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打擊政治對手的絕佳流放地

宋神宗死的時候只有38歲。這個胸懷大志的理想主義者平生只做對了一件事情:發動變法。他也只做錯了一件事情:停止變法。有人指責他沒有推進民主體制,我以為這跟指責喬丹(國際籃球明星)為什麼不踢足球一樣不靠譜。他在他的年代,只能作出符合當時政治、經濟、文化水平的選擇。

宋神宗撒手而去,留下了一個爛攤子給他的繼位者宋哲宗。哲宗只有9歲。這樣的年齡只適合賴在媽媽懷裡撒嬌,顯然不適合坐在龍椅上對著群臣發號施令。因此,又一位女人娉娉婷婷地走上了前台——這種事情我們有一個專業詞語,叫「垂簾聽政」(當然,這事兒還得數老佛爺慈禧太后幹得漂亮)。此女人即高太后,宋神宗他媽。

宋神宗他媽跟宋神宗走的完全是兩條路子。具體做法就是任命守舊的元祐黨人精神領袖司馬光做宰相。司馬光也不含糊,十幾年的隱居生活把他這個 「老宅男」逼成了「變態男」:他一上任就砍了「三板斧」,把王安石辛辛苦苦砌了9年的花園全部推倒,連很少有人異議、於民於國兩相利的免役法也不得倖免。

朱熹對司馬光這人看得很透,說他認死理,凡是讓老百姓掏腰包的事情,他都認為是壞事兒——司馬光不知道,其實大多數老百姓很贊成免役法。蘇軾也看到了這一點,找司馬光商量,把這些對百姓有利的新法留下來。蘇軾是個直腸子,他直言不諱地批評道:「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司馬光當然不高興了, 自己走開。蘇軾又追進政事堂,這回司馬光可就「色忿然」了。不識眉眼高低的蘇軾又講了半天,依然打動不了司馬光,出了政事堂氣得大叫:「司馬牛!司馬牛!」

除了把新法廢「光」之外,高太后與司馬光還竭力把新黨趕「光」——統統趕出權力中心。蔡確、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等一大批變法「急先鋒 」被貶,就連已經在新黨內訌中出局的呂惠卿也遭到清算。他被貶建州,一貶九年,其間連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被說成對朝廷不滿。

舊黨中的人也覺得對新黨做得過分了些。比如,蔡確被貶後,在流放途中寫了《夏日遊車蓋亭》十首絕句,被曾與他有過節的人告發到朝廷。高太后大怒,召集大臣商量該如何懲罰他。文彥博提議把蔡確跨省趕到嶺南去,右相范純仁不無擔憂地說:那條路自打丁謂被貶斥以後就沒人再去了,此路一開,搞不好有一天我們也會被「跨省」的。

嶺南與海南當時屬未開發地帶,瘴氣重,是打擊政治對手的絕佳流放地。

車蓋亭詩案是繼烏台詩案以來打擊面最廣、打擊力度最大的一項文字獄案(當然不能與清朝的文字獄相提並論)。元祐黨人利用高太后對蔡確等人的不滿,捕風捉影,對整個新黨集團進行了一次斬草除根式的清算。在高太后與司馬光的策劃下,宋朝政治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要麼全面肯定,要麼全面否定——這種毫無節制的黨派之爭把羸弱的宋朝折騰來折騰去,從而為靖康之恥預留了伏筆。

宋哲宗掌權,變法派得勢,元祐黨人被清算

所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僅僅在10年後,世界又會顛倒過來。那是後事。寫到這兒,我們似乎忘記了一個本不應該忘記的人——宋哲宗。

宋哲宗雖然很幼小,但他不傻。當年他老爸宋神宗接待遼國大使,蔡確在宮殿裡反覆排練歡迎儀式。他感到十分不解,問:「遼國大使是人嗎?」

蔡確笑了:「他們當然是人,不過他們是契丹人。」

「他們既然是人,我們怕他作甚?」

高太后其實也是一位具有傳統美德的中國女性代表。她曾被後人譽為「女中堯舜」。她弟弟在朝廷做小官,很長時間都沒有升職。宋英宗過意不去,想要把他提拔一下。高太后謝絕了,說:「我弟弟能在朝廷上班,已經是天大的恩寵了,怎麼能參照前代推恩後族的慣例呢?」

宋神宗好幾次要給高家修建別墅,也被高太后拒絕了。後來國家給了她一塊空地,她自己掏腰包修建了房子,沒向國家報銷一分錢。高太后唯一的缺點是戀權。宋哲宗已經17歲時,高太后仍不放棄聽政。

在高太后垂簾時期,軍國大事都由她與幾位大臣處理,年少的宋哲宗基本上沒有發言權。大臣們也以為宋哲宗年幼,因此什麼事情都請示高太后。朝廷開會的時候,宋哲宗的龍椅與高太后的座位相對,大臣們向高太后請示,就不免把屁股朝著宋哲宗。宋哲宗親政後談及這些事情時說,他只能看朝中官員的屁股。

隨著宋哲宗一天天長大,越來越不習慣做龍椅上的傻傀儡。在高太后高大的陰影下,他心中慢慢凝聚著對高太后和元祐黨人的怨恨。少年宋哲宗沒有更多的抗爭方式,只能行使沉默權——在議論朝政時一聲不吭,儼如啞巴。一次高太后問他:「你怎麼不說話呢?他們討論朝政時你心裡都想些什麼呢?」宋哲宗冷冷地說:「您已經處分好了,我還說什麼呢?」

高太后是個聰明人,她敏銳地注意到少年皇帝的逆反心態。因此,1093年秋天,高太后病重,召集呂防、范純仁等人說:「我死以後,皇帝是不會再重用你們的。你們應該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動退下,騰出位置讓皇帝選用他人,免得遭受橫禍。」

果然,宋哲宗一掌握大權,就開始繼承父業。當時有一句使用頻率最高的政治術語「紹述」,原意是繼承前人的做法,「按既定方針辦」。對宋哲宗而言,「紹述」就是繼承宋神宗的意志與事業。

曾經被高太后和元祐黨人排擠出朝廷的變法派又先後回來了。第一個回到中央的是章惇,他被任命為宰相。章惇拜相時就聲稱:「司馬光奸邪,所當急辦。」他做事的風格就是黨同伐異,秋後算賬——當然,是算元祐黨人的賬。他的做法也簡單:把高太后等人廢除的新法逐一恢復,把高太后提拔的元祐黨人盡數驅趕,把高太后趕走的新黨全部請回來——假如他們還倖存於世的話。

賬簿一本本攤開。舊事一件件重提。

元祐年間,在司馬光等大臣的主導下,宋朝將西北米脂等四寨放棄給西夏。當年元祐黨人處理這件事情,確實過分怯懦。以當時的實力而言,宋朝完全不必以棄地為條件換取和平。章惇把司馬光、文彥博、趙离、范純仁等十一位大臣,全部安上「挾奸罔上」等罪名。

司馬光已經死了,怎麼辦?那就追回贈官和謚號,連宋哲宗當年親筆為司馬光們題寫的碑額也被毀掉,他們的後代也遭到貶黜。章惇還欲「掘墓劈棺」,宋哲宗認為此舉對國家無益,章這才罷手。

范純仁當年一語成讖,如今在世的元祐大臣幾乎都被跨省遠貶嶺南。

徽宗無能,蔡京弄權,宋朝再次「底翻天」

歷史似乎驚人地相似。1100年,宋哲宗病逝。這個只活了24年的年輕皇帝沒有兒子,這樣,只能從他的兄弟裡選一個接班人。宋哲宗有5 個兄弟在世,端王趙佶不是宋神宗親生兒子,照說沒有候選資格,不過在向太后和章惇等人的大力支持下,趙佶坐上了宋朝最高的椅子,是為宋徽宗。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向太后也過了一把垂簾聽政的癮。

向太后也是一位保守派,她極其討厭王安石和新黨,因此,在她垂簾聽政的短短9個月,宋朝的政治局勢又折騰了一次:再次起用元祐黨人,廢除變法新政。

宋徽宗,大家都熟悉,宋朝歷史上為數不多的「花花公子」之一。宋太祖的胸懷大志、宋太宗的勇猛精進、宋仁宗的寬厚仁慈、宋神宗的勵精圖治,在宋徽宗身上找不到一點影子。

王安石製訂的新法,到蔡京手裡完全變了樣。免役法本來可以減輕百姓的勞役負擔,蔡京一夥卻不斷增加雇役的稅收,變成敲詐人民的手段。王安石地下有靈,恐怕也得頓足長歎吧。

隨著蘇軾、范純仁等名臣的先後辭世,這個時候的宋朝廷已經完全淪為爾虞我詐的骯髒之地。君子遠離,小人雲集。他們沒有是非之分,只有黨派利益;沒有羞恥之心,只有貪慾之念。這如何不讓人懷念宋神宗時代,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人的「和而不同」、坐而論道?而如今這個亂哄哄的大醬缸裡正孵育著一隻又一隻肥碩的蛆蟲。

宋王朝就這樣慢慢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上樑不正下樑歪」。有宋徽宗這樣的浪蕩皇帝,朝政難免陷入一片混亂。以蔡京為首的變法派趁機把持了朝政。蔡京做了宰相後,打著變法的旗幟, 把一些正直的官員不論保守的或贊成變法的,一律稱作奸黨。他還操縱宋徽宗在端禮門前立一塊黨人碑,把司馬光、文彥博、蘇軾、蘇轍等120人的名字刻在上面。活著的一律降職流放,已經死了的削去官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