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的繁榮：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一個王朝。它國力強盛，經濟繁榮，文化燦爛，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史上的最高峰。它的高度文明影響了日本、朝鮮等許多國家和地區，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先進的國家。與漢朝並稱為中國歷史上兩大強盛王朝之一。其盛時疆域東至安東府(今朝鮮平壤)，西至安西府(今新疆庫車)，南至日南郡(今越南清化)，北至安北府(今蒙古哈拉和林)。唐王朝的前期，由唐太宗李世民直至玄宗開元年間國家一直處於大發展階段，從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都空前繁榮。在此期間出現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構成了中華民族引以為驕傲的盛唐氣象。從而，使中國的世界地位顯赫一時。

　　唐朝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重要地位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認識：

　　首先，中國歷史自戰國時代以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等在發展過程中出現過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第一次在西漢，第二次在唐代，第三次在明清。在第二次高潮中，尤其是唐朝前期，農業生產蒸蒸日上，手工藝品日益精巧，商品經濟空前繁榮，城市生活繁華似錦。唐朝後期，江南經濟進一步發展，為以後南方經濟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礎。當時在政治上，先後出現了「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國家統一，社會安定，呈現一派昇平景象，其成就超邁西漢「文景之治」。

　　其次，唐朝的前朝由於沒有內憂外患，其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自貞觀至開元年間，唐朝的人口、土地和糧食產量都大大超過了前朝。人民安居樂業，豐衣足食。這也為之後大力發展手工業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唐代手工業水平之高超，甚至可以與現代工藝相媲美。從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唐三彩」等唐代藝術品看來，便可窺之一二。

　　再次，就當時的世界範圍來看，唐帝國也是最重要、最強盛的國家之一。歐洲的封建強國主要有法蘭克王國和拜占庭帝國，但就社會發展階段而言，他們都遠遠落後於唐朝。東方重要的國家有印度和日本。印度戒日王重新統一次大陸前後剛剛確立了封建制，可他死後次大陸隨即分崩離析，割據局面一直持續到十二世紀末。日本的「大化改新」雖然盡量模仿唐朝的制度，但改革本身卻是具有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性質。所以，在世界範圍內，唐朝不但能夠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屬於最先進的行列。唐帝國崇高的國際地位和輝煌的經濟文化成就，使亞洲各國乃至歐洲、非洲國家對之產生了由衷的欣羨之情，他們爭相與唐朝交往，遂使中國成為亞洲諸國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樑和中心，在東西方交往中發揮了顯著重要的作用。在當時的世界中，文化交流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唐朝中國，其中又以唐朝地位最為突出。唐代是繼漢代之後，中國歷史上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期，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

　　最後，唐代在中國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壯大中也居有重要的歷史地位。中國社會經過魏晉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隋朝重新實現了政治統一。但隋朝畢竟祚短，中華民族新的統一體的鞏固和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形成和繁盛，就成了李唐王朝的歷史任務。有唐歷時幾三百年，前期統一，國力強盛，疆域遼闊。高度的物質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使周邊各族增強了向心力，於是國內各民族間的接觸和交往空前發展，民族關係進一步密切。因此，唐代是繼漢代之後，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壯大、發展的又一重要歷史階段。

　　總之，唐朝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國力強盛，國際地位超邁往古，是中國歷史上繼漢代出現的又一鼎盛局面，史稱「強漢盛唐」；唐朝後期的發展又為中國古代社會的巨大變革開了先河。唐代確實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個光輝燦爛的偉大時代！

　　安祿山，本是營州地方的雜種胡人，原名阿犖山。他的母親是一個女巫。父親死後，帶著安祿山嫁給了突厥人安延偃。適逢突厥部落敗散，就與安延偃的哥哥的兒子安思順逃到了幽州，於是冒姓安氏，名叫安祿山。此時，在安祿山的身邊還出現了另一個雜種胡人名叫史窣干，與安祿山原是街坊鄰居，兩人生日僅相差一天。長大之後，兩人成為朋友，都做了互市牙郎，以勇敢而聞名。但正是這兩個昔日的無名小卒日後卻做出了影響了整個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任用安祿山為捉生將，每次帶領數名騎兵出擊，都擒獲數十名契丹人而回，又加上安祿山為人狡猾、世故，極善於揣摩別人的心意，所以深受張守珪的喜愛，收為養子。

　　史窣干曾因欠了官債，逃入奚族人地區，被奚族巡邏兵抓獲，要殺掉他。史窣干就欺騙他們說：「我是唐朝的和親使，你們如果殺了我，你們的國家就要遭殃」。巡邏兵相信了他的話，就把他送到奚王的牙帳。史窣干見到奚王，只作揖而不拜，奚王雖然憤怒，但因懼怕唐朝報復而不敢殺他，還把他當作貴賓，讓他住到館舍裡，又讓一百人隨史窣干返回唐朝。史窣干對奚王說：「大王你雖然派了這麼多的人入朝，但是他們的才能低，見不到唐朝天子。聽說大王有一名良將叫瑣高，為何不讓他一起入朝」。於是奚王就派出瑣高與部下三百人一起隨史窣干入朝。快到平盧時，史窣干先派人對軍使裴休子說：「奚王派瑣高帶精兵都來了，聲言入朝，實際上想襲擊軍城，應早為防備，先下手為強」。於是裴休子就整頓好軍隊來出迎，到了館舍，就把隨從的奚兵全部活埋。然後抓住瑣高送往幽州，幽州節度使張守珪認為史窣干立了大功，就奏請朝廷任命他為果毅，後又升為將軍。後來史窣干入朝向天子奏事，唐玄宗與他談話，十分喜歡他，就賜名為史思明。

　　這兩個小事件都能很好的說明安祿山和史思明都是膽識過人的時代姣姣者。如果他們可以得到合適的環境、合適的機遇，他們就一定能夠做出一番不平凡的大事業來，因為他們具體這種能力。如果此時，唐帝國朝廷用正確的政策教育引導二人，也許能把安史二人培養成為忠勇雙全，可以獨擋一面的邊關大將，甚至可以為唐帝國開疆擴土。但恰恰是唐帝國內政外交上的屢屢重大失誤，導致安史二人最終走上了反叛的道路。而此二人怎麼也不會想到，正是由於他們兩個人的反叛，這一念之差變幻了中國歷史，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強帝國之痛。

　　唐帝國內政的失誤

　　1、朝綱的敗落

　　唐玄宗不是昏君。早期做皇子時，以其過人的膽識清除了親武則天的朝廷內閣，使天下從武系又重新回到了李唐手中，為延續李唐天下做出了重大貢獻。在唐玄宗即皇帝位以來，所任用的宰相中，姚崇善於調解各方面的關係，宋璟執法嚴厲，張嘉貞重視吏治，張說善於寫文章，李元紘與杜暹能夠節儉治國，韓休與張九齡個性直率。這些唐玄宗任命的朝廷內閣總理都個有所長。應該說他們治理下的國家，經濟得到了空前發展，民族得到了很好的和解，國家繁榮昌盛，人民安居樂業，社會風氣很正派，為唐帝國的盛世打下了很好的基礎。直至張九齡因個性直率而獲罪罷相，從此，朝綱開始走下坡路了。張九齡的獲罪罷相是完全因為此人的個性直率、性格秉直，做事認真，不懂得阿諛奉承，不會巧言令色，不明白一樣話兩樣說的道理，正應了「水至清則無魚、人至誠則無徒」的古訓。但是張九齡的獲罪罷相所帶來的直接後果則是：朝廷中的百官從此人人明哲保身，沒有人再敢於直言諫言。至此，朝綱及社會風氣開始走下坡路。

　　張九齡被罷相後，李林甫上台組閣中央政府。他為了進一步堵塞唐玄宗的視聽，達到自己獨攬大權的目的，就把諫官們召集起來，明確地告訴他們說：「現在有賢明的君主在上，群臣順從皇帝都顧不過來，哪裡還用得著再多說什麼！你們難道沒有看見那些立在大殿下面作為儀仗用的馬匹嗎？雖然吃的是三品等級的糧料，但是如果要是在不適當的時候嘶鳴叫喚，都要立刻被拉下去，那時後悔也來不及了」。諸大臣敢怒不敢言。李林甫做宰相後，這一番指鹿為馬般的表白，表明了皇帝與皇宮外的視聽線路從此被斷絕，皇帝對於皇宮之外發生的事情，對社會的發展狀況再也沒有，也不可能會有正確的判斷了。曾經，也出現的過正直的大臣「指鹿為鹿」。補闕杜璡曾經向唐玄宗上書談論政事，第二天就被「貶為下邽縣令」，至此皇帝的諫爭之路斷絕了。

　　2、李林甫的專權與妒賢嫉能

　　李林甫擔任宰相後，一方面對於朝廷中百官的任用，凡是才能和功業在自己之上的，受到唐玄宗寵信或官位有可能超過自己的人，一定要想辦法除去，尤其嫉恨由於文學才能而進官的士人。表面上裝作友好的樣子，說著動聽的話，而暗中卻陰謀陷害。所以世人稱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有這樣的小人擔任中央政府內閣總理，真正有大學問大智慧的賢人志士是進入不了中央朝廷的，他們也不屑進入這種環境下的中央政府。

　　另一方面，從唐朝建立以來，邊防將帥所用的都是忠厚名臣，邊將不會讓久任，也不會讓在中央政府中兼任內閣職務，更加不會讓身兼數職的現象發生，功名顯著、戰績卓越的都會讓他們入朝為相。這樣做的目的，一是為獎賞有戰功的邊關大將，二是主要防備邊將在邊境地區形成自己的勢力範圍。這對於中央政府可以有效的控制地方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唐帝國邊境地區四方少數民族的將領，雖然像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那樣的名將，也不會讓他們在一隅做大，都是會任命中央政府的內閣官員來節制他們。而到了李林甫做宰相時，為了杜絕邊將入朝為相影響他的地位，就針對邊將太多，且大多是沒有什麼中原文化的少數民族這一情況，李林甫上奏皇帝說：「用內閣官員為節制邊將的將領，但文臣多怯懦而不敢作戰，不如用出身低賤從事過農耕業的邊境少數民族戰將為軍隊的將帥。他們大多都勇敢好戰，出身低賤而且孤立沒有黨援，陛下如果能夠用恩惠籠絡他們，他們一定能夠為朝廷盡力」。唐玄宗認為李林甫的話很有道理，就首先重用了安祿山。而後，邊境線上的各邊關重鎮都先後使用了少數民族的將領為節度使，這樣全國的精銳部隊都集中到了北方的邊疆上，形成了裡輕外重的局面。最重要的是由於軍隊將領的地方化，軍隊的將領能夠很好的控制軍隊，最終逐漸使得國家軍隊地方化，而地方軍隊則為私人化。因而，最後安祿山得以發動叛亂，幾乎推翻了唐帝國，這一切皆因李林甫追求專寵和鞏固自己地位的陰謀所致。

　　3、唐帝國政府戰備意識的喪失。

　　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的政府都是十分重視戰備工作的。作為國家戰備工作做的好，對於應急內憂外患都是十分必要的。唐帝國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漢人政權更是如此。唐帝國初期的戰備是實行的府兵制。府兵制下的折衝府有木契、銅魚。朝廷如果要征發府兵，就頒下敕書、木契和銅魚，經都督府和郡府檢驗木契、銅魚都能對合，然後才能發兵。自從招募了弘騎之後，府兵制就日益衰落，其中有死的，有跑的，官吏也不再清點補充，府兵裝備的馬匹、武器和糧草也都消耗散盡，而沒有得到及時補充。原來的府兵入朝宿衛者被稱為侍官，意思是去保衛天子。後來宿衛的府兵多是僱人頂替，軍官也像奴隸一樣役使士兵，以至於長安城中的人以做侍官為恥辱，把他們作為戲笑時辱罵的對象，而被派往邊疆戍邊的府兵也多被當作苦力役使，為的是那些府兵死後，邊將可以吞掉他們的財產。所以那些應該當府兵的人紛紛逃亡。至此，折衝府已經沒有兵員可以征發了。

　　於是公元749年，天寶八年五月初十。政府內閣宰相李林甫上奏皇帝請求停止折衝府下發的銅魚、木契和敕書，即讓名存實亡的府兵制停止動作，皇帝同意了這一建議。從此，府兵只保留了原來的官吏，但這些折衝府府兵中的折衝都尉和果毅都尉等保留下來的官吏卻再也得不到陞遷，因此，士大夫們就更加以做此類官員為恥辱。而代替府兵的招募弘騎的辦法，在執行當中也逐漸喪失了本意，應募的多是一些市井中商販和刁猾之徒，且未經嚴格訓練，也就是兵痞。因此，普通百姓就更不願意當兵了。

　　當時，唐帝國已天下太平日久，大多數人都認為國家應該裁軍，並且是大幅度的裁撤軍隊，因此，在民間禁止私人攜帶武器。民間子弟有做武官的，父母兄弟都瞧不起他們。但是，唐帝國的精銳部隊卻都聚集在西北方的邊境線上，而國內空虛，沒有任何像樣的戰備可言。在唐帝國國內佈防這一點上，為安祿山率領的邊防部隊叛亂，可以短時間內席捲國內大部創造了客觀條件。而唐帝國中央政府在安祿山叛亂之後，因國內佈防空虛，倉促應戰，短期內根本來不及組織起有效的阻擊，很快喪失了戰場主動，陷入了被動防禦的地步。因此，長安、洛陽等國內大城市迅速失守，中央政府被迫西遷。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戰爭初期的軍心、民心的喪失。

　　四、唐帝國外交政策的失誤—即民族政策

　　唐帝國是中國歷史上政治經濟和影響力最為頂盛的時期。成吉思汗和他的元帝國雖然是中國歷史上帝國疆域最大的一個帝國。但一方面他是一個外來少數民族政權；另一方面，元帝國對中原地區漢族的統治時期，與之相對峙的宋帝國一直未停止過抵抗，因此，元帝國對中原地區的統治也僅局限於軍事上的佔領與被佔領，而對於社會的穩定發展繁榮上，是無法與唐帝國相提並論。唐帝國時期是建立了一個以唐帝國為中心，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對其稱臣納貢的格局。應該說這種格局一直延續到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清帝國。但唐帝國在對待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上，即沒有採取高壓打擊政策，也沒有採取民族融合政策，而是依托唐帝國軍事上的影響力採取了妥協忍讓的民族政策，導致了唐帝國疆域周邊的吐番、高麗、突厥，甚至雲貴川地區本屬於中原內陸的少數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政府。這些少數民族在唐帝國強盛時期，還可能會維持著對唐帝國稱臣納貢的格局體系，但一旦唐帝國發生內戰，他們則馬上會成為瓜分中原內陸地區的虎狼。果不其然，在後來的安史之亂時，唐帝國不得不陷入多面作戰的被動局面。這多多少少也為安史之亂的蔓延創造了外部條件。

　　安祿山的政治成長史

　　公元742年正月初九，唐帝國中央政府冊封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標誌著安祿山正式成為唐帝國官方任命的十個封疆大吏之一，躋身為手握重兵的一方諸侯。

　　而此時的唐帝國邊防線上重鎮中共有兵四十九萬，戰馬八萬餘匹。唐初，中央政府每年供給邊防軍隊的國防開支費用不超過二百萬。而至天寶年之後，邊防軍將領為擴大自己的軍事實力，紛紛上奏中央政府要求增加兵力，於是邊防部隊日益龐大，以至於費用浩大，公私煩勞，老百姓生活更加困苦。同時，各處節度使隱匿部隊數量，於是越來越多的部隊開始脫離中央政府的控制，成為地方節度使的私人武裝，逐步形成了諸侯割劇的不利於中央政府統治的混亂局面，這也為安史之亂創造了首要的歷史條件。同時，這種局面直接導致了唐帝國末期的番鎮割劇和以後的五代十國的內戰局面。

　　唐玄宗天寶二年，公元743年，春正月。安祿山第一次以封疆大吏節度使的身份入朝朝覲天子。玄宗對他十分寵幸，下命令准許他隨時可以進覲。此時，安祿山上表天子：「去年(天寶元年，公元742年)，營州蝗蟲吃禾苗，我焚香祝告上天：『如果我心術不正，對君王不忠，願讓蝗蟲吃我的心。如果未負神靈，願使蝗蟲自動散去。』於是，有一群鳥從北面飛來，立刻吃盡了蝗蟲。希望能夠把這件事情交付給史官記錄下來」。這是安祿山的政治秀。但是就這麼一個荒唐的事件，唐玄宗居然深信不疑，答應了他的要求，可見安祿山受寵的程度有多麼的深長。

　　第二年，即公元744年，朝廷加封安祿山兼任范陽節度使，任命禮部尚書席建侯為河北黜陟使，席建侯稱讚安祿山公正無私，朝廷宰相李林甫、戶部尚書裴寬也都稱頌安祿山忠君愛國。以上三個人都是玄宗所信任的大臣，於是安祿山愈加受到玄宗的寵信穩固不可動搖。此時，安祿山完成了對玄宗的政治聲勢上的包圍。正是由於玄宗這種穩固不可動搖的信任，造就了日後的安史之亂。

　　安祿山穩定了朝廷對他的絕對信任，繼而在公元745年即天寶四年，發動了對奚和契丹的戰爭，以此謀求在軍事戰功上的成績而求得玄宗的更加寵愛。奚和契丹原本是歸附唐帝國的少數民族政權，分別迎娶了唐朝公主。安祿山發動戰爭後，奚和契丹便殺掉了唐朝公主反叛。雖然安祿山出兵討叛並擊敗了他們，但是卻使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對朝廷喪失信任和信心。

　　公元747年正月十一日，唐玄宗任命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任御使大夫。表明安祿山的身份即是封疆大吏，同時也是中央政府內閣重要成員，更兼有監察百官之責。於是安祿山命令自己的親信部將劉駱谷常駐京城長安，刺探朝廷的動向，一舉一動都要向他報告。如果安祿山有事要向皇帝奏表，劉駱谷就替他代寫上奏。從此，中央政府的舉動皆在安祿山的掌握之中。這一點充分說明安祿山的情報機關已經安置在了中央政府之中。同時也完全表明安祿山是有政治野心的。因為他已經在監聽中央政府的動向了。如果此時，中央政府可以及時察覺安祿山的這一點動作。甚至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安史之亂是不會發生的。

　　此時，安祿山暗中陰謀反叛，假稱要抵禦外族寇，築雄武城，大量地製造、貯藏武器裝備。同時，安祿山每年大量的向朝廷奉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和珍寶玩物。一方面表明自己對朝廷的忠心，另一方面，獻給朝廷的禮物，一路不絕，以至沿途郡縣都因轉運這些東西而背負了很高的重擔，起到了以老朝廷的陰謀。安祿山真可謂陰險至極，機關算盡！

　　公元750年，天寶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唐玄宗賜安祿山為山東平郡王爵位。這是唐帝國建國以來，將領中首次被封為王位。

　　同年八月初一，中央政府又任命安祿山兼任河北道採訪處置使，使他有權自行裁撤地方官員。

　　同年十月初五，唐玄宗又允許安祿山在上谷可以起五爐鑄造錢幣。這一年，標誌著安祿山既可以建立自己獨立於中央政府之外的地方自治政府，又可以獨立製造貨幣，掌控經濟財政。至此，安祿山受寵可以說達到了巔峰，同時，安祿山已經為自己日後的反叛創造好了所有必要的條件。

　　公元751年，二月，安祿山請求中央政府讓他兼任河東節度使，唐玄宗隨即改任原河東節度使韓休珉為左羽林將軍，將河東節度使一職由安祿山兼任。表明安祿山已經開始向中央政府伸手要官，而中央政府竟不可思議的同意了他的要求，安祿山的野心進一步做大。在這個時候，安祿山一身兼任范陽節、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手握地方軍政大權，賞罰由已，日益驕橫，自認為過去見到天子沒有下拜，而如今唐玄宗年事已高，便再無懼怕之心，又看到唐中央政府重邊戍、輕京畿、武備鬆弛，便更有輕視朝廷之心。

　　安祿山豢養了投降的同羅、奚和契丹士兵八千多人，稱做「曳落河」。「曳落河」，胡語就是壯士的意思，還有自己的家將一百多人。這些人個個都是驍勇善戰，一可當百。這些人成為自己控制的私家軍隊中的骨幹力量。同時，又畜養了戰馬萬匹，大量地製造、貯藏和聚集武器裝備。分派胡商到各地做生意，暗中積聚財力。以高尚、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等人做心腹，以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等將領為爪牙。安祿山自己的小朝廷已初步建立起來了。

　　而此時的中央政府，唐玄宗年事已高，自認為天下太平，沒有可以憂愁的事情。於是居於深宮之中，沉湎於聲色犬馬，尋求歡娛，把國家大事都委託給李林甫。而李林甫則巴結討好玄宗左右的人，迎合玄宗的心意，以鞏固自己受寵信的地位。杜絕堵塞向玄宗進諫的門路，蒙蔽玄宗，以施展自己奸滑的權術，嫉妒賢能之士，排斥壓抑才能勝過自己的人，以保持自己的地位。多次製造冤假錯案，殺戮驅逐朝廷中正直的大臣，以擴大自己的權勢。皇太子以下的人，都見之如畏虎。李林甫當宰相十九年，造就了天下大亂的趨勢，而可悲、可恨、可憐的唐玄宗卻一直被蒙在谷裡。

　　正是基於種種內憂外患，唐帝國的盛世到了公元755年，宣告結束。天寶十四年，即公元755年，這一年十一月甲子（初九），安祿山率領所轄的三鎮軍隊以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兵共計15萬人，號稱20萬，在范陽起兵反叛，安史之亂的歷史大戲便開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