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隋朝佞臣裴矩為何會在唐朝變成了能臣良臣?
有的時候,同為一個人,在不同的時期,在不同的環境下,在不同君王的手中,往往能扮演不同的角色;在昏君手下,他是一個佞臣,而在明君手下,他則是一個良臣。隋末唐初,就有這麼一個奇特的人物,他既有文才,又有幹才;他曾用優美的文字撰寫了《西域圖記》,把當時西域四十四國的山川地貌、風俗民情,記載得十分詳盡,十分耐讀。他歷仕楊隋、宇文化及、竇建德、李唐四家,前後經六十餘載,「年八十,精明不忘」。更奇特的是,他先諂媚逢迎於隋煬帝楊廣,出了不少禍國殃民的壞主意,是一個大佞臣;而降唐後,卻變成了忠直良臣,成為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要諫臣。這個人就是裴矩。
裴矩,山西聞喜人。先以隋朝吏部侍郎的身份掌管與西域諸胡的交易,「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裴矩掌之」(見《資治通鑒》)後拜為民部侍郎,不久又遷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在他掌管與西域諸胡的交易時,為了招徠胡人,不惜花費巨資。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是這樣記載的:「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倡導也。」
更有甚者,隋大業六年(公元610年)正月,裴矩向隋煬帝建議,邀請西域各國到東都洛陽參觀天朝盛威。於是,在洛陽端門一帶大陳百戲,光樂隊就有一萬八千餘人,整整延續了一個月,花費十分浩大。不僅如此,他還讓外來者在各個飯店白吃白喝,美其名曰:「中國豐饒,酒席例不取值」。時值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北方冬季,他命人用絹帛纏樹,卻告訴不明就裡的胡人,此乃「仙晨帝所」。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他導演這出「盛世」天朝大戲之時,長安一帶,民大饑,百姓流離失所,人畜多有餓死。就連有的胡人都當面質疑:「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以如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對於裴矩的這些作為,士民恨之入骨,稱其為佞人。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就是這個在隋朝被稱為佞人的裴矩,在隋亡幾經波折降唐後,卻做了不少好事,成為唐初良臣。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後,裴矩以民政尚書的身份上表,對遭受突厥暴踐者給以撫恤,民眾欣然。
李世民對官員的行賄受賄行為深惡痛絕,便想出一懲治之法:他密使左右用財物試探官員,果然有個門官接受了一疋帛(類似於今日之釣魚執法)。李世民大怒,下令處斬。就在此時,裴矩義正詞嚴地批評唐太宗,道:「為吏受賂,罪誠為死;但陛下使人遣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一番話,說得唐太宗點頭稱讚。李世民不愧一代英主,當即「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見《資治通鑒》),把裴矩敢於當庭直諫的精神大大地表彰了一番。
《舊唐書.列傳十三》是這樣評價隋朝時的裴矩的:「是時,帝昏侈逾甚,矩無所諫諍,但悅媚取容而已。」(帝指隋煬帝)。在《新唐書.列傳二十五》中則是這樣評論的:「封倫、裴矩,其奸足以亡隋,其知反之佐唐,何哉?惟奸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
為什麼同是一個裴矩,在隋是佞人,而在唐卻成了賢人呢?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是這麼評論的:「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這裡所說的表,是指用來測影子的表,景是指由表映出的影子。也就是說,君主如同測影子的表,臣子便是表所映出影子,表怎麼動,影子就會隨表而動。若君王不喜歡別人說他的過錯,那麼忠言就會變成佞語;若君王喜歡聽到別人的直言不諱,那麼佞語就會變為忠言。司馬光在此提出了一個極其鮮明的觀點:即,上行下效。也就是,上梁正而下梁端,上樑不正下樑歪。「楚王喜細腰,宮中多餓死」,就是這個道理。
裴矩為隋臣時,隋煬帝楊廣好大喜功,好做假動作,好做打腫臉充胖子虛事。為了取悅皇帝,他便不惜勞民傷財,在洛陽導演了那場假富裕的大戲。可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提倡說實話辦實事,且善於聽取不同意見的皇帝,所以,隋朝的佞人,便在這樣的好皇帝領導下的好環境中,變成了賢人良臣。這就是「君明臣直」的硬道理。
寫至此,竊以為,一定會有人拿內因是變化之根本,外因只是變化之條件這一辯證法來駁斥上述觀點。我不想在此討論雞蛋與石頭的哲學偽命題,而只想用《晏子使楚》中的文字來說明。「橘生淮南為橘,生於淮北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由橘變枳,就是因為淮南淮北水土不同,也就是生長環境不同的原故。不然,古人怎麼會總結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呢?如果沒有唐太宗時期良好的社會環境,裴矩說什麼也不會由佞變賢的。由此可知,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是能讓一個作惡的人,變成一個向善的人的。
有的時候,同為一個人,在不同的時期,在不同的環境下,在不同君王的手中,往往能扮演不同的角色;在昏君手下,他是一個佞臣,而在明君手下,他則是一個良臣。隋末唐初,就有這麼一個奇特的人物,他既有文才,又有幹才;他曾用優美的文字撰寫了《西域圖記》,把當時西域四十四國的山川地貌、風俗民情,記載得十分詳盡,十分耐讀。他歷仕楊隋、宇文化及、竇建德、李唐四家,前後經六十餘載,「年八十,精明不忘」。更奇特的是,他先諂媚逢迎於隋煬帝楊廣,出了不少禍國殃民的壞主意,是一個大佞臣;而降唐後,卻變成了忠直良臣,成為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要諫臣。這個人就是裴矩。
裴矩,山西聞喜人。先以隋朝吏部侍郎的身份掌管與西域諸胡的交易,「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裴矩掌之」(見《資治通鑒》)後拜為民部侍郎,不久又遷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在他掌管與西域諸胡的交易時,為了招徠胡人,不惜花費巨資。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是這樣記載的:「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倡導也。」
更有甚者,隋大業六年(公元610年)正月,裴矩向隋煬帝建議,邀請西域各國到東都洛陽參觀天朝盛威。於是,在洛陽端門一帶大陳百戲,光樂隊就有一萬八千餘人,整整延續了一個月,花費十分浩大。不僅如此,他還讓外來者在各個飯店白吃白喝,美其名曰:「中國豐饒,酒席例不取值」。時值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北方冬季,他命人用絹帛纏樹,卻告訴不明就裡的胡人,此乃「仙晨帝所」。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他導演這出「盛世」天朝大戲之時,長安一帶,民大饑,百姓流離失所,人畜多有餓死。就連有的胡人都當面質疑:「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以如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對於裴矩的這些作為,士民恨之入骨,稱其為佞人。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就是這個在隋朝被稱為佞人的裴矩,在隋亡幾經波折降唐後,卻做了不少好事,成為唐初良臣。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後,裴矩以民政尚書的身份上表,對遭受突厥暴踐者給以撫恤,民眾欣然。
李世民對官員的行賄受賄行為深惡痛絕,便想出一懲治之法:他密使左右用財物試探官員,果然有個門官接受了一疋帛(類似於今日之釣魚執法)。李世民大怒,下令處斬。就在此時,裴矩義正詞嚴地批評唐太宗,道:「為吏受賂,罪誠為死;但陛下使人遣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一番話,說得唐太宗點頭稱讚。李世民不愧一代英主,當即「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見《資治通鑒》),把裴矩敢於當庭直諫的精神大大地表彰了一番。
《舊唐書.列傳十三》是這樣評價隋朝時的裴矩的:「是時,帝昏侈逾甚,矩無所諫諍,但悅媚取容而已。」(帝指隋煬帝)。在《新唐書.列傳二十五》中則是這樣評論的:「封倫、裴矩,其奸足以亡隋,其知反之佐唐,何哉?惟奸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
為什麼同是一個裴矩,在隋是佞人,而在唐卻成了賢人呢?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是這麼評論的:「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這裡所說的表,是指用來測影子的表,景是指由表映出的影子。也就是說,君主如同測影子的表,臣子便是表所映出影子,表怎麼動,影子就會隨表而動。若君王不喜歡別人說他的過錯,那麼忠言就會變成佞語;若君王喜歡聽到別人的直言不諱,那麼佞語就會變為忠言。司馬光在此提出了一個極其鮮明的觀點:即,上行下效。也就是,上梁正而下梁端,上樑不正下樑歪。「楚王喜細腰,宮中多餓死」,就是這個道理。
裴矩為隋臣時,隋煬帝楊廣好大喜功,好做假動作,好做打腫臉充胖子虛事。為了取悅皇帝,他便不惜勞民傷財,在洛陽導演了那場假富裕的大戲。可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提倡說實話辦實事,且善於聽取不同意見的皇帝,所以,隋朝的佞人,便在這樣的好皇帝領導下的好環境中,變成了賢人良臣。這就是「君明臣直」的硬道理。
寫至此,竊以為,一定會有人拿內因是變化之根本,外因只是變化之條件這一辯證法來駁斥上述觀點。我不想在此討論雞蛋與石頭的哲學偽命題,而只想用《晏子使楚》中的文字來說明。「橘生淮南為橘,生於淮北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由橘變枳,就是因為淮南淮北水土不同,也就是生長環境不同的原故。不然,古人怎麼會總結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呢?如果沒有唐太宗時期良好的社會環境,裴矩說什麼也不會由佞變賢的。由此可知,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是能讓一個作惡的人,變成一個向善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