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國事艱難，中國的士大夫和文人對歌伎舞女愛國與否，總是特別感興趣。「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杜牧的名句既可徵引來譴責統治階級不知痛癢，酣戲歌舞，卻也可以之譴責歌伎舞女毫無愛國之心。問題在於，即便歌伎舞女愛國，又如何報效?

　　1933年元旦前後，上海「新世界」舉辦了「救濟東北難民遊藝會」，其重頭戲就是「競選花國舞後」。遊藝會在《申報》上打出巨幅廣告，「請各界激勵名花愛國，予名花以報國的機會」。如此說來，舞女「愛國不敢後人」，卻是報國無門，只能以伴舞所得救濟東北難民或義勇軍;而舞客「通宵開舞」，也就是愛國的表現了。

　　此時，淞滬停戰協定已簽署，上海的社會生活恢復常態，娛樂業仍在急劇的發展之中。然而牽動人心的，仍有堅持抵抗的東北義勇軍和大量流落關內的東北難民。

　　於是，社會各界舉辦了形式多樣的捐助義勇軍和東北難民的活動。影響較大的，就是滬市商會、總工會、會計師工會、律師工會聯合發起的「救濟東北難民遊藝大會」，大會會長王曉籟，副會長由社會名流和幫派人物杜月笙、史量才、虞洽卿、張嘯林等充任。

　　國勢艱難，一切娛樂活動遂以「救國」之名進行;雖然常常遭致「娛樂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娛樂」之譏，然娛樂場所即便停業也救不了國。「新世界」試圖利用元旦這個演出旺季，在「救國」與「娛樂」之間尋求連接點。

　　遊藝會上也出現了左翼劇人的身影，春秋劇社的前身是跑江湖的「集美歌舞劇社」，成員有舒繡文、魏鶴齡等。「集美」曾以《名優之死》(田漢作)一劇享譽平津，不過，從社名即可看出，舒繡文等人還表演歌舞。一說該社名為「集美歌舞團」，主要表演黎錦暉創編的「肉感歌舞」，兼演話劇以資號召。然演至杭州，正值「一·二八」，《名優之死》以及歌舞節目與激昂的社會心理相差甚遠，「集美」陷入了經濟危機，瀕臨解體。田漢的弟弟田洪及劉保羅乘機幫助他們改組為「五月花」，演出抗日戲，然軍警亦尾隨而止，逮捕了劉保羅等人。

　　於是，仍願意追隨「劇聯」的劇人來到上海，又增添了新人，組建了春秋劇社。

　　「春秋」增添的新人之中，還有一位曾以表演「香艷肉感的歌舞」為生的演員洪逗。她曾就讀於青島文德中學，教會學校的「那種機械的生活，我可過得夠受了!」她回到上海踏進了社會，居然大膽地跳上了舞台，在「新世界」表演歌舞，「覺得走走江湖倒還夠味。」

      然而，不久即是「一·二八」，「在炮聲、飛機聲、難民的呼號聲，和滿街的戰報聲裡，把我幻夢全都驚破了，在那時候我開始覺到香艷肉感的歌舞，不是我們應做的了，那只是麻醉民眾意志的毒汁」。「我們應該把藝術做宣傳和喚醒民眾的武器」(見《南歸》)。舒繡文、洪逗等人本亦可稱作「商女」吧?然在「紅色的30年代」，在深重的民族危機下，她們一躍而成左翼劇人。

　　不過，在「新世界」舉行的救濟東北難民遊藝會中，話劇演出並不像楊村人所說的那樣，「佔了最重要的成分」(見《上海劇壇史料》)。我們有廣告為證(見左上圖)：

　　假定在1932年12月31日，一位上海市民因明日無須上班，翻翻《申報》看看可作何種消遣，他會發現上幅廣告。首先撲入眼簾的，自然是「花國舞後」、「名花」的字眼。如果他覺得太過荒唐，也就隨手翻了過去;如果他是個舞迷，恐怕就躍躍欲試了，晚上可以來個通宵舞!如果他有足夠的耐心，才會在廣告的左上角，大字的「電影明星」、「啼笑因緣」下，在「今日遊藝節目一覽」中發現：智仁勇女中在「自由廳」演出田漢的《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春秋」的劇目是《亂鍾》。它們的位置在京劇之後、「雜耍」之前———話劇在此幅廣告中的位置，也是它在上海演出市場中的位置。話劇與跳舞「選後」、文明戲《啼笑因緣》、京劇、蘇灘等等本是風馬牛不相及，卻皆冠以「救國」之名而被生硬地塞進了同一個演出場所。此間的話劇恐怕難有跳舞選後等等的號召力。

　　然而，「救國」卻是整個社會的「超我」，左翼試圖用它來打壓都市慾望和娛樂;後者亦有對策：以「救國」為衣冠白晝出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