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味甘，大熱，有毒。偏能駐顏，采則流潤，善療饑，解困厄之患立驗。

　　貪者服之，以均平為良；如不均平，則冷熱相激，令人霍亂。

　　其藥采無時，采之非理則傷神。

　　此既流行，能召神靈，通鬼氣。

　　若服之非理，則弱志傷神。切須忌之。

　　——〔唐〕張說《錢本草》

　　俗話說「無商不奸」。此言一語道破商人唯利是圖的嘴臉。然而，此言畢竟也說得太滿了，沒有留下絲毫餘地，倒讓人覺得對商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人分三六九等，商人豈能一言以蔽之？

　　古代商人地位是低下的，這是因為那時是農業社會，而且有些商人確實唯利是圖，然而，另一方面，這也促使有些商人立誓以誠信的面目出現。

　　如此兩個極端放在一起來看，就別有風味了——

　　秤與定盤星

　　西周建國時期的召公，傳說活了一百多歲，西周銘文中有這樣的記載：「如召公壽，如參壽」。這裡的「參」是星的名字，二十八星宿之一，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壽星。關於壽星確切的文獻記載，最早見於西漢的《爾雅》，接下來東漢的《漢書·律歷志》中也有記載。至於福星與祿星，則很少有文獻單獨解釋。民間總是習慣把福星、祿星、壽星並稱為三星，亦稱三大吉星。

　　這三大星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不到萬不得已，沒有誰肯輕易拿它們說事兒。

　　或許是商人們為了表明自己公平買賣的決心，三大吉星被當成了賭注。這還要從中國的老秤說起——

　　「半斤八兩」一詞兒中的半斤與八兩並非遞進關係，而是等同置換關係。這表明我國早期的度量衡中，是以十六兩為一斤的。現在偶爾可以在舊貨市場看到中國的老秤，秤桿上便有十六個刻度，每個刻度代表一兩，每一兩都用一顆星來表示。

　　這十六顆星都是有來頭的——秤桿上的七顆星是代表北斗星，六顆星代表南斗星，除這十三顆星外還余三顆星，分別代表福、祿、壽三星。如果商人給顧客稱量貨物少給一兩，則缺「福」；少給二兩，則表示既缺「福」還缺「祿」；少給三兩，則「福」「祿」「壽」俱缺。

　　這可以稱得上是了不起的毒誓了。

　　在桿秤提繩和福星之間有顆大星，當秤砣掛在這一位置，秤盤又無任何東西時，提起提繩，則兩邊重量相等，秤桿平衡。這顆大星則叫「定盤星」。「定盤星」則被賦予了公平、公正、公開之意。

　　我國歷史上，最早談到秤的人是諸葛亮，他說：「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他做的不是市井小買賣，而是治國安邦的大生意。

　　重信義的商人

　　古代許多商人對於信譽二字看得很重。這和中國傳統的教育有關，在儒家思想為主流的封建社會中，不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企業，想要長久立足，信譽是最重要的。

　　《摭青雜記》有過一段動人的記述：宋代東京樊樓旁邊，有一家小茶坊，鋪面瀟灑，器皿雅潔，買賣十分興隆。北宋熙寧元豐年間（公元1068～1085年），一位姓李的士人與朋友在此店飲茶，匆促之間，將一個裝有幾十兩黃金的錢袋遺落在桌子上走了。數年之後，李某再次來到這個茶館，與同行的朋友提起這樁往事。店主聽見，立即插話說：「官人所說的這個錢袋，被小可拾得。如果你說的數額相符，便可領去。」李某極為吃驚，興奮地說：「店家果真拾得，我當奉送一半。」店主笑而不答。

　　茶坊中有個小閣樓，店主扶梯而上。只見樓上收藏了大量顧客遺失之物，有雨傘、木屐、衣服、器皿之類，每一件都用紙條標明：某年某月某日，某種形狀的人遺失。店主在樓角尋得一個小包袱，仍原封未動，取下樓來詢問李某。李某報了包中黃金的塊數和重量。當面打開檢點，所言相符，店主立即全數交還失主。李某取出一半要送給這位至誠君子。店主卻推辭說：「小可如果重利輕義，早就全部藏進自己腰包裡了。」於是，李某感激萬分，在座的顧客們也都以手加額，大為稱頌。

　　名聞海內的晉幫商人也十分重視商業信譽。史書記載說山西商人「輕財尚義，業商而無市井之氣」。他們內部非常重視職業道德教育，並有嚴格的懲罰措施。如果有一人搞欺詐行為，則為同行所恥，鄉里所鄙，親人所指，並失去經商權，也無臉再回故鄉。因此弄虛作假者很少。這樣一來，晉商就樹立了自己的口碑，這種口碑的樹立決不是靠花多少廣告費可以換得來的，同樣，也不是僱傭多少推銷員沿街叫賣可以換得來的。

　　位於山東聊城的山陝會館始建於清乾隆八年，歷時66年，耗銀60465兩6錢9分。花費數萬銀兩，歷經數代人來建築一座會館，本身就是一個樹牌子的過程，一個承諾的過程，一個宣揚傳播的過程。會館內十幾處碑刻很有意思，它不是帝王御筆，文人詩詞，而是一本建造會館的明細賬。細觀其內容，能發現採用的是「收支兩條線」的財務形式。在支出一欄中，打油打酒的幾厘銀子都有詳細記錄。把打油打酒的幾厘銀子都刻入碑文傳之後代，是在向全社會樹立自己的公平、誠信的形象。細節之處，品牌策劃的高明躍然碑上。

　　明朝商人王心發，開了個雜貨店。在經營中很守信譽，他教育徒弟極嚴格。有一天見到徒弟對買主不周，便狠狠訓斥一頓，他說：「我早給你講過，做生意不能兒戲，一定要規規矩矩。」接著說：做生意的「意」字有講究，「意」字上邊一個立字，就是說見到買主，一定要立起來，不能坐著接客；中間一個「曰」字，立起後要主動對買主講話，而且要和顏悅色；下邊是個「心」字，就是說做生意要和買方共心，講信譽。這一套很受老百姓讚揚。生意自然是越做越大。

　　奸商種種

　　清人沈起風《諧鐸》卷七《鄙夫訓世》中就塑造了一個奸商形象：說是徽州有一個商人，起先只帶千錢外出做小生意，後來成為一個富翁。回到家鄉，吹噓說自己有致富奇術，所以很快就積資百萬。

　　於是，鄉里聞風趕來，登門請教他的致富奇術。這個商人待客人坐定，遂開口說：「求富不難，你們先須治其外賊，後須治其內賊。那麼，起家致富之道，就已經學得一半了。」眾人忙問：「何謂外賊？」商人道：「外賊有五：眼、耳、鼻、舌、身是也。」聞者震驚，但思其必有高論，乃細聽他說奧妙：「眼睛貪戀美色，而嬌妻艷妾之類，沒有金屋豈能藏嬌？我出數貫錢，買一個醜婦，不去管眼睛愛不愛看，照樣可以傳宗接代，延續香火。耳朵喜歡聽悅耳之音，而笙歌樂部之類，又都是花錢的大項。不是拿銀子供養著，哪裡請得到堂唱，留得住家班？我就跑到田頭壟上，聽聽秧歌，權當作絲竹清音了。鼻子的毛病，無非是要擺上寶鼎，買來龍涎，香氣滿室，又是一重擺設之累。我才不願去聞其香呢。我終日躺臥於馬糞堆裡，也覺得挺快意啊。至於山珍海味搜羅畢致，無非是受了舌頭的欺騙。我擇食而不辨其味，根本不去管舌感鮮美那一套。每天喝酸腐的菜粥，也未嘗不飽。最後再說說這笨笨重重的大塊身體，真正臭皮囊一個，但是也是為禍最深的一個。夏天要穿細葛，冬日須裹重裘，實際上不過為他人看來美觀而已，破損的卻是自家辛苦積累的血汗錢。我上尊皇古之制，剪葉為衣，結草為冠，從頭到腳，一文不費。這就是我治這『五個賊』的法門。」聞者或頷首，或茫然，或做沉思狀。

　　過了一會，又忙追問：「何謂內賊？」答曰：「內賊亦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聞者變色，更洗耳恭聽。「仁為首惡。所謂博施廣濟，要真那麼做，堯舜也受不了。我在神前立過誓，永不妄行一善。這樣一來，省卻多少揮霍白費的冤枉錢。匹夫仗義行俠，威風是一時得逞，然而傾家蕩產，到頭來也是自受其苦。我想得乾脆，見利忘義，落得一生享用。至於禮尚往來，古人也太不怕麻煩了。我的宗旨是來而不往，先佔人便宜。智慧這樣東西是造物主最忌諱的。有智慧的人必至空乏貧窮，所以我一輩子只求糊塗混沌，這樣便可常保中庸，常守清福。信用如果真去履行，千金一諾，那更沒甚用處。不妨口頭上非常慷慨，內心存著機巧，讓天下人都知道我是個沒有信用的人，那樣永遠也不會有人登門造訪，麻煩請求。此五者即是我除這五個內賊的要訣。精而明之，不愛臉，不好舌，不惜廉恥，不顧笑罵。長此以往，則百萬之富，簡直易如反掌。」

　　聞者無不絕倒。

　　如果說這位老先生從理論上闡釋了奸商的作為，那麼，很顯然，下面這則記載於洪邁的《夷堅志》中的故事就是「奸商實戰」了。

　　臨安一位專趕早市賣熟肉的孫三，他每早出門，都要囑咐妻子看好自己家的貓，這引起了鄰居的注意。一天，那隻貓突然跑出家門，鄰居見這隻貓週身深紅，無不歎羨。孫三賣肉回來，知道貓被鄰居看見，便痛打了妻子。此事漸漸傳到宮廷一內侍耳中，每時派人用高價來收買這只珍貴的「深紅貓」，孫三加以拒絕，但內侍求之特別迫切，竟用300千錢買走。內侍想將此貓調馴安帖後，進貢給皇上，可才過了半月，「深紅貓」便色澤漸淡，全成白貓了。內侍便去找孫三，可孫三已經遷居了。

　　不堪承受之「賤」

　　商人在中國歷史上相當長的時間內被列入下九流。與市井流氓、坊間娼妓歸於一類。商人之賤可見一斑。這種觀念幾乎在所有人的思想中都是根深蒂固的。

　　南朝宋明帝劉彧，貪殘刻薄，對商人也極為輕賤。他的一個幸臣劉休，妻子以妒聞名，他便親自判決劉休和妻子離婚，讓劉休的妾把劉妻打二十大板，然後再命這位被逼離婚的婦女在劉休家後園牆旁開一爿小店，出賣笤帚皂莢之類的日用雜物。這自然不是劉彧尚有一點惻隱之心，要為這位被他親自趕出夫家的婦女安排一條生活出路，而是為了繼續羞辱這位女性，因為在當時看來，一個品官的妻子被休棄，休棄後又去賣日用雜物，是最丟人的事情。這件事也反映出當時對商賈是何等鄙視。

　　隋文帝也極力賤商，他封泰山時經過汴州，發現汴州商業繁榮，人民比較富庶，不是高興，而是極為反感，就特地任命以執法嚴厲出名的令狐熙出任汴州刺史。令狐熙一到汴州，就「禁遊食，抑工商」，連居民向街道開著的門都一律堵塞，只准從閭巷的大門進出。汴州經這麼一折騰，商業明顯蕭條下來。

　　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628年），特別發佈命令，禁止五品以上的官員從市上經過。漢代不准賈人及其子孫當官當吏的賤商政策，不但仍被沿用，而且連科舉考試也不准參加。當時規定不准參加科考的，還有犯十惡重罪官吏的子孫，衙門中有如奴僕的雜役的子弟。在這個問題上，又把商賈和當時的重罪官吏子弟、奴僕置於同等地位；在這種賤商法律的影響下，有些官員被任命為主管或分管市井工作的，也感到低人一等，不肯到市中去履行職務。據《舊唐書·路隨傳》記載，路隨被任命為潤州參軍時刺史李奇不喜歡他，故意讓他管理潤州的市務。別人為路隨抱不平，路隨卻毫不在意，坐在市中處理市務。修史者把路隨不以管市為羞當作大事件特予載錄，反映出當時賤商的偏見是何等嚴重。

　　儘管明清以來此風已有所改變，但商賈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其低賤的社會地位。從清代商人的婚姻可以看出其地位沒有任何值得誇耀之處。

　　清嘉、道間，有某中丞十分愛財，便想與商賈結親，以此發財。但又怕將親生女許配給商人，讓人笑話，於是便常常把戚族之女認作自己的女兒，與商人定親，之後便大索聘金，使家財累積巨萬。商人們為了獲取地位和身份，也不惜通過婚姻手段，花費巨資，傾家蕩產，與之攀親，並炫耀說：「中丞為我親家也。」

　　士人對商賈也是十分瞧不起的。元末明初的張昱有一首《估(賈)客》詩，對商賈極盡笑罵譏諷之能事：

　　不用誇雄蓋世勳， 不須考證六經文。

　　孰為詩史杜工部？誰是玄經揚子雲。

　　馬上牛頭高一尺， 酒邊豪氣壓三軍。

　　鹽錢買得娼棧宿， 鴉鵲鴛鴦醉莫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