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爾斯· 胡斯特，七個月，美國邁阿密
 

 
姐妹一家正一起在邁阿密的家中小睡
 

 
處於子宮內的羔羊的大腦發育過程近似人腦，於是德國弗裡德裡希· 席勒大學的研究者馬塔利亞斯· 施瓦布把綿羊當作瞭解胎兒期睡眠的窗口。他把電極插入一隻羊胎的大腦，再將之放回子宮內監測。其研究結果顯示胎兒的睡眠以深沉熟睡為主，並非以往觀點所認 為的REM睡眠。

　　出世以來，我們把人生的三分之一都花在了睡眠上——當代專家們研究了幾十年，也沒能說清這是為什麼。

　　謝裡爾· 丁格斯是聖路易斯的一名29 歲的陸軍士官，工作是訓練士兵徒手格鬥。她擅長巴西柔術，自述是陸軍中少數幾位獲得第二級格鬥資格的女性之一。「第二級」包含許多以一敵二的訓練，旨在培養隻身脫險的素質。

　　丁格斯在以後的歲月裡可能面臨一場更加凶險的搏鬥。她的家人攜帶著「致死性家族失眠症」的基因。這種遺傳疾病常被簡稱為FFI，主要症狀就是無法入睡。患者首先失去打盹的能力，接著便無法睡足整夜，直到完全睡不著。FFI通常在患者五十多歲的時候發作，一般持續一年，接著就像它的名字表明的那樣，總是以死亡收場。

　　丁格斯拒絕去檢查自己是否帶有這個基因。「只怕如果知道自己確實有問題，就不會在生活中那麼努力了，我會容許自己放棄。」

　　致死性家族失眠症是種可怕的疾病，更糟的是我們對它的發病原理知道得太少了。科學家經過多年研究得知，FFI病人體內有種感染性的畸形蛋白質會攻擊大腦深處的丘腦，而受損的丘腦會阻礙睡眠。但他們不知道這情況為什麼會發生，如何抑止，或者如何緩解其殘酷的症狀。在FFI成為研究熱點之前，大多數醫學專家甚至不知道丘腦跟睡眠有關。FFI是罕見的，全世界已知患病的不過40個家族，但它有一個方面跟時下折磨著千百萬人的普通失眠症非常相像：它是個謎團。

　　如果我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睡不著覺，那部分是因為我們首先就不知道自己幹嘛要睡覺。我們只知道，不睡就會犯困。還有就是，不論怎麼努力抗拒，睡神最終總會征服我們。我們知道，向睡神投降7到9個小時之後，大多數人都會覺得可以起床了，並且在接下來的15到17個小時後會再度感到睏倦。我們50年前就懂得，自己睡覺時是深度睡眠和所謂的「快速眼動」(REM)睡眠交替進行的，後者的大腦狀態就像清醒時一樣活躍，但肢體中聽從意識指揮的肌肉卻處於麻痺狀態。我們知道所有的哺乳動物和鳥類都要睡覺。海豚睡著時有一半大腦是清醒的，仍能查知水下狀況。野鴨排成一隊睡覺時，靠外的兩隻也能保持半邊大腦警覺，而且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戒備著天敵。魚類、爬行動物和昆蟲都各有其靜止休息的狀態。

　　這些休息是有代價的。動物要一動不動地蟄伏好一陣子，其間很容易變成捕食者的盤中餐。冒這等風險到底能換來什麼好處呢？著名睡眠研究者艾倫· 雷希特沙芬曾說：「睡眠若不具有某種絕對重要的功能，就是生物進化史中最大的錯誤。」

　　時下主流理論認為睡眠是為了滿足大腦需要。這種說法部分是源於常識——好好睡上一夜，誰都會覺得腦筋清明吧？但難點在於用真實數據來驗證這個猜想。睡眠是怎樣輔助大腦的？答案會因睡眠的種類而有所區分。最近，哈佛大學以羅伯特· 斯蒂克戈爾德為首的研究人員用多種能力測驗來考查本科學生，然後讓他們打個盹，再重新測試，結果發現那些經過REM睡眠的學生接下來做模式辨別測驗(比如語法題)的成績會提高，而經過深度睡眠的學生記憶力會增強。另一些研究者發現，睡眠中的大腦表現出一種神經元激發模式，似乎與受試者近期清醒時的模式吻合，就好像大腦在入睡後便著手把白天瞭解到的事物納入長期記憶。

　　此類研究說明記憶強化也許是睡眠的功能之一。威斯康辛大學的睡眠研究者朱利奧· 托諾尼幾年前發表了一項有趣的逆向證明：睡眠中的大腦似乎會清除冗余或不必要的神經鍵。如此說來，睡眠的目的也許在於：讓我們忘掉不重要的，從而記住重要的。

　　睡眠也可能具有生理上的功能，患上致死性家族失眠症的病人歷來短命，正可以說明這一點。科學家迫切想查清他們的確切死因，但仍未有答案。他們當真名副其實地「困死了」嗎？如果不是，那麼失眠又在何種程度上促成了致死病情呢？已有研究者用老鼠做實驗，發現睡眠的剝奪會阻礙創傷癒合，還有人證實睡眠有助於提高免疫力，抑制感染。但這些並非決定性的研究成果。

　　探究睡眠之因最著名的一次嘗試是在1980年代，雷希特沙芬在芝加哥大學的實驗室裡把老鼠置於一塊翻板之上，下面放著水槽，以此迫使老鼠保持清醒。如果老鼠睡著，就會被翻板掀到水裡去，立刻醒過來。這種嚴格的睡眠剝奪持續大約兩星期後，所有的老鼠都死了。但當雷希特沙芬為它們做屍檢時，卻沒發現任何重大異常。臟器並未受損，它們似乎只是力竭而死——因為不能睡覺。在2002年又有一場後續實驗，用了更精密的儀器，還是沒能在老鼠身上找到「一種明確的致死因素」。

　　我到斯坦福大學走訪了威廉· 德門特，他退休前是睡眠研究方面的主任，也是REM睡眠的發現者之一，並協助創建了斯坦福睡眠醫療中心。我問，他搞了50年的研究之後，能對人要睡覺的原因作何解答？「以我所知，」他答道，「我們之所以需要睡覺，唯一非常非常確定的原因就是，我們會犯困。」

　　因為犯困，所以需要睡覺，不幸的是，我們需要睡覺的時候未必總會犯困的。失眠症在發達國家已成了流行病。有5000萬到7500萬美國人——約佔五分之一人口——抱怨夜裡睡不好。2008年美國開出的安眠藥處方達5600萬張，這個數據在此前的四年內增長了54% ；各家睡眠治療中心的總收入到2011年預計將接近45億美元。然而致力於瞭解失眠根源的研究卻相對少得可憐。大多數醫學院學生在處理睡眠失常方面所受的培訓不過四個小時，有的學生根本全無涉獵。家庭醫生們派發的健康問卷甚至往往不問及睡眠。

　　失眠得不到足夠的治療，已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及經濟損失。據美國的獨立科學顧問機構「醫學研究會」估計，在所有嚴重機動車事故中，近五分之一與司機的睏倦駕駛有關。這意味著，欠缺睡眠直接造成的人身傷害就讓美國人花掉了數百億美元醫藥費。生產力方面的損失就更大了。此外還有種種無形的損失：受傷乃至破裂的戀情，睏倦者無力申請的工作，人生種種樂趣的喪失。

　　若換作是一種不那麼神秘、不那麼牽涉隱私的身體機能發生病變，並為害如此之廣的話，政府也許早就對它宣戰了。然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每年撥給睡眠研究的資金僅約2.3億美元——生產大眾安眠藥Lunesta和Ambien的兩家公司在2008年做一季電視廣告，差不多就要花掉這麼多錢。軍方也在投資研究睡眠，但它的主要任務是讓士兵始終保持清醒的臨戰狀態，而不是保障他們整夜睡得香甜。結果，抗擊失眠症的事業主要是由製藥公司和商業性睡眠治療中心承擔的。

　　「睡眠就好像醫學領域裡的小丑，」馬薩諸塞州布萊姆婦女醫院睡眠健康中心的醫療主任約翰· 溫克爾曼說，「它根本得不到尊重。」去年某一天的午後，我走訪了斯坦福大學的睡眠醫療中心。這個診所創建於1970年，是美國第一家專治失眠症的機構，至今仍在該領域中舉足輕重。該中心每年接診的病人超過萬名，針對夜間睡眠的研究有3000項以上。18間病房看起來頗舒適，床鋪柔軟，監控設備隱藏在傢俱中。

　　睡眠醫療中心的主要診斷手段是「多導睡眠圖」，而該方法的主要技術元素是腦電圖(EEG)，即捕捉失眠患者大腦輸出的電信號並製成圖像。人入睡的時候，大腦運作減慢，其電波圖形從短而突兀的波動變得較長而圓滑，正如海浪離岸越遠就變得越平緩。腦內的這些柔和波動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新的REM睡眠期打斷，進入突然而激烈的精神活動。出於不為人知的原因，我們做的夢幾乎全是在REM狀態下產生的。

　　腦電圖記錄下這種斷斷續續的夢鄉之旅，而負責製作多導睡眠圖的技術人員還要同時測量患者的體溫、肌肉活動、眼動、心率和呼吸等。然後他們檢查數據結果，尋找患者異常睡眠或頻繁醒覺的跡象。比如，若一個人患有發作性睡眠症，就會從清醒狀態直接墮入REM睡眠，毫無中間階段。致死性家族失眠症的患者則始終無法通過睡眠的最初幾個階段，伴有體溫的急升急降。

　　致死性家族失眠症和發作性睡眠症不用腦電圖等檢測儀器是查不出來的。但睡眠醫療中心的主任克里特· 庫希達告訴我，他對於大多數人的睡眠問題都能在初次見面時一眼看出來：有的人眼皮直打架；有的人叫苦說自己精疲力竭，卻又不會真的倒頭睡過去。前者往往患有睡眠呼吸暫停，而後者的問題才是庫希達所說的「真正的失眠症」。

　　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就是說患者一旦入睡後肌肉放鬆，會使得喉嚨和食道的軟組織閉合，關掉了呼吸通道。當大腦發覺它得不到氧氣的時候，就向身體發送緊急信號使之醒覺。患者醒過來，吸一口氣，大腦得到補養，睡意又爬了上來。此類患者睡上一夜，其實等於是打了一百個小盹。睡眠呼吸暫停是診所生意的大頭，布萊姆婦女醫院的約翰· 溫克爾曼說，到他的睡眠治療中心做檢查的人當中，有三分之二都查出是這個毛病。

　　睡眠呼吸暫停是一個嚴重問題，可令心肌梗塞和中風的發作機率升高。但它只算是間接性的睡眠疾病。真正的失眠症患者是那些被診斷出有所謂「心理生理性失眠」 的人，他們或者無法入睡，或者無法保持沉睡狀態，卻找不到明確原因。他們睡後醒來，卻沒有得到休息的感覺。他們一躺下腦子裡就思緒紛飛。溫克爾曼說，這個群體佔到在失眠診所看病者的大約25%。美國醫學研究會估計全美有3000萬人患有此症。

　　呼吸暫停可以用一種裝置來治療，把空氣強行灌入患者喉嚨來保持呼吸道暢通，但經典失眠症的治療可沒有這麼利落。針灸也許管用——它在亞洲醫學中久已擔當此任，匹茲堡大學的睡眠中心也正在研究它。

　　一般說來，心理生理性失眠的治療分為兩步。首先嗑安眠藥，大多數此類藥品的機理是促進神經遞質GABA的活動，從而調控人體的緊張度與警覺性。現在的安眠藥比早先要安全些，但還是能導致心理上癮。許多用藥者抱怨以藥片促發的睡眠似乎感覺古怪，醒來還有後遺症。「安眠藥不是一種自然的睡眠途徑，」哈佛大學 「工作時段、健康與安全組織」的主席查爾斯· 蔡斯勒如此認為。藥片還會使將來的失眠症惡化，即所謂反彈性失眠的不良效應。

　　為真正的失眠患者治療的第二步通常是認知行為療法(CBT)，由一名專業心理醫師來引導患者認識到失眠問題是可控制、甚至可解決的——這是認知方面的糾正 ——並且行使良好的「睡眠衛生」。後者主要落實在一些前人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在黑暗的屋子裡睡覺，只在有睡意的時候上床，睡前不要鍛煉等等。研究表明 CBT在治療長期失眠方面比安眠藥更有效，但許多患者不相信。「我接觸到的一些人的內心仍在掙扎，」 溫克爾曼說，「他們對自己的睡眠可不怎麼滿意。」

　　溫克爾曼認為認知行為療法對於有些類型的失眠患者會格外有效。失眠症的情形有很多種。在極為罕見的致死性家族失眠症與極常見的呼吸暫停症之間，有將近90 種界定明確的睡眠病症，還有一大堆難以編目的失眠肇因。有的患者有不寧腿綜合症(RLS)，因肢體的強烈不適感而無法入睡；還有人患上週期性肢動症(PLMD)，睡著時不由自主地蹬腿。發作性睡眠症患者往往既不能平穩入睡，又難以保持清醒。此外又有因為鬱悶睡不著覺的人，和因為睡不著覺鬱悶的人。另一些人因患上癡呆或阿茨海默氏疾病而產生睡眠障礙。女性的失眠有的是在月經期間(女性患失眠症的機率是男性的兩倍)，還有許多是在更年期。老人總的來說比年輕人睡的少。有些人失眠是因為正在服用的藥物會導致興奮，另一些人因發愁工作或不久後失業而輾轉反側，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說自己曾在最近的經濟危機中睡不著覺。所有這些夜不能寐者當中，由身體內部原因——比如某種神經遞質過多或過少——導致的失眠症患者，可能是最難用常規療法治癒的人。

　　然而對於上述的大多數病症來說，認知行為療法都擁有將之治癒的潛力。這可能是因為，失眠症一度在很長時期內主要是心理醫師的領域。對他們來說，導致失眠的因素一般都在其治療能力範圍之內，通常不外乎焦慮或抑鬱。因此，認知行為療法要求患者思考自己做錯了什麼，而不是身體哪裡出了問題。溫克爾曼希望業內同行能更多地把睡眠的兩個方面——生理和心理——結合起來考慮。「睡眠是極其複雜的過程，」他說，「誰敢說神經連線不會也出了問題呢？」

　　如果睡不著覺，那可能是因為我們已經忘了該怎樣睡覺。在進入現代文明以前，人們的睡眠與今不同，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冬天的休息時間很長，我們的祖先大概把睡眠分成了幾大塊進行。發展中國家的人仍常常這樣睡覺。他們扎堆躺下來睡，夜裡時不時爬起來。有些人露天而睡，既涼爽又能更直接地讓日光設定生命節律。2002 年，埃默裡大學的卡羅爾· 沃思曼和梅利莎· 梅爾比公佈了一項對不同文化中人類睡眠的比較研究。他們發現，在一些采獵族群如非洲的布須曼人當中，「睡與醒的分界是很機動的」。沒有固定的上床時間，也沒有人會催促別人睡覺去。睡著的人若被談話聲或奏樂聲攪了清夢，就爬起來，感興趣的話就湊過去，也許不一會兒就又睡倒了。

　　如今在發達國家沒有人這樣睡覺，就算有也不是出於自己的意願。我們差不多定點上床，獨睡或與配偶共枕，躺在鋪了床單毯子的柔軟床墊上。我們比一個世紀以前的人每天平均少睡一個半小時。現在的失眠流行病很可能部分源於我們拒絕關注自己的生理規律。十幾歲少年的自然睡眠節律要求早上晚起，可是有什麼法子——高中8點鐘就要上課。上夜班的職工在上午補覺，違逆著體內古老的作息節律(天光大亮，該醒來出去打獵摘果子啦)，可他們哪有選擇呢？

　　我們對睡眠的自然作用力的抵抗使自身受到傷害。2009年2月，一架從紐華克飛往布法羅的客機在途中墜毀，機上49人全部遇難並致使一名地面人員殞命。飛機的副駕駛在事故前一晝夜只偷空打了幾個盹，正駕駛的狀況可能也一樣，令美國交通安全委員會斷定他們的操作能力「可能因疲勞而削弱」。這種新聞令哈佛大學的查爾斯· 蔡斯勒非常惱火。他指出，連續24小時不睡覺，或連續一星期每天只睡五小時，相當於血液中的酒精濃度達到0.1%。然而現代職場倫理卻對這種工作精神大肆讚揚。「這等於是說『這人真是個好員工，成天醉醺醺的』！」蔡斯勒在2006年《哈佛商業評論》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從2004年起，蔡斯勒根據他的團隊對2700位頭一年參加工作的住院醫生的調查，在醫學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報告。這些年輕男女每週兩次輪值長達30小時的班。蔡斯勒的研究結果表明，這種睡眠欠缺對公眾健康造成了相當大的危險。他2009年春曾告訴我：「我們瞭解到，第一年參加工作的住院醫生中有五分之一承認曾因疲勞出現失誤，導致病人受傷；有二十分之一的人承認曾因這類失誤致使病人死亡。」蔡斯勒把這些信息公之於眾的時候，本以為醫院會感謝他，誰知卻遭到許多戒備和牴觸。他覺得這種狀況很難改觀，除非大老闆們開始嚴肅對待失眠與睏倦的害處。「我深信將來有一天，人們回想起現在的加班制度，會把它當做一種野蠻人的行為。」

　　現在來看看午休。傳統午休的時間與人體生物鐘午飯後的一個自然低谷相合，並有研究表明日間打盹的人一般生產力更高，甚至可能享有較低的心臟病致死率。在西方最初以午睡聞名的是西班牙人，不幸的是他們如今工作的地方都離家遠了，再不能回家打盹。於是有些人利用午後的休息時間去跟朋友同事聚餐。午飯吃上兩個小時，晚上就得到七八點才能完成工作，但西班牙的上班族就算到這時候也不見得回家。他們要出去喝酒或者下館子吃飯。(如果你午夜去一家西班牙舞廳玩，說不定只能獨自跳跳，因為當地人還沒看完黃金檔電視劇呢。)

　　西班牙人最近開始嚴肅對待缺乏睡眠的問題了。警察會盤問嚴重車禍中的司機前一天晚上睡了多久，政府發出強制規定縮短職工的工作時間，以便他們早點回家。

　　促使西班牙人採取行動對付睏倦的首要原因，並非以往居於西歐最高位的事故發生率，而是停滯不前的生產力。西班牙人與其大多數歐洲鄰居比起來，花在工作上的時間更多而產能落後。「打卡上班是一回事，把工作完成是另一回事。」伊格納西奧· 布克拉斯-巴赫說，他是一位68歲的商人，率先倡導讓國人早些上床睡覺，上面的話是他最近在馬德里一家報紙上勸導大眾的。

　　「每過一陣子人就必須閉上眼睛休息，」布克拉斯告訴我，「我們不是機器。」

　　2006年，布克拉斯組建的一個改善睡眠委員會被納入政府。兩年後我有機會參加他們在西班牙眾議院側廳舉行的一場會議，來自各行各業的顯要人物都發言證實睏倦的危害性。他們提到了疲憊工人造成的事故，在長時間工作和家務雙重壓力下筋疲力盡的西班牙婦女，還有被剝奪了睡夠10到12小時的權利的孩子們。有人懇請委員們盡快聯繫電視台，看是否能把黃金檔節目挪到早一些播出。

　　布克拉斯主持著會議，同時請各位發言者盡可能講得簡明扼要。但是會議廳裡燈光柔和，溫暖宜人，聽眾裡有幾個人的腦袋開始向胸前耷拉了，又冷不丁一震而挺直，抵住了睡意。再過一陣，他們的眼簾更徹底地合上了，手裡的議程單放低到大腿，開始以個人名義償還國家欠下的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