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興衰:府兵制向牙兵制轉變導致了唐朝的衰敗
李淵起兵反隋,建立大唐帝國,逐步削平群雄,統一全國。與此同時,南征北戰,東征西討,四夷畏服,擁有國土面積1600萬平方公里,是中國歷史上繼強漢之後的又一個輝煌時期。雖然大唐帝國常年不間斷地對外用兵,在安史之亂之前很長一段時間內保障了人民生活的相對富足,市場繁榮,外商雲集,昂揚向上,這一切得益於高效廉潔的行政管理系統,切實合理的內外政策。之所以出現由盛轉衰的局面,與窮兵黷武搭不上邊,因為窮兵黷武的標誌是民困兵疲,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在內憂外患中走向崩潰,大唐前期並沒有出現這種局面,主要在於唐玄宗老年昏庸,糊塗怠政所致。
唐襲隋制,民政軍政分理,統歸於中央,實行三省六部制,決策執行高效。在地方上實行州縣二級行政管理體系,中央直接任命州縣主要官員,保證政令統一。在經濟方面推行均田制,保障耕者有其田。同時實行租庸調,平衡人民的稅收與勞役負擔,保障國家財政的穩定收入。在邊疆地區設置都督府和都護府,統管少數民族羈糜府州。府州都督、刺史由少數民族首領擔任,皆以世襲,不承擔納稅義務。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全國有358州,1,551縣。鑒於州縣眾多,加之距離京都有遠有近,為管理方便,在全國劃分十道。道並非一級行政單位,不置常駐官員,各道由皇帝不定期派巡察使或採訪使巡視,監察地方官吏和瞭解各地情況。在軍事方面實行府兵制,全國分設630個折衝府,分駐各地,每府設都尉統領,大府1200人,中府1000人,小府800人,國家按人頭分配一定的田地,不服徭役,農忙時務農,農閒時集中操練,自備兵器與戰馬,戰時自備路途中的糧草奔赴戰場。中央設16衛,每衛設將軍管理,前12衛分別管理府兵,後4衛分領京都禁衛軍。戰時憑皇帝聖旨就近集結府兵作戰,戰爭結束後帶兵將領回歸朝廷,折衝府官兵回歸住所,兵將分離。
好的制度必然起到好的作用,均田制、租庸調製保障了國家財政的穩定收入,同時府兵制相對減少了國家的軍費支出,人民生活安定,豐衣足食,國家發展蒸蒸日上,並沒有因為對外戰爭導致國弱民貧。李世民睿智神勇,勤政愛民,擊敗突厥把國土擴張到漠北西域,征高勾麗把國土擴張到外東北,征服西南夷把漢時的國土重新納入大唐的版圖,文治武功惠顧中華大地。隨著時間的推移,李世民以及後繼者不斷開疆拓土,並建立了有效的統治。平定西突厥的戰爭,將廣袤的漠北草原,打出了一個巨大的真空地帶,在中國封建王朝和遊牧民族之間的戰爭歷史上,一旦一個與該王朝周旋多年的遊牧民族慘遭重創,那接下來,勢必會有一個新興民族崛起於草原,填補其留下來的空白,繼續成為中原王朝的大敵。看看以前的歷史,漢朝平定匈奴後,鮮卑人取而代之,而北魏重創柔然後,突厥又趁勢而起,在東突厥遭到唐朝沉重打擊之後,會有新的部族趁機崛起,繼突厥之後統治草原嗎?答案是否定的。唐軍每平定一個地方,即建立軍政機構管轄,在東西南北邊疆地區分別設置安西、安北、安東、安南、單于、北庭六大都護府,穩定了邊疆,不致少數民族地區附而復叛,反覆無常,此等有效管理一直延續到安史之亂之前,長達百年之久。
隨著封建軍事制度的演變和統治階級內部關係的變化,統治集團中的明爭暗鬥又逐漸激烈起來。自唐睿宗時起(公元684年),為了適應邊防軍的需要,開始設立節度使,由統領當地軍隊的都督兼任。這時地方州郡仍由朝廷委任的各道按察使監督,不隸屬於節度使。天寶中,節度使增至八個,它們是:安西(駐今新疆庫車)、北庭(駐今烏魯木齊)、河西(駐今甘肅武威)、范陽(駐今北京)、平盧(駐今遼寧朝陽)、隴右(駐今青海樂都)、朔方(駐今寧夏靈武)、河東(駐今山西太原)。他們的權力也大大擴張,一般不僅兼任駐區的都督、刺史、且兼任一道的採訪處置使,握有監察地方官吏的大權。同時,他們還兼屯田、水陸轉運等有經濟權的使職。這樣,節度使們就集地方軍、政、財權於一身。天寶中,緣邊御戎,置八節度使。受命之日,賜之旌節,謂之節度使,得以專制軍事。行則建符節,樹六纛。外任之中無比焉。至德以後,天下用兵,中原刺史,亦循其例受節度使之號。節度使往往兼領數鎮,久任不替,長期掌兵。因此,昔日府兵制實行時期的那種「兵散於府,將歸於朝」的狀況已經過去了。此時的節度使,正如《新唐書?兵志》所說「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還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的地方軍閥勢力。早期的節度使,在邊防重鎮設置,統轄邊防軍隊、駐守國境,不管理州縣事務,是比較固定的軍事首領。一般地區所設的節度使,其性質和魏晉南北朝的都督、刺史相似,以節度使兼任所在的州刺史。這類節度使多設在中原及東南、西南地區,由中央任免,大多數是文人擔任。安史之亂後,軍閥佔據地的節度使,形成了半獨立的政權,即使表面上聽命,也始終是唐朝政府力量所不能控制的地方割據軍閥。
唐帝國到李隆基開創的開元年間達到了頂峰,但是,年老的唐玄宗與年輕的唐玄宗判若兩人,銳志進取已經不再,到天寶年間沉湎於酒色,在溫柔鄉里昏聵自樂,把軍國大事置於腦後,任用口蜜腹劍的李林甫為相,打壓剛正不阿的能員,提拔溜鬚拍馬之徒,致使朝廷昏暗,奸邪當道,最為奸詐的雜胡安祿山就是在李林甫的關照下上位的。本來方鎮節度使是為了鎮守邊關所設,權限僅只是邊關軍事長官,聽命於中央,並且還有任期限制,到天寶年間唐玄宗卻委以軍、政、財大權,儼然一個土皇帝,雖然天寶年間還有表面的繁榮與強大,但卻從骨子裡已經爛了。即便如此,唐帝國也不是無可救藥,在李林甫罷相之後楊國忠擔任丞相,屢次建言安祿山有反意,不可靠,可唐玄宗置若罔聞,對安祿山仍然信任有加,仍舊讓其擔任范陽、盧龍、河東三鎮節度使,擁兵15萬。如果唐玄宗理智一點,聽從楊國忠的建議,注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即使對安祿山不做懷疑也要嚴加防範,削其兵權,或者讓其只擔任一鎮節度使,大致不會發生叛亂,即便叛亂,兵力有限大唐軍隊完全可以在短時期內剿滅,之後再剝離方鎮節度使的民政權與財權,恢復到節度使只是軍事長官的時期,也就沒有了之後的藩鎮割據,大唐的輝煌將延續。
大唐的滅亡與別的朝代滅亡的原因不同,一般而言,皇帝無道或者皇帝年幼,奸賊當道,朝廷昏暗,官逼民反,農民起義,皇朝滅亡。大唐的問題出在皇帝昏庸,節度使權力過重,在絕大部分國土都出在有效管理的情況下藩鎮叛亂,導致天下大亂,中央權威弱化,終至滅亡。雖然大唐最終滅亡與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但與朝廷的關係不大,一個管理不了地方沒有權威的朝廷有何作為,問題在於藩鎮的橫徵暴斂。
李淵起兵反隋,建立大唐帝國,逐步削平群雄,統一全國。與此同時,南征北戰,東征西討,四夷畏服,擁有國土面積1600萬平方公里,是中國歷史上繼強漢之後的又一個輝煌時期。雖然大唐帝國常年不間斷地對外用兵,在安史之亂之前很長一段時間內保障了人民生活的相對富足,市場繁榮,外商雲集,昂揚向上,這一切得益於高效廉潔的行政管理系統,切實合理的內外政策。之所以出現由盛轉衰的局面,與窮兵黷武搭不上邊,因為窮兵黷武的標誌是民困兵疲,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在內憂外患中走向崩潰,大唐前期並沒有出現這種局面,主要在於唐玄宗老年昏庸,糊塗怠政所致。
唐襲隋制,民政軍政分理,統歸於中央,實行三省六部制,決策執行高效。在地方上實行州縣二級行政管理體系,中央直接任命州縣主要官員,保證政令統一。在經濟方面推行均田制,保障耕者有其田。同時實行租庸調,平衡人民的稅收與勞役負擔,保障國家財政的穩定收入。在邊疆地區設置都督府和都護府,統管少數民族羈糜府州。府州都督、刺史由少數民族首領擔任,皆以世襲,不承擔納稅義務。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全國有358州,1,551縣。鑒於州縣眾多,加之距離京都有遠有近,為管理方便,在全國劃分十道。道並非一級行政單位,不置常駐官員,各道由皇帝不定期派巡察使或採訪使巡視,監察地方官吏和瞭解各地情況。在軍事方面實行府兵制,全國分設630個折衝府,分駐各地,每府設都尉統領,大府1200人,中府1000人,小府800人,國家按人頭分配一定的田地,不服徭役,農忙時務農,農閒時集中操練,自備兵器與戰馬,戰時自備路途中的糧草奔赴戰場。中央設16衛,每衛設將軍管理,前12衛分別管理府兵,後4衛分領京都禁衛軍。戰時憑皇帝聖旨就近集結府兵作戰,戰爭結束後帶兵將領回歸朝廷,折衝府官兵回歸住所,兵將分離。
好的制度必然起到好的作用,均田制、租庸調製保障了國家財政的穩定收入,同時府兵制相對減少了國家的軍費支出,人民生活安定,豐衣足食,國家發展蒸蒸日上,並沒有因為對外戰爭導致國弱民貧。李世民睿智神勇,勤政愛民,擊敗突厥把國土擴張到漠北西域,征高勾麗把國土擴張到外東北,征服西南夷把漢時的國土重新納入大唐的版圖,文治武功惠顧中華大地。隨著時間的推移,李世民以及後繼者不斷開疆拓土,並建立了有效的統治。平定西突厥的戰爭,將廣袤的漠北草原,打出了一個巨大的真空地帶,在中國封建王朝和遊牧民族之間的戰爭歷史上,一旦一個與該王朝周旋多年的遊牧民族慘遭重創,那接下來,勢必會有一個新興民族崛起於草原,填補其留下來的空白,繼續成為中原王朝的大敵。看看以前的歷史,漢朝平定匈奴後,鮮卑人取而代之,而北魏重創柔然後,突厥又趁勢而起,在東突厥遭到唐朝沉重打擊之後,會有新的部族趁機崛起,繼突厥之後統治草原嗎?答案是否定的。唐軍每平定一個地方,即建立軍政機構管轄,在東西南北邊疆地區分別設置安西、安北、安東、安南、單于、北庭六大都護府,穩定了邊疆,不致少數民族地區附而復叛,反覆無常,此等有效管理一直延續到安史之亂之前,長達百年之久。
隨著封建軍事制度的演變和統治階級內部關係的變化,統治集團中的明爭暗鬥又逐漸激烈起來。自唐睿宗時起(公元684年),為了適應邊防軍的需要,開始設立節度使,由統領當地軍隊的都督兼任。這時地方州郡仍由朝廷委任的各道按察使監督,不隸屬於節度使。天寶中,節度使增至八個,它們是:安西(駐今新疆庫車)、北庭(駐今烏魯木齊)、河西(駐今甘肅武威)、范陽(駐今北京)、平盧(駐今遼寧朝陽)、隴右(駐今青海樂都)、朔方(駐今寧夏靈武)、河東(駐今山西太原)。他們的權力也大大擴張,一般不僅兼任駐區的都督、刺史、且兼任一道的採訪處置使,握有監察地方官吏的大權。同時,他們還兼屯田、水陸轉運等有經濟權的使職。這樣,節度使們就集地方軍、政、財權於一身。天寶中,緣邊御戎,置八節度使。受命之日,賜之旌節,謂之節度使,得以專制軍事。行則建符節,樹六纛。外任之中無比焉。至德以後,天下用兵,中原刺史,亦循其例受節度使之號。節度使往往兼領數鎮,久任不替,長期掌兵。因此,昔日府兵制實行時期的那種「兵散於府,將歸於朝」的狀況已經過去了。此時的節度使,正如《新唐書?兵志》所說「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還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的地方軍閥勢力。早期的節度使,在邊防重鎮設置,統轄邊防軍隊、駐守國境,不管理州縣事務,是比較固定的軍事首領。一般地區所設的節度使,其性質和魏晉南北朝的都督、刺史相似,以節度使兼任所在的州刺史。這類節度使多設在中原及東南、西南地區,由中央任免,大多數是文人擔任。安史之亂後,軍閥佔據地的節度使,形成了半獨立的政權,即使表面上聽命,也始終是唐朝政府力量所不能控制的地方割據軍閥。
唐帝國到李隆基開創的開元年間達到了頂峰,但是,年老的唐玄宗與年輕的唐玄宗判若兩人,銳志進取已經不再,到天寶年間沉湎於酒色,在溫柔鄉里昏聵自樂,把軍國大事置於腦後,任用口蜜腹劍的李林甫為相,打壓剛正不阿的能員,提拔溜鬚拍馬之徒,致使朝廷昏暗,奸邪當道,最為奸詐的雜胡安祿山就是在李林甫的關照下上位的。本來方鎮節度使是為了鎮守邊關所設,權限僅只是邊關軍事長官,聽命於中央,並且還有任期限制,到天寶年間唐玄宗卻委以軍、政、財大權,儼然一個土皇帝,雖然天寶年間還有表面的繁榮與強大,但卻從骨子裡已經爛了。即便如此,唐帝國也不是無可救藥,在李林甫罷相之後楊國忠擔任丞相,屢次建言安祿山有反意,不可靠,可唐玄宗置若罔聞,對安祿山仍然信任有加,仍舊讓其擔任范陽、盧龍、河東三鎮節度使,擁兵15萬。如果唐玄宗理智一點,聽從楊國忠的建議,注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即使對安祿山不做懷疑也要嚴加防範,削其兵權,或者讓其只擔任一鎮節度使,大致不會發生叛亂,即便叛亂,兵力有限大唐軍隊完全可以在短時期內剿滅,之後再剝離方鎮節度使的民政權與財權,恢復到節度使只是軍事長官的時期,也就沒有了之後的藩鎮割據,大唐的輝煌將延續。
大唐的滅亡與別的朝代滅亡的原因不同,一般而言,皇帝無道或者皇帝年幼,奸賊當道,朝廷昏暗,官逼民反,農民起義,皇朝滅亡。大唐的問題出在皇帝昏庸,節度使權力過重,在絕大部分國土都出在有效管理的情況下藩鎮叛亂,導致天下大亂,中央權威弱化,終至滅亡。雖然大唐最終滅亡與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但與朝廷的關係不大,一個管理不了地方沒有權威的朝廷有何作為,問題在於藩鎮的橫徵暴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