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抓住陳賡後為什麼不敢殺?陳賡與蔣介石之間的故事也是頗有傳奇色彩。1925年黃埔軍校學生東征，陳賡救了蔣介石一命。但很快國共之間反目成仇。1933年，陳賡被捕，蔣介石感激陳賡救命之恩，也不想把這個難得之才放走，便親自會見陳賡，以感化他。

　　採訪陳賡的長子陳知非、次子陳知建、女兒陳知進以及部下王恩田

　　採訪時間 2003年1月

　　採訪地點 北京靈境胡同

　　採訪對像 陳知非(時年74歲) 陳賡與王根英的長子

　　原航天部高級工程師

　　陳知建 陳賡的次子 原重慶警備區副司令員 少將

　　陳知進 陳賡的女兒 北京301醫院主任醫師、教授

　　王恩田 原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六旅宣傳隊隊員

　　陳知非是陳賡與王根英唯一的兒子，王根英在1939年犧牲。陳知非聽說父母1927年結為夫妻;聽說他們異常恩愛;聽說1933年他們在上海相繼被捕。陳知非對於父母的印象幾乎空白，基本上都來自別人的講述。

　　記者：由於當時的革命形勢，老革命家的孩子在幼年時期由父母親自帶大的實在不是很多，您的童年好像都是與外婆在一起，您和父母接觸的機會很少吧?

　　陳知非：是啊。我的名字都是我祖父給起的，我是1929年出生的。從記事的時候起我就和外婆在一起，記事的時候我就不知道我父親母親是什麼樣子。我與母親合影是兩歲多，但是我這個人記事晚啊，我父親母親什麼樣子都是我的姥姥告訴我的。

　　記者：所有的孩子在小的時候都希望能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可是您的父母卻因為革命工作，只能把您托付給您的姥姥。孩子總會對自己的父母產生思念之情，那姥姥是怎麼向您描述父母的?

　　陳知非：她告訴我說，你父親是共產黨的官。我小的時候就知道，別去向外人說。從小我就知道我父親母親都是共產黨裡頭的。在我小的時候總是聽我外婆給我講我媽在上海鬧罷工的事情，說我媽淨闖禍。把那個槍搬到自己的家裡來，步槍，搞什麼起義嘛。她把槍放到我們家桌子底下，我那個大舅舅嚇得要死。他給我講我媽罷工，我舅媽也知道，我舅媽也是紗廠的工人。說外國汽車要撞她(我母親)，她站著不走，結果那個汽車就停了。

　　記者：您小時候和您母親在一起的時間不是很多，在您的記憶中，您對母親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段時間?

　　陳知非：我印象清楚的就是我媽在南京坐牢。她常常給家裡寫信來，還給我繡了一個枕頭，有時候還給我寄來小孩玩的東西。我母親在監獄裡待了9年，經常給我寄枕頭、布娃娃之類的東西。我媽出獄以後就根本沒到上海來，直接去延安了。

　　盧溝橋事變以後，日本人攻打上海。我和姥姥就在法租界裡待了好幾個月，有點相依為命的感覺。回去的時候家裡房子都燒光了，什麼都沒有了。沒辦法，我們就搭了一間小房子住在裡面。姥姥老是哭啊，在那個被火燒得一塌糊塗的地方哭了好幾天。

　　記者：後來隨著國內形勢向有利於革命的方向發展，您父親也有條件把您帶到身邊，父子團聚。他是怎麼找到您的?知道自己就要見到父親，您的心情是不是很激動?

　　陳知非：那時候上海有地下黨，我父親派人到上海來打聽我的下落。那是1946年，我父親派人來打聽，說要把我接到解放區去。那時候我們沒事幹，我在家裡生活也不好，我吃得多，我舅媽就瞪眼。

　　我走的時候，國民黨和共產黨正在談判。我上路的時候很高興，心裡想總算能夠離開上海，可以到外面去看看了。我在蘇北上船，碰到遊擊隊員，不穿軍裝的。我當時對槍比較感興趣，這可能是遺傳。然後到山東，曲阜解放了，進曲阜去看，全是石頭碑。當時吃飯倒不發愁，斗地主也見到了不少新鮮事，一路上經過了曲阜、泗水、靈巖等許多地方。那時候沒有車，就開個路條，到這個縣政府。縣政府一看我們行動不方便，就讓我們住下。第二天他們派人送我們走，有時候騎騾子、騎馬，有時候坐牛車。過封鎖線的時候，就由山東民兵保護我們，有20多個民兵，我以為封鎖線多厲害，結果過了以後，我問他們過了沒有，他們說早就過了。

　　記者：大家都知道山東是老解放區，老革命、老八路特別多，您父親當時已經是赫赫有名的虎將，您路過山東時，有沒有遇到認識他的人?

　　陳知非：當時比較有意思的是山東有好多人認識他。在山東有個人說，你父親脾氣特壞;還有個女同志說你父親很英俊，長得很漂亮。但是我聽我外婆講，我父親是穿長袍戴禮帽，很講究的，也告訴我他戴眼鏡，結果到解放區一看，他穿著八路軍的衣服，根本不是我姥姥說的樣子。說到心情，就是緊張。我小時候聽我外婆說，你父親把你扔到上海，沒良心，兒子也不要，所以給我印象不好。所以見他的時候，我心裡緊張，不知道他會不會對我很厲害。

　　「我死了以後，你會不會哭我啊」

　　「晚上的時候我父親跟我一起睡，我父親摸著我的頭，說：『我死了以後，你會不會哭我啊?』他問我這個話，我現在想，他可能是想因為以前把我扔在上海，跟他沒有感情了，死了以後不會哭。」

　　——陳知非

　　記者：有句老話說「知子莫若父」，我們也可以把它當成是父子之間的這種極其深厚的感情的體現。十幾年沒有見面，您和父親見面的時候是什麼情景?

　　陳知非：傍晚的時候，傅涯帶著我們來了，大家早就在村外迎接我們了，很多人，有人說這是你父親，我一看，跟想像的不一樣。我父親一看見我，馬上抱我：「看你長這麼大了，長得跟你媽似的，頭髮也像你媽。」摸我背，摸我頭。回去的時候，他摟著我，一路上摟著走的。我當時覺得我父親還可以，沒有別人說的那麼大的脾氣。晚上的時候我父親跟我一起睡，父親摸著我的頭，說：「我死了以後，你會不會哭我啊?」他問我這個話，我現在想，他可能是想因為以前把我扔在上海，跟他沒有感情了，死了以後不會哭。

　　記者：離別多年的兒子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身邊，您父親一定非常歡喜，終於可以盡父親的一份責任了。

　　陳知非：找到父親，我覺得他對我的關心真的是無微不至的。晚上睡覺，他一會兒給我蓋被子，一會兒給我蓋毯子，我過去沒碰到這種事。我們睡在一張炕上，他晚上不斷地給我蓋被子，我感覺到他是愛我的，我第一次感覺到。我小時候哪有人老給我蓋被子這樣的事。

　　記者：您的母親曾任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部長，1938年任一二九師後勤部指導員。她和您的父親聚少離多，1939年1月他們最後一次相聚，分手時，父親後來在日記中寫道：根英已經流淚了。

　　陳知非：百團大戰勝利結束後，我父親大病了一場，沒日沒夜地高燒，昏迷了半個多月。他嘴裡常常喊道：「王根英!王根英!」他發誓要永遠銘記我媽媽，並至少要為她守節三年。我媽很早就在山東犧牲了，所以我父親晚上經常給我講我媽的事情。他說，你媽傻乎乎的，看到延安的山，說那麼高的山，沒有電梯怎麼上得去。他很愛我媽，聽說我媽犧牲的時候，他把電話機都砸了。我父親脾氣不好，特別暴躁。他一不高興，別人就不知道他到哪兒去了，找不著他了，說陳賡去哪兒了?一找呢，他在一棵樹底下發呆呢。聽陳錫聯(開國上將，陳賡好友)講，我父親在日記上寫「今天是我最慘痛的一天」。別人講，說他決定「守寡」三年……

　　記者：可以看得出您父親很愛您母親，當初他們是怎麼認識的呢?

　　陳知非：這些都是傅涯老太太講的。他們以前就認識，我父親在上海夜校講課，我母親去聽，他們就認識了。

　　在武漢召開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的時候，我父親寫了個條，讓人傳到我母親那裡，就是向她求愛的這麼個紙條。但是我母親不理他，把他寫的條子用唾沫貼到牆上，寫了兩三張條子，都被我母親貼到牆上去。我父親說，誰能幫我說服王根英，讓她跟我結婚，我給他磕三個響頭。後來周恩來和鄧穎超幫助他，說服了我母親。可能他們比較對脾氣吧。

　　「孩子王」怕孩子哭

　　陳賡不僅愛自己的孩子，他對別的孩子也傾注了很多的愛。傳說陳賡有「三怕」：國民黨裡怕廖仲愷，共產黨裡怕彭德懷，再一個就是怕小孩哭。他特別怕小孩哭，孩子一哭他就受不了。

　　記者：陳賡將軍敢愛敢恨、敢做敢言，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在他的戰友裡好像有這麼一個說法，說您父親最怕看見小孩子哭，一個在戰場上叱吒風雲的大將軍怎麼會害怕孩子哭呢?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

　　陳知建：我父親可以說是一個孩子王，身邊所有孩子都喜歡他，但是這孩子不能哭，一哭他就躲到老遠。這是因為在長征的時候發生的一件事。當時過草地，他發現一個小紅軍搖搖晃晃在前面走，就下來問怎麼回事。問他還有沒有糧食，那個小紅軍本來已經餓得不行了，但還逞能，說我有糧食，讓他騎馬他不騎，乾糧袋裡鼓鼓的。我父親一想有糧食就算了，就走了，剛一走就覺得上當了，回來一看小紅軍死了。他在那兒哭了一場，扇了自己兩個嘴巴子，說，陳賡你上當了。打開乾糧袋一看是個牛的膝蓋骨，根本沒有糧食。從那以後我父親就特別怕小孩哭，孩子一哭他就受不了了。在我們家也是，孩子一哭，他就先躲一邊去了，他受不了。他是真怕小孩哭，我弟弟生病要打針，就在那兒哭，父親說你們先別打，然後把一道道門關上了，說，打吧。他不願意聽孩子哭，我們也瞭解，所以只要我們哭了鬧了，一般目的都能達到。他最喜歡孩子，在我們家住過的孩子有十幾個吧。

　　記者：他這麼喜歡孩子，那孩子們是不是都不怕他?

　　陳知建：說起我父親與孩子的關係，我們是又愛又怕。他發起脾氣來是雷霆萬鈞之勢，拍起桌子來，銅墨盒都蹦起來。但是你對了他的脾氣，像不能說假話啦，不能偷東西啦，反正他那幾根弦不能撥，其他淘點氣沒事。有一次我試了一下，忘了是犯了什麼事了，他就罵「王八蛋」，我靈機一動說，罵得好，他就在那苦笑，你什麼意思，我說沒什麼意思，你罵我王八蛋，我承認就是了，後來他哈哈大笑。他說王震那兒子在延安的時候，王震罵他兒子說，你這個孬種，他兒子說，我這個種就孬，我爸反過來就又說了個笑話。只要不撥他那幾根弦，他絕對是慈父。

　　記者：人們喜歡稱您父親為「樂天派將軍」，他的樂觀開朗甚至玩笑和惡作劇，在血雨腥風的年代裡非常可貴，是同事和戰友們精神的安慰，他好搞惡作劇在軍裡是出了名的。

　　陳知建：的確是這樣，我父親的性格非常開朗樂觀，也喜歡和身邊的好朋友開玩笑。在黃埔時期，我父親看惲代英老不睡覺，就趁他睡著的時候，拿墨汁把惲代英的眼鏡片給染黑了，他一睜眼，噢，天還沒亮，又接著睡，這樣就能讓惲代英多睡一會兒。

　　還有一次，是在實行軍銜制之前。軍委會上，研究新的軍裝，有的人提出來要體現民族特色，我父親反對這個意見，他說整個軍銜制都是跟外國人學的，搞什麼民族特色。最後他搗起亂了：「哎，我提個建議，咱們一邊插上四面護背大旗，頭上再戴上兩根雉尾翎。」大家哄堂大笑，據說把葉帥笑得都說不出話來了，說陳賡你這傢伙，虧你想得出來。

　　還有是在大生產運動中，部隊比賽種西瓜。他種的西瓜個頭小，結果頭天晚上我父親就到醫院偷葡萄糖，給西瓜注射。第二天，一比賽，他贏了。他說我西瓜個小但是吃著可甜呢。他的西瓜裡注射了葡萄糖能不甜嗎?

　　打仗的目的是消滅戰爭

　　儘管會對孩子的哭手足無措，儘管在日常生活中愛搞惡作劇，但是作為一名軍人，戰爭佔據了他生活的大部分。從著名的黃埔軍校畢業，到成長為一個世界聞名、讓敵人聞風喪膽的共產黨將領，他經歷了無數的戰爭。但是陳賡打仗的目的不是消滅敵人，而是消滅戰爭。

　　記者：「攜杖登高觀陣地，萬里山擁萬里雲。義兵壯氣吞牛斗，誓滅豺狼侵略軍。」這是陳賡將軍的摯友，越南革命領袖胡志明贈給您父親的詩，您父親最為人稱道的是在戰爭中的才華和取得的成就，您怎麼看待作為軍人的父親呢?

　　陳知建：有些人打仗是以殺人為快，我父親可不是。每一次作戰，他看到屍體多了以後，心情都非常沉重。上黨戰役的時候，父親的指揮所轉移，要經過剛打完仗的戰場，老參謀就說，哎呀，從來沒見過那麼多屍體，血流成河、橫屍遍野。其中有個參謀看了很高興，說戰果很大，就踢了敵人屍體一腳。結果沒想到我父親勃然大怒，說你這個人怎麼這麼殘忍，他都死了嘛，已經得到了他應該得到的懲罰，你幹嗎還踢人家的屍體。他作戰的目的不是為了殺人。我悟出了一個道理，真正作戰的目的，真正能打善戰的將軍，作戰的目的就是消滅戰爭!

　　記者：你們家是軍人世家，您父親的祖父是湘軍著名將領，曾跟隨曾國藩征戰南北，而您父親14歲隻身投奔湘軍，從一名小兵逐漸成長為共和國的開國元勳。您現在也是一名老兵了，您選擇當兵是不是也受了父親的影響?

　　陳知建：從我父親對我們的影響就可以看出他的軍人情結，全部都是當兵的，我兒子也是當兵的，這樣我們家已經是四代行伍了，這就是他的情結。有一次我帶我們十四軍的英模報告團到北京來作報告。當時記者協會聯合起來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就問到這個問題。他們問你們是不是窮兵黷武，跟越南打仗，你們是什麼目的?我們另外一個副師長答得很好，他說昨天我到范曾那兒，要他送給我們一幅畫。范曾問畫些什麼內容，我就給他提要求了，你就給我們畫一幅田園詩般的美妙景象，農民在種地，工人在做工，婦女在給孩子餵奶。范曾就很奇怪，為什麼要畫這個。我們那個副師長說這就是我們作戰的目的，以後到我們作戰最艱苦最吃不住勁的時候，看看這幅畫，不就有動力了嗎?不就有精神了嗎?我們那個副師長回答得很巧妙，我覺得代表了我們從軍的目的。

　　在我們家參軍好像是理所當然的，沒想過別的，我那個兒子從來沒想過上什麼地方大學，就是上軍事院校。

　　記者：您現在也是軍人，您能從軍人的角度說說陳賡將軍作戰時的戰略戰術風格嗎?他經歷的戰爭滄桑對他性格的形成是不是有一定的影響?

　　陳知建：比如在山西，我父親消滅了胡宗南的第一軍第一師，當時也叫第一旅，整編師當時也叫旅。胡宗南的那個旅號稱「天下第一旅」，我父親把它消滅以後，胡宗南還打電話來問，他接電話說：「對不起啊，你這個旅已經被我整個地消滅了。」美國大使卡爾遜稱讚父親率領的三八六旅是亞洲最好的一個旅。

　　還有個例子：神頭之戰，就是現在山西朔州。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他要在那裡打一次伏擊戰，而且指定在朔州這個地方。那兒有個村子叫神頭村，當時是在地圖上選了這麼個地方，神頭村從地圖上看兩邊是大山，中間是一條公路，這麼個地形，很適合打伏擊戰，打日本人。後來父親問誰去那兒勘查過。結果大家傻眼了，誰也沒去過。我父親就說走，一起去看一看。到現場一看傻了，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那個地方確實是一個山溝，但山溝裡邊又突出一個山梁子，公路在山梁子頂上。大家看了覺得沒法伏擊，我父親說看公路兩邊二三十米的地方，一邊有一條國民黨修的舊戰壕。他看了看那個長度，估計能埋伏一個團，然後回來開會，講這個地方還是可以打伏擊的，大部隊在後面，就按這樣的部署。這樣日本人來了，他們就往兩邊高處看，就沒往腳底下看，沒看溝裡。日本人先派尖兵來偵察，結果撒尿都尿到我們士兵的頭上，就那麼近!最後戰鬥發起以後，八路軍突然從他們面前出現，殲敵1500人。那在抗日戰場是很厲害了，後來打得日本人在坦克車上貼標語：「專打三八六旅」，日本人也說這是共產黨最典型的遊擊戰。當時咱們是一個旅加一個團，共四個團打了1500人，等於四個團打他一個團。

　　記者：1947年夏，鑒於形勢的發展，中央軍委決定調陳賡將軍縱隊西渡黃河，配合彭總司令的部隊進行陝甘寧邊區保衛戰，保衛黨中央。他認為黨中央讓他率部西渡黃河是消極防禦，而不是積極進攻，毛澤東激動地說：「好!好!你真不愧是陳賡，我知道你肚子裡有絕招的。」可見毛主席對陳賡將軍的評價是相當高的，那您父親是怎樣看待自己的?

　　陳知建：他從來不以勝利者自居。重慶解放以後，我父親到白公館去看望國民黨戰犯。那些戰犯好多是他黃埔軍校的同學，他們已經做好準備，準備被我父親教訓一頓。這些人是他戰場上的手下敗將，我父親是個勝利者。沒想到我父親卻請他們吃飯，只敘友情，不談戰爭，最後還留下一句話，以後解放台灣還靠你們的工作，他們大出意料之外：陳賡沒有以勝利者的身份出現，最後還讓我們為解放台灣出把力。總理見這些國民黨戰敗將領，我父親作陪，全過程父親沒有說一句盛氣凌人的話，從總理到陳賡都沒有一句盛氣凌人的話。

　　簡單說，他就是個千面人。他到各種場合，就以不同的形象出現，有時候是工人，有時候是個商人，有時候又是個學生，什麼樣的形象都有。人家都認識他，那些巡捕房裡的巡捕都是外國人，他的英文好，跟人家講英文，他們都知道有個陳賡要抓，卻不知道陳賡就在自己身邊。

　　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他被逮捕以後蔣介石親自勸降。當時把他押到南昌，國民黨讓他換衣服、洗臉、刮鬍子，他不幹，說我就是這個樣子，我現在這樣是你們造成的，然後我父親蓬頭垢面地就去了。到了南昌，國民黨先把他安排在客廳裡，然後蔣介石出來就先叫板，陳賡在哪裡啊，陳賡在哪裡啊。蔣介石的意思是想叫他起來迎接，他就拿張報紙蓋著臉裝睡覺。

　　「天下無敵怎麼會死在心臟病上呢」

　　「就是一個不相信，天下無敵怎麼會死在心臟病上呢?就是不相信，連我小弟弟都不相信，死了都不相信。我真正相信是父親被送到火葬場。真的要推進去燒了，這才明白過來，沒有父親了。」

　　——陳知建

　　記者：我們知道陳賡將軍是因為心臟病去世的，在此之前常年作戰的時候他有這個病嗎?父親去世的時候您有多大?聽說您當時還不相信心臟病會奪去了他的生命。直到您來到了父親的遺體前也還是不能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

　　陳知建：父親去世的時候，我16歲還不到。在他去世之前，他已經病了有三年了，中間發作了三次。父親的去世，對我們小孩來說，根本不能相信這個事實。這個戰無不勝的大將軍，怎麼會讓心臟病奪去他的生命，我們都不相信。父親是在上海去世的，我當時是怎麼也不相信。父親去世時，上級把我從北京接到上海去，在飛機上我還跟人家說笑話，今天虧得你把我叫出來，要不然該考試了，躲過一劫。我心裡根本不相信。我沒能和父親見最後一面，我到父親身邊的時候，父親已經死了。我是中午到的，我父親早上就去世了。3月17號是他的生日，父親是1961年3月16號去世的，他的生日是陰曆二月初一，那一年二月初一是3 月17號。

　　記者：在中國，一個家庭中，父親往往扮演著家庭的核心、頂樑柱的角色，他承擔著支撐起一個家的重擔。當您聽到父親去世的消息時是不是覺得天都塌下來了?

　　陳知建：我當時沒有感覺，一片空白，人都懵了，就剩下哭了，就是一個不相信。心裡想，這個人天下無敵怎麼會死在心臟病上呢?就是不相信，連我小弟弟都不相信，死了都不相信。我真正相信是父親被送到火葬場。真的要推進去燒了，這才明白過來，我們沒有父親了。父親遇到過那麼多強敵，法國人、日本人、美國人都沒能把他怎麼樣，怎麼心臟病把他制死了呢?真不相信啊……

　　記者：陳賡將軍是一個樂天派，平時喜歡和戰友朋友們開玩笑，他和他的戰友、上級領導、下屬的關係都非常好。當他的戰友們聽到陳賡將軍去世的消息是不是也非常悲痛?

　　陳知建：父親的戰友們哭得喲，真讓我們吃了一驚，他們比我們哭得還厲害呢，都是號啕大哭。據說李克農也是這樣，從父親去世那天起再也不說話了，第二年就去世了。我父親去世以後，李克農很少說話，他們是在上海進行地下工作時結下的友誼。父親去世後，宋慶齡還寫了一封信，說我這幾天總是睡不著覺，吃不下飯，怎麼好人這麼早、這麼年輕就去了。

　　父親剛去世時，中央一開始不敢告訴宋慶齡。怕她過來看父親，怕刺激她。宋慶齡身邊的工作人員就把收音機做了點手腳，讓她那天聽不到收音機，等我父親的骨灰送到北京以後，才告訴她。然後宋慶齡寫了一封信給廖仲愷的女兒廖夢醒，說為什麼好人都早死，還說陳賡無論哪一方面都堪稱共產黨員的楷模。最近我們才知道，這封信是用英文打字機打的。

　　記者：陳賡將軍是黃埔一期的學生，是「黃埔三傑」之一，而周總理在大革命時期曾擔任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他們又在上海一起進行地下工作，周總理更是陳賡將軍的直接領導，所以他們之間的關係非常好。聽說陳賡將軍去世後，周總理專門從外地趕回來參加追悼會了。

　　陳知建：當時總理說必須等我回來才能開追悼會，總理當時在廣州開會，下飛機回來，哪兒都沒去，直奔中山堂，當時是在中山堂舉行弔唁活動。

　　黃埔三傑

　　中國軍事史上有許多將領都是黃埔軍校培養出來的，而陳賡在黃埔軍校是比較出名的人物，是「黃埔三傑」之一，和許多國民黨高級將領私交甚好，更是得到蔣介石的信任。

　　記者：在許多黃埔軍校畢業的人中都有一個說法，就是黃埔軍校有三傑：蔣先雲、賀衷寒、陳賡。「黃埔三傑」的稱號是怎麼得來的呢?有什麼背景故事嗎?

　　陳知進：「黃埔三傑」不是很確切的說法，但這三個人確實是蔣介石最喜歡的。他們黃埔同學中流傳著一句話，叫「蔣先雲的筆，賀衷寒的嘴，靈不過陳賡的腿」。大革命中在第二次東征的時候，蔣介石打惠州把一個師派出去了，指揮所沒人，而這個師是個雜牌軍，不禁打，敗下來了，怎麼堵也堵不住。我父親是個連長，蔣介石就任命我父親當代理師長，重新組織再上去打，但是兵敗如山倒，陳炯明的部隊就要打過來了。我父親對蔣介石說，趕緊轉移吧，不轉移就要被抓了，結果蔣介石在那兒又哭又鬧，他說，這樣回去就無顏見江東父老了，我要共存亡什麼的。我父親說你，還是趕緊走吧，於是我父親背起他來就跑，跑了20里地，渡了一條河。

　　後來，我父親給蔣介石收拾桌子，發現蔣介石的一個花名冊，所有共產黨員下面他都畫個圈，一個紅圈。那時候蔣介石要準備「清黨」了，他在每一個共產黨員下面都畫了個圈，下面還有一句話。我父親名字下面的話是「我印象中好像此人是共產黨員」，蔣介石在共產黨員後面畫了一個問號，「不可帶兵」。蔣介石原來在我父親的評語中寫的是：「此人貌似文弱，但是生性堅強，可以帶兵。」原來是可以帶兵，現在180度大轉變。原來寫的評語，是父親救蔣介石之前寫的。當時黃埔一期的學員，蔣介石會給每一個畢業生寫一個評語，評語都貼在牆上，這是後來幾期的學生看到的。

　　記者：早期黃埔軍校是培養中國革命人才的搖籃，那些在各自家鄉都算精英的青年為著理想薈萃於此，他們一同成長，又因堅持不同的主張而最終分道揚鑣。中國現代歷史最大的兩股政治力量的分裂，首先撕開的就是這些黃埔學生，從此賦予他們截然不同的命運。南昌起義以後，很多黃埔軍校的同學校友就從校園裡共同學習進步，變成了戰場上的持戈相向。

　　陳知進：對。在共產黨裡的黃埔一期有左權、徐向前等很多人。左權是我父親介紹入黨的。國民黨的黃埔畢業生就很多了，像宋希濂、杜聿明、胡宗南，這些都是黃埔一期的。胡宗南當時跟他(陳賡)私交很好，雖然兩人的政治觀點不同，但是個人關係還是比較好的。

　　黃埔的同學，後來走到對立，在他們的身上顯示了中國革命的一個歷程。後來這些人從短兵相接的戰鬥，到後來長征、解放戰爭，變成集團的對陣，後來又繼續分化。在解放戰爭裡，他們一提起來對面打的是我父親，都還講陳大哥怎麼樣怎麼樣，在他們內部還是稱我父親為陳大哥。革命勝利以後，忘了是哪一位國民黨將領了，被俘虜了以後，開始還很傲慢，後來要求見我父親。我父親來了，他「啪」一個立正，說：「大哥來了，你們打得不正規。」我父親說：「什麼叫正規?」我父親教育了他半天：「蔣介石弄得民不聊生是正規嗎?兵不厭詐，有什麼不正規?」最後把他說得啞口無言。

　　記者：1932年，陳賡將軍因為負重傷秘密到上海就醫。後來，您父親在上海因為叛徒的出賣而被捕。陳賡將軍從被捕到被釋放非常有傳奇色彩，這中間是不是經歷了一個很複雜的過程?

　　陳知進：他是在上海的租界被捕的，一開始是被關在英國巡捕房。那些巡捕都認識他的，父親以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跟那些巡捕混得很熟。人家都知道他是王庸王先生，不知道他是陳賡，那些巡捕甚至還曾經和他在一起討論過怎麼抓陳賡，現在一看居然他就是陳賡!

　　後來引渡到上海警備區，國民黨這邊，就押到南京，蔣介石正在南昌「圍剿」中央蘇區呢，行營設到南昌的科儀館。得知陳賡被捕，宋慶齡寫了一封告全國人民書。他的黃埔同學也去蔣介石那兒求情，所以蔣介石不能輕易把他處理掉，就把我父親押到南昌親自勸降。

　　蔣介石勸降的時候，許他一個師長，說你過來，馬上給你一個師長干。蔣介石還說一個軍也就是一句話的事。

　　記者：據說您父親把蔣介石臭罵一通，他對蔣介石有救命之恩，蔣介石迫於輿論和道義上的壓力，也奈何不了他，您父親是怎樣脫身的?

　　陳知進：我父親被釋放是一段比較複雜的過程。首先蔣介石不敢殺他，怕殺了他影響面太大。因為我父親救過他的命，殺了陳賡，人們會說他蔣介石忘恩負義;而且父親在黃埔軍人裡，在國共兩邊影響都很大，所以蔣介石希望借父親影響紅軍裡的黃埔同學。有人說，陳賡在國共兩黨都吃得開，還是比較形象的。

　　到最後，對我父親的關押就變成了軟禁了，當時再加上黨組織的營救，我父親才被成功地營救出來。沒有蔣介石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不可能從蔣介石的堡壘裡營救出來，但是地下黨確實進行了營救。雖然父親逃出來的方法有好多版本，什麼裝在箱子裡的，用繩子爬下來的，有很多說法，但是他確實是共產黨營救的。

　　記者：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您父親都稱得上是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他充滿驚險的坎坷經歷，驚心動魄的敵後工作，對許多人來說充滿了英雄色彩，您怎麼看父親的戎馬一生呢?

　　陳知進：我父親把所有的精力，把他的生命都貢獻給了黨和中國的革命。他是積勞成疾。1922年參加遊行，幾次負傷。解放後他一直在打仗，一開始先上越南打，1950年到越南，1951年去朝鮮，1952年建哈軍工，在哈軍工步入正軌以後，他又到總參。他是1957年在家裡病倒的，當時父親跟人談完話以後，突發心臟病。幸虧我弟弟發現了，他才三四歲，還不懂事，他說爸爸怎麼哭了，爸爸別哭，我去叫人。弟弟就到院子裡叫人，這才救了父親的命。

　　當時中央有個文件說中將以上寫回憶錄，但是開始沒告訴他，擔心他的身體無法承受。後來他知道這個文件後說，哎呀，沒想到我生病了還能為黨工作，所以他就開始寫回憶錄。他一生就沒有停下過，即使生病了也還寫回憶錄。他自己說的嘛，機器一開動，就停不下來，剎不住車了。

　　「我就是一個幸運者，幸運就是我們能遇到這麼一個好領導」

　　「人家都說是倖存者，我還是一個幸運者。倖存者就是我能活到現在，就是倖存了;幸運就是我們能遇到這麼一個好領導，在生活上、政治上、思想上都是靠著他領著走過來的。他不是天天領著你，但是他的思想對你影響很大。像我，如果不是他當旅長，是別人當旅長，我以後的發展可能就不是這個樣子。」

　　——王恩田

　　記者：1939年陳賡大將給您拍了一張照片，您是非常珍視這張照片的。這張照片是在什麼地方拍的?您能介紹一下當時照相的情景嗎?

　　王恩田：這是1939年陳賡大將在太行山宋家莊他住的那個院拍的。當時是1939年的8月，那個時候他是旅長，我是旅宣傳隊的宣傳員，他非常喜歡孩子，希望我們成材。這張照片算起來有64年了，我一直放在身邊。

　　你看這個照片都已經剪了，但還可以看得出背景是什麼，這是陳大將房東窯洞的前面，照相的時候房東還在屋裡說話。照完了以後，房東老大娘、老大爺出來說，噢，你在給小黑頭照相啊，小黑頭方頭方腦的，很好啊。陳賡就笑了，推著我打招呼，我就叫大爺大娘。他們說好，好，好，你唱京劇唱得挺好的，你長得很像陳大將，方頭方腦的。

　　陳大將好多事都是手把手地教我。他說你是個土包子，你不會照相，我告訴你怎麼照。他說：「你把腳站好與肩同寬，然後一個手背在後面，你左手背後面，右手放下來。哎，這樣看著挺好的。你站好，我給你照。」

　　記者：您一直說自己是一個倖存者和幸運者，為什麼?

　　王恩田：我這個人吧，人家都說是倖存者，其實，我還是一個倖存者。倖存者就是我能活到現在，就是倖存了;幸運就是我們能遇到這麼一個好領導，在生活上、政治上、思想上都是靠著他領著走過來的。他不是天天領著你，但是他的思想對你影響很大。像我，如果不是他當旅長，是別人當旅長，我以後的發展可能就不是這個樣子。

　　有一本叫做《荒煤散文選》的書裡面寫過一篇文章，有我那麼一小段，在那裡面寫我的問題還是比較嚴重的。我的家庭是一個基督教家庭。1939年2 月10號，我們在平原打了一仗，我就為這件事禱告，我說旅長啊是除魔鬼的英雄，日本鬼子是魔鬼。因為在我們縣城，我們這些十三四歲的孩子參軍是因為沒有家了，日本人去一次殺一次，我們縣城有萬把人，日本鬼子第一天進城就殺了我們1070多人。

　　我就禱告這麼一次，我那些小同鄉們就到處嚷，王恩田為陳旅長禱告了。宣傳隊長就挺不痛快的，他跟分隊長就找我談話，說我們宣傳隊是宣傳馬列主義，這是共產黨的宣傳隊，他給我扣了一堆帽子，我那個時候也糊塗，什麼唯心論，唯物論啊，我那時候也不太清楚。

　　記者：當時宣傳隊長把您調離了宣傳隊，旅長陳賡不同意又把您調回宣傳隊?他為什麼這麼做?

　　王恩田：陳賡把我帶到政治部主任蘇精誠那兒，說王恩田只是信教問題，怎麼能把他調走呢?宣傳隊長說：「他調皮得很，說他也不聽。」陳賡說思想上的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教育過來的，你慢慢地教育嘛。

　　1943年的1月，陳賡知道我入黨了，高興得把我的肩膀都拍疼了。

　　那年七八月份我們就搬到宋家莊了，陳荒煤來採訪，寫完了以後，要讓隊長過過目，因為他們也知道我有變化，說王恩田進步很大。陳賡給陳荒煤說，我死了，這些小鬼會哭我;但是他給我們說，你們這些小鬼走了的話，我會大哭一場的。我們離開他，他會大哭一場的;他走了，我們也會大哭一場的。我不是大哭了一場兩場，我只要想起陳大將，想起他，我就克制不住。

　　記者：陳賡和你們的感情非常好，他特別喜歡孩子?

　　王恩田：他把我們當成自己的兒子，你說感情能不好嗎?因為那個時候他愛人王根英剛逝世沒多久，有時候他說我那個孩子說不定就在上海當童工呢，流浪兒，你們多幸福啊。有時候他會擰擰我們的耳朵，說叫一個，叫一個，叫個好聽的，叫個乾爸爸。他就抱著你，拉著你，有時候貼貼臉。他那個鬍子很厲害的，貼貼臉，蹭蹭臉，我們說，你鬍子多，殺鬼子也多，他高興了就說，對!我鬍子多，殺鬼子也多。

　　只要他在我們中間，說實在的，我們就感覺有依靠。他是1941年11月調到總隊當司令的，宣傳隊不是整個帶過去，基本上要分成兩半。分開的時候他說，我在中隊工作，你們還在三八六旅，我只能帶一些大的。說這話的時候我們已經不行了，那個臉上看得很清楚，要流淚了，我們是一聽到這個就嗚嗚的，都哭了。這以後怎麼辦呢，他一說要走，我們哭，他也哭……

　　在採訪快結束的時候，一群曾經住在靈境胡同41號的孩子們回到這裡聚會(當時陳賡的夫人傅涯還住在那裡)，如今他們都已是50多歲的人了。這些人來自不同的家庭，宋勤、宋平是宋任窮的子女，陸放、盧國梅、董芳的父母也都是陳賡的戰友或朋友。上世紀50年代，他們在遠離父母的時候，先後走進了這個他們都稱之為家的地方。

　　陸放：整天上房、掏鳥、給貓灌酒，這地方可以造反，什麼都干。

　　宋勤：我們喜歡他，就叫鬍子爸爸，傅涯阿姨沒鬍子，但是是他夫人，我們就叫她鬍子媽媽。

　　孩子們口中的鬍子爸爸陳賡與鬍子媽媽傅涯是在1943年結婚的，他們相濡以沫，共同撐起一個幸福的七口之家，再加上戰友和朋友們的孩子，靈境胡同41號成了一個快樂的大家庭。陳賡無論到哪兒，心中總是掛念著妻兒，他與妻子相約，每到一地或每隔半月都要寫信，他從來沒有讓妻子失望過。

　　盧國梅：他像一個慈父，但又比慈父更容易溝通，我特別懷念他。(聲音哽咽)

　　1961年3月16日，年僅58歲的陳賡因病逝世。說到陳賡的離去，所有的人都忍不住哭了……

　　他們常回來聚一聚，因為這裡曾是童年肆無忌憚地釋放快樂的地方，他們精心收藏起的記憶，在這兒又有了生命。

　　陳知建：這個地方馬上就要沒了，搬遷了、改造了，現在讓我哥哥(陳知非)把我們這個地方原來的樣子畫出來了，我們的感情就寄托在那幅畫上，每一塊磚、每一塊瓦我都記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