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世界娛樂中心。（1948年1月，上海）

繁忙的十字路口懸掛著巨幅廣告牌，畫面中的西方女郎在為銀行牌香煙作宣傳。（1948年1月，上海）

安仁街218號居所外晾曬的衣服和魚乾。（1948年，上海）

作者前言

傑克•伯恩斯（Jack Birns）

1946年，我開始以簽約的自由攝影師身份在洛杉磯工作，幾乎是看到什麼拍什麼。《生活》雜誌社有時也會聘請一些尚無名氣的攝影師來拍攝一些大攝影家們不屑一顧的小題材。我正處於飢渴狀態，所以幹得很起勁。六個月之後，我創了自由攝影師業績的紀錄，於是愉快地接受了到中國進行採訪的派遣，雖然並非毫無顧忌。一想到自己可能在這個重大題材的任務中失敗，我就寢食難安。在與《生活》雜誌洛杉磯分部的頭頭傑克•比爾伍德(Jack Beardwood)會面時，我真有點戰戰兢兢、惶惑不安。但他對我說：「如果《生活》雜誌社認為你不能勝任此項使命，他們也不會選擇你。」儘管如此，在我的內心深處，仍然有一個聲音在發出自嘲：「OK，能幹的傢伙，你認為自己的確能幹好它嗎？」

直到我在上海安頓下來之後，我才弄清楚，我的新聞報道範圍不僅包括諸如國民黨軍隊在各個戰場潰退之類的中國內戰的熱點新聞，還包括五六個東南亞國家的起義和暴動。我將與《生活》雜誌上海局的負責人、記者羅伊•羅恩(Roy Rowan)共同完成所有這些任務。給予我們鼓舞和動力的，是我們對未來的期待——我們總在期待一定能報道出一個獨一無二的新聞故事、一條能引起轟動的好新聞，一定能借此在競爭中打敗該地區的所有其他媒體。甚至，我們也許還可以得到更美好的結局——擊敗《生活》雜誌的其他記者，佔據更多的版面。正是由於我們倆的完美追求和不懈努力，羅恩和我才能做到在任何一個我們去採訪的東南亞國家，都在新聞領域裡佔據著令人垂涎欲滴的領先地位。

五十年前的中國，真是個不好採訪的地方，尤其當你是個不懂漢語的外國人時。電話很不好使，好不容易撥通之後，你卻往往聽不清對方在說什麼。我們與所有人的溝通都必須通過翻譯來進行，而他們有時會自作主張地隨意更改問者的問題和答者的回答。無論他們曾受過多麼良好的教育，出於多麼真誠的善意，這些翻譯對於什麼是新聞，以及美國人對新聞會有何種反應，是毫無概念、一竅不通的。他們也根本不懂處理突發新聞的緊迫性。但不管怎麼說，這種種的困難，時刻都會面臨的各種危險，以及與妻子和我第一個兒子的分離，統統都讓位給用採訪到的紀實材料編製成各種新聞時所獲得的振奮及愉悅。

一位三輪車伕躺在車上酣睡，他正等著自己的乘客歸來。（1948年5月，上海）

一位年輕姑娘跟媽媽一起在外僑居住區擺攤刺繡。（1948年5月，上海）

一位雜耍藝人在竹竿上表演平衡動作。（1948年5月，上海）

日子漫長而難熬，我們從日出干到午夜。伙食也很簡單，逮著什麼吃什麼，有時候就向街頭小販買些烤紅薯充飢。交通也很困難，我們只能依賴美國空軍戰爭公積金項目提供的C-46和C-47型運輸機飛行。駕駛它們的則是些「老油條」。他們開起飛機來隨心所欲，經常出現一些把人嚇得毛骨悚然的險情。有一個傢伙吹牛說，他醉的時候開飛機比清醒的時候開得好。所以，他經常在飛行前喝得醉醺醺的。運輸機其實就是空中貨車，我們只能坐在一袋袋麵粉、郵包或者裝著上千條三十毫米口徑機關鎗子彈帶的木箱上。儘管如此，我們在旅途中付出的種種艱辛還是很值得的。在1948和1949這兩年，伯恩斯和羅恩小組在《生活》雜誌上一直保持著版面佔有率的最高紀錄。

 在中國，拍攝條件也是十分艱苦的。「滿洲」零度以下的嚴寒和華中、華南潮濕得令人窒息的氣候，對攝影器材造成了很大的損害，使它們常常難以安裝、難以正常操作。在上海，有一個來自歐洲的、無國籍的傢伙知道如何拆裝攝影器材，可惜對於我帶去的祿萊(Rolleiflex)和康泰克斯(Contax)這兩種相機，他卻缺乏專業經驗。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禱上帝保佑，讓我的攝影器材在成千上萬次暴露於惡劣氣候之後仍不散架。要知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裡，我可是美國雜誌派駐中國的、肩負著提供整個東南亞地區新聞這一艱巨重任的唯一攝影記者啊！我很清楚，自己的任務就是替所有的美國人充當他們在這一地區的眼睛。

一群婦女和兒童追逐著滿載棉花的卡車。（1948年3月，上海）

一位被懷疑偷了棉花的婦女正被搜身。（1948年3月，上海）

本書中有大部分照片並不屬於指定要我拍攝的範圍，它們也從未獲得刊登的機會。《生活》雜誌的編輯們將它們棄之不用，也從不說明原因。而在我來說，我自己的目的只不過是客觀地記錄下一個飽嘗戰爭之苦的民族，記錄他們極度艱難的日常生活。從1900年義和團起義到1947年的國內戰爭，這個國家的老百姓已被戰爭煎熬了將近半個世紀。然而這些記錄日常生活的照片卻被認為毫無新聞價值。對於它們的不獲出版，我懊惱萬分。但我很清楚，處在洛克菲勒中心的人們與處在上海的我，二者的觀點是不可能一致的。這畢竟是他們的雜誌，不是我的。我只管拍我的照片，而他們則只管作他們的選擇。

在我和羅伊•羅恩所作的現場採訪中，有過關於一群悲慘而頑強的窮人在上海沿河的碼頭區偷搶棉花的事件。這是一群從郊區逃到上海找工作的、一貧如洗、從沒受過教育的難民。我親眼看到這群人，男女老少大約四十多個，突然衝上一艘大貨船。那上面裝載著價值兩千萬美元的棉花，這是聯合國為了讓農村的窮人能穿上衣服而捐贈給中國的救援物資。人們不顧一切地衝到船上，扯開包裝袋，瘋狂地哄搶一簇簇的原棉，然後拿去與棉花販子換銅板。政府只得把殘存的那點棉花裝到車上。實際上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救援物資能運到內地。我們所拍攝到的，是一個板著臉的警察逮住了一個農婦，並對另一個年輕女子進行搜身的過程。諸如此類的照片當然沒有反映什麼政治事件，只不過記載了一些日常生活的景象而已，雜誌社是不會刊登的。

在黃浦江邊臨時搭建的窩棚外，一位婦女正在晾曬被褥。（1947年12月，上海）

在凜冽的寒風中露宿街頭的無家可歸者。（1948年1月，上海）

在聖誕節前夕，這幾具裝在棺材裡的童屍正等著被送去火化。（1947年12月，上海）

一個攝影記者，當他在抓拍照片時，是無法奢望能夠表達自己的同情心的。但是，許許多多類似的悲慘畫面都深深地烙刻在我心中，令我永誌難忘！有一次在我拍攝一個慈善機構到醫院和大街上去收集兒童屍體的情境時，我的心頭充滿了悲哀。還有一次，我拍攝了一場街頭行刑的過程。它使我不僅感到憤怒、厭惡，而且還極端噁心。最後，三個被處決的人倒在骯髒的土路上，圍觀的人群也作鳥獸散。這時，羅恩和我才找到一間小酒吧，每人要了兩杯雙料的蘇格蘭威士忌酒，大口大口地牛飲起來。但這反倒使我的胃感到更加難受。

還有些時候我是處於恐懼狀態的。有一次的經歷更令人揪心，說起來都會叫人緊張得透不過氣來。1949年5月17日凌晨2點39分，那是美軍撤退的最後時刻。我登上了上海龍華軍用機場裡那七架美國貨機中的一架。當時，如果共產黨軍隊的機槍手射中領航機，或者直接射到機場跑道的話，毫無疑問我們全都會葬身火海。萬幸的是，「紅軍」(the Reds)尚未帶著武器及時趕到。千鈞一髮之際，我們的飛機終於安全起飛了，但這真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離開中國的方式。

在一場戰爭中，通常你只能在敵對的雙方中報道一方，但在那段多災多難的日子裡，坦率地說，我只是深深地同情中國的老百姓。在當時我尚未意識到，有朝一日我這些有關中國內戰的照片會成為對一個歷史轉折時期的真實記載。

許多照片從未被披露過，我希望它們能向今天的讀者們靜靜地訴說。

在冰雪覆蓋的田野上，國民黨步兵在進行調防行軍。（1948年1月，奉天）

國民黨兵用刺刀捅進騾車裡，探查裡面是否藏有「共軍」。（1948年1月，奉天）

一個國民黨軍官在訓導一群女俘,誣稱她們是供敵方享用的。她們其實是被找來「作秀」的。（1948年1月，奉天）

一支國民黨軍的給養運輸隊正開進已受到共產黨軍隊威脅的奉天城。（1948年1月，奉天）

導言

奧裡維·謝爾（Orville Schell）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新聞學研究生院院長

有如用長紀錄片中精選的鏡頭來構成一部短系列片一樣，《生活》雜誌的攝影記者傑克·伯恩斯用他所拍攝的這批照片，將中國歷史的一個時期定格在我們的眼前，使我們得以看到一座偉大的城市——上海的許多掠影，看到它在20世紀40年代末那場政治革命風暴中的各個側面。

本書所收集的照片，屬於20世紀中葉特別風行的一種黑白文獻照片的流派。在當時的《生活》雜誌裡，它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它的創始人有多羅西亞·蘭格(Dorothea Lange)、亨利·卡蒂爾-佈雷森(Henri Cartier-Bresson)、瑪格麗特·伯克-懷特(Magaret Bourke-White)、韋恩·米勒(Wayne Miller)、卡爾·邁登斯(Carl Mydans)、英格·莫拉斯(Inge Morath)、科內爾(Cornell)以及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他們把堅忍不拔、實事求是的現實主義與敏銳的洞察力和優雅的創作靈感有機地結合起來，將一個遙遠的世界呈現到美國人的家裡。有幸的是，當時的美國人尚未被隨後而來的四處充斥的電視影像熏陶得麻木不仁。

當時，期刊雜誌的出版尚未變成被任意填塞烏七八糟內容的大雜燴，《生活》雜誌不僅培育了一批在當時也許是整個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攝影家，同時，還組織他們與一批同樣偉大的作家共同參與了一些項目。這批作家有：約翰·赫西(John Hersey)、西奧多·H.懷特 (Theodore H.White)、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等。然而的確，這些項目——以及它們所代表的新聞學的所謂「太平盛世」——其實是經過亨利·R.盧斯(Henry R. Luce)的《時代》-《生活》-《財富》王國（以及它所代表的所有政治勢力）嚴厲審讀後的產物，而這批盧斯所聘用的新聞工作者，只不過是在他的督導下完成了一些獨特而罕見的、常常是出色的作品集而已。

一位十歲左右的男孩正幫著爸爸推一輛裝滿木柴的人力車。（1948年4月，上海）

一位婦女正靠在街頭餵她的孩子。（1948年4月，上海）

銀行發給上海電話公司職員的工資，是一捆捆貶值的紙鈔。（1948年3月，上海）

工人們蹲在地上來數鈔票。（1948年3月，上海）

傑克·伯恩斯是《生活》雜誌裡那群訓練有素的攝影記者中的一員。他在中國所拍攝的這批照片在《時代·生活》的庫房裡靜靜地躺了半個多世紀。其中許多照片是反映當時一些日常生活情況以及普通老百姓，如工人、乞丐、警察、妓女、士兵、政客以及難民的。其他的一些照片則記載了中國那場內戰所引發的社會劇變。

在五十多年之後的今天，重新挖掘整理和審視這批照片，我們將發現，它們已經具有了新的含義，這是只有歷史才能賦予的新含義。它們不僅讓我們看到五十多年前上海的模樣，而且還使我們明白了，為什麼當時的戰爭、貧困、腐敗、墮落和混亂，最終會變成使中國共產黨生長和壯大的沃土。

同樣重要的是，對於中國剛剛經歷過的那個充滿矛盾鬥爭和巨大變化的世紀來說，這批照片成了意義重大的警示物和紀念品。的確，上海本身有著特色鮮明的四個階段，如果沒有一些持久不朽的、有形的里程碑來充當延續歷史的環節，那麼外人是很難理解這個城市故事裡各個章節的邏輯性的。

這是為阻止交通大學的學生去參加示威遊行而出動的士兵和裝甲車。（1948年6月，上海）

大學生們為抗議美國對日本提供經濟援助而舉行示威遊行。（1948年6月，上海）

在19世紀末，被稱為「東亞病夫」的中國，是一個四分五裂、毫無自衛能力的弱國，幾乎遭到了所有列強的劫掠和蹂躪。當時的上海，只不過是長江邊一塊死氣沉沉的鄉土之地。然而，到了20世紀20年代，上海逐漸變成了遠東地區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變成了一個世界文化、商業和政治的中心。

1949年，上海再度被理想化、神聖化。這一次它受到翻天覆地的震撼，變成了一個堅忍不拔的、「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孤獨的無產階級堡壘，成為中國那場極具挑戰性和充滿自豪感的革命的一部分——這場革命遏止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勢頭。在振奮人心的共產主義理想鼓舞下，毛澤東所憧憬的上海並非是一座繁華的都市，而是一個工人階級的戰鬥堡壘。

然後，1978年，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國再次發生了劇變。上海開始放棄其革命性的個性，對外開放了。

一位副官正為蔣介石「總裁」護持大衣。蔣剛剛結束了與傅作義將軍就「保衛」北平的計畫所進行的會談。（1948年10月，北平）

淒風苦雨中，一隊騎兵正沿著市鎮的大街向南撤退。（1948年11月，蚌埠）

從「滿洲」撤退下來的士兵在黃浦路邊的理發攤子上理髮。（1948年10月，上海）

在每一個歷史轉折階段，上海的個性總會發生徹底的、脫胎換骨的變化。《生活》雜誌的攝影師傑克·伯恩斯站在其中一個轉折的制高點，抓住了其特性。當時的上海正從一塊半殖民地貿易、文化和陰謀的「牛排」，蛻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榜樣。

本書所收集的豐富多彩的圖片，為上海歷史中那充滿戲劇性的時刻、為美國新聞學中一個與眾不同的時代、為這位出色的攝影家都樹立了一座豐碑。但它們同時也為中國在20世紀那極其鮮明的變化樹立了紀念碑。

等待轉移命令的士兵們在烤火取暖。（1948年11月，浦口）

乘坐敞篷車的士兵們在等待著再次調遣。月台上成排堆放著一袋袋糧食。（1948年11月，浦口）

一隊國民黨士兵正沿著鐵路向上海開拔。（1948年11月，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