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亞若

1942年8月15日，與蔣經國有過一段真摯感情並為他生下一對雙胞胎兒子的章亞若猝死於桂林醫院，由此引發了民國時期一樁撲朔迷離的公案。對於章亞若死亡之謎，多年來一直眾說紛紜。蔣經國和章亞若之子蔣孝嚴先生，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並經過長期調查，認為其母是由其父蔣經國在贛南行署的「死忠者」所殺。

不止一次為了母親的死因不明，我和孝慈相對唏噓。

桂氏兄妹同照料

母親在贛州懷孕後，按照父親的提議，由桂昌德陪同前往大後方的廣西桂林待產，以避人耳目。抵達桂林的安頓事宜，全由省民政廳長邱昌渭打點，連在麗獅路上的棲身之所，也是由他覓妥。邱昌渭太太周淑娟女士後來移民美國，後來有人向她打聽桂林往事，她證實說：「……蔣經國寫親筆函給毅吾（邱昌渭之號），拜託他必須照顧章亞若……」

桂昌德原是母親葆靈女中的要好同學，又很意外地在贛州異地重逢，交往就更加密切，幾成莫逆，這是為什麼母親在贛州懷孕搬往桂林待產時，會要桂昌德陪同前往的原因。經國先生還為桂昌德事先在桂林安排了一份工作。

四姨媽亞梅告訴外婆，母親生病當晚，是從外面用餐回來，回家途中就曾嘔吐。正巧那幾天大姨媽懋蘭從貴陽趕到桂林作伴，母親生病當夜，懋蘭也在場。她看見母親從外面回家進門時就跌跌撞撞，路都走不穩，而且臉色蒼白，嘴角上還有一小塊飯菜殘渣，顯然先前嘔吐過。懋蘭姨媽原以為母親喝醉了酒，走近身邊卻聞不出酒味，所以並非酒醉，而是得了急病。母親進房後，她便急忙在屋內找出「濟眾水」、「萬金油」等成藥給母親服用，總算熬過漫長的一夜。

第二天清晨7點多鐘起床後，母親再次嘔吐並腹瀉，匆忙間決定到省立桂林醫院看診，同時通知桂昌德前來，由她攙扶母親前往，亞梅姨媽則留在家裡照顧雙胞胎。懋蘭姨媽後來跟外婆說，她才到桂林不久，因為自己身子也有病，另外看不出當時二妹的病情有那麼嚴重，所以便在家裡幫亞梅照顧孩子。她怎麼樣都想不到，二妹竟然就此死在醫院裡，頭都不回地丟下兩個心肝寶貝。要是她看得出任何徵兆妹妹亞若的病會有生命危險，無論如何她也會陪同著去的，而且一定還要抱著這兩個可憐的孩子一道去。

母親是上午近9點步行到醫院，手續辦妥後，原本精神略見好轉，住進單人病房，還和桂昌德與聞訊趕來的桂昌宗兩兄妹聊了不少話，談到「大毛小毛的教養和總要歸宗」的事。桂昌宗是桂昌德的哥哥，留學日本，返國後投入抗戰，不久和許多青年一樣輾轉到贛州「青干班」追隨經國先生。母親在桂林的生活費用，是由桂昌宗負責定期從贛州匯交，後來經國先生乾脆也把他暫調桂林工作，就近負責照料母親。

神秘的王姓醫師

桂昌宗和桂昌德兩兄妹事後分別向懋蘭和亞梅姨媽轉述，那天上午母親在病房稍歇之後，有位王姓醫師由一位護士推著藥車陪著進來，說是要為母親打針，也沒說是什麼針，或是母親害的是什麼病，直接撩起母親的袖子，就扎進左手腕血管，打完針隨後一言不語地迅即離去。幾分鐘後，母親還在用右手按著左手打針處，突然覺得天旋地轉，眼前漆黑，叫了一聲：「不好了，我什麼都看不見了……」隨即昏了過去。

在旁見狀的桂昌德急忙大聲嚷著要那位姓王的醫生回來，一會兒來了好幾個醫生，七嘴八舌地圍在母親病榻前，但那自稱王姓的醫生已不見蹤影。其中有位大夫要桂昌宗去買冰塊，說是病人體溫太高，需要冰塊。桂昌宗隨即上街去找冰塊，半個小時左右回到病房時，氣氛已完全不對，幾位醫生正在為母親進行搶救，醫院院長楊濟時聞訊也趕來現場，並且交給他和他妹妹一張病危通知書，說母親是「血中毒」；未幾，即宣告急救無效。母親就這樣孤零零地，沒有任何親人在旁的情況下，孤獨地走了，含冤不白地走了，對兩個稚兒放心不下地走了！

從母親進到醫院，一直到臨終，都沒有親屬在場。當懋蘭和亞梅姨媽接到電話後，才從家裡心驚膽戰地急忙先後趕到醫院，但母親已被推進了停屍間。

為愛情付出代價

在家裡照顧我們的懋蘭和亞梅姨媽，被這突如其來的死亡信息，嚇得目瞪口呆、手足無措。懋蘭姨媽還是鼓足勇氣，趕到醫院見了母親最後一面。等她哭著回來後，亞梅姨媽才也單獨趕到醫院，看到斷氣多時的母親竟然已靜靜地躺在太平間，怎麼也不敢相信，早上她還可以自己走到醫院看病，中午就宣告不治。懋蘭姨媽真的嚇壞了，深信這是一樁謀害案，有不祥之感，連夜收拾簡單衣物，一聲不響地離開了不平靜的桂林，丟下亞梅姨媽一人看顧這對沒爹沒娘的雙胞胎。

亞梅姨媽後來帶著我和孝慈趕到萬安，一見到外婆，就抱頭痛哭，進到房內哭訴說，三姐死得很淒慘，到醫院太平間看到她露在床單外的臉和手臂，都呈深褐色，幾近黑色，一定是被毒死的。精明能幹的三姐是她的偶像，平日生龍活虎、身手矯健，怎麼會一下子工夫，就冰冷地躺在太平間？當場既難過又害怕地嚎啕大哭起來。她跟外婆說，她一個女人家，無親無故隻身在外，又能怎麼辦？外婆聽到這些，真是傷心透了，很後悔沒有及早阻止亞若和經國先生交往，她告訴亞梅姨媽，她預感早晚會出事的。

1929—1930年，經國先生在贛州專員公署，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出其不意地造訪外婆，主要還是去看母親。有次外婆和鄰居正在客廳玩小麻將，住在一起的小孫子修純從門外匆匆地跑進來說：「阿哥來了！阿哥來了！」外婆還連忙把麻將牌藏起來，因為父親在贛州雷厲風行，禁煙、禁賭、禁娼，連麻將都不准打，外婆也不能例外。「阿哥」是外婆、母親等家人在父親背後的稱號，是源於母親私下對父親的暱稱；另一個較為不雅的封號叫「麻子」，則是家人發覺他鼻頭上有點凹凸不平而取的謔稱，也多少反映出，外婆對已有家室的蔣專員和女兒交往，一開始就不以為然。

母親速下葬

父親於1942年8月15日晚，接到民政局長邱昌渭從桂林親自電話報告母親業已過世的惡訊，至為驚愕與悲傷，但又不敢形於色。父親接受王升的意見，要外婆一家遷到比贛州還偏遠落後的萬安縣去。第二天即派王升前往開新路，勸說外婆盡速搬離贛州，到一個完全陌生且單純的環境，去撫養這兩個孤兒。王升告訴外婆，如果一家人仍然留在贛州，設若把這對6個月大的雙生子，從桂林帶回來交給外婆撫養，對她來說當然方便很多，但一定會惹來閒言飛語、蜚短流長，何況父親和方良女士及孝文、孝章也住在贛州，必然紙包不住火，遲早會引起外界議論，對父親會很不利，這是無論如何不可以的，必須快速遠赴萬安縣去躲一陣子。父親要王升交給外婆一筆款子，並且為剛從商專畢業的二舅澣若在萬安縣稅捐處安排了一個主任的職務，要他從南昌趕去萬安當家。

就在這樣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外婆連街坊鄰居都沒辭別一聲，收拾行李就上路了。先前王升建議父親安排母親隻身去到桂林待產，現在又要外婆遷到偏僻鄉下去扶養兩個孫兒，理由只有一個，無非都在掩人耳目。母親為愛情付出的代價太高了，外婆受到的牽連，更超過她所能負荷。

同時，父親隨即指派辦公室親信王制剛漏夜趕赴桂林，和邱昌渭研商母親的善後事宜，還找了一位風水先生，在桂林市郊，漓江東岸馬鞍山西側，名叫鳳凰嶺的地方，景色極為秀麗，將母親匆匆安葬，墓碑上刻有「章亞若女士之墓」，以及「不孝子蔣孝嚴蔣孝慈泣叩」等字。當天沒有通知母親生前在桂林的故舊好友，除了桂氏兄妹、王制剛和邱昌渭的幾個部屬等少數知情人士外，就只有亞梅姨媽在大熱天六神無主地抱著這對半歲大的孤兒到場送葬；墓碑上所刻的文字，就是亞梅姨媽告訴外婆的。

後事處理完，王制剛便一路護送亞梅姨媽，與桂昌德和我們前往江西萬安。一路長途跋涉，經過湖南和廣東邊境，才抵達比贛州更北邊的萬安縣。比外婆和二舅他們晚到了兩天，把外婆急壞了，以為路上發生了事故。亞梅姨媽見到自己母親後，不僅悲痛地告訴外婆：「三姐是被害死的！」還偷偷跟外婆說：「桂氏兄妹和母親的死亡有關。」因為母親最後一晚是由桂昌德陪同出去吃晚飯，飯後即感不適，也是由桂昌德送回家；母親撐到第二天清晨，仍然是由她陪伴就醫，隨後其兄桂昌宗趕到醫院陪伴，未幾，即告出事。這四五個鐘頭當中，只有桂氏兄妹全程參與，後來所謂一位王姓醫生如何為母親打針的經過，也都是桂氏兄妹片面描述。

是誰殺了母親

外界對母親的死亡，有不少穿鑿附會的推測，近二十年來坊間有不少專書和專文作不同角度分析，歸納起來，不外將元兇的關聯指向四個方面：（1）祖父；（2）父親經國先生；（3）軍統局特務；（4）父親的死忠幹部。

蔣中正：親自取名孝嚴、孝慈

父親從年輕起，就至為同情生母毛太夫人的處境，曾和祖父之間有過間隙。1925年到1937在蘇聯留學和充當人質的12年期間，一度對自己父親作過公開批判。但自莫斯科返國後，原先對祖父的誤解才逐漸煙消雲散，轉而極端孝順；終其一生，他對自己父親的孝順，誠非一般為人子者所能比，父子情感之濃，從《風雨中的寧靜》一書即可窺知一二。

父親在贛州與母親相知相愛之初，暫時瞞住了祖父，但祖父對1942年母親遠赴桂林產下一對雙胞胎的事，則知之甚詳。父親身旁有祖父的眼線是極自然的事，根本不是秘密。

母親曾要父親盡快將身懷蔣家骨肉一事稟報祖父，並要求接納。父親於1941年10月為此專程前往重慶，伺機做了稟報。返回桂林後非常興奮地跟母親說，委員長對整件事表示瞭解，而且很高興又有了兩個孫兒，並立即按照家譜排輩親自取名，一個叫「孝嚴」，一個叫「孝慈」，含意是一個「孝順父親」，一個「孝順母親」。母親聞此，至為快慰，毫不猶豫地照著祖父的意思，為我們取學名為「蔣孝嚴」和「蔣孝慈」。母親也很興奮地把這個過程與喜悅，和在桂林幫忙的大姨媽懋蘭和四姨媽亞梅分享，並且告訴了遠在贛州的外婆。

祖父不僅接納了母親，更欣喜獲得一對純中國人血統的孫兒，而親自取名。祖父與經國先生父子情深，且又欣然接納了這對孫兒，但外界不察，卻憑空臆測指稱因祖父顧慮到父親的政治前途，而下令派人向母親下毒手。另有不明就理的人宣稱，祖父對整件事，完全被蒙在鼓裡，若果真如此，則更沒有任何邏輯推論，他會以血腥手段殺害一個無辜弱女子了。

蔣經國：蔣章風雲不離、情深意濃

父親是個用情很深的人。

1988年元月父親辭世後，秦孝儀院長多次約孝慈和我到他佈置典雅的台灣故宮辦公室，除了安慰我們，還說了些封塵多年、鮮為外界所悉之事。他說，父親在過世前兩年左右，糖尿病日重，常感不適，有一次連發高燒數日，睡夢中居然斷斷續續喃喃地喊著：「亞若！亞若！」在身旁負責照料起居的孝勇，完全不懂是在喊誰，又不敢問父親，等過了一陣子，實在按捺不住，便面詢秦孝儀，秦孝儀才就其所知的，把有關贛州與桂林的事告訴了孝勇。

父親和母親共同生活的日子儘管不長，但情感極深。外婆、舅舅、姨媽等親人，以及曾和母親在贛州與桂林交往密切的幾位同學，如王升、蕭昌樂、桂昌德、倪豪、王蕙莉等人，每談到父母親過往的片段，無不稱羨父親對母親用情之深之真，超乎想像。母親懷有身孕後，戀情漸漸公開，動身到桂林待產之前，經國先生還約了一桌親信在飯館設宴，為母親餞行。母親曾告訴大姐懋蘭，一開始就理解到和父親的愛情是有風險的，或許會付出相當代價，萬一要有所犧牲，她也心甘情願。

父親過世前一年，1987年5月30日上午9時30分，我到台灣故宮去看秦孝儀院長，因為接近端午節，特別托他轉送父親一條我到法國訪問後帶回來的領帶賀節。那天他談性很濃，說到在不久前單獨到七海官邸去晉見父親，父親心情看來很好，忽然有點激動地跟他提到贛州的往事，並且說母親和他之所以在一起，除了男女私情的相互傾慕外，母親更看到父親並無純中國血統孩子之後，而願以身相許等語。那天秦院長強調，他之所以說出這一段，是想讓我曉得，母親對先父有一種情操，是不止於男女私情而已。

父母親在贛州曾私下取了親密的小名，父親自稱「慧風」，母親則自稱「慧雲」，取「風雲際會」、「風雲不離」之意涵，情深意濃。1958年我念高三，在新竹家中不經意地看到一封二舅舅澣若用毛筆很工整寫好、攤在桌上尚未寄出的一封信，內容大意是報告家裡的近況，並且希望早日撥下生活費用等語。這封信一開頭寫的是「慧師吾兄鈞鑒……」信封上的收信人卻是「退輔會蔣主任委員經國先生鈞啟」。當時我納悶不解，數十多年後，才理解到「慧師」指的就是經國先生，這也證實了父母親之間確曾以「慧風」、「慧雲」互稱。這是一段純淨而濃密的情感，母親一定是後來也將此一私密告訴了外婆、舅舅和姨媽，所以到台灣後，二舅舅寫信給經國先生時，才會用外界鮮為人知的別號「慧風」，並為示尊重，則以「師」稱之。

20世紀80年代，當我和經國先生的父子關係，在台北不再是秘密後，有次遇到長期追隨經國先生並擔任機要秘書多年的王家驊，他告訴我，的確在辦公室收到過好多封二舅舅直接寄給經國先生類似的信件，除了少數幾封轉交王升外，其他的都很難處理。

先父母相愛逾恆，但卻有人指稱經國先生為了保護自己，而遣人加害母親，這是一種想當然而毫無證據的推論，更昧於經國先生對母親用情之深的事實。若真要狠心下手，實在無需等到桂林產子之後了，何況人工流產當時已非難事。外婆、舅舅和姨媽等家人只要提到贛州的事，無不表露對母親冤死的悲痛和氣憤，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在我和孝慈面前表示過對父親的任何不滿或暗示性的懷疑。假設外婆認為母親被害與父親有涉，就絕不會要我們爭氣，為的是有天能回到父親身邊。

有若干研究歷史的人推演，舉證父親在剷除政治異己上心狠手辣，要去除一個弱女子，應是易如反掌云云。但是，母親除了是個弱女子之外，更是他唯一流著純中國人血液的兩個孩子的母親。

2000年8月，我第一次返回桂林，曾探索先母60年前住醫院的病歷未果。隨後數次前往大陸，無不乘機尋找資料。大陸政府對歷史材料的搜集不遺餘力，鉅細靡遺，有關先母死亡之謎，也當成重點研究，已有結論，只是尚未公開。

我曾在北京私下與一位相當高層級的領導有所談論，他很謹慎，聽的多，說的少。我告訴他，我之所以鍥而不捨地要查明桂林那段故事的真相，只是求個心安，我不僅不會追究一甲子以前的往事，更會以寬恕的心胸去看待。他同意我的看法，「母親是死於非命」，但如果把矛頭指向父親經國先生，他說：「是沒有根據，也很缺德的。」我希望也相信大陸方面，有一天對這件事會有官方的公開說法。

軍統局：添油加醋的天方夜譚

有人言之鑿鑿地說，全案是軍統局介入，是蔣介石下令主動策劃謀害。其中有位自稱是情報頭子戴笠手下的張建國老先生，長期住在加拿大，沒有人知道他退役前的真正軍階，但人們都以「將軍」稱之，是歌星張俐敏的父親，幾年前90多歲才過世。

14年前，張老先生寫了封信給我，透露母親被害的「秘密」，說了一大串，直指「軍統局」是幕後殺手，且說自己就是電影中的「長江一號」，直接參與了軍統局的「刺章行動」，要約我見面，以報告更多的「內情」。由於所述內容只是一種拼湊的「諜報故事」，與我早已掌握的資訊偏差太大，我就設詞婉謝了。類似想像中的「資料」，過去十多年裡從不同來源湧出，我接獲不少，以後還可能層出不窮。

我在「政府」裡擔任幾項較重要的職務期間，包括「外交部次長」、「部長」及國民黨秘書長，因公務上有機會和「情治首長」接觸，曾利用工作之便，多次探聽數十年前「軍統」人員涉案「刺章」的可能。有位宋姓首長以負責任的口氣斷然回應說：「那是添油加醋的天方夜譚。」

寬恕，願母親安息

我和孝慈十八九歲時就為母親命運的不幸而不平，甚至於怨忿，血氣方剛之年確曾興起過尋凶復仇之念。隨年事增長，閱歷漸廣，凡事均能從理性切入，報仇的衝動日淡，轉而設法去搜集更多的材料作研判。最近幾年多次前去大陸，每一次只要有機會，我都會不露痕跡地打探並搜尋有關母親死因的蛛絲馬跡和佐證，包括和各地曾直接或間接與母親有過接觸的人士一一接觸，只要有關聯的敘述都不放過，更收集到談及父母的書籍達17種之多。

有位好友聽說我探究母親死因心切，私下建議何不開棺驗屍，一定會找到具體結果，但被我一口回拒。母親生前已經夠苦，無論如何我不忍如此做。我的努力，只是出於純孝。事實上物換星移，事過境遷，就是查出元兇，也改變不了過去。

王升曾多次刻意向我和孝慈強調，母親是在酷暑感染急性痢疾，搶救不及而終，但我和孝慈從未採信。王升後來還找了一位自稱當年在桂林醫院任職的醫生，並要這位醫生寫了一份治療母親經過的報告給他，再轉交給我及孝慈。我們對這份報告的內容沒有興趣，因為這位醫生拿不出任何文件，證明他確於1942年在省立桂林醫院服務過。我可以體會也感謝王升在這個問題上，為了要我和孝慈寬心所做的種種，但我們心中的疑雲不僅未消，反而為之加深加重。

好多年前，當我和孝慈談到這件事情時，就感覺到它會是一樁無頭公案，千年難解，因為牽涉到了政治。經過對日抗戰的大遷移、國共內戰的大變局，加上「文化大革命」，2000年後我多次到桂林、南昌等地，試圖尋找直接證物，均無所獲。當年在贛州若是有人蓄意抓住機會，有計畫地前往桂林進行謀害，當然不會允許留下任何啟人疑竇的病歷或資料了。2001年，我曾親赴原省立桂林醫院查詢，被告知1942年前後所有病歷全在戰亂中被毀。

專員公署護主心切

2004年我偕美倫到桂林掃墓，因為已替先母換立墓碑，上面刻有「顯妣蔣母章太夫人亞若女士之墓」，感觸頗深，晚間回到飯店，我跟美倫談到母親的死因，我就告訴美倫說，我確定母親是被謀害的，主謀就在贛州專員公署，父親身邊的人，且深受經國先生器重和絕對的信任，出於對經國先生極端的忠誠和崇拜，自認站在國家利益和民族大義上，必須趁早去除經國先生政治發展的遺患——一個手無寸鐵的弱女子章亞若。

對章亞若在桂林的生活情況，專員公署派有專人自贛州前往桂林，以照料之名，同時可以監控，得以瞭若指掌。孝嚴、孝慈在桂林醫院出生後，平常母子三人凡遇病痛，均系前往該院看診，所以認定醫院應是理想下手之地。只要讓章亞若住進醫院，就可以做得天衣無縫、萬無一失。

1942年8月14日晚，由主其事者指派在桂林的人員，邀約章亞若外出用餐，席間，趁其不備，於菜中下藥，使母親嘔吐、腹瀉必須送醫。翌日見其前往桂林醫院就診，初步診治雖無大礙，但強迫其住院治療，於是當機立斷，趁無任何親人在旁，旋由同夥的醫師，以注射特效藥為由，用針筒對準血管注入致命藥物，在幾無掙扎情況下即告不治。後來進行的搶救，只是做給醫院內不知情醫生看的幌子，一項奪命任務於焉完成。主事者認定，只要手段乾淨利落，並且下令醫院封口，不引起懷疑、不留下痕跡，事後經國先生絕不致責備，亦不敢追查，反可就此立功。邱昌渭事後說，經國先生對母親猝逝一事的對外態度，是一種壓抑性的「不再過問，也不追究」。但是他在贛州身邊的幾位貼身機要和親信，包括黃中美、王制剛、高理文、桂昌德、桂昌宗等人，在先母過世後，不久均被一一調離贛州，擔任閒職，不受重用，且未再與他們見面，只有少數的例外，日後平步青雲，位居要津。

60年前的桂林，是抗日期間的大後方，短短幾年湧入幾十萬的難民，社會秩序和價值觀，受到嚴重破壞和扭曲，治安敗壞可以想見。母親在如此複雜的情勢中，很早就擔心過自己和兩個稚子的安危。她在1942年曾去信給北大中文系畢業的大姐懋蘭，提到她內心的不安，所以懋蘭姨媽趕在7月下旬就到了桂林做伴，她有輕度肺結核，也正好來養病。只是才住三個禮拜，她最擔心的事，竟然還是發生了，卻束手無策。

母親之死並非一人所為，系一位極端聰明的人出於護主動機，另找了三四位同夥來進行。主謀指出先母在桂林產子之後，即以蔣夫人自居，且經國先生又多次前往探視，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但事實上，在當地政治圈已引起談論，並傳到贛州，所以在事態擴大前，必須予以「剷除」。這一番話，立即得到死忠者的附和與配合。幾經密商，最不露痕跡的做法，就是在醫院動手；而讓被害人受痛苦最短的方式，便是在血管注射毒液。主謀認定，只要家屬不敢提出解剖驗屍的要求，即能立即下葬，全案就此完美無缺地永遠埋在一抔黃土之下。

這項任務在短短幾天當中，即交付桂林的同夥利落地執行完畢。原本考慮兩個娃兒也不放過，但唯恐引起經國先生震怒而縮手，況且後果衝擊太大，可能引起全國性的注意，反而難以收拾，才放過兩條小生命。

「斬草除根」、「趕盡殺絕」的恐懼，是事發第二天就逃離桂林的懋蘭大姨媽發自內心的感受，她把這種在現場的認定面告自己母親後，就變成了外婆終生難以擺脫的夢魘。

質疑殺害章亞若的兇手是蔣經國貼身秘書黃中美

長期以來，蔣經國和章亞若的愛情故事一直為人們所關注，甚至美國兩大著名報紙《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也曾以顯著篇幅進行了長篇報道。

章亞若究竟是如何去世的?是生病，意外，還是被謀殺?這一直是未解之謎。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出現了大量的回憶文章和書籍，就此事進行考證。儘管存在一些爭議，但比較主流的觀點認為，章亞若為黃中美所殺，黃的動機是出於對蔣家的「忠誠」。

然而，據我掌握的一些資料表明：章亞若的死與黃中美毫無關係。

章亞若離奇死亡

1939年，蔣經國在江西與章亞若結識，很快墜入愛河。而此前，1934年，蔣經國與蔣方良結婚，並於1935年生下蔣孝文、1938年生下蔣孝章。

1941年夏天，章亞若懷孕。可是，當蔣經國向父親蔣介石報告這件事並請求父親同意他們結婚時，蔣介石卻對這門婚事不認可。於是蔣經國和章亞若在贛州「張萬順」酒家請幾位親信、好友為章亞若去廣西桂林待產餞行，也算是在內部公開這門婚事，並由章亞若的好友桂昌德陪同章亞若由贛州去桂林，照顧其孕、產時的身邊事務。在桂林，蔣經國則委託好友、廣西省民政廳廳長邱昌渭關照章亞若待產的相關事務。

1942年1月，章亞若在桂林生下一對雙胞胎男嬰，產前產後，蔣經國常從贛州來桂林與章亞若母子歡聚。

1942年8月14日下午，章亞若應約去邱昌渭家參加晚宴，深夜回來時上吐下瀉，次日送至廣西省立醫院治療。據悉，該院的王醫師將一針劑注射進章亞若的左手血管，幾分鐘後章亞若突然大聲尖叫：「哎呀!不好了，我眼前一片漆黑……」然後就昏迷過去，不久，搶救無效死亡。

在場的桂昌宗、桂昌德兄妹及章亞若的姐妹懋蘭、亞梅認為，章亞若是被人用毒針毒死的。他們說，章亞若死的時候全身發黑。

蔣經國得知消息之後，派人去桂林處理後事。章亞若被安葬在桂林東郊七星區白面山鳳凰嶺。

蔣經國與章亞若的兩個孩子，被外婆帶到江西萬安撫養。1942年冬，章孝嚴兩兄弟隨外婆投奔舅舅章浩若。此後外婆又把他們兄弟帶回老家南昌。1949年，在蔣經國的安排下，由王升將軍帶著章孝嚴一家經南昌輾轉廈門到台灣新竹。直到他們上高中，外婆才告知他們身世。

黃中美毒死章亞若說

關於章亞若的死，幾十年來，一直沒人公開談論。直到1988年1月，蔣經國在台北逝世，蔣、章之子章孝嚴(曾任台「外交部長」、「行政院副院長」、「總統府秘書長」等職。自2005年3月改姓蔣)、章孝慈(台法律學者，曾任東吳大學校長)成為台灣政界、學界名流後，人們才將關於章亞若身世與死亡之謎的各種回憶、傳聞、猜測、分析、解釋、澄清、研究等，紛紛披露於海峽兩岸乃至海外報刊、電視、書籍中。其中大多認為黃中美毒死了章亞若。

最早傳出章亞若為黃中美所殺的說法是漆高儒，他當年在贛州任蔣經國專員的秘書，後任台灣「軍聞社」社長等職。

漆高儒發表文章說：「黃中美在我們三人(黃中美、徐季元、漆高儒三人均是蔣經國的秘書)密談時說：章亞若在桂林太招搖了，本來該在桂林隱藏的，不可對外，如今她參加很多社交應酬，完全以蔣太太自居，這樣將妨礙經國兄的政治前途，委員長知道了，也是不得了的事，我為專員的政治前途著想，只有把她幹掉。經國之前途比一條女人的性命重要。」文中又說：「是我親自聽到的黃中美要除掉章亞若的一段話」；「我是唯一知道黃中美起意除章的人」；「黃中美有殺章之動機以至採取行動，約兩個月之時間」。漆高儒稱：「到底黃中美秘書如何置章亞若於死地，我是不知道的。」漆高儒猜想：黃中美採取了先斬後奏的方式，事後報告了蔣經國，蔣對黃中美很不滿意，此後黃即下落不明，沒有再來過專員公署。

此後，台灣作家周玉蔻(曾為台北「市長」候選人)提出：1942年五六月間，有兩位在贛州專員公署做事的秘書級人員到桂林，與徐君虎商量，想借一輛車子，載章亞若出遊，路經山崖時將她推下去，因徐君虎反對未成。其後，章亞若參加邱昌渭家的一次家宴，午夜返家後，腹痛不適，第二天早上進醫院治療，就此一去不返。周玉蔻稱：章亞若是被毒死的，兇手是黃中美。周玉蔻還說，黃中美已被第六戰區陳誠的參謀張振國槍決。

張振國看到台灣一些報刊上刊登的有關章亞若被毒死的文章後，於1989年聖誕節期間寫信給章孝嚴說，他曾奉陳誠之命將毒死章亞若的軍統人員黃中美拘捕。他說：「章亞若不明不白地死後，我報告陳誠，他特別重視，命我徹查。我隨率幹員數名趕到桂林，除襄辦喪事外，追查結果。發現是贛南專署，有一掛名的秘書名黃中美者，是戴笠派往擔任保防工作的，為了蔣經國的前途及蔣府的清譽，竟敢膽大妄為，自作主張，用毒針害死章亞若。我將黃中美拘捕後，帶往恩施，經嚴加拷問，最好的證據是毒針，這是戴笠幫專門殺人用的，以鐵證如山無法狡賴。我將黃中美以殺人供後移轉第六戰區軍法執行監馮庸處理。」

一些人讀了漆高儒、周玉蔻、張振國的文章後，堅定認為章亞若為黃中美所殺。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吳乃德贊同漆高儒的說法，說：「當章亞若以『蔣夫人』的名義積極參加社交活動後，蔣經國的手下認為，為了蔣經國的政治前途，必須將之加以除去。執行這項任務的是蔣經國留俄的同學、特務黃中美。」

中國新聞社的文章亦稱，章亞若被贛南專署的掛名秘書，實際是特務的黃中美用毒針害死。「他的動機竟然是出於對蔣家的『忠誠』，以致蔣經國聞訊後，雙手顫抖，悲慼凝噎，仰天長歎，欲言又止。真相大白後，第六戰區情報主持人張振國受命親自拘捕並審問了黃中美。在湖北恩施，黃中美終於供出自己膽大妄為，自作主張，用毒針害死章亞若的犯罪事實。兇犯不久即被槍決」。

章亞若之死與黃中美無關

既然主流觀點把章亞若之死歸罪於黃中美，那麼，黃中美是何許人也?他究竟有沒有殺害章亞若?

黃中美，1903年生，浙江臨安人。1922年作為浙江省的代表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後來參與組建共產主義青年團杭州支部，任委員長。1923年，經俞秀松、宣中華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國共合作」後，加入國民黨，並擔任國民黨浙江省黨部負責人。1925年吳佩孚佔領浙江，與沈玄廬、俞秀松、宣中華等4人調到上海。1925年五卅慘案後，代表上海總工會出席由上海總商會、總工會、學生會等各界聯合成立的臨時濟安會(專管給20多萬罷工工人發放救濟費等事宜)，並代表總工會擔任濟安會副主任委員，「負總務責任」。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派遣黃中美等13名浙江黨組織成員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去往蘇聯的船上與蔣經國相識，後來兩人成為好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黃中美與蔣經國、左權、烏蘭夫、徐君虎等同班。後來，由於王明捏造的「浙江同鄉會」、「肅托」等事件的牽連，他與蔣經國各奔東西，但一直有著書信往來。

黃中美在蘇期間，曾擔任過海參崴國家政治保衛局翻譯。1935年回國，在浙江寧波從事鹽務緝私工作。1939年，擔任贛州專署專員的蔣經國，邀請黃中美出任主任秘書。1941年，黃中美與蔣經國同為江西鹽務處(1941年成立)副處長。由於「上面」害怕贛南被「赤化」，黃中美、高理文、周百皆、徐季元等蔣經國的核心智囊受到排擠，多被調離，黃中美自1941年底返回浙江臨安老家閒住，直至1943年初。其問，即1942年8月，章亞若在桂林去世。1943年，蔣經國邀黃中美赴贛州，任浙、皖、閩、贛四省鹽務督運專員辦事處的主任秘書(實際上是負責人)。1945年，財政部任命黃中美為吉林省鹽務局局長。1947年，宋子文組建中國食鹽收運處(即中國鹽業公司)，派黃中美擔任業務專員。後來，蔣經國撤離大陸，力邀黃中美隨同赴台，但黃選擇留在大陸。

可見，黃中美不是張振國等人所說的「掛名秘書」，更非「特務」。章亞若被害前後，黃中美在浙江，徐季元在福建，漆高儒在贛南，三人不可能在一起「密談」。即便三人同在一市，漆高儒當年僅是機要秘書，與黃中美、徐季元身份地位相差懸殊，黃、徐二人不可能冒失地去和既非「同謀」、又非直接下屬的漆高儒「密談」。漆高儒說：「蔣對黃很不滿意，此後黃即下落不明，沒有再來過專員公署」云云，都是信口雌黃。

還有，如果黃中美殺掉了蔣經國的心上人，蔣經國怎麼可能在章亞若死後重用黃中美主管鹽務?要知道，當時的鹽務是要害。這一點無需多說，懂歷史和經濟的人都知道鹽務的重要性。

張振國斬釘截鐵地說自己親手逮捕了黃中美，不久後黃中美被槍斃了，這個彌天大謊讓人目瞪口呆。實際上，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黃中美選擇留在大陸，後擔任上海楊思中學教師，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逝世。有關方面組織了隆重的追悼儀式。

其實，熟悉黃中美的人都知道，黃中美是一個忠厚之人，當年蔣經國在贛南工作時的舊屬、章亞若的同輩親戚徐浩然回憶說：「許多原贛州專署的老同事如高理文、吳善梁、喻誠然等先生都說，黃中美為人厚道，決不會瞞著蔣經國做出損害其隱私、謀殺其愛侶的事來。」蔣孝嚴在2006年也表示他的母親並非黃中美所殺，並指出兇手「還活著」。 綜上，章亞若之死與黃中美毫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