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皖南事變」中三個重量級叛徒的人生結局
皖南事變中,新四軍九千將士,其中兩千餘人突出重圍,兩千餘人戰死,一千餘人失散、失蹤,四千餘人被俘。被俘的將士分別被關押在江西上饒集中營、江西鉛山等地。在被俘的人員中有極少數人由於對中共失去信心,被俘後叛變、變節。而趙凌波、趙希仲、劉厚總這三個團級幹部的叛變,則給新四軍造成極大的破壞。最終,這三個叛徒也得到應有的下場。
被新四軍槍斃的趙凌波
趙凌波,四川瀘縣人,1908年生。早年參加川軍,與紅軍作戰時被俘參加紅軍,後加入中共。1932年後,任紅二十五軍經理處政委、第223團政委,中共鄂豫陝省委委員,參加鄂豫皖、鄂豫陝邊區的反「圍剿」和紅二十五軍長征。
到達陝北後,任紅十五軍團第75師政委,參加了勞山、直羅鎮、東征、西征戰役。抗日戰爭開始後,先任八路軍第115師344旅687團副團長,後根據中共大本營安排,趙凌波到新四軍,被派往新四軍任第3支隊參謀長。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成立後,趙任新四軍司令部參謀處處長。
1941年1月,新四軍軍部北撤時,趙凌波任第一縱隊副司令員,在皖南事變中被俘叛變。綏靖指揮部成立後,趙凌波當上反共副專員,緊跟該部在繁昌我遊擊隊活動的邊緣地區,專門從事策劃清剿活動。中共諜報人員偵悉後,即報告新四軍七師師部,曾希聖政委、傅秋濤代師長很重視這一情況,一面用電報報告軍部;一面派偵察參謀李務本率偵察員,化裝成便衣,設法活捉趙凌波。
1942年5月,趙凌波化裝後,潛入安徽繁昌湖陽沖的新四軍地方武裝駐地,冒充是皖南事變中被俘,才從國民黨牢獄裡逃出來尋找部隊的,企圖偵察中共方面情況,但被五十七團二連指導員董南才認出來,並即被武裝護送到安徽無為縣東鄉白州五十七團團部,這樣,他就難以脫身。
傅師長看了梁金華團長的電報後,即令當時在五十七團團部的李務本帶偵察班,名為「護送」(為麻痺趙凌波,沒有捆綁),實乃押送他去無為縣北鄉大俞家崗七師師部。並擬在適當時機,派得力精幹武裝,押解他去蘇北軍部審判。
不料,拂曉,押解到石澗埠附近路旁休息時,趙凌波突然向國軍黃洛河據點奔逃。李務本發現後,立即帶偵察班追捕。趙一面逃,一面大聲叫:「李務本,我和你今日無仇,往日無怨,何必這樣逼我,你就放我一條生路吧!」李回答說:「趙凌波,不要跑,跑就打死你。」趙聽後反抗拘捕,當場被開槍打死了。事後,李務本報告了師部。師裡派人去實地驗屍後,報告了軍部。
投黃河自盡的趙希仲
趙希仲,1903年出生於陝西長安縣。1926年考入黃埔軍校四期學習時加入國民黨。同年10月期滿畢業後,分配到國民革命軍北伐軍總司令部軍需處任見習官。1927年1月調到湖北武漢農民運動講習所,任第二區隊區隊長。同年5月參加中共。6月,調回陝西,到臨潼縣陝軍甄壽山部,任教導營學生隊區隊長。該部有中共秘密的軍旅支部,趙希仲是主要成員之一,從事地下兵運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1928年春調到陝西蘭田西區委,後轉達到共青團長安縣委。
1929年秋因中共叛徒出賣而被捕,關押在宋哲元部軍法處看守所,趙希仲在審訊中,經不起利誘威脅而叛黨,旋即被釋放。1931年由毛太谷介紹到楊虎城部警備第一 旅重機槍連任上尉連長,1935年與紅二十五軍作戰時被紅軍俘虜轉達而參加這個部隊,任軍部教導軍事教員。
1936年隨軍到達陝北後,調瓦窯堡軍政干校任軍事主任教員,同年7月9日由軍事教官胡道傳介紹,第二次參加中共,屬於「二進宮」。不久,任紅軍大學步兵學習校軍事教員,1937年春升任主任軍事教員。1938年冬調皖南新四軍軍部工作,任教導總隊訓練部長、副總隊長,新四軍軍部北移時任第一縱隊參謀長。
1941年1月7日「皖南事變」發生。趙希仲隨隊突圍中被國軍108師俘虜。國軍發現他是新四軍重要幹部,除急電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報功外,同時派出重兵將他押送到上官雲相司令部。趙自以為已經沒有前途,即叛變中共,供出新四軍在皖南的人數、武器裝備、軍事行動及新四軍許多領導人的姓名、籍貫年齡、學歷和特徵等大量情況,因而受到優待,成了第三戰區的座上客。
1941年春,趙希仲與趙凌波一起,由國軍用汽車「護送」到江西上饒縣上饒集中營七峰巖監獄。同年6月,趙希仲與趙凌波一道自動聲明脫離中共。聲明稱「深自反悔,今已徹底覺悟」,「正式退出該黨,與該黨脫離一切關係,今後決心信仰三民主義,願在中國國民黨暨總裁領導下,努力抗戰建國,誓死不渝。」同時,趙希仲與趙凌波辦了書面的自新手續。嗣經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司司令部電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准予自新」。
趙希仲叛變後,上饒集中營特務首腦張超,即委任他為集中營中校軍事教官。主要從事對被俘人員的感化工作。
1942年4月,上饒集中營的「軍官大隊」、「特別訓練班」奉命撤並,對外公開名稱改為「戰時青年訓導東南分團」。5月,日軍進攻浙贛線,逼向上饒。東南分團於6 月5日從駐地周田村出發,往閩北轉移。全體被囚人士,在荷槍實彈的憲兵押解下,冒著酷暑烈日,艱難地行進著。當在石塘鎮宿營的6月7日深夜,趙乘教官組其他政治、軍事教官們熟睡中,偷開宿營地後門逃出來。
趙希仲逃離「東南分團」後,開始到處流浪,當流浪到浙江金華時,因言語不同,形跡可疑,又無良民證,引起日本幾個的注意而被逮捕,交日本通訊隊服苦役,後轉送日軍義烏工作班搞雜務,並幫助記伙食賬和幫辦文書,半年後獲釋。
1943年2月,流落到義烏做小生意。同年6月,別人介紹他到杭州河坊街三友餅乾店做搖面機工人,不久又被日本人抓去,並押在警備部,以「嚴重危害社會治安」被判處死刑,因證據不足沒有批准執行,一直關押到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的1946年初,以政治犯被釋放出來,輾轉回到長安縣老家。到老家後,國民黨「中統」幾個把他看作是共產黨「匪犯」,打算逮捕他。趙聞風後逃到甘岷縣,慘淡以營小本買賣過日,直到當地中共解放返回老家。
1950年,趙希仲隱瞞叛黨、叛變歷史,由中共西安市委書記趙伯平介紹再次參加革命,由中共西北分局統戰部送到陝西高陵縣西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1951 年調到甘肅蘭州西北新華公司任副經理。新華公司改為農具製造廠後,改任秘書科秘書。經過1956年內部肅反運動,趙希仲的叛黨、叛變問題初步有所暴露,中共組織上撤銷他的秘書職務,就地監督勞動,做些工具清點收發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間,趙希仲惶惶不可終日,在1968年8月的一天深夜,投黃河自殺身亡,結束了一生。
被中共新政權處決的劉厚總
劉厚總,湖南耒陽人,殺害項英的兇手。1926年在家鄉參加農民運動,並擔任鄉赤衛隊隊長。1934年,劉厚總任湘南赤色遊擊隊第三大隊政治委員。在南方三年遊擊戰爭中,劉厚總表現得相當勇敢的,但對中共黨組織派政治委員來遊擊隊加強領導不滿。1938年4月,劉厚總隨湘南紅軍遊擊隊下山編入新四軍。
劉厚總起初任新四軍軍部特務營副營長,因嚴重違反紀律,1938年9月被送到延安入中央黨校學習。劉對既緊張又艱苦的學習生活很不適應,一再要求回南方工作。1939年春,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他離開延安,回到耒陽,想重新拉起遊擊隊上山,因遇困難,不得已返回皖南新四軍軍部,被分配到軍部副官處第三科任副官,分工管理木工班和飼養班,新四軍軍部北移時,劉厚總隨軍部轉移。
項英是在皖南事變突圍途中與劉偶然相遇,時間是1941年1月16日傍晚,地點在涇縣的大康王(村)附近。項的警衛員李德和、鄭德勝在回憶錄中說,當時項並不認識劉,聽說他是副官處的,才說:「好吧!那就跟我們一塊走吧!
1941年3月12日,項英一行近兩個月的轉移和隱蔽,到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較小,只能住下四人,就住項英及劉厚總、新四軍副參謀長周子昆及他的警衛員黃誠。項英的警衛員李德和、鄭德勝、夏冬青等則住在半山腰的草棚裡。3月13日凌晨,劉厚總槍殺項英和周子昆,又對黃誠打了三槍,取走他們的武器和隨身攜帶的黃金、銀元、金錶、鋼筆,下山向國民黨投降去了。
劉厚總下山後,先到太平縣的隔河裡找到保長。這個保長搜走他帶去的武器和財物,但不相信他殺了項英、周子昆。劉轉身又跑到涇縣的茂林鎮,找到國民黨軍政部第十一衛生大隊的擔架連。但連長王惠九也不相信他。劉又跑到旌德縣的玉屏鄉,改名李正華,冒充第三戰區的特務密查員,要求鄉公所送他到第三戰區司令部。玉屏鄉公所將他押解到旌德縣政府。
縣長李協昆在一再審問後,於4月28日派特種工作行動隊隊長陳思新等人由劉帶路,到蜜蜂洞去查看。因為項英、周子昆的遺體和負傷的黃誠早已被轉移,只看到洞裡留有洋燭、棋子、梳子。此時,中共涇旌太中心縣委書記洪林聽村民說劉來了,想在蜜蜂洞附近擊斃這個叛徒。劉發現有人伏擊,倉皇逃跑,又到太平縣城,投奔國民黨縣黨部。太平縣黨部將他押送到在休寧縣屯溪鎮(今黃山市)的國民黨安徽省黨部皖南辦事處,接著又移送皖南行政公署,繼續審問。
1943年冬,皖南行政公署將劉厚總押送重慶。他被關入軍統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關又是5年。直到1948年,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才將他釋放,給一筆錢,讓他回原籍。但劉最終未敢回原籍。劉先到江西省九江市一個鹽鋪當夥計。1949年5月,中共已向江南一帶進軍,九江處於解放前線,非安身之地。於是,劉就去江西新余縣的一個湖南老鄉開的興記鹽鋪當管賬先生。
1952年7月28日,剛從中共部隊下來的新余縣公安局副局長黃宜蕃,大清早起來就急忙召集十幾名公安人員開會,宣佈對住在城西興記鹽鋪的賬房先生立即逮捕。原來,新余縣公安局開展全城戶口核對工作時,黃到城西興記鹽鋪核查,驀然發現管賬先生好面熟,經反覆盤問,發現賬房先生並不是本地人,且回答問話前後矛盾,這引起黃的高度警惕。黃覺得此人像自己當年在新四軍裡給周子昆副參謀長當警衛員時,常常見面的項英副軍長的副官劉厚總。
陳毅聞悉當年殺害項英、周子昆的兇手落網後,當天給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打電話,指示公安政法部門盡快結案,處決這個罪大惡極的叛徒。同一天,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譚震林也給江西省委拍發了及早嚴懲叛徒的電報。1952年8月初,劉厚總在江西南昌被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