝依靠洋人,革命排滿,也多少要依靠洋人。義和團暴動的衝突發生在民間與西方之間,官方偏向於民間。辛亥革命發生在官方與民間之間,民間偏向於西方。革命打破了一個舊秩序,激發了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的活力,卻沒有建立起一個新秩序,反而使全國陷入軍閥混戰。中國遠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力量抗衡西方霸權。當然,西方也沒有統一成一個西方。中國先分裂為保皇派與革命黨,後分裂為國民黨與共產黨;西方列強先分裂為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同盟國與協約國或軸心國與同盟國,再分裂為冷戰中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陣營,中西衝突便體現在這複雜的四邊格局中。


  八國聯軍暴侵之後,西方分裂為兩個西方,中國的國民革命,卻不斷向一個中國努力,首先是民族主義,然後是共產主義,成為這一個中國的精神核心。帝國主義、共產主義、革命中國,另一種三角格局。辛亥革命成功,遊移不定或動盪不安的三角格局,突然在五四運動與五卅運動中倒轉過來,中國各界結成統一戰線,提出「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但帝國主義列強中,不包括革命後的俄國。共產黨革命將西方、官方與民間的衝突絕對化,最終統一了官方與民間力量一致對抗西方,並將西方的殖民擴張力量趕出中國。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殖民擴張分化了中國社會,而中國覺醒後的革命,從民族主義到共產主義,也分化了西方。


  中國革命同化了中國官方與民間一致反抗西方殖民擴張,西方卻被分化了。二次世界大戰中,西方進一步分裂,中國則統一抗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分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陣營,中國則分為國共兩黨。中西關係呈現出新的四邊格局,西方是兩個西方,中國是兩個中國。


  兩極、三角、四邊,中西衝突的格局不斷變換。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中國是一個中國,西方是美蘇為首的兩個西方,資本主義陣營與共產主義陣營。中蘇論戰開始,中西之間的三角格局的平衡又被打破了,西方與中國的衝突再次被絕對化,西方是無差別的西方,所謂新老帝國主義,中國是無差別的中國,所謂革命人民。文化大革命既反帝又反修,中國被一場徹底的革命洪流席捲成一個狂暴的整體,中國是一個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後的中國,西方是一個西方,帝國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敵對的西方。從鴉片戰爭到文化大革命,百二十年間,恰好一個回合,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軍暴侵,是其間的分水嶺,前後各一個甲子。


  義和團前60年:「衰亡/覺醒」的五幕劇


  「歷史上沒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對於中國那樣具有分水嶺般的決定性意義。」[26] 義和團事件之後不久,1901年春,美國傳教士、同文館館長、後來的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丁韙良,開始寫一部書,名叫《中國之覺醒》,該書用一半的篇幅敘述中國廣闊的地域與漫長單調的歷史。然後集中到鴉片戰爭到義和團暴動這一段。在他看來,這是中國漫長的沉睡的歷史最後覺醒的時刻。但「中國之覺醒」,並不是自身的甦醒,而是被強大的西方「喚醒」,「喚醒」的方式是戰爭,是從兩次鴉片戰爭到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八國聯軍對中國的一次次「征服」。丁韙良說,這段歷史就像是一出五幕劇,主題是文明征服野蠻,衝突的雙方是西方與中國,而每一幕都是一場戰爭,最後的高潮,在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時刻的到來。


  「如果有人問到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亞洲發生的最重大的三件事是什麼,人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印度併入大英帝國與日本的維新。這只是兩項,第三項呢?可能是土耳其、波斯或俄羅斯在亞洲的領土上的幾次起義。然而,在我看來,這第三大事件發生在中國歷史上。這個龐大的帝國最後開放,與其他國家不受限制地交往,這不是中國歷史內部的一個漸進的過程,而是這一極端東方的保守主義與西方世界的進步精神之間一系列劇烈衝突的結果。……在過去近70年的歷史中,中華帝國至少有五次與外國勢力發生衝突;每一次衝突都或多或少地改變了中國的政策。這五場衝突——還不算中國內部潮汐般此起彼伏的騷亂——先後遞接,像一部戲。我希望讀者把華夏大地想像成一個舞台,在一個人一生的記憶時間內,上演著一出五幕悲劇。主題是中國之開放;第一幕即所謂的鴉片戰爭(1839-1842)。」[27]


  寫歷史猶如寫戲。第一幕的場景重點在歐亞大陸的西方。蒙元世紀裡,西方旅行家前往中國的旅行,誘發了西方文明自身的一場革命,成為西方向世界、向中國擴張的起點。沒有馬可·波羅那一代人對中國的渴望與去中國的旅行,就沒有哥倫布、達·伽瑪發現新大陸新航路。馬可·波羅時代的大旅行,是地理大發現的直接動機與靈感,現代文明與全球文明的起點。那是一個西方人「走向世界」的時代,重要的課題是「中國」在西方。馬可·波羅之後,六百年過去。中西之間經歷了交流與衝突、興盛與衰落,歷史場景的焦點也從外洋移到中國海岸,衝突也從貿易領域轉向軍事領域,大英帝國成為世界的「中央帝國」,而中華帝國已經衰落到停滯與野蠻的邊緣。第四幕的焦點場景,轉移到中國內陸,兩次鴉片戰爭,不僅使「洋藥」(鴉片)氾濫中國,摧毀國家經濟國人軀體;而且使「洋教」(基督教)深入內陸,侵蝕禮教動搖人心。外侮欺凌日甚,中華智力俱窮,失敗與悲憤之間,該是中國走向世界、變革自身的時代了。第四幕的重要課題,變成「西方」在中國,與第一幕對比,恰好顛倒過來。曾經啟動世界現代化進程的中國,六百年後以歸屬與反抗的方式再次加入西方主導的世界現代化進程。


  中西關係四幕,衝突在第四幕達到高潮,時間是1850年以後,地點是中國內部,兩次鴉片戰爭使中西關係陷入一種難以彌和的衝突中。這種衝突,在西方的現代性敘事中,被表述為文明的啟蒙,儘管他們也經常不避諱或不自覺地流露出野蠻的傾向。第一次鴉片戰爭成為維護公民權與貿易自由的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用巴麥尊首相的話說,是因為「再次打擊中國已勢在必行……像中國,葡萄牙與西班牙屬美洲這類半野蠻的政府,10年8年,就要整治一下。他們那些淺薄的頭腦記不住這些教訓。而且,對於他們來說,警告是沒有的。他們根本不在乎你說什麼,只有棍子打在他們肩膀上,他們才會屈服。」[28]額爾金勳爵出任遠征軍司令開赴中國。他說他要盡量表現得「殘暴野蠻」(uncontrolly fierce Barbarian),因為「除非讓他們感到害怕,否則愚蠢的中國人是不會屈服的」[29]。他下令燒燬圓明園!這就是西方促使東方覺醒與進步的意義與方式!《悲慘世界》的作者,法國大文學家雨果得知焚燒圓明園暴行後寫道:「我們歐洲人是文明人,在我們眼中,中國人是野蠻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對野蠻人幹了些什麼!」[30]


  鴉片戰爭在中國看來,無論如何都是野蠻入侵。用戰爭的方式將毒品貿易強加給其他國家,不可能有任何正義或高尚的意義。西方人在社會進化論與殖民主義觀念尺度上將中國當作野蠻國家,而中國,不管從傳統的夷夏之辨還是現代的文明與野蠻對立的觀念上,都難以將入侵的西方當作文明之邦。兩次鴉片戰爭之後,是1885年在邊境沿海進行的中法戰爭,法國人瞬間擊毀了馬尾港所有的中國船隻(11艘兵船19艘商船)和整個馬尾造船廠,戰爭輕鬆得像是一場遊戲。然後是終日甲午海戰,中法戰爭摧毀了中國的部分海軍,中日海戰摧毀了中國的全部海軍。洋務運動在軍事上的成就完全葬送了。西方是一個文化概念,日本雖地處極東,由於接受了西方文明,開始帝國主義擴張,於是也變成「西方」。中國與西方衝突的歷史,變成西方不斷擴張凱旋的歷史,中國不斷退守失敗的歷史。中國抵禦不住西方的入侵,只能對西方開放,儘管這種開放還有另一種意義,就是對西方主導的現代文明開放。最後的失敗與最後的開放,都在八國聯軍入侵中。丁韙良在《北京之困》描寫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時感慨:「這座高傲的城市,東方巴比倫,如今威風掃地了。城門樓化為灰燼,有他們自己人燒的,也有被聯軍燒燬的;聯軍還推毀了北京的一些公共建築,但狂暴的義和團在北京四處的破壞更多。這座帝都至少需要50年,才能恢復其往日的輝煌。」[31]


  在世界歷史中隨著西方擴張展示的西方現代性,有兩個側面,一個是啟蒙主義,一個是殖民主義。丁韙良用啟蒙主義的正義話語表述殖民主義的侵略行徑,讓人感到歷史與意識形態之間的反諷。丁韙良感到振奮的啟蒙主義主題的五幕劇,在中國人的經驗中,也有啟蒙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兩個側面,只是不論哪個側面,都讓中國感到屈辱、沉痛、憤慨甚至仇恨。


  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被中國表述為現代化的歷史,這段歷史的敘事,也有相互矛盾的雙重主題:衰亡與復興、屈辱與覺醒。我們非常熟悉中國現代化歷史主流敘事關於這段歷史的表述: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經濟掠奪、軍事侵略、政治壓迫、文化擴張。這種隱喻屈辱與仇恨、奮起與救亡的敘事,往往遮蔽了啟蒙主題。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另一種表述,那就是關於中國的腐敗與邪惡、保守與愚昧的敘事,這種敘事又可能遮蔽西方的殖民霸權。


  中國現代化歷史的這兩種敘事,在非此即彼的所謂的歷史是非尺度下,經常是互不相容的。它們的直接根據,往往不是歷史事實,而是現實價值。意識形態困境與歷史困境是密切相關的。中西關係、內政格局的細微變化,都會影響到歷史敘事,而中國的現代化歷史始終處於一種二難困境中,要現代化就必須接受西方的啟蒙主義的一面,否則現代化就無法完成,同時,要現代化就必須反對西方的殖民主義的一面,否則現代化就失去了民族-國家主體。


  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中國現代化的核心或根據,因為現代化的意義就在於民族救亡圖強。民族主義思潮源於近代歐洲,最初作為一種反對宗教權力、建設世俗國家、維護君主權力的政治思潮出現,提出「一個君主、一種信仰、一部法典」。到文藝復興後期啟蒙運動時期,西方的民族主義具有了新的現代性內容,主張民族結成國家、制定法律,君主負責實施法律、維護國家,公民必須忠誠於國家、對國家有義務。於是,民族主義的口號又成為「民族、法律、君主」。19世紀西方民族主義伴隨著西方殖民擴張向世界傳播,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與人民也接受了民族主義思想,但已與西方的民族主義有很大的不同,帶有明顯的反抗西方的殖民擴張、爭取民族自決自強與國家獨立主權的色彩,並與民族現代化運動聯繫起來。[32]傳統中國並沒有民族主義觀念,只有王朝或天下觀念。錢穆先生曾說:「中國人常把民族觀念消融在人類觀念裡,也常把國家觀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觀念裡,他們只把民族和國家當作一個文化機體,並不存有狹義的民族觀與狹義的國家觀,民族與國家都只是為文化而存在。」[33]19世紀中國在西方列強連續不斷的入侵中「覺醒」,覺醒到西方現代的民族主義思潮,走上現代化的道路,所謂現代化,就是實現本民族的現代化,民族主義是目的,而現代化則成為實現民族獨立自強的途徑。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既是中國的民族主義的來源,又是中國民族主義排斥的對象。在西方現代擴張中遭遇的中西文明,交流常常是以衝突形式進行的。在中國面前,西方現代民族主義表現出天使與魔鬼兩個側面,天使的一面是高揚科學與進步、民主與自由的啟蒙主義,魔鬼的一面是鴉片與炮艦推行的殖民主義。在西方現代民族主義兩個不同側面的衝擊下,中國覺醒的民族主義也表現出兩種相互衝突的側面,一面是開放的啟蒙主義,一面是野蠻的排外主義或反西方主義。開放的啟蒙主義容易只看到西方現代民族主義天使的一面,只看到啟蒙主義沒看到殖民主義。野蠻的排外主義則只看到西方現代民族主義魔鬼的一面,只看到殖民主義沒看到啟蒙主義。


  啟蒙主義容易使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喪失主體,西方啟蒙的中國徹底「西化」,中國現代化的結局是現代化的中國,但現代化的中國不再是「中國」;蒙昧主義的排外使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喪失過程,非理性的野蠻的排外主義或反西方主義,會使中國繼續沉淪在專制與停滯的傳統社會中,未能現代化的中國最終也難以保全其國。何去何從,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在艱難的選擇與痛苦的搖擺中。


  「歷史上沒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對於中國那樣具有分水嶺般的決定性意義。」這種決定性的意義,至少有三點是可以確定的:


  一,它標誌著中西關係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不論對七個多世紀的中西關係,還是對中國現代化歷史,都是一個轉折點,西方對中國的擴張達到凱旋的高峰,同時,中國民間的抵抗力量形成了,走上救亡圖存富國強兵的艱難歷程。


  二,它揭示了中西交流與衝突的複雜格局,兩極、三角、四邊,不斷變換。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選擇與成敗,往往與這種緊張危險的格局相關,20世紀整整一個世紀的中國國民革命,都沒有走出這三種危局。


  三,它表現出中華民族救亡圖強的現代化運動的某種文化困境。西方擴張有啟蒙主義與殖民主義兩個側面,而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也有接受啟蒙主義與反抗殖民主義兩個側面,西化主義與排外主義是兩個危險的極端。


  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軍暴侵,是西方擴張歷史上的一個標誌性事件。西方持續五個世紀的擴張,終於達到高潮。地球上最後一個抵抗性的帝國,最終被征服了。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主導的「全球文明」格局,在那一時刻,才真正出現。1902年,美國牧師塞西爾·羅德斯在自己《最後的願望和遺囑》中不無遺憾地說:「這個世界幾乎已分配完畢,它所剩下的地區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殖。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們永遠無法達到的巨大世界吧!我常常這樣想,如果可能的話,我將吞併這些星球。看到它們這樣清楚而又那麼遙遠,真使我感到悲傷。」[34]


  這個標誌性事件的意義,對西方現代文明來說,在於擴張的高潮與衰落之間的困境。西方擴張在全球範圍內達到極限,西方現代文明的暴力傾向無處發展,將轉向自身,列強之間的衝突全面開始。兩次世界大戰與隨後到來的冷戰,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使西方內部陷入混亂與衝突,西方之外的世界,也乘機完成了民族獨立與民主建國的運動。西方現代文明的真正困境,是如何調節自身那種內在動力性的擴張衝動或帝國主義衝動,使其不斷獲得外部對象,免得將這種暴力衝動發洩到自身而自毀。


  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軍暴侵,也是中西關係史上的一個典型性事件。對西方來說,八國聯軍是西方啟蒙與殖民雙重變奏的現代化擴張運動在中國進入凱旋階段的標誌,它可以表述為西方啟蒙、中國覺醒的五幕劇的最後一幕,西方全面凱旋的一幕。對中國來說,它的意義可能表現為另一個方面,是中國民族主義覺醒、反抗西方侵略、開始救亡圖強的國民革命運動的開幕。義和團暴動前的60年,西方以武力開放中國,中國被徹底瓜分,中國社會的抵抗西方擴張的力量,開始從社會底層聚集,逐漸發展成全民性的民族主義運動。義和團後60年,中國的國民革命,進一步整合全民力量,最終以國家的形式對抗西方,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西關係似乎又回到鴉片戰爭前,甚至乾隆時代。


  這一典型性事件對中國的現代化歷史的意義,是現代啟蒙與國民革命之間難以擺脫的某種二難困境。西方擴張,有啟蒙主義與殖民主義兩個側面;啟蒙主義是我們必要接受的,而殖民主義是我們必須排斥的,但西方卻是同一個西方,如何面對西方?中國的現代化,有啟蒙主義與民族主義兩個側面,啟蒙主義要求全面接受西方現代文明,但民族主義又在文化立場上,堅持國民主體,而當中國在危難與激奮中凝成一個國民整體時,排外的民族主義與自大的文化主義,又可能釀成非理性的衝動,如何面對中國傳統?


  義和團後60年:「覺醒/救亡」的五幕劇


  1900年,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軍入侵時,陳獨秀正在東北,目睹了沙俄軍隊以「護路」為名侵佔東北、燒殺擄掠的暴行。事後他說,這是他國家意識與愛國激情萌生的時機:「以前,在家裡讀書的時候,天天只知道吃飯睡覺。就是奮發有為,也不過是唸唸文章,想騙幾層功名,光耀門楣罷了。那知道國家是什麼東西,和我有什麼關係呢?到了甲午年,才聽見人說有個什麼日本國,把我們中國打敗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麼英國、俄國、法國、德國、意國、美國、奧國、日本八國的聯合軍,把中國打敗了。此時我才曉得,世界上的人,原來是分做一國一國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們中國,也是世界萬國中之一國,我也是中國之一人。一國的盛衰榮辱,全國的人都是一樣消受,我一個人如何能逃脫得出呢。我想到這裡,不覺一身冷汗,十分慚愧。我生長二十多歲,才知道有個國家,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應當盡力於這大家的大義。」[35]


  義和團暴動使陳獨秀明白,中國是世界中的國家,而且是世界中被外國欺負的國家;中國人是國家中人,國家興衰,與個人身家性命直接相關,個人必須為國家負責;世界中不同國家有各自的領土主權,不可侵犯;國家以人民為主體,不同國家有不同的人民,不能不講民族主義。西方擴張有兩個側面,啟蒙主義與殖民主義,丁韙良描述的中國之覺醒的五幕劇,在西方中心的世界主義背景下,只表現了西方衝擊中國的啟蒙主義的側面,遮蔽了殖民主義侵略的一面。陳獨秀在義和團暴動八國聯軍入侵中看到的,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側面,看到的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另一個側面,反抗西方擴張,救亡圖強的國民革命的側面。


  西方擴張在八國聯軍侵華中達到頂峰,中華民族救亡運動也開始了。在中國現代歷史上,中國的救亡運動也有兩個側面,崇洋主義與排外主義。義和團暴動是一個起點,從這裡我們可以開始敘述另一個五幕劇。義和團暴動是第一幕,它現代中國國家意識與愛國激情的觸發點,也是現代中國民族救亡運動的出發點。這個觸發點與出發點,設定了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的兩個極端,並注定其左右搖擺的命運,或接受啟蒙主義極端化為盲目崇洋,或反對殖民主義而盲目排外。


  義和團暴動失敗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朝野普遍流行一種「崇洋主義」,從義和團野蠻排外的極端轉入盲目崇洋的極端,也正是在這種大潮流下,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從器物階段進入制度與觀念層面,中體西用的原則動搖了,制度與思想上都從改良進到革命,千年帝制政統與儒家學統終結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與1919年的五四運動,通常被當作中國現代化歷史上的劃時代事件。但是,從中西關係史上看,這兩大事件的意義,並不如此前的義和團暴動與此後的五卅運動。


  義和團暴動在華北號召「扶清滅洋」時候,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正在南粵惠州起義,他們的口號是「扶洋滅清」,與義和團正好相反。「扶清滅洋」也好,「扶洋滅清」也好,目的都是奮發強國,區別只是對圖強的途徑認識與選擇不同。義和團依舊幻想滿清朝廷在抵禦外侮、富國強兵上是可信賴可依靠的,而同盟會革命者則認識到,「滿洲政府實中國富強第一大障礙」、「滿人不去國,中國不能復興」[36]。扶清或排滿,只是手段,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真正目的是在現代世界體系中競逐富強,西方才是對手,既是教我者也是亡我者。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卻不驅逐列強,不是不想為,而是不能為。


  辛亥革命沒有解決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殖民特權問題,衝突很快就爆發了。「二十一條」與「巴黎和會」進一步激化了中西衝突,五四運動有兩個不同的方面,一是知識精英圈子內的思想文化運動,主題是接受啟蒙主義的,甚至有徹底西化的崇洋傾向;另一個是民眾範圍內的社會政治運動,主題是反對殖民主義的,要求「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


  五四運動的兩個方面恰好表現出現代中華民族救亡運動的兩個側面。五四運動有徹底的啟蒙精神,卻無徹底的反殖精神。它依舊相信西方文明啟蒙主義側面許諾的正義性,希望威爾遜主義能夠保證中國的獨立與發展。遺憾是西方列強的表現,一再讓殖民主義側面掩蓋起啟蒙主義側面,中國的反殖主義激情也隨之洶湧。救亡運動中的崇洋主義與排外主義兩個極端之間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了,五卅運動開始了民族救亡的第二幕。


  義和團事件過去整整四分之一世紀之後,那位當年從義和團事件中覺醒到國家意識與愛國激情的安徽秀才陳獨秀,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辛丑條約》的簽定日,9月7日,也被國民黨確定為「國恥日」。1924年9月3日,陳獨秀有感於義和團暴動之後難以忍受的失敗主義與媚外主義,感到有必要重提義和團精神,在《嚮導》週報上發表紀念文章《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37],認為義和團暴動在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意義不減於辛亥革命,人們普遍意識不到這一點,是因為人們通常對義和團懷有「兩個錯誤的觀念」:一是「憎惡義和團是野蠻的排外」,二是「以為義和團是少數人之罪惡,列強不應因少數人之故懲罰全中國人民以巨額負擔」。


  就第一個錯誤觀念而言,實際上陳獨秀是在指責人們只看到中華民族救亡運動的蒙昧的排外主義的一面與西方現代文明的啟蒙主義的一面,沒有看到西方殖民主義侵略的一面與中國民族主義救亡圖強的一面:


  「他們只看見義和團排外,他們不看見義和團排外所以發生的原因——鴉片戰爭以來全中國所受外國軍隊、外交官、教士之欺壓的血腥與怨氣!他們只看見義和團殺死德公使及日本書記官,他們不看見英人將廣東總督葉名琛捉到印度害死,並裝入玻璃器內遊行示眾!他們只看見義和團損害了一些外人的生命財產,他們不看見帝國主義的軍事的商業的侵略損害了中國人無數生命財產!他們只看見義和團殺人放火的凶暴,他們不看見帝國主義者強賣鴉片煙、焚燒圓明園、強佔膠州灣的等更大的凶暴!他們自誇文明有遵守條約及保護外人生命財產的信義;他們忘了所有條約都是帝國主義者控制中國人之奴券(最明顯的是關稅協定及領事裁判權),所有在華外人(軍警、外交官、商人、教士)都是屠戮中國人之劊子手,所有在華外人財產都是中國人血汗之結晶!」


  陳獨秀不僅要人們「看見」西方擴張的另一個側面,而且似乎要把這個側面看成全面。因為在民族主義鬥爭的激情中,難以一分為二地對待西方擴張,平衡西方的啟蒙主義與殖民主義兩個側面。


  就第二個錯誤觀念而言,陳獨秀是試圖將西方衝擊下分裂的中國力量統一起來,改變三角格局為中西兩極格局,一致對抗西方擴張,完成民族獨立國家自強:「他們不曾統觀列強侵略中國,是對於全民族的,不是對於少數人的;劇烈的列強侵略,激起了劇烈的義和團反抗,這種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識與利益,決不是出於少數人之偶然的舉動……義和團事件,不論是功是罪,都是全民族之責任,不當推在義和團少數人身上。全民族都在外人的壓迫之下,若真只有少數人、義和團不甘屈服,那更是全民族無上的恥辱了!」 陳獨秀試圖用全民族的概念打破中西衝突中的三角格局,將中國方面作為民族或國民統一起來,一致反抗西方列強。


  陳獨秀文章發表的第二年,中國爆發了「五卅運動」。這場運動恰好使人們注意到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一面,以及將分裂的中國力量統一起來一致對抗西方擴張的可能性。


  在這場運動中,陳獨秀要糾正的兩個錯誤觀念似乎都糾正過來,全民族徹底地反抗帝國主義的西方的運動出現了。20世紀中國有許多次運動或革命,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似乎都比五卅運動影響大,但那都是在中國歷史視野中的,如果討論中西關係,五卅運動無疑更重要。五卅運動是一次全民族的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西方的運動,鴉片戰爭是滿清朝廷與西方列強的戰爭、義和團暴動主要是農民階層反抗西方的鬥爭,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是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的革命運動,辛亥革命只排滿不排洋,而且承諾革命政府維護中西種種不平等的條約關係五四運動雖然要「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但基本上是排日親美,用瞿秋白的話說是沒有覺悟到「不是對付某一帝國主義的強國,而是對付一切帝國主義的列強」[38]的國民革命使命。


  五卅運動 「是義和團的反抗侵略運動的繼續」[39],它打破了義和團暴動之後中西關係的平衡狀態,動員起全國各地各階層進行了一次徹底的反西方主義運動。如果我們把20世紀中西衝突也表述為一個五幕劇,這五幕是義和團暴動、五卅運動、抗日戰爭、朝鮮戰爭、文化大革命。


  義和團暴動在八國聯軍暴侵中落幕,在第一幕與第二幕之間,四分之一世紀裡中西關係基本平穩,一則是因為《辛丑條約》之後西方擴張在中國的勢力與利益格局基本形成,除日本外基本上沒有新進展,二則是因為義和團暴動失敗後中國社會文化在自責與自新的心態中更多地關注西方文明的啟蒙主義側面,三則是連續的國內革命無暇顧及西方列強的擴張。直到1925年5月中旬,五卅運動爆發。


  五卅運動是繼義和團暴動之後,中國又一次更廣泛的反掠奪、反壓制、反不平等條約的,全國性的、民族主義的反西方運動。它以5月30日為界,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為上海市的民權而鬥爭,後一個階段則是為普遍的人道而鬥爭。這次運動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的,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其儀式性影響比實際效果更重要。工人罷工最終還是復工,學生罷課也要復課,儘管最初的條件與要求遠無法達到。商人開市最早,也不全是因為資產階級軟弱妥協,因為工人罷工學生罷課都可以得到生計救援,無大損傷,商人罷市,從某種意義上是自取滅亡。「罷市非置人死命,實置自己之死命」,罷市25天,上海工商界直接的經濟損失就達1286萬元,[40]難怪英國領事曾經冷笑道:「罷市一百年,亦與外人無關。」[41]


  五卅運動對中國的損失是民生,收穫是民氣;對西方則完全是損失,主要在經濟上。上海與省港大罷工,損害了英國經濟,抵制英日貨、提倡國貨與對英日經濟絕交的運動,也多少打擊了英日在滬的企業和英日對華貿易。在政治上,西方列強在中國的霸權與特權受到嚴重的挑戰,從進攻轉入防守,以往中西協約雙方,都是西方人提條件,以後似乎輪到中國方面提條件了。[42]


  五卅運動動員中國全民形成反抗西方擴張的民族主義運動,形成了相當規模的全民統一戰線。不僅民眾無論城鄉男女積極響應,最初段祺瑞政府也表示以外交形式配合,維護國體,體恤民生,軍閥也紛紛表示誓為國民後盾、以雪國恥,儘管這一全民反抗西方的統一戰線很快崩潰,但它至少展示了某種可能性。而對於西方,過去是一個統一戰線的列強諸國,如今產生了分裂,因為「十月革命」已經將俄國從「八國聯軍」中分離出來。在中國有可能成為同一個中國的同時,西方分成了兩個西方,這預示著中西關係中可能出現的一個新的三角格局。


  五卅運動期間英國懷疑蘇聯參與策劃了「五卅」運動,傳說蘇聯答應援助馮玉祥向英國宣戰。早在義和團暴動期間,列寧就在《火星報》上發表文章《對華戰爭》,區分歐洲人民與帝國主義者:「究竟是什麼引起中國人襲擊歐洲人,引起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俄國人、日本人等等所如此熱心鎮壓的這次叛亂?主戰者硬說:是由於『黃種人仇視白種人』,『中國人仇視歐洲文化與文明』是的,中國人確實是憎惡歐洲人,然而他們究竟是憎惡的哪一種歐洲人,並且為了什麼呢?中國人並不是憎惡歐洲人民,因為他們和歐洲人民並無衝突,他們是憎惡歐洲資本家及對資本家馴服的歐洲各國政府。」[43]


  俄國革命使俄國從西方陣營裡分離出來,中國革命又使中國與蘇聯結成同盟,中西衝突的格局變了。西方分裂為兩個西方,而且另一個西方正在與中國結盟。中國試圖在國民概念上整合成同一個中國對抗西方,也沒有成功。五卅運動的起點是中西二元對立國民運動,全民統一的反抗西方列強的民族主義運動。但五卅運動的終點卻是國民陣線的分裂,西方分裂成兩個西方,中國也還沒有形成一個中國。


  五卅運動之後,瞿秋白在陳獨秀髮表《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一文整整一年以後,1925年9月3日,在同一個刊物《嚮導》上發表《義和團暴動之意義與五卅運動之前途》。文章指出,五卅運動「是義和團的反抗侵略運動的繼續」,「比二十六年前的義和團暴動對於民眾解放的鬥爭有更大的希望和更遠的前途」。這個「更大的希望和更遠的前途」,即體現在無產階級領導與階級鬥爭核心上。瞿秋白用民眾解放取代了民族解放,便把階級鬥爭置於民族鬥爭之前,而階級鬥爭可以從中國國內到世界各地,於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界限便模糊或取代了中國與西方的地緣文明界限。甚至產生一種超越中西地緣文明界限的新的二元對立格局,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五卅運動的結局與義和團暴動一樣,都在歷史中認識到反抗西方的入侵必先進行中國內部的革命,使中國成為統一國族的中國或同一民眾的中國:「中國既然因有幾十萬無產階級的團結奮鬥而能暫時制止帝國主義之直接進攻,那麼,要使這解放運動完全勝利,便應當更加發展中國無產階級的勢力,發展一般的民眾力量,排除一切反動的帝國主義走狗的力量,那時才能廢除辛丑條約,才能打破帝國主義束縛中國的一切鎖鏈。」[44]


  義和團是純粹是中國傳統式農民暴動,唸咒練功、殺人放火、攻城劫舍,五卅運動雖然是中國的革命,但形式卻是西方現代的,和平請願、演講遊行、罷工罷課……純粹中國與純粹西方式的反西方的運動,都失敗了。下面的問題是探索一條中西結合的路。義和團暴動剛過,英國人赫德爵士就深有感觸與預見性地分析:


  「……中國人是一個有才智、有教養的種族,冷靜、勤勉,有自己的文明,在語言、思想和感情各方面都很純一,人口總數約有四億,生活在自己的圍牆之中,在他們所蔓衍的國家有肥沃的土地和富饒的江河,有高山和平原、丘陵和溪谷的無窮變化,有各種各樣的氣候和條件,地面上生產著一個民族所需要的一切,地底下埋藏著從沒有開發過的無窮的財富,——這個種族,經過數千年高傲的與世隔絕和閉關自守之後,被客觀情況的力量和外來進犯者的優勢所逼,同世界其餘各國發生了條約關係,但是他們認為那是一種恥辱,他們知道從這種關係中得不到好處,正指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夠十足地強大起來,重新恢復自己的舊生活,排除同外國的交往、外國的干涉和外國的入侵……


  兩千萬或兩千萬以上武裝起來、經過操練、受過訓練而且又受愛國的——即使是被誤解了——動機所激勵的團民,將使外國人不可能再在中國住下去,將從外國人那裡收回外國人從中國取去的每一樣東西,將加重地來報復舊日的怨恨,將把中國的國旗和中國的武器帶到許許多多現在連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去,這樣就為將來準備了甚至從來沒有夢想過的騷亂和災難。50年以後,就將有千百萬團民排成密集隊形,穿戴全副盔甲,聽候中國政府的號召,這一點是絲毫不容置疑的!如果中國政府繼續存在下去,它將鼓勵——而這樣鼓勵是很對的——支持並且發展這個中華民族的運動;這個運動對於世界其餘各國不是吉祥之兆,但是中國將有權利採取行動,中國將貫徹它的民族計畫……」[45]


  如果不是後來的事,沒有人能夠想起那位把持中國海關達半個之久的老「中國通」的預言。五卅運動之後,中國共產黨的活動的主流從城市轉向鄉村,鬥爭形式也從和平抗議轉向武裝鬥爭。抗日戰爭開始的時候,中西衝突也中止了,臨時的戰爭結盟使中西地緣文明界限變得沒有意義,英美軍隊與中國軍隊共同抗日,在五卅運動中清晰的中西陣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模糊起來。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救亡運動的第三幕。在這一幕中,中國基本上是一個中國,而西方變成敵對的兩個西方。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內戰也結束了,當中國共產黨在自己的國土上建立起一個人民的共和國時,中西界限又變得分明而尖銳。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建立的那些條約,都被廢除了,中國共產黨軍隊的大炮炮擊長江上的英國艦隊(「紫英號」事件),英國艦隊逃跑了,在華的西方人也紛紛逃離,實際上是被驅逐出中國的,只有蘇聯人被當作「老大哥」熱情地留下來。中國在貫徹它自己的民族計畫!西方感到某種傷痛。


  美國人的傷痛表述為所謂的「中國丟失」論。幾十億美元的援助,幾代傳教士、商人、政客與軍人的努力,最終在中國大地上除了仇恨之外,什麼也沒有留下。歐洲人的傷痛儘管沒有美國人體驗得那麼劇烈,但似乎更深遠。對美國人來說,這種傷痛只是兩三代人的事,而對歐洲,則是兩三個世紀的事。從伊比利亞擴張時代起,西方人就試圖在貿易、傳教、政治軍事上「打開」中國。但是這個「長城帝國」如此難以「進入」,直到鴉片戰爭開始,先攻佔沿海再攻陷北京,先燒燬圓明園再進駐紫禁城,一切終於如願了,20世紀初西方人進出中國像主人進出自己的莊園。商人們試圖將中國人變成自己的顧客,傳教士試圖將中國人變成自己的信徒,政客、軍人試圖將中國變成帝國的殖民地,就在所有的努力即將最後收穫的時候,一場發自中國腹地的紅色風暴捲走了一切,什麼都沒有留下,幾乎所有的西方人都被驅趕出去,在中國的財產也被沒收,上帝的福音變成了馬克思主義。紅色中國又像中國歷史上的那些皇朝一樣,對西方無情地關上了大門。一切似乎又像惡夢一樣地回到了1840年之前,中國又出現了一個具有乾隆式威權與傲慢的皇帝,而且這一次還披上了共產主義的紅色披風。毛澤東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指示,聽起來像乾隆皇帝的詔書中的句子:「天朝無所不有……」


  傷痛之外還有某種擔憂。中國素來似乎有某種排外仇外傾向。西方人強行入侵中國改變了中國的社會政治「型態」,卻沒有改變中國傳統文化的「心態」。中國人不僅從未從心底裡欣悅或情願地接受過外國人,而且還一直深藏著某些屈辱與仇恨。中國的傳統排外仇外心理,再加上馬克思主義信仰與有組織性的暴力革命性的共產主義運動,前景就更令人擔憂。紅色中國明確表示它對西方世界的敵視。美國成為它的頭號敵人,英國儘管表示承認中國並建立外交關係,中國政府也不以為然。擔憂終於落實到戰爭,中國出兵朝鮮,在那裡的美國士兵發現,他們一夜之間竟陷入漫山遍野的中國志願軍的重圍之中。


  第四幕在朝鮮戰場上開啟。赫德曾預言50年後,將有「千百萬團民」武裝起來、受過現代訓練、被愛國的熱情所激勵,將所有的外國人都趕出去,並「將把中國的國旗和中國的武器帶到許許多多現在連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去」。果真是50年後,朝鮮戰爭證明了赫德爵士的預言,那個「連想都想不到的地方」竟然是朝鮮半島!


  志願軍出現在朝鮮美軍陣地後不久《生活》雜誌報道:「20年前還是一群烏合之眾的中國紅色軍隊,已經被建設成為一支具有威脅的、蘇聯化的善戰力量……」[46]朝鮮戰爭是20世紀最讓美國人感到恥辱的戰爭。朝鮮戰爭損失近2000架飛機,聯合國部隊傷亡人數多達50餘萬人。其中94000名死亡官兵中,有33629人是美國人,而美國受傷的士兵則接近10萬。[47]這場殘酷的戰爭前後進行的時間,幾乎跟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間一樣長。但最終也沒有取得勝利。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壓撒建議杜魯門總統往中國東北投30至50枚原子彈,杜魯門卻撤換了麥克壓撒。接替麥克壓撒的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上將,最後在板門店停戰協定上簽字。朝鮮戰爭對美國政治軍事經濟的影響還不如它對美國文化心理的影響。它將美國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喜悅與自信中驚醒。而這種喜悅與自信,直到40年後的海灣戰爭才得以恢復。


  西方分裂成冷戰的兩個陣營,而中國最終團結成一個革命的國家。朝鮮戰爭為其贏得了「令人尊敬的軍事強國的地位」,卻為中西競爭與衝突中中國再次分裂成兩個中國埋下了伏筆,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又50年後台灣政府試圖獨立。新中國與西方對抗,美國是西方世界的首腦,也成為中國「最兇惡的敵人」。在中國政府試圖建立世界範圍的反美統一戰線的同時,美國也將「好戰」的中國當作「今天美國的主要敵人」。 對中國實施外交敵視、內政干涉、經濟封鎖、侵略威脅。新中國「一邊倒」向蘇聯,聯蘇抗美,但由於種種原因,中蘇結盟的社會主義陣線很快出現裂痕。蘇聯不僅陳兵中蘇邊界,甚至要聯美打擊中國。對中國來說,西方似乎又變成徹底敵對的西方,陷入孤立的中國,只能既反美又反蘇,進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


  第五幕即將開始。將中國革命進行到底,確保社會主義紅色江山千秋萬代不變顏色;將中國變成世界革命的中心,反帝反修發動並領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解放全人類……極度的被動——與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同時為敵——在中國再次喚起妄想狂式的豪情,感到風暴的中心的眩暈,文化大革命爆發的時候,中西關係的格局又類似於義和團時候,幾乎所有的西方主要國家都與中國敵對,一度遊離出與中國對立的西方陣營的蘇聯,又回到中西衝突的對立面,當年八國聯軍的那些國家,如今還是中國的主要敵人。當然,中國也與所有這些西方國家為敵,並想像徹底地消滅他們。文化大革命那種虛妄的豪情、愚昧的破壞與徹底的反西方主義,也讓人聯想到義和團暴動。


  如果我們將20世紀中西衝突表述為一個五幕劇,朝鮮戰爭是第四幕,文化大革命就是第五幕。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有多重動機,有國內的政治權力鬥爭,清除所謂走資派與修正主義;有國際鬥爭,反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與蘇聯為首的修正主義。而國內國際的鬥爭又是相通的,反帝反修必須首先反國內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的代理勢力,歷史的教訓是中西衝突常常表現為中國內部中西兩種力量代表的衝突,如同當年的團民與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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