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算得上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代明君,史上記載李世民一共有14個兒子，這14個兒子的的悲慘命途都令人唏噓!在眾多兒子中唐太宗李世民最寵愛的兒子是李恪，唐太宗曾欲立吳王李恪為太子這件事，歷來為很多人所津津樂道。那麼事情的真相又是如何呢?為何最後李世民最寵愛的兒子李恪沒做太子呢?

　　貞觀十七年的時候，唐太宗立了李治不久之後又覺得這個小兒子只有十五歲，一直養在自己的身邊沒有經過什麼歷練，作為帝國未來的繼承人還不夠強大有力，擔憂他無法很好地駕馭朝政，於是便想到了換儲一事。而當時的李恪可以說是唯一適合的人選，一來是所有庶出皇子中最為年長的(二皇子李寬早夭)，二來貞觀七年便去了自己的封地，再者比起下面明顯不成器的李愔、李惲等人，品行也要好得多。相比之下，貞觀十六年才開始上朝參與政務的李治自然不夠老練成熟。

　　但是很顯然，唐太宗欲立李恪這個想法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而是一時衝動所想到的。因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慮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鐵了心要換儲了，那麼長孫無忌是絕對沒有“密爭之”的機會的，更不可能只憑他一家之言便一錘定音。畢竟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長孫的。貞觀十七年時的長孫無忌雖然位極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統而言，司徒位高卻只是個虛職。在根本沒有實權的情況下，長孫無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而且此時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齡李靖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壯年手握兵權，怎麼可能眼睜睜地坐看長孫無忌在朝中一手遮天? 

　　何況廢立太子是國家大事不是兒戲，唐太宗若是下定了決心要換太子，肯定會把這件事拿到朝上廷議，再不濟也要找幾個心腹大臣一起來商量商量，就像當初要立李治一樣，“與長孫無忌、房玄齡、李績等計議”，怎麼可能只被長孫無忌這麼一勸，便立刻就此作罷。而且從正史中對改立李恪這件事一筆帶過的記敘來看，很明顯唐太宗只是一時心血來潮，突然間有了這麼一個想法，然後對長孫無忌露了個口風，長孫無忌反對，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徹底打消這個念頭了。

　　更不要說什麼長孫無忌反對立李恪是因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實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並不是長孫無忌，而是唐太宗本人。畢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這三個嫡子的未來就很難有所保證了，這一點唐太宗顯然比長孫無忌更為擔心。因為當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為了可以保全嫡子們：

　　“泰立，承乾、晉王皆不存;晉王立，泰共承乾可無恙也。”(《舊唐書·太宗諸子列傳》)

　　唐太宗改立太子時，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與李治之間搖擺不定，決定立李治也是因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會對自己的兩個親兄弟不利。而在這期間，自始至終都沒有想到過還有庶出但年長的李恪可以考慮，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如何可見一斑了。因為若是李恪在唐太宗心中還算是有些份量的話，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時候絕對會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塵埃落定後才發現原來還有這麼一個庶長子可以考慮，而且還只是曇花一現的想法。

　　至於說什麼李恪遠離京城和朝中大臣沒有交情，自然不會有人願意保舉他做太子。事實上朝中大臣的意願怎樣並不重要，關鍵仍在於唐太宗自己的態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這個太子可謂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為了冊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劍欲在大臣面前自盡。在正式立了李治為太子後，唐太宗又傾力打造了一個強大可靠的東宮班底以輔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趙國公長孫無忌太子太師，司空、梁國公房玄齡太子太傅;特進、宋國公蕭瑀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英國公李績為太子詹事，仍同中書門下三品。”(《舊唐書·太宗本紀》)

　　“又以左衛大將軍李大亮領右衛率，前詹事於志寧、中書侍郎馬周為左庶子，吏部侍郎蘇勖、中書舍人高季輔為右庶子，刑部侍郎張行成為少詹事，諫議大夫褚遂良為賓客。”(《資治通鑒》)

　　同時，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宮缺少歷練，便開始加強對他處理政務能力的培養，時常把他帶在自己的身邊言傳身教。

　　“太宗每視朝，常令在側，觀決庶政，或令參議，太宗數稱善。”(《舊唐書·高宗本紀》)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誨諭。’”(《貞觀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為太子的話，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時的舉動照搬過來，而不只是口頭上提那麼一提，被否決後既不見有過失落後悔的時候，更不曾見對李恪這個改立未果的兒子有什麼內疚之情。

　　更何況對於一個歷史人物來說，他的重要事件主要表現在他本人的列傳中，然而《舊唐書》卻只在長孫無忌傳裡將此事一筆帶過。想來就連史官也覺得，唐太宗雖然有過“欲立吳王恪”的想法，然而最後卻讓李恪的提名淪為了打醬油的，這件事對於李恪來說絕對算不上是什麼多光榮的事跡，所以才會在他的列傳中根本就隻字未提。

　　一直以來都有人認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歡的兒子，那麼事實是否確實如此呢?我們還是一起來看一看史實吧。

　　首先，同樣是在《舊唐書》中，對李恪是“太宗常稱其類己”(《唐會要》中記載為“太宗嘗稱其類己”。可見這裡的常通嘗，意為曾經而不是常常)，對太子承乾則是“太宗甚愛之”，而對李泰更是用了“魏王泰寵冠諸王”這樣的說法。如此一番比照，唐太宗對李恪這位所謂的“愛子”的寵愛，也實在平淡無奇了些。更何況唐太宗對三位嫡子的愛護在史書上的記載是數不勝數，而對李恪的照顧相比之下就單薄了許多，甚至無從列舉。李恪能否算上是唐太宗愛子，著實值得推敲一番。

　　其次，根據史書的記載，李恪最遲貞觀七年便去了封地，而與李恪同齡的李泰不僅不“之國”，唐太宗甚至還想過讓其“入居武德殿”，最後還是被魏征力諫勸止。李治更是自長孫皇后去世後就一直由唐太宗親自撫養，甚至在被封為太子後，仍讓唐太宗不惜公然違反禮制也要繼續留在身邊，這便導致了褚遂良劉洎等人分別在貞觀十八年、二十年相繼上疏懇請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邊一味溺愛，放其回東宮。

　　而貞觀七年李恪赴任齊州都督時，唐太宗對李恪說：“父子之情，豈不欲常相見耶?但家國事殊，須出作藩屏。”可見讓諸王之藩是因為“家國事殊”，更是為了絕諸皇子的“覬覦之心”。但這一番冠冕堂皇的話，實際上更適合身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畢竟作為太子同母弟，李泰對儲位的威脅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國事殊”面前卻出於私心，仍舊選擇把心愛的李泰、李治留在了自己的身邊，卻將沒什麼威脅的李恪打發到封地上去。如果唐太宗真的捨不得李恪前往封地，真的心疼愛子的話，想必李恪也應當如同李泰李治一般，留在自己的身側，但是唐太宗並沒有這麼做。也許有人認為是朝臣的反對與力諫，使得李恪不得不遠赴封地，不過唐太宗可不是會這麼乖乖聽話的人。 

　　《舊唐書》中就有記載，李泰撰成《括地誌》後，唐太宗“賜泰物萬段”“俄又每月給泰料物，有逾於皇太子”，惹得褚遂良上了一篇《諫魏王泰物料逾東宮疏》。唐太宗雖然對褚遂良的觀點表示贊同，但並沒有因此削減李泰的開支，而是下了一封《皇太子用庫物勿限制詔》取消了太子的開支限制，變相地維持了李泰逾制的花銷。而李治被立為太子後，也因為一直同唐太宗居住在一起而並不是按照慣例入住東宮，被褚遂良、劉洎等人屢屢進諫，唐太宗最終也只是答應了讓李治每個月一半的時間住到東宮，一半的時間仍舊留在自己身邊。

　　可見群臣的意見唐太宗雖然會聽取，但如果他是真的想這麼做的話，總有達成的手段。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想將李恪留在身邊以成全自己的愛子之情，是絕對能做的到的。可是他並沒有這麼做，而是說了一番場面話，什麼“父之愛子，人之常情”“但家國事殊”。如此也能認為李恪算得上是唐太宗愛子的話，個人以為這樣的“愛子”其實不提也罷。

　　再者，貞觀11年時唐太宗對李恪說的這番話——“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漢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陰圖不軌，霍光折簡誅之。為人臣子，不可不戒!”翻譯成通俗易懂的白話文就是：父子之間雖然是至親，一旦犯罪，則天下的法令不能夠偏私。漢朝已立昭帝，燕王劉旦不服，暗中圖謀造反，霍光以一封便箋就殺了他。為人臣下，不能不深以為誡!

　　很明顯，這口吻已經相當嚴厲了，根本不是父子之間聯絡感情的話語，而是在訓斥。而聯想一下正是在這一年，李恪因為打獵踩壞百姓莊稼的事被唐太宗罷免了安州都督一職，所以番話實際上是唐太宗在非常嚴肅地斥責李恪：“雖然你是我兒子，但你若不遵紀守法我也救不了你!”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看得出來，唐太宗其實是一副愛子情深的模樣的。

　　至於貞觀12年唐太宗給李恪寫的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違膝下，淒戀何已，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這麼一句，自然會覺得其間是飽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題目卻是《誡吳王恪書》。誡者，告誡、警告之意，齊王李祐在封地上屢屢犯錯時，唐太宗也曾寫信“誥誡之”。所以這封信也不是什麼訴說離別後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寫信來警告李恪要老老實實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為了。

　　而且就在唐太對李恪說“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以避免李恪變得驕奢為由而不肯多給他財物，結果在面對李承乾與李泰時，唐太宗卻又是截然相反的態度。唐太宗賞賜李泰時不僅“賜泰物萬段”，每個月給李泰的東西甚至“有逾於皇太子”，對李承乾更是乾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庫物的限制。

　　至於唐太宗會如何在書信中表達自己的愛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麗時給李治寫的一封信，簡直堪稱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對李恪的諄諄告誡之意，或許唐太宗給李治的這封信才更似尋常間的父子之情吧。

　　《兩度帖》原文：

　　兩度得大內書，不見奴表，耶耶忌欲恆死，少時間忽得奴手書，報娘子患，憂惶一時頓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後，但頭風發，信便即報。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報。今得遼東消息，錄狀送，憶奴欲死，不知何計使還，具。耶耶，敕。

　　譯文：

　　兩次收到大內送來的文書，卻還不見稚奴你的書信。爸爸我擔心的要死。剛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親筆手書，說娘子生病了，我的擔心害怕頓時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復生一樣。從今以後，只要你的頭風病發作，就立刻寫信告訴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會一一寫信告訴你。今天得到遼東(戰場)消息，抄錄一份給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去，要說的就這些。爸爸，敕。

　　最後，便是為很多人所津津樂道的，唐太宗欲立吳王李恪為太子這件事了。

　　貞觀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後過了大半年的時間，又覺得這個小兒子只有十五歲，一直養在自己的身邊沒有經過什麼歷練，作為帝國未來的繼承人還不夠強大有力，擔憂他無法很好地駕馭朝政，畢竟“國賴長君”。於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換儲一事，而當時的李恪可以說是唯一的人選，因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幾位皇子：

　　第二子李寬，早夭

　　第四子李泰，奪嫡被貶

　　第五子李佑，貞觀十七年謀反被誅

　　第六子李愔，被唐太宗痛罵為禽獸不如

　　第七子李惲，好斂財，被有司彈劾

　　第八子李貞，僅比李治大一歲

　　第十子李慎，年紀比李治還要小

　　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囂、李簡、李福、李明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紀太小。在這樣的情況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歲的李恪，唐太宗還有別的選擇嗎? 

　　唐太宗欲立李恪歸根究底就是因為除了李恪外，別的年長一些的皇子不是因為奪嫡被貶、被殺，就是實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李恪儘管也曾因為踩莊稼和賭博這些小事被連續貶官和削戶過兩次，但除了李恪外，唐太宗已經別無選擇。

　　不過很顯然，唐太宗欲立李恪這個想法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而是一時衝動下的心血來潮之念。因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慮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鐵了心要換儲了，那麼長孫無忌是絕對沒有“密爭之”的機會的，更不可能只憑他一家之言便一錘定音。畢竟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長孫的。貞觀十七年時的長孫無忌雖然位極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統而言，司徒位高卻只是個虛職。在根本沒有實權的情況下，長孫無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此時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齡李靖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壯年手握兵權，怎麼可能任由一個既無實權又無兵權的長孫無忌操縱朝政?

　　何況廢立太子是國家大事不是兒戲，唐太宗若是下定了決心要換太子，肯定會把這件事拿到朝上廷議，再不濟也要找幾個心腹大臣一起來商量商量，就像當初要立李治一樣，“與長孫無忌、房玄齡、李績等計議”，而不會只跟最不可能贊同的長孫無忌一個人商量，甚至被長孫無忌反駁後就立刻作罷。

　　從正史中對改立李恪這件事一筆帶過的記敘來看，很明顯唐太宗只是一時心血來潮，突然間有了這麼一個想法，然後對長孫無忌露了個口風，長孫無忌反對，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徹底打消這個念頭了。更不要說什麼長孫無忌反對立李恪是因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實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並不是長孫無忌，而是唐太宗本人。畢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這三個嫡子的未來就很難有所保證了，這一點唐太宗顯然比長孫無忌更為擔心。因為當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為了可以保全這三個心愛的嫡子：

　　“泰立，承乾、晉王皆不存;晉王立，泰共承乾可無恙也。”(《舊唐書·太宗諸子列傳》)

　　唐太宗改立太子時，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與李治之間搖擺不定，決定立李治也是因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會對自己的兩個親兄弟不利。而在這期間，唐太宗自始至終都沒有想到過還有庶出但年長的李恪可以考慮，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如何可見一斑了。因為李恪若是在唐太宗的心中還算是有些份量的話，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時候絕對會首先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塵埃落定後又過了大半年的時間，直到貞觀十七年年底諸位皇子回京過年時，才發現原來還有這麼一個庶長子可以考慮，而且還只是曇花一現的想法。

　　至於說什麼李恪遠離京城和朝中大臣沒有交情，自然不會有人願意保舉他做太子。事實上朝中大臣的意願怎樣並不重要，關鍵仍在於唐太宗自己的態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這個太子可謂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為了冊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劍欲在大臣面前自盡。在正式立了李治為太子後，唐太宗又傾力打造了一個強大可靠的東宮班底以輔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趙國公長孫無忌太子太師，司空、梁國公房玄齡太子太傅;特進、宋國公蕭瑀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英國公李績為太子詹事，仍同中書門下三品。”(《舊唐書·太宗本紀》)

　　“又以左衛大將軍李大亮領右衛率，前詹事於志寧、中書侍郎馬周為左庶子，吏部侍郎蘇勖、中書舍人高季輔為右庶子，刑部侍郎張行成為少詹事，諫議大夫褚遂良為賓客。”(《資治通鑒》)

　　同時，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宮缺少歷練，便開始加強對他處理政務能力的培養，時常把他帶在自己的身邊言傳身教。

　　“太宗每視朝，常令在側，觀決庶政，或令參議，太宗數稱善。”(《舊唐書·高宗本紀》)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誨諭。’”(《貞觀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為太子的話，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時的舉動照搬過來，而不只是口頭上提那麼一提，被否決後既不見有過失落後悔的時候，更不曾見對李恪這個改立未果的兒子有什麼內疚之情，甚至欲立李恪未果後沒過兩天，唐太宗就因為李治長子李忠的出生而舉行了盛大的筵席，不僅在宴會上高興地“酒酣起舞”“盡日而罷”，還一反皇孫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將李忠冊封為了親王——完全將李恪的事情拋之腦後。

　　至於李恪不能當上皇帝是因為具有前朝血統的說法更是無稽之談，李恪的兩朝血統並不是什麼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事，早在南北朝時就有許多兩朝一脈的皇位繼承人，比如後趙石虎的太子石世，生母就是前趙的安定公主;比如北周閔帝宇文覺的生母就是北魏馮翊公主。就連隋煬帝楊廣的太子楊昭也是兩朝一脈，楊昭的生母蕭皇后，即西梁孝明帝蕭巋的女兒。

　　再說如果前朝血統真的是問題，是忌諱，那唐太宗為何在明知李恪具有隋朝血統的情況下，還想立其為太子?長孫無忌又為什麼不用這樣的理由來反對唐太宗立李恪呢?所以李恪與儲位無緣，和他的生母楊妃是隋煬帝的女兒根本沒有任何的關係。

　　更何況對於一個歷史人物來說，他的重要事件主要表現在他本人的列傳中，然而《舊唐書》卻只在長孫無忌傳裡將此事一筆帶過。想來就連史官也覺得，唐太宗雖然有過“欲立吳王恪”的想法，然而最後卻讓李恪的提名淪為了打醬油的，這件事對於李恪來說絕對算不上是什麼多光榮的事跡，所以才會在他的列傳中根本就隻字未提。更別說李恪提名失敗後，並沒有因此得到父親一星半點的愧疚之情或補償之意。反觀劉邦欲立趙王如意失敗後，為戚姬母子的未來安全得不到保障愁得長吁短歎，甚至“心不樂，悲歌”，不僅特意讓周昌相趙，而且一聽說樊噲要在自己百年之後誅殺戚姬母子，當即下令要陳平等人“即軍中斬噲”。想來李恪若是能在唐太宗的心中佔據一席之地的話，又如何會遭此待遇? 

　　還有人因為唐太宗欲改立李恪便認為李恪是大唐的一代賢王，甚至如同某毛所說的那樣李恪就一定是英物，李治就一定是朽物，唐太宗選擇了李治作為繼承人是懵懂一時(事實上看看某毛自己選定的繼承人就知道他是什麼眼光了)。然而通觀李恪的生平，實在看不出他有什麼文功武治的政績。《舊唐書》中對李承乾的治國才能好歹還有一句“太宗居諒暗，庶政皆令聽斷，頗識大體”的介紹，對李泰至少還能知道他“少善屬文”，也的確編修了一部《括地誌》，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為處理地方政務出色而被當地百姓稱讚的。

　　然而關於李恪卻只知其有文武才，相當籠統的一句讚美之詞，至於具體有什麼雄才偉略的事跡可以展現其賢能的，史書中便再無一字了。就連李恪的“善騎射”也不過是身為關隴軍事貴族最基本的素養而已，在連後宮才人都能陪帝王騎射的朝代裡，李恪的“善騎射”卻根本沒有絲毫的軍功或突出的事跡可以證明。

　　李恪所謂的文才更是如此，就連李唐皇室成員中最常見的書法特長都毫無記載，而同樣因謀反被誅的漢王李元昌卻能夠以書法著稱於各部史書，李元昌的墓誌甚至銘刻著各種溢美之詞：“姿容端麗，體貌淹華。漁獵典墳，頗好音樂。至於啼猿落雁之巧，命中如入神;垂露象形之工，轉注窮眾妙。”一位專研經典名著，擅長音樂，射獵如神，繪畫精妙的多才多藝的俊美皇子就栩栩如生地在後人心目中挺拔起來，相比之下，李恪的才華在史書或墓誌銘上則完全沒有分毫的體現。

　　所以若只因為唐太宗的一句“英果類己”，便斷定了李恪之賢，也著實武斷了些。畢竟唐太宗只是覺得李治性格仁厚溫和，並沒有說他不如李恪賢能，又怎能由此草率地推斷出李恪便是大唐眾望所歸的賢王呢?

　　至於《舊唐書》中所說的“既名望素高，甚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為唐高宗李治最年長的皇兄，德行比起下面幾個弟弟也還說得過去，有聲望並不足以為奇，沒有名聲才是要值得奇怪的。畢竟唐中宗時，身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實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湊也是“賢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孫李孝逸同樣是“素有名望，自是時譽益重”;唐高祖之子韓王李元嘉在則天朝受到安撫重用，不僅是因為“地尊望重”，更是為了“順物情”。

　　李恪被冤殺後史書中又言“以絕眾望，海內冤之”，看似評價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師的時候，也曾說過“用絕天下之望”這樣的話。不僅如此，武三思在殺桓彥范等人時，是為了“絕其歸望”;王世充殺害楊侗時，也是為了“絕眾望”;武則天殺李元嘉更是為了“絕宗室之望”;源休勸朱泚剪除唐宗室的時候，同樣是為了“絕人望”。而格輔元劉晏被殺都是“海內冤之”，盧崇道父子被杖斃也是“四海冤之”，崔寧被縊殺後“中外稱其冤”，安思順兄弟被誅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構陷同樣是“天下以為冤”。可見，所謂的“以絕眾望，海內冤之”不過是史官的慣用語言罷了，究竟能有幾分份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事實上李恪在大唐王朝就只是一個普通的皇子，只不過是近年來的一些電視劇與小說將歷史篡改戲說得太厲害了，以至於誤導了很大一部分觀眾，認為李恪是唐太宗最心愛的兒子唐朝最賢明的皇子。但凡願意認真讀一讀正史的，看看史書上所記載的唐太宗是如何寵愛他的三個嫡子的，就可以知道真正的唐太宗愛子應該是什麼樣子。相比三位嫡子數不勝數的得寵事跡，僅憑唐太宗心血來潮之下的“欲立吳王恪”，以及立儲這種環境下的一句“類己”(在立太子這種情況下，不說“類己”難道要說這個兒子“不類己”?)，便要妄圖證明李恪的受寵，顯然是不成立的。

　　特別是貞觀2年李恪與李泰同時受封，卻明顯受到了不同的待遇。

　　“吳王恪除使持節大都督益綿邛眉雅等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濮王泰除使持節大都督揚州常海潤楚舒廬濠壽歙蘇杭宣東睦南和等十六州諸軍事。揚州刺史。”(《唐會要》)

　　且先不說單就數量而言，李泰的封地是李恪的整整一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帶，在唐朝時可絕對不是什麼香餑餑，“揚一益二”的說法還得等到安史之亂以後。蜀地自古地勢天險，古時候交通又不發達，想想當初唐高祖李淵私下許諾唐太宗要改立他為太子時就曾說過，要將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見蜀地在唐初時候人們的心中是怎樣一種存在了。而揚州的富庶則不必多言，更何況封地裡還包括了蘇杭一帶。

　　更不用說事實上李恪受封的不過是益州都督，而不是和李泰一樣都是大都督。根據《唐會要》的記載，益州的大都督府於“貞觀二年二月二十日，去‘大’字”，直到唐高宗龍朔2年才由都督府升級為大都督府。所以貞觀2年5月李恪與李泰雖然同時受封，但是李恪只被封為了益州都督——不僅都督府的規模遠不及李泰的大都督府，封地更是比李泰少了整整一半。

　　後來李恪在貞觀11年的時候，不過是因為打獵時踩壞了莊稼，就由安州都督降為安州刺史，還被削戶300(當時親王實封只有800戶)。看上去封地還是在一個地方，但實際上所管轄的地方卻大大減少了，因為作為都督的時候，李恪可以“督安、隋、溫、沔、復五州”軍事，然而作為刺史就只能管轄安州這一州之地。後來李恪又因為和乳母的兒子賭博，再次被罷官削戶，自此一直到貞觀23年共12年的時間裡，李恪再也沒有官復原職過。這樣的待遇除了李恪，也就只有他那個被唐太宗斥為“不如禽獸鐵石”的胞弟李愔同樣享有了，而其他犯過遠比踩莊稼更嚴重錯誤的皇子們，從來沒有遭受過如此嚴厲的懲罰。

　　唐太宗雖然貴為一國之君，但在面對自己的愛子時，仍舊只能如同普通人一般，尋常人家是怎麼疼愛兒子的，唐太宗就是怎麼做的。

　　所以李承乾就算犯下了謀逆這等殺頭大罪，唐太宗也要想方設法保住他的性命;所以李泰奪嫡失敗後，唐太宗仍舊說他是“朕之愛子，實所鍾心”，甚至被貶後不到四年的時間就又重新晉封為濮王;所以李治雖然一直和唐太宗住在一起，褚遂良、劉洎為了這事上諫過多少次，也沒見唐太宗以“家國事殊”為理由，把李治打發出宮去住。

　　對愛子們寵溺至極，以至於一次又一次招來了魏征這些朝臣的上疏與進諫，偏偏對李恪這些兒子該罰的罰，該殺的殺，一個都沒手軟。就這樣，還能說李恪是唐太宗的“愛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