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15日，北京抓蘇聯間諜事件後，大使館處於戒備狀態，為了防止蘇方報復，使館嚴格控制人員外出。大使館每個人都提心吊膽，只怕意外事情發生。

1月17日上午即北京抓蘇聯間諜的第三天，根據雙方原商定的時間，由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司長賈丕才邀請12名中國外交官去外交部別墅梅謝林諾共進午餐。蘇聯外交部每年在梅謝林諾宴請以劉大使為首的大使館外交官員，然後由劉大使回請以賈丕才為首的遠東司外交官員，這已經形成一種不成文的制度。這次蘇方宴請我方，適逢北京抓間諜事發生，政治空氣緊張，我們去不去？經研究決定：去。

上世紀60年代以降，中蘇關係出現了裂痕。到60年代末、70年代中期，由於「珍寶島事件」和抓捕蘇聯間諜案的發生，中蘇關係一度劍拔弩張，極其緊張。本文作者在那一特殊年代曾供職於中國駐蘇聯大使館，親歷了當時特定歷史、特定環境下的一些事件，現在他以平實的口吻娓娓道來，倒也別有一番趣味。

1、豐盛宴席沒有客人來

我來到駐蘇使館後，除在使團進行活動外，先後拜訪了蘇外交部遠東司、領事司和外交人員服務局的對等官員。大使館和外交人員服務局打交道的機會較多，特別是像駐蘇這樣的大館，和外交人員服務局的關係非常密切。大使館的水、電、瓦斯發生問題，要找服務局；採購有些市場上找不到的物資，要找服務局；要舉行大型宴會，要找服務局；要維修還得找服務局。大使館和服務局的人都很熟悉，關係很好，為了感謝他們，每年都要專門宴請他們。

我到達使館後，正好趕上坐冷板凳。當時我們的對蘇政策是：結成最廣泛的反對美帝、蘇修的國際統一戰線，側重點是打擊美帝；對蘇修則突出一個「斗」字，針鋒相對，有理、有利、有節地向對方進行鬥爭。

中國外交官在外交場合與蘇聯官員見面，彼此不稱同志，而稱先生，交談時警惕性都很高，一旦觸動敏感的問題，就像觸動神經，唇槍舌劍，不歡而散。

由於兩國關係不好，我使館官員每逢和外交部及政府部門的官員接觸，常常表現出扼腕嗔目的敵對情緒，但和服務局的人員則是另一種情況，彼此見面之際從不談政治，把友誼掛在嘴上。為了感謝服務局對我館的關照，決定在一個週末宴請服務局領導及工作人員，我們將這一想法向他們透露後，他們非常高興，連聲說：「感謝你們的這一安排，到時我們一定準時出席。」

我們聽了這話心中有了底，便積極準備，宴會定於星期六下午5時，但早在星期一我們就發出請柬，他們接到請柬，紛紛打來電話表示感謝。有一位暖氣工，年近六旬，自我建館就負責我們大使館的暖氣修理，對我們很熱情，使館對他印象很好。他打來電話問：他有個小孫女沒有進過大使館，可以帶她來嗎？我們當即答覆：非常歡迎。

這次共發出八十多張請柬，預計可以來六十多人，這些人多是干體力活的，食量都很大，為了使大家吃飽、吃好，我們準備了豐盛的食品。

星期六到了，下午5時我們早早把食品和飲料擺到宴會廳，迎客的人早早盛裝以待，站在宴會廳門口準備迎接客人。

往年舉行這樣的活動，不少人都是提前來。今年到時間了，怎麼不見一人來？我們眼巴巴地望著門口，過了一個小時還不見一人進來，最終也沒有一個來，這次宴會就這樣泡湯了。

事後，服務局的人來我使館幹活，我們問：「禮拜六的宴會你們為什麼不來？」他們悄悄告訴我們，外交部不准他們來，說誰膽敢出席這次招待會，是黨員的開除黨籍，是團員的開除團籍。他們這話道出了事情的真相。自此之後，連續幾年大使館再沒有舉行這樣的活動。

2、「樣板戲」和「鞠躬」事件

當時發生了兩件事，反映了中蘇關係的緊張程度和極「左」思想對外交工作的干擾。

其一，樣板戲事件。

1972年2月，大使館決定以劉新權大使的名義舉行電影招待會，邀請蘇聯外交部有關人員於2月7日到使館觀看現代革命京劇《智取威虎山》。邀請信發出後，蘇聯外交部第一遠東司很快答覆，屆時蘇方將以副外長羅吉昂諾夫為首出席電影招待會。但2月5日，蘇聯《消息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點名攻擊我國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當時我國正在進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攻擊樣板戲這還了得！使館請示我國外交部，決定取消這次招待會。7日，即舉行電影招待會的當天，外交部答覆，同意大使館意見。我們隨即通知蘇聯外交部：鑒於蘇方《消息報》發表了攻擊樣板戲的文章，大使館決定取消當天的電影招待會。

11日大使館根據國內指示，再次採取外交行動，向蘇聯外交部遞交備忘錄。指出：蘇方這種做法是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大使館的政治挑釁，這不利於兩國關係正常化。

劉大使還抵制了蘇外交部組織的參觀莫斯科舞蹈學校的活動。

其二，所謂鞠躬事件。

在當時，根據國內指示，凡是所謂「社會主義大家庭」舉行的活動，一律不參加。對蘇方組織的邀請所有使館參加的活動，若蘇方在講話中指名反華，我外交人員要立即退場，以示抗議。蘇方每逢十月革命節、國慶和列寧誕辰紀念，都要舉行活動，我大使都應邀出席。如蘇方指名攻擊我國或我領導人而沒有退場，這將是嚴重的政治錯誤；若蘇方在講話中只是對我國進行影射並未指名攻擊而貿然退場，也是政治錯誤。由於劉大使不懂俄語，主要由翻譯決定，事先決定該退場時，翻譯只要向他說一聲「指名反華了」，劉大使便立即起身退場。11月16日蘇方領導人在講話中指名反華，劉大使當即退場，以示抗議。返館後，立即把劉大使退場的情況，報告外交部。

未料，此事發生後，有一位西方記者發了一條新聞，說：中國大使劉新權在蘇方11月16日舉行的活動退場時，向大會主席團鞠躬。這件事一時鬧得沸沸揚揚。外交部電詢大使館：據外電報道，劉大使在退場時向蘇修大會主席團鞠躬，是否屬實？劉大使是久經沙場的老紅軍老戰士，看了這份電報，非常激動地說：「我劉新權在戰場上丟腦袋都不怕，怎麼會向蘇修鞠躬。」遂即和使館幾位領導商量，電告外交部：所謂劉大使向蘇修主席團鞠躬，「純係造謠」，事情才算了結。

3、衝擊大使館風波再起

1969年3月發生了「珍寶島事件」，中蘇關係劍拔弩張，有一觸即發之勢。

蘇聯方面組織了上萬人的遊行隊伍，輪番到我大使館門前示威，他們手舉標語，高呼口號，磚頭、墨水瓶、臭雞蛋，像雨點一樣向使館臨街的窗口和牆壁投去，大使館主樓和兩側的宿舍樓一至三層的玻璃窗幾乎全被砸碎，有的地方四層樓的玻璃窗也被石塊擊破。墨水瓶從窗口飛進房間和辦公室，地板上灑滿墨水，大使館的牆壁五顏六色，塗滿辱罵中國的口號、漫畫和斑痕纍纍的墨水，使館門口的院落內扔滿了石塊、酒瓶和標語牌。

我們頭一天就得到蘇方組織遊行的消息。大使館緊鎖大門，任憑遊行隊伍狂呼亂叫，我們一聲不吭。只是有幾個人站在八樓，通過窗口拍照，作為歷史資料，留下當時的場景。

事情發生後，我們對現場一直保持原樣，石塊不清理，被砸碎的玻璃不修理，牆壁上的墨跡不擦，意在給蘇方難堪。

1970年前，很長一段時間內中蘇一直是代辦關係。1969年9月11日，周恩來總理和柯西金總理在北京機場達成協議，互相派出大使。繼蘇方向北京派出大使後，我國因大使劉新權於1970年11月21日到達莫斯科，從而結束了一段時間內中蘇關係事實上降為代辦的局面。

在劉大使到任前，大使館趁機打掃衛生，進行整修，安裝了玻璃，清理了門前的石塊。經交涉，蘇方很快派人出動雲梯把牆壁上的墨跡擦掉，大使館恢復了原來的面貌。

4、抓捕蘇間諜，我方遭報復

劉大使到任後，拜訪了蘇方各部門領導，見面之後，對方向我國表示了一種願望，希望改善兩國關係，這當然也是我們的願望。蘇聯外交部曾宴請劉大使，禮尚往來，我們也回請了外交部的官員，在這段時間，兩國之間未發生意外事件，兩國關係似乎看到了一線希望。

誰知這美好的時光就像閃電一般短促，1974年1月兩國之間因間諜事件，關係又驟然緊張起來。我國外交部急電通知大使館，蘇聯駐華大使館有5名外交官從事間諜活動，被我公安部門拘捕，要求大使館做好應急準備，防止蘇方進行報復。

果然不出所料，當月19日，我使館隨員關恆廣乘火車回國，途經伊爾庫茨克時，突然上來幾名蘇聯特務，直奔關恆廣所乘車廂，以從事間諜活動為罪名，將關恆廣綁架。

我國外交部向蘇聯駐華大使宣佈，蘇聯5名外交官為不受歡迎的人，將他們驅逐出境。接著蘇聯把關恆廣從伊市送到莫斯科，宣佈他是不受歡迎的人，限期離開莫斯科。

關恆廣離開莫斯科時，大使館主要官員都到機場送行，劉大使把一朵大紅花戴在關恆廣胸前。蘇聯和各國記者打開水銀燈拍照，並把話筒對著劉大使，劉大使慷慨陳詞，強烈抗議蘇聯特務對關恆廣的迫害，讚揚他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是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子！

5、突發事件讓宴會一波三折

1月17日上午即北京抓蘇聯間諜的第三天，根據雙方原商定的時間，由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司長賈丕才邀請12名中國外交官去外交部別墅梅謝林諾共進午餐。蘇聯外交部每年在梅謝林諾宴請以劉大使為首的大使館外交官員，然後由劉大使回請以賈丕才為首的遠東司外交官員，這已經形成一種不成文的制度。這次蘇方宴請我方，適逢北京抓間諜事發生，政治空氣緊張，我們去不去？經研究決定：去。

上世紀60年代以降，中蘇關係出現了裂痕。到60年代末、70年代中期，由於「珍寶島事件」和抓捕蘇聯間諜案的發生，中蘇關係一度劍拔弩張，極其緊張。本文作者在那一特殊年代曾供職於中國駐蘇聯大使館，親歷了當時特定歷史、特定環境下的一些事件，現在他以平實的口吻娓娓道來，倒也別有一番趣味。

1、豐盛宴席沒有客人來

我來到駐蘇使館後，除在使團進行活動外，先後拜訪了蘇外交部遠東司、領事司和外交人員服務局的對等官員。大使館和外交人員服務局打交道的機會較多，特別是像駐蘇這樣的大館，和外交人員服務局的關係非常密切。大使館的水、電、瓦斯發生問題，要找服務局；採購有些市場上找不到的物資，要找服務局；要舉行大型宴會，要找服務局；要維修還得找服務局。大使館和服務局的人都很熟悉，關係很好，為了感謝他們，每年都要專門宴請他們。

我到達使館後，正好趕上坐冷板凳。當時我們的對蘇政策是：結成最廣泛的反對美帝、蘇修的國際統一戰線，側重點是打擊美帝；對蘇修則突出一個「斗」字，針鋒相對，有理、有利、有節地向對方進行鬥爭。

中國外交官在外交場合與蘇聯官員見面，彼此不稱同志，而稱先生，交談時警惕性都很高，一旦觸動敏感的問題，就像觸動神經，唇槍舌劍，不歡而散。

由於兩國關係不好，我使館官員每逢和外交部及政府部門的官員接觸，常常表現出扼腕嗔目的敵對情緒，但和服務局的人員則是另一種情況，彼此見面之際從不談政治，把友誼掛在嘴上。為了感謝服務局對我館的關照，決定在一個週末宴請服務局領導及工作人員，我們將這一想法向他們透露後，他們非常高興，連聲說：「感謝你們的這一安排，到時我們一定準時出席。」

我們聽了這話心中有了底，便積極準備，宴會定於星期六下午5時，但早在星期一我們就發出請柬，他們接到請柬，紛紛打來電話表示感謝。有一位暖氣工，年近六旬，自我建館就負責我們大使館的暖氣修理，對我們很熱情，使館對他印象很好。他打來電話問：他有個小孫女沒有進過大使館，可以帶她來嗎？我們當即答覆：非常歡迎。

這次共發出八十多張請柬，預計可以來六十多人，這些人多是干體力活的，食量都很大，為了使大家吃飽、吃好，我們準備了豐盛的食品。

星期六到了，下午5時我們早早把食品和飲料擺到宴會廳，迎客的人早早盛裝以待，站在宴會廳門口準備迎接客人。

往年舉行這樣的活動，不少人都是提前來。今年到時間了，怎麼不見一人來？我們眼巴巴地望著門口，過了一個小時還不見一人進來，最終也沒有一個來，這次宴會就這樣泡湯了。

事後，服務局的人來我使館幹活，我們問：「禮拜六的宴會你們為什麼不來？」他們悄悄告訴我們，外交部不准他們來，說誰膽敢出席這次招待會，是黨員的開除黨籍，是團員的開除團籍。他們這話道出了事情的真相。自此之後，連續幾年大使館再沒有舉行這樣的活動。

2、「樣板戲」和「鞠躬」事件

當時發生了兩件事，反映了中蘇關係的緊張程度和極「左」思想對外交工作的干擾。

其一，樣板戲事件。

1972年2月，大使館決定以劉新權大使的名義舉行電影招待會，邀請蘇聯外交部有關人員於2月7日到使館觀看現代革命京劇《智取威虎山》。邀請信發出後，蘇聯外交部第一遠東司很快答覆，屆時蘇方將以副外長羅吉昂諾夫為首出席電影招待會。但2月5日，蘇聯《消息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點名攻擊我國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當時我國正在進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攻擊樣板戲這還了得！使館請示我國外交部，決定取消這次招待會。7日，即舉行電影招待會的當天，外交部答覆，同意大使館意見。我們隨即通知蘇聯外交部：鑒於蘇方《消息報》發表了攻擊樣板戲的文章，大使館決定取消當天的電影招待會。

11日大使館根據國內指示，再次採取外交行動，向蘇聯外交部遞交備忘錄。指出：蘇方這種做法是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大使館的政治挑釁，這不利於兩國關係正常化。

劉大使還抵制了蘇外交部組織的參觀莫斯科舞蹈學校的活動。

其二，所謂鞠躬事件。

在當時，根據國內指示，凡是所謂「社會主義大家庭」舉行的活動，一律不參加。對蘇方組織的邀請所有使館參加的活動，若蘇方在講話中指名反華，我外交人員要立即退場，以示抗議。蘇方每逢十月革命節、國慶和列寧誕辰紀念，都要舉行活動，我大使都應邀出席。如蘇方指名攻擊我國或我領導人而沒有退場，這將是嚴重的政治錯誤；若蘇方在講話中只是對我國進行影射並未指名攻擊而貿然退場，也是政治錯誤。由於劉大使不懂俄語，主要由翻譯決定，事先決定該退場時，翻譯只要向他說一聲「指名反華了」，劉大使便立即起身退場。11月16日蘇方領導人在講話中指名反華，劉大使當即退場，以示抗議。返館後，立即把劉大使退場的情況，報告外交部。

未料，此事發生後，有一位西方記者發了一條新聞，說：中國大使劉新權在蘇方11月16日舉行的活動退場時，向大會主席團鞠躬。這件事一時鬧得沸沸揚揚。外交部電詢大使館：據外電報道，劉大使在退場時向蘇修大會主席團鞠躬，是否屬實？劉大使是久經沙場的老紅軍老戰士，看了這份電報，非常激動地說：「我劉新權在戰場上丟腦袋都不怕，怎麼會向蘇修鞠躬。」遂即和使館幾位領導商量，電告外交部：所謂劉大使向蘇修主席團鞠躬，「純係造謠」，事情才算了結。

3、衝擊大使館風波再起

1969年3月發生了「珍寶島事件」，中蘇關係劍拔弩張，有一觸即發之勢。

蘇聯方面組織了上萬人的遊行隊伍，輪番到我大使館門前示威，他們手舉標語，高呼口號，磚頭、墨水瓶、臭雞蛋，像雨點一樣向使館臨街的窗口和牆壁投去，大使館主樓和兩側的宿舍樓一至三層的玻璃窗幾乎全被砸碎，有的地方四層樓的玻璃窗也被石塊擊破。墨水瓶從窗口飛進房間和辦公室，地板上灑滿墨水，大使館的牆壁五顏六色，塗滿辱罵中國的口號、漫畫和斑痕纍纍的墨水，使館門口的院落內扔滿了石塊、酒瓶和標語牌。

我們頭一天就得到蘇方組織遊行的消息。大使館緊鎖大門，任憑遊行隊伍狂呼亂叫，我們一聲不吭。只是有幾個人站在八樓，通過窗口拍照，作為歷史資料，留下當時的場景。

事情發生後，我們對現場一直保持原樣，石塊不清理，被砸碎的玻璃不修理，牆壁上的墨跡不擦，意在給蘇方難堪。

1970年前，很長一段時間內中蘇一直是代辦關係。1969年9月11日，周恩來總理和柯西金總理在北京機場達成協議，互相派出大使。繼蘇方向北京派出大使後，我國因大使劉新權於1970年11月21日到達莫斯科，從而結束了一段時間內中蘇關係事實上降為代辦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