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初，以賣淫謀生在上海已經十分普遍，低級的賣身娼妓人數遠超過上層的交際花。到1915年時，在公共租界中幾乎每16個婦女中就有一個是妓女。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的軍閥內戰時期，在上海警方的強制性的宵禁令之下，產生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在歌舞廳、夜總會、中國的書場（那裡有說書的女藝人）、日本的藝妓館、賭場和妓院裡充斥著各種語言的尋歡作樂之徒，他們整夜作樂，知道凌晨宵禁令結束後才蹣跚回家。

其他的中國人在娛樂方式上也有所變化。1923年，手搖留聲機傳入上海，上海的紳士們開始租借留聲機，付一定的費用就會有人上門服務。早在1903年，電影已經在上海人的生活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那一年有一個叫雷瑪斯（A.Ramos）的西班牙人開始放映無聲電影，他雇了一個印度人站在福州路的昇平茶樓前，敲鑼吹號，向圍觀的人群大聲宣佈今天將要上映的片名。

五年後，雷瑪斯建造了上海第一家電影院，250作為的虹口大戲院，在海寧路乍浦路口。雷瑪斯不斷地擴張電影院的領地，在1927-1932年間，二流的劇院也有了極大的增加。1930年時已經有了33至36家電影院。同時，著名的《電影畫報》聲稱，已擁有超過100萬的讀者。到1933年，耗資100萬元，擁有1951個座位的大光明電影院和耗資80萬元擁有1629個座位的大上海電影院，成了這個城市的娛樂中心。而且，對各種年齡段的戀人們來說，電影院提供了談情說愛的場所，他們不僅能在銀幕上，也能在漆黑的坐席下找到羅曼史。據一位觀察家裎，「對上海的戀人們（如果缺乏私人空間的話）來說，電影院簡直就是天堂」。它們同時也是上層文化的宮殿——至少對外國僑民社會來說是如此。「上海並不能提供太多高級的娛樂。那裡沒有歌劇，沒有研究昂會，沒有西方的舞台。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好萊塢電影的首映，成為社交生活中的大事，所有的領事和大班，都身著全套晚禮服出席」。

電影在上海大眾文中有著不爭的中心地位。男女電影明星們成了社會名流和公眾偶像。阮玲玉（1910-1935），上海一位著名的無聲片女明星，常被譽為「中國的嘉寶」。在所演的21部電影中，她以自己的表演為社會公眾塑造了一個又一個典型人物：作家、工人、大家閨秀、交際花、賣花女、娼妓、尼姑和乞丐。有關她離婚的流言蜚語最終逼她走上了絕路，當時整個上海都在為她哭泣。

西式的戲院、好萊塢電影和「摩登」的中國電影，已經成為墮落的標誌。刻意推銷現代產品和宣傳西方的戀愛觀的如《上海花》（1926）之類的電影，為守舊的人們所蔑視，斥之為誘使鄉下女孩在大城市墮落，從事骯髒職業的禍根，就像丁玲寫於1927年的第一部短片小說《夢柯》中所描述的那樣。錢鍾書在他的諷刺大作《圍城》一書中用調侃的語言描述了電影的影響：就好像是外國的胭脂擦在坐有軌電車裡的十幾歲女孩的臉上：「女孩子的書都用電影明星照相的包書紙包著。那女孩不過十六七歲，臉化妝得就像搓油摘粉調胭脂捏出來的假面具。」

如果說上海已經因為徹底拋棄了舊的清規戒律而成為一個色情交易場所的話，那麼為什麼整個革命還會首先在這裡發生？茅盾以矛盾的文筆描述了一位年輕的革命黨人對這世風日下感到失望和憤怒——這名政治犯因北伐勝利而獲釋，那時國民黨正試圖統一全國：

當真這世界有點換樣了。女人們都剪了發，胸前高高地聳起一對乳房，臉上搽得紅的紅，白的白，臂膊和大腿都光光地露在外面。影戲院異常之多，廣告上竟誇著「神奇武俠新片」。在這一切的表面之下，還有什麼呢？他不很明白。雖然，有一點是確定了的：已經革過命。然而這「革命」卻已經跑出他所能理解的範圍。他呆呆地站在十字街頭的電車站上，四周圍是光碧裸腿滿身香氣的女人，是各種的車聲和人聲。是藍的紅的電光摘牌。一種說不明白的憎恨，漸漸地從心頭湧上來了。

歐風美雨就是以這樣極端的方式，使上海的中國居民喪失了廉恥，沾染了賭博、吸毒、賣淫以及各種惡習。

例如，在二十世紀初，以賣淫謀生在上海已經十分普遍，低級的賣身娼妓人數遠超過上層的交際花。到1915年時，在公共租界中幾乎每16個婦女中就有一個是妓女。艾德那•李•布克對二十年代的北四川路有過生動的描寫：

幽窄昏暗的街道旁邊，妓院鱗次櫛比，門前都懸掛著紅燈籠，令人悚然。爵士樂從六七家燈火通明的酒店和酒吧中傳出……打破夜晚的寧靜……這裡幾乎集中了所有國度的妓女：中國姑娘塗著胭脂的臉頰，日本婦人用化妝粉抹得煞白的臉……從哈爾濱來的俄羅斯姑娘總是呢喃著：「我的王子，請給我買一小瓶桑婭葡萄酒吧。」這裡甚至可以找到從老巴巴裡海岸區來的美國姑娘和從馬賽下等酒吧來的老鴇。

儘管在外國租界中的酒店通常在深夜兩點打烊（除了週六的晚上會開業到清晨），但中國兒女的茶樓事實上確實從不關門的。在霞飛路（進淮海中路）和靶子路（今武進路）的按摩房裡，中國按摩女已經被白俄女人——正是她們首先在此從事色情服務——取而代之，情況「要多糟有多糟」。

上海的色情業也許能令像德國電影導演約瑟夫•馮•斯登伯格這樣的短期來訪者癡迷，他認為，坐落在西藏路和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之間的娛樂場——大世界，像是一座富有異國情調的紀念碑，壯觀但又充滿險惡。「在這座六層高的樓房裡，人們擦肩接踵，歡聲笑語，進行各種各樣包含著中國人只會的娛樂活動」。但是像美國記者約翰•B•鮑威爾這樣的長期居民卻對那些充斥著不法之徒的娛樂場所深惡痛絕。如大世界，那裡在星期天中午免費對所有遊客提供啤酒——包括十歲以下的兒童，「裡面的表演內容難以啟齒，但卻對兒童開放」。如此「淫穢」的娛樂是對「公眾意識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