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提出了古代官員職務收入及其結構的懸疑

東晉義熙元年（405）冬天，大詩人陶淵明辭去了他仕途生活中的最後一任官職——彭澤縣縣令。有關這次辭職的經過，蕭統的《陶淵明傳》敘述最詳：

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

這故事的緣起，很像劉備在安喜縣尉任上的遭遇，不過劉備臨走前痛毆督郵，洩了怨氣，而陶令只擅吟詩，不會打人，便來個君子動口不動手，留下一句「豈能為五斗米折腰」的千古名言。也正是這句話，後來成為教授們爭論不休的課題。有人認為此言應當做「不能對五斗米道下腰鞠躬」解，也有人釋成「不能為求一飽之故折腰」。最佔上風的觀點，則是將五斗米解釋為陶淵明的職務收入。但也有質疑的：要說陶令的年薪或月薪僅五斗米，自然不可能；即便是日薪吧，似乎也對不上號。一天五斗米，一月就是十五斛，一年才一百八十斛，而考之晉朝制度，縣令的年薪應是四百斛，怎麼會相差二百二十斛呢？該不會被管財務的主簿貪污了吧？

這個懸疑，恰好為我們瞭解一些古代官員職務收入及其結構方面的常識，提供了一個由頭。

西漢時官吏的俸祿實行年薪制，全發糧食，每年領取糧食的重量，就是他們的品秩，於是就有萬石、二千石、六百石等種種名目，像劉備擔任過的縣尉這一級，最低年薪是一百石。從東漢開始，俸祿的形式有了改變，統稱為石，實際上是發一部分糧食，發一部分現錢。這個辦法頗受官員們歡迎，因為在此之前，官員要用現錢的話，得設法把糧食賣掉或用以交換其他物品，到底麻煩一些。陶淵明的那個引起爭議的五斗米，其實也同這種錢谷搭配的俸祿結構有關。按照《晉百官注》記載，當時縣令的年薪是四百斛，按月發放，每月米十五斛，錢二千五。十五斛米除以每月三十天，恰好是五斗米。古今量器不同，五斗米究竟值多少，需要有個比較。《梁書·何胤傳》上記何胤自稱，「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可知陶縣長一天的俸米，可供一個年近六旬者食用一月。如果當時政府也要求大家搞「一日捐」的話，那麼五斗米外還應加上現錢八十三文，無論怎麼講，這份收入不算是太低。

其實再深究起來，陶令的職務收入還不止這筆由錢谷合成的年薪。從晉代開始，政府又推行品官占田制，即官員可根據品級高低，向國家領取一塊田地，所有權屬國家，田里的收穫歸個人，簡稱占田，實際上也是職務收入的一部分。據蕭統《陶淵明傳》上講，陶令的占田是三頃，他想全種上可以釀酒的秫（糯米），道是「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可是縣令太太不同意，「固請種粳（大米）」。夫妻坐下來商量生產計畫，最後決定「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當然，這種田的事是「悉令吏種」，用不著陶令自己去打赤腳下田的。據其《歸去來辭序》自述，在辭官之前，他曾「猶望一稔」，意思是等占田里穀物熟了，全收下來再走吧。誰知武昌傳來了他妹妹病故的消息，這才下決心趕快開路。照筆者揣測，「猶望一稔」倒更像是他太太的意見，眼看稻米長在田里沒法帶走，豈不可惜？而妹妹的噩耗，則正好替他動員太太立即走路提供了借口。

田地、糧食、現錢三位一體的俸祿制度一直持續到唐代，碰到陶淵明這種中途去職換人的情況，田里的收成究竟如何分配呢？據《南史· 循吏列傳》介紹，最初的辦法是同谷錢的年薪制配套，田里的收入也以年度為發放單位，芒種日以後去職的，收入歸己，在此之前去職的，收入歸後任。有個襄垣縣令叫阮長之，將離任時，後任還沒有趕到，遂「於芒種前一日解印綬」，以便後任名正言順地得到這份收入。這是品德高尚的表現，所以被史官記載進《南史》中。然而這樣一來，不只會造成縣政府裡有一個權力真空的過渡階段，還有不少移交手續方面的麻煩，所以自宋文帝「元嘉末（453）改此科，計月分祿」，就是包括田地收入在內，官俸都從年薪制改為月薪制。不過照筆者想來，田里的穀物不是每月一熟的，不見得去任官員俟秋收後再專程前來割禾折算。「計月分祿」的辦法，大概就是估算一個彼此都能接受的產量，再由後任按時間為計算單位，以實物或現金折算給前任帶走。

種田是「靠天吃飯」，所以這種產量估算，不免像現代人做糧食期貨一樣，是帶點風險的，再加上由此引發的其他各種弊端，因此自唐代起，地方官員的職務收入中的穀物部分又從月薪制改回到年薪制。當時配給官員的公田叫職分田，像陶淵明這一級七品縣令，依然是占田三頃，但規定不能再「使吏耕種」，即平調機關吏役的勞動力，而是出租給他人，無論收成好壞，都照事先約定的數額收租。為控制官員倚勢盤剝，中央明文限定地租每畝「無過六斗」，並嚴禁租糧之外加征桑課（《唐會要·內外官職田》）。對於前後任交接換班的問題，據《封氏聞見記》載，是以端午日為標誌，「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職田米」。該書又稱，濠州刺史高利奉旨調任楚州，為了讓前任得到那份職田米，故意在上任途中隨處耽擱，拖過端午後才去接印，「士論稱之」。這行為與南朝時的阮長之差不多，都是實行年薪制的情況下出現的佳話。與此同時，在京師供職的官員仍然按月領俸，其中「基本工資」部分依官品分等，還有一些雜色名目的補貼則與職務掛鉤。

宋代官俸中現金比例有限，蘇東坡貶謫黃州期間所支俸祿，竟有一堆官辦第三產業賣酒後退還的包裝袋

從北宋起，由於職分田取消，不再存在計算田地收入之類的麻煩，實行了多年的年薪制也改回到月薪制。依《燕翼詒謀錄》披露，宋朝建國初期的官員俸入都很低，縣令的月薪不滿十貫（每貫一千文錢），其中還搭配一部分茶葉、鹽、酒等一批實物折算。到了真宗景德三年（1006），有過一次「普調」，其中縣尉的月薪由三貫五百七十加到五貫五百九十。《夢溪筆談》記有一則故事：一位縣尉剛剛上任，有個舉人寫信給他哭窮，要求資助點糧食。縣尉作詩答曰：「五貫五百九十俸，省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未厭糟糠，僮僕豈免遭饑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夢？為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覓甚甕。」

所謂「省錢」，指不足一貫之數的五百九十文錢也要當一貫使用。對比當時的物價看看呢？《續資治通鑒長編》記熙寧七年（1074）時官賣糧價，是「上等粳米每石為錢一千，中等粳米每斗為錢八十五文」。假定這位主管一方治安的縣尉要供養家屬十口，外加幾個僕役的口糧，以平均每人月食五斗計，差不多就要把他的不足六貫的月薪花完了。當然這僅是「正俸」，此外尚有廚料（飯貼）、茶湯（飲料費）、薪炭（取暖費）等各種名目的補貼，但一家人的開銷決不只買米一項，如周密《浩然齋雅談》錄一絕句：「小小園林矮矮屋，一月房錢一貫足。」假定這位縣尉租賃這麼一套住宅，又得費去其月薪近五分之一。因此儘管不至於落到妻兒吃糠、僮僕挨餓、衣物押在當鋪裡沒錢取回的窘狀，但肯定不能同陶淵明的「五斗米」相提並論。

再借有關史料分析，北宋一直為「錢荒」問題所困擾，官員薪水中的現金部分還是有限。蘇東坡《初到黃州》詩云：「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自註：「檢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原來當時各級政府為增加機關收入，多大辦釀酒廠、釀醋坊之類的第三產業，於是賣酒後退還的包裝品也成了工資的「折實」，就好比現在的西裝廠用西裝折算年終獎發給員工一樣。像蘇東坡這類被貶到地方安置的管制分子，恐怕還特別要受欺負。看他在《與秦太虛書》中自述：「初到黃州，凜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猶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過百五十錢，每月朔後取四千五百錢，分為三十塊，掛屋樑，每平旦以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由此估算，其每月領得薪水中的現金還不到「五貫五百九十俸」。

因為錢少，所以就格外珍惜。當時官員的月俸是到任後發給，估計只要趕在月底前報到，就可支全薪。《夢溪筆談》記有這樣一件事：信州杉溪驛捨（官辦招待所）牆壁上，有一篇數百字的「自述」，作者是一位少婦，自言是一個縣級或副縣級官員的兒媳婦，公公為早拿一個月的月俸，竟不顧媳婦分娩才三天，催著全家跟他趕路上任。現在自己病倒在杉溪驛內，眼看快要死了，特留下遺書在壁上，要讓過往住宿的人都知道真相。據沈括記憶，這個州縣小官姓鹿，名字忘記了，但讀過這篇控訴的人，都特地去驛後憑弔這位少婦的墳墓，並題詩痛罵鹿某，牆壁上都寫滿了。

一個進士出身的縣級官員只有如此微薄的收入，在其之下的又何以堪呢？據《夢溪筆談》記，舊制，凡剛入仕途的低級官吏，都先入三班奉職，月薪是七百文錢，再加驛站供給的半斤羊肉，憑驛券領取。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有人在驛捨題了一首詩：「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這番牢騷上達天聽後，皇上感歎：「這樣下去怎麼能夠要求他們做清廉的官吏呢？」於是為全國官吏加了一次薪水。不過由於底數不高，上調的幅度也就有限。宋室南渡後，官員俸祿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瞿宣穎先生輯《中國社會史料叢鈔》引黃庶《伐檀集·自序》云：「歷佐一府三州皆為從事，月稟於官，粟麥常兩斛，錢常七千。洪(邁)容齋謂，今之簿、尉蓋七八倍於此，若兩斛七千只可祿一書吏小校。」不過很可能那時的物價漲幅也相當大。

光看品級官俸，清代「公務員」的薪水遠遠不及漢唐，但隱藏在「養廉」名義後的巧取豪奪和隱性收入，足可保證工資基本不用

到了明代，又發生了大轉彎，官員的俸祿遠比宋元低微，並且是米鈔（紙幣）搭配，縣太爺年俸為九十石，丞、簿、學官等由七十八石到六十六石不等，未入流的雜職才三十六石，其中十之七八給米，現鈔才十之二三，雜職則全部給米。米和鈔怎樣折價呢？據《大明會典》載是一石折鈔二十貫。《典故記聞》又說到了宣德九年(1434)時，禮部尚書胡濴兼管戶部事，為節流而在官俸上動腦筋，提出以每石折十貫發鈔，少師蹇義與之爭論，最後折中為十五貫，「自是小官不足者多矣」(《典故記聞》卷十)。其後通貨膨脹，鈔價日賤，又以布折米，比價是一匹布折二百貫。江南織布業發展極快，布價又跌，一匹布才折銀三分。州縣衙門官員可以明份賬從國家那裡拿到幾多「俸祿」，讀者可以自己去計算了。在有關「清官」的描寫中，人們驚奇地發現這類大老爺往往連割幾斤肉打打牙祭也要斤斤計較。確實，明朝的州縣小官倘不生出第三隻手敲詐勒索貪污受賄的話，幾乎就是窮光蛋了。

走過了明代這個低谷，清朝的官員俸祿又逐步回升到南宋水平，甚至超過。起初分俸和薪兩項發給，俸是祿米，薪是白銀。縣太爺的俸銀是四十五兩。光這點數，當然還不能與宋元相比較，元朝時品級最低的官員亦有三十多兩銀子可得。原來清代從雍正皇帝時起，又給地方官搞了一個「養廉銀」，意思是通過增加他們合法收入的方式來保證他們為官廉潔。「養廉銀」全來自對民眾的額外徵收，所以同樣級別同樣職務的官員能得多少「養廉銀」，沒有全國統一的標準，全看州縣的「經濟效益」。以知縣論，大致從每年幾百兩直到幾千兩不等。至於「廉潔」這個要求是否能因為銀子餵養而得實現，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俗話說，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如此之長，也是無奇不有。比如北魏有一段時期內，官員都是不拿國家俸祿的。官員也是肉身，不見得不食人間煙火吧？那就是要大家自己動腦筋想辦法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親民之官」就吃小民。《魏書·高允傳》上說，杜超鎮鄴，派出一批人去州縣幫助工作，除高允一人外，個個貪污受賄。那麼高允靠啥過日子呢?他讓兒子們都去砍柴，賣了換米。有人去他家裡，只有草屋幾間，穿布衣，吃鹹菜。魏明元帝聽說州縣官員搜刮特別厲害，曾專門派出一批使節到各地巡行，任務只有一項，查點這些太爺們的財產，倘非自家生產所得，一律作為贓物。清代史學家趙翼對此的評價是：「是懲貪之法未嘗不嚴，然朝廷不制祿以養廉，而徒責以不許受贓，是不清其源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廿二史札記》卷十四)

其實，還有一條更重要的事實，或許趙翼根本不敢說出來：有祿也罷，無祿也罷，自古以來州縣衙門中大大小小的老爺們，真正全靠吃祿的總是極少數。用現代話講，就是「工資基本不用」。

財政製表，單位填報，專司審核，國庫驗證……古代的官俸支付要走一套完整嚴格的程序

最後，還有一個怎樣發俸的細節問題。

古代的國家財政支出，官吏俸祿和軍役口糧是最重要的項目之一。所以，公務員的工資發放，無論是現金還是實物，蓋由中央財政根據編製和定額，做出嚴格的預算。《朝野僉載》記，裴冕「嗜財」，原先只是個小小的行軍司馬，安史之亂發生後，靠勸進唐肅宗起家，很快提升為副宰相，「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裴〕冕顧子弟，喜見於色」。這個「俸錢文簿」，大抵就是由行政院掌握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分級工資表，剛剛官升副相的裴冕是第一次見識，得知自己這個級別有這麼多收入，遂有「喜見於色」的忘形。

以京師百司官吏俸祿的發放和領取為例：工資發放預算由財政編制，領取工資的憑證也由財政發給，各級官吏所屬的單位在此過程中的作用，僅僅是承啟代轉及填報。如《宋會要輯稿·職官》記載北宋的具體做法：每月定期，由三司（最高財政機關）度支部錢帛案、百官案等分掌百官俸祿的科室，向各單位發放表式統一的「空名文歷」，即等待填寫的機關工資報表；旋由各單位財會人員將本單位在編官吏工役的姓名、級別、職務等，一一填入，經領導審核畫可後，送還三司。這種已經填寫好的工資報表，通稱「立名文歷」，還要經三司戶部衣料案、勾院（三司審計局）等部門審核，以防欺瞞不實。審核無誤，即由勾院批轉給隸屬三司的糧料院。糧料院分為三個平行單位，其中與京師文官俸祿支付事務對口的，稱諸司糧料院。諸司糧料院根據審核後的立名文歷和「俸祿格」即官吏分級分職工資標準，製出更詳細的支付報表，如某人某級某職或某差使，給錢若干，給糧若干，給券若干，等等，通稱「請受文歷」。再經審核後，才能正式發出「券歷」，就是各種領取俸錢和實物的憑證。筆者推測，「券歷」是三司通過各單位發到個人手上的。

作為工資領取的憑證，券歷還有種類區別，有兌換現錢的，有領取實物的，實物中又有衣帛、糧食等區別，都要由受祿人去指定倉庫領取。北宋的做法是京師官員的俸祿都由三司左藏庫支付，但檢核史料，該庫只轄錢幣、金銀、絲綿、匹帛等分庫，或許兌付半斤羊肉、折實酒醋兩瓶一類的券歷，還要去其他庫館領取。《唐六典》卷十九記述太倉署（隸屬司農寺）的職掌，「凡京官之祿，發京倉以給」，又有「受領粟官吏姓名」「與其年月日」都要「立牌如其銘」等語，以及「給公糧者，皆承尚書省符」的規定，因知宋代的做法或從唐代沿襲而來；此「尚書省符」，大抵也就是尚書省戶部通過各單位發放到個人的領俸憑證。由該書的記載還可知，當時國子監和醫學院的學生廩糧、調味品等，也是在太倉署領取的。

設想一下，假如現代的公教人員按月取薪，都要去同一個部門辦理，該是什麼情形？莫說百司聚集的京都，就是省會一級的庫藏門前，亦當排起長長的隊伍。遞進一層想，如唐代太倉署發放的俸祿，以糧食為大宗，尚有搬取過秤等一應操作程序，比起點數現錢來費時尤多，再加上王孫公主、親貴勳臣、院校學生、衙署工役也都來此「軋鬧猛」、吃皇糧，豈不演成集市貿易的景觀？對此，《唐六典》附錄有各單位分期支俸的具體規定：「中書，門下，御史台，尚書省，殿中省，內侍省，九寺，三監，左、右春坊，詹事府，京兆、河南府，並第一般（班），上旬給；十八衛，諸王府，率更、家令、僕寺，京、都總監，內坊，並第二般（班），中旬給；諸公主府邑司，東宮十率府，九成宮總監，兩京畿府官，並第三般（班），下旬給。余司無額，准下旬。」這樣，太倉署便能有條不紊地安排發俸工作，我們也毋需再為古人擔憂。想來其他朝代的京官領俸，亦有類似規定。

官員領俸是否可以利用上班時間，抑或規定必須在休沐日？這一點，正史和政書一類似無明確記載，有待從子、集兩部發現。《朝野僉載》卷三中，載有一則監察御史李畬讓太倉署將「祿米送至宅」的故事，由李畬母親過秤簽收。俟其要付給腳錢時，倉吏說：「御史例不還腳錢。」「李畬母清素貞潔」，堅持算清腳錢，並讓他們把故意多給的三石米帶走，等兒子回家後，借此痛責。李畬回單位提起，「諸御史皆有慚色」。這是太倉討好紀檢官的特殊事例，但也披露出俸祿可以由家屬或僕役乃至其他人憑符代領的可能。這樣，官員必須在規定的期限內領俸的制度，或許就不會同機關考勤的執行發生矛盾了。

該故事同時說明太倉也可以送祿上門，但要付給腳錢。比如白居易兼京兆戶曹時的收入，便是「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俟步步高陞後，更是「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米以石計，錢是銅鑄，份量之重，體積之大，絕非現代公務員的一隻工資袋可比。假定自家不備畜力重車，所屬單位又不為代辦，每月領俸都有困難，這就產生了請太倉送祿上門或自雇腳力運祿的需求。其實太倉的役夫也有編製，要滿足這類需求時，要在編外雇役。《舊唐書·張建封傳》引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的話說，因為災荒饑饉或逃避賦稅而亡入長安的破產農民有數萬之眾，皆無「土著生業」，而成為「遊手墮業者」，足以形成天天在太倉前等待雇工的勞動力市場。時日稍久，或仰仗倉署劣吏為靠山，或援引地方土豪為黨羽，種種欺行霸市的行為和團伙就產生了。這是從官俸發放方式切入古代社會的一個視點。

地方官吏及役卒的工資發放程序，同京師百司大致相似，而另有兩點區別：

一是領祿地點由京倉改為地方國庫（即「正倉」），若本地沒有正倉，則要到上一級行政單位的正倉或鄰近州縣的正倉領取。比如敦煌文書中有一件《唐天寶九載八月至九月敦煌郡倉納谷牒》，內容是：「同日出粟三拾肆碩，給縣令韋謨八月廿日上後祿。空牒件如前謹牒。天寶九載九月十二日史索秀玉牒。」改用白話釋其大意，就是一個叫韋謨的縣令領取俸祿三十四碩（碩是唐代的容量單位，容十斗）的憑證，計祿時間從他八月二十日上任算起，經辦人是一個叫索秀玉的吏員，辦理日期是天寶九月十二日。因知彼時敦煌所轄各縣，都無正倉，上起縣令，下至吏卒，都得憑證去郡倉領俸，這就要比京官領俸麻煩多了。

二是工資表的編制和審核的權力，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如敦煌文書中有一件《唐天寶四載豆盧軍上河西支度使和糴米倉牒》，內容是給付一個名叫李景玉的副使春夏兩季官俸折實。支度使本是軍需官名，在以軍鎮節制地方的敦煌郡，其實就是財政官，而且多由節度使兼任。換句話講，這就是軍政首長為其所領部屬，也包括他自己編製工資報表了。不過郡倉在體制上接受中央財政的領導，所以該牒在表述中又有「准格」兩字，「格」就是中央財政頒定的支俸標準，說明倉署在支付時還是根據副使的級別與職務，對照格式操作。北宋的做法，是州府一級的機關發俸，皆由所在地區的糧料院編製報表和發放券歷，但必須經過專司監察的通判審核，以防作弊，對比唐代藩鎮是一個進步。但是縣一級的官俸支付，反而是知縣主持，監當官（工商稅務局長）審核。迄宋徽宗時，有人指出這個程序有弊端，因為監當官在行政體制上是知縣的下屬，「雖坐視勘給務違法等事，在於人情，豈敢追呼點檢」（《宋會要輯稿·職官》）？於是改變制度，由監當官主持俸祿給務，「而簽勾即專委本縣長吏」（同上），這就比較接近現代給薪程序中的勞動工資、財會和機關首長三者間的分工了。

由「實名制」改為通兌制再走向符號化，政府發行紙幣的歷史，從宋代公務員的發薪改革起步

上述敦煌文書中的唐代官吏支俸憑證，在居延出土的漢簡中也多有相似的實物，如有一條簡文寫道：「出錢六百，給東望燧長晏萬閏月奉（俸）。」因知由漢及唐的工資給付形式，大體一貫。但筆者結合子部所見，竊以為宋代在承襲漢唐的同時，又有所創新，具體講，其變化從支俸憑證開始。

首先，從已見漢簡唐牒的實物推度，過去的官吏支俸憑證，似乎都實行「實名制」，就是除了面值即俸祿錢額或折實之數外，還將受祿者的職務、姓名、計俸時間等，也都一一寫明在憑證上。但宋代發給的券歷，至少是其中用於領取實物（有時也可以協商折兌現錢）的那一部分給券，如驛券、館券、倉券等等，好像不再搞實名制了。比如前文說到剛入仕途的三班奉職小官，除了月俸七百錢外，還給一張可以領取羊肉的驛券。又如政府對於出差、出使或兼領他職的官員，常用給券形式作為「添支」，就是津貼或加薪，有人以此作為人情饋贈。顯然，這類給券是通兌不名的。此外，還有一些史料可以印證，即使是用來換取現錢的券歷，也未必記名。比如《夷堅志》卷二記，南宋初，川軍訓練官蔣某在襄陽，忽「有五兵負錢五萬、酒五尊，雲太尉賜訓練。蔣將犒以官券，已失所在」。同書卷六記，淮東軍士李文奉命出差去錢塘，回程至常州，遇見上司吳超統軍在途，托他帶口信回家，「又命從使持官券十千，犒〔李〕文作路費」。假如說前一則所說用作小費犒賞的官券（即券歷）還可能是領取實物之憑證，後一則講明十千面值可作路費的官券，當是現金領取憑證無疑。筆者寡聞，像這種把不記名的支俸憑證，作為兌付券或代價券送人使用的情況，在宋代以前還沒有見過。

其次，既然支俸或折實的支俸憑證，已經可以當做兌付券或代價券，則其有效期限也就不會像漢唐時代規定「當日」或限定上旬中旬給付那樣急促吧？《夷堅志》卷八記：「興化人吳公誠，字君與。年七十，以大夫致仕，夢人告曰：『公猶有俸金七百千在官。』既覺，取券歷會之，凡積留未請者，正如其數。」就是說老吳夢醒後，把退休前尚未兌現的券歷面值做一遍加法，恰好是七百千。這就印證了官員拿到支俸憑證後，完全可以在一個相對寬泛的期限內當做銀行的活期存折閒置。該文又記老吳退休一年後死去，及三年喪期滿，因為「其子與郡守有舊，悉以向所當得者復給之」，此又說明兌付的時限雖然寬泛，但畢竟還是有期限，仍舊不能等同於現錢。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清代俸銀票即支俸憑證實物，均無受祿人姓名職務記實，也沒兌付期限，估計都是沿襲宋代的做法。

接下來就是由支俸憑證之有限的通兌性所促成的進一步變化了：眾所周知，古代的政府發行紙幣，始於南宋紹興六年（1136）陪都發行局（即「行在交子務」）印發的「交子」，總數是二百三十萬貫，用於東南各路。由於缺乏現金準備，大家反對，終於作罷。到了紹興三十年二月，錢端禮任陪都市長（知臨安府），又試辦新的紙幣——會子。五個月後，錢市長改任財政部長官（戶部侍郎），在宋高宗支持下，正式推行由戶部發行的會子，總額五十萬貫，比起二十四年前交子共發二百三十萬貫之數，縮量超過四分之三，可見小心翼翼。什麼緣故？唯恐商民抵制，又蹈前轍。歷代政府務求法幣取信於民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先用於給公務員發薪，起示範作用。據《容齋三筆》記，這個辦法就是錢部長創始的：「紹興三十年，錢端禮為戶部侍郎，委徽州撩造紙五十萬，邊幅皆不剪裁，初以分數給朝士俸。」因為僅限於京官範圍，當時通稱「行在會子」。

會子就是可以直接充當流通手段與支付手段的貨幣符號，比較起兌付地點和兌付時間仍有一定限制的原先的券歷，性質驟變。京官們在預先得知將以會子支俸時的忐忑，可想而知。為廓清疑惑和阻力，錢部長肯定要大肆宣傳用會子支俸比卷歷支俸之更加方便大家，同時在臨安「市肆要鬧處置五場，輦現錢收換」，用白話講就是在鬧市區設置了五個現金兌換處，貼水率為「每一千別輸錢十，以為吏卒用」，就是給財政部派在兌換處從事兌換業務的工作人員的報酬。這種變化在當時來講，近似於現代社會經濟生活中，機關企業給員工發薪，忽然從支付現金改為將薪額匯入各人的銀行賬戶，受祿者再憑銀行卡在任何一個兌換處兌換現金，乃至直接刷卡消費的「新生事物」。那個「每一千別輸錢十」的貼水，就相當於銀行收取的手續費了。

錢部長計畫周全，宣傳有力，又有配套措施跟上，京官們在實踐中多體會到了會子取代券歷的方便，起碼省卻了去左藏庫排隊的麻煩。商民眼見為實，亦認可了官發會子背後的準備金十足堅挺。錢部長給出的進一步政策是：「商賈入納，外郡綱運，悉同現錢，無欠數賠償及腳乘之費。」於是「公私便之」，「行在會子」的流通範圍擴大為「東南會子」，其後復有四川錢引、兩淮交子、湖北會子等各種法幣紛紛出台，遂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早使用法定紙幣的國家。唯後人在追述這一段貨幣史上的重要改革時，往往忽視了它是從官俸支付手段的變化上起步的事實，這又是從官俸支付切入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視點。

由於種種緣故，南宋的紙幣政策最終歸於失敗，而其後的元明政府繼續發行紙幣並首先用於官吏俸祿的支付，「始亂終棄」的拆爛污行為一如其舊，前文已經說過明代官員在寶鈔折色中大吃其虧的事例，不再贅述。逮及清代，官員支俸方式終於又返回到發俸票發米票的老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