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廣怎麼知道，後世在書寫他的歷史時，幾乎沒有提及這些治績。有的史書甚至故意把大業五年的統計數字提前到大業二年，意即說明這些數字乃楊堅所創造，與他無關。

歷代史家幾乎把所有的筆墨都用來描寫他在位期間的一些「花邊新聞」：

他們說，皇帝喜歡排場，愛好新奇，他命令用羽毛給自己三萬六千人的儀仗隊裝飾帽子。為了滿足皇帝的要求，人們拔光了全國幾乎所有鳥類的羽毛。烏程縣有一棵巨樹，高達百尺，頂有鶴巢。人們為了取老鶴的羽毛，要伐倒這棵巨樹。老鶴恐怕樹倒子死，乃自拔羽毛投於地。

他們熱衷於渲染楊廣舉行的遊樂活動的奢侈壯觀。說什麼隋煬帝召集天下雜技演員「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側。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衢，黿鼉、龜鱉、水人、蟲魚，遍覆於地。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

他們一再強調隋煬帝給天下人民帶來的痛苦：「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城皋，北至河陽，相望於道。……」（《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

相對於生命的短暫，中國人更重視的是聲名的久遠。以何種姿態進入歷史是每個大人物最為關心的事。從這個角度看，這個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也許不是帝王，而是史官。史官們坐在書房裡，稍稍偏偏筆頭，就可以化腐朽為神奇，或者化神奇為腐朽。所以，唐代宰相韋安石說：「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新唐書·列傳第四十》）

史家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權力，是因為中國史學的主要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懲惡揚善」，「以史為鑒」，「使亂臣賊子懼」。目的決定手段，為了有效地「揚善」和「懲惡」，讓人「感動」或者「恐懼」，就必須採用「典型寫作」的方法，使善惡對比分明、忠奸一目瞭然，便使人知道愛什麼，恨什麼，學習什麼、批判什麼。「典型寫作」的秘訣非常簡單，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利用信息不對稱的優勢，向讀者提供單方面的信息，令讀者「偏聽則暗」，誤以為歷史人物或者是毫無缺點的高大全式人物，或者是從頭壞到底的十惡不赦之徒。這些技巧在隋煬帝神話的寫作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沒有哪個民族比中國人更重視歷史，從有文字開始，中國歷代都設有史官，中國史書的浩繁，為世界所僅見。然而，也從來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這樣在歷史中肆無忌憚地造假：與其說中國古代歷史是一個記錄的過程，不如說主要是一個抽毀、遺漏、修改、塗飾和虛構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