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12日，本版曾登過拙作《戊戌變法的幕後功臣張蔭桓》，講了廣東人張蔭桓在戊戌變法的幕後所起的重要作用。意猶未盡，其實張蔭桓也是變法維新前台一些大事的實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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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庫空虛，左支右絀
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農曆甲午年)8月1日開始的中日甲午戰爭，以中國的慘敗告終。1895年4日17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承認朝鮮獨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及澎湖諸島，賠款白銀二萬萬兩，允許日本在通商口岸製造貨物……後來由於俄、法、德三國干涉日本強割遼東半島，改為交白銀三千萬兩「贖款」，再後又成為租借……
中日甲午戰爭的國殤，推動了光緒廿四年(公元1898年，農曆戊戌年)的戊戌變法。變法維新需要國家的穩定，需要一定的資金，可是，《馬關條約》規定的對日戰爭賠款就有白銀二萬萬兩，國庫裡怎麼拿得出？
張蔭桓是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遍兼六部侍郎，他以戶部侍郎管理國庫，從他的《戊戌日記》中可見，當時國庫已經相當空虛：
二月，初二(陰曆，下同)，「共收銀十三萬一千餘兩，共放銀十六萬九千餘兩」；初四，「共收銀九萬六干余兩，共放銀二十萬八千餘兩」。
三月，初四，「收銀二萬一千餘兩，放銀十一萬八千餘兩」；二十三日，「收銀十五萬五千餘兩，放銀二十四萬三千餘兩」。
閏三月，初三，「收銀十萬二千餘兩，放銀十二萬二千餘兩」；二十二日，「共收銀三十萬餘兩，共放銀二十九萬九干余兩」。
四月，初四，「收銀十五萬餘兩。」(可是，此前已虧空三十七萬四千餘兩。)二十二日盤庫，「共實存銀五百七十八萬七千八百二十三兩七錢九分五厘一」(對一個泱泱大國說來，這是一個不足道的數字，更不要說國債纍纍。)
五月，初三，「共收銀十九萬三千餘兩，共放銀十二萬三千餘兩」，(盈餘七萬兩，實尚虧三十萬四千餘兩。)二十三日，「共收銀六十餘萬兩」；二十八日，「共放銀六十餘萬兩」。(後兩筆對消。)
六月，初三，「共收銀十七萬餘兩，共放銀十一萬餘兩」，(盈餘六萬兩，開年以來仍虧二十四萬四千餘兩。)
十三日，「子齋(戶部尚書敬信)另商撥款事」，張蔭桓就已經大歎「度支日絀，意外之需日繁，奈何！」
受命於危難之際
改善國家經濟狀況，最根本的辦法是增加生產。光緒皇帝載湉認為，戊戌變法維新先期的「時政最要關鍵」，是成立礦務鐵路總局，領導全國「開礦築路」，為此特發「上諭」：
「鐵路礦務，為時政最要關鍵……著於京師專設礦務鐵路總局，特派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王文韶、張蔭桓專理其事，所有各省開礦築路一切公司事宜，俱歸統轄，以專責成。」
張蔭桓被任命為中國第一個國家礦務鐵路總局的領導者。可是，起步之初這還只能是「遠水」，救不了「近火」。於是朝廷要求張蔭桓想辦法向外國借款還債，「拆東牆補西牆」。張蔭桓的《戊戌日記》中也就有了這樣的記錄：
正月，大年初一(公歷1月22日)即「余訪赫德商借款事」；初三，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常熟(翁常熟人)函約早到署商借款」，以恭親王奕訢、慶親王奕劻為首的「兩邸十堂並到，宜有確論」。初四，「常熟擬英、俄兩國各借一萬萬兩」。初六，「子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敬信)、仲山(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廖壽恆)、榮相(榮祿)、合肥(李鴻章合肥人)先後到。常熟與恭邸(奕訢)同到。邸(奕訢)論借款之難，欲兩借。常熟力主兩借」。初九，「上(光緒帝載湉)看板後召問德國事，英、俄借款事，昨日各使到署賀年情形」。「旋至署與常熟、仲山、筠丈(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許應睽號筠庵)同晤英使，仍為借款事。英言：借俄不借英，則索三頂利益。余曰：英、俄皆不借，英可不索？英使唯唯……即電告竹篔(駐德公使許景澄)、子通(駐俄公便楊儒)，達俄外部，以各國皆不借，前議作罷。」
向外國借錢，條件苛刻，張蔭桓斷然主張「英、俄皆不借」，自己另想辦法。
夭折的「昭信股票」
這時候詹事府右中允黃思永遞上一個「集股濟用折」，建議國家發行「急公股票」。張蔭桓一把抓住。從他的《戊戌日記》中可見：
正月，十一日，「常熟候商速議黃思永『集股濟用折』。名曰『急公股票』，余易以『昭信』」。會後張蔭桓即「電北洋(指李鴻章)詢製造票式」。十四日，「戶部加班，具奏『昭信股票』事」……乃決定發行「昭信股票」白銀一萬萬兩。由初議、到定案、到報告光緒皇帝，共用四天時間，可見張蔭桓對發行「眧信股票」的積極。二十六日，恭親王奕訢「認股三千，報效二萬兩。」股票哪來的「報效」？張蔭桓好心建議他「將報效之數一併認股」。這位糊塗塗的「恭邸」竟是「怫然曰：『果爾，則並二萬不捐』……」開頭就不祥。
二月，初二，「常熟衡論昭信股章程」。初三，張蔭桓「遂重訂一遍……改正各款」。十六日，再「與常熟論昭信股票事……」
昭信股票很快得到發行。
可是發行「昭信股票」剛始旗開得勝，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就打上了股票的主意。四月初四，翁竟然提出要「商撥七處釐金，純動昭信股款。」翁同龢要用「昭信股票」的股金，抵國家稅收的不足！這還能叫「股票」？
張蔭桓一時哭笑不得，懇切向翁同龢諫言：「如此抵撥，不特各省以為兒戲，恐外國亦以為笑。昭信股非歲入之款也！」
「常熟謂：將奈何？余告以原訂昭信股辦法，撥出歲增五百萬的款，現計昭信股斷難足額，暫留百萬，余四百萬撥抵七省鹽厘，似尚可行。」他說他已經答應，一定要動用白銀四百萬兩的「昭信股票」股金，抵七省稅收的不足！縣官不如現管，渾渾噩噩的「翁常熟」比糊糊塗塗的「恭邸」可怕！然而，「誰官大誰表准」，可貴的「昭信股票」、中國股票之濫觴，就這樣輕易被翁同龢毀掉。
不願為而為之
清廷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慘敗，牆倒眾人欺，一個又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接踵而至。為了求得國家的穩定圖存，張蔭桓到處去幹他不願幹的事。
先是向英、德借款。昭信股票被毀，有一筆日本債務到期要還，朝廷又讓張蔭桓去借外債。既是燃眉之急又是朝廷之命，他不想借也得借。據張蔭桓的《戊戌日記》，他去求英國人赫德代說合日本公使寬限還期。「日使力言政府不能展緩還期之故，而薦荷蘭使代商借。」李鴻章「傅相即函訂荷蘭使明日來」。荷蘭公使來晤而借款不能落實。張蔭桓只得再「約赫德至東院商借款，赫德以抵款有著，可辦到。」翁同龢對赫德的乘人之危惱火，戶部再議卻還是「將散，常熟袖出兩折，手寫《淞滬厘》、《宜昌鹽厘》兩款，囑余往商赫德」。七天後赫德有了准信，「常熟約子齋與余訪赫德商借款，遂同赴戶部籌撥貨厘、鹽厘各數」。次日「子齋來，言已將抵款交赫德，攜回草合同稿，常熟留閱」。後經「恭邸頷之」，「戶部公核合同」，翁同龢到赫德處「將底稿訂明」，「李鴻章閱稿以為周妥，便促早日畫押」。次日正式簽訂借款合同，李鴻章在場。這就是英、德借款的全全過程。
讓張蔭桓感到傷心的「尤甚者」，是他奉命跑腿辦事、李鴻章、翁同龢定奪，胡孚宸卻獨參他「借款圖私利，不借便宜之債，而借息扣極重之債」。
接著是出頭與德國交涉膠州灣事。其實德國早在一年前就出兵強佔了膠州灣，這時又來滋事。從張蔭桓的《戊戌日記》中可見：
正月二十三日，德國公使「海靖索議山東鐵路，自膠澳至濟南，又自膠澳經沂州至濟南；又中國自造山東鐵路須與德先商，否則膠即德兵不撤。真無禮之甚」！「樞中約會議德事，同僚咸集奉宸苑直廬。恭邸詢商辦法，默無可否」。「余言先電呂鏡使(駐德公使呂鏡宇)詢外部，果能一了百了，即與海使議結。恭邸頷而去。同列陸續散。余就裡間起電稿，傅相就觀。脫稿後常熟增訂數字，交總辦帶署譯發」。
二月十四日，「常熟來言，奉派偕合肥與德使畫押。」張蔭桓喜：「余獲免，亦意外之幸」。「兩點鐘德使來，恭邸出晤，各堂陪同而出……合肥、常熟畫押鈐印……」簽約前多虧張蔭桓糾正了中國官員「治格赴膠澳勘界，所攜界圖竟將膠州畫入德界，若不重閱，誤莫大焉，甚矣……」
再是出頭與俄國帝國主義交涉旅、大租借事。年初原議向英、俄借款，後來改為向英、德借款，俄國很快找上門來，從張蔭桓的《戊戌日記》中可見：
二月十一日，「午正赴署，與邸樞各堂接晤俄代辦，系旅、大借島事。俄代辦行後，常熟促擬國電電旨及許、楊兩使電。促迫之甚，幸能了之。」二十一日，「合肥約午初來晤，謂常熟頃過訪，述口敕奉派與余商論俄事。余以須候竹篔來電，刻難與俄參贊晤商，且樞中迄無辦法，從何說起？合肥出示說帖，謂曾示常熟不肯擔當，須明早至大公所晤恭邸。余以寒疾不能往為辭」。二十八日，「總辦送來軍機交片，余與傅相奉派與俄使面議」，這已是君命難違！當日俄使來，「常熟、受之(崇禮)、筠丈與余出晤，傅相亦到」。
三月初一，「余言合肥：『 以奉派俄事，毀我兩人而已。』合肥謂：『同歸於盡，何毀之意雲？』少頃宣召……」初二，又「蒙召見……問及俄事」。初三，「與俄使論條約，燈後始散。常熟在坐，旅大船墺、局房合肥欲索價，常熟合之」。初五，「總署具奏俄租旅、大折……本日奉派與俄使畫押；不專派合肥，余初二力辭不獲！」，初六，「同合肥與俄使畫押」。之前張蔭桓爭取了「金州廳城不畫入俄租界，極費力而定。然已孤懸如寄矣！」
而胡孚宸彈刻膠州灣、旅大租借喪權辱國又是獨指張萌桓，也使他感到「尤甚之……」
風雨飄搖，內外交困，張蔭桓縱有經天緯地之才，獨力也難回天，變法之夭折，清廷之崩潰，也是歷史必然，再多的實幹家都挽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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