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和李建成對皇帝爭奪最高權益的事情是必然發作的，但究竟誰勝誰敗，像玄武門之變的結局那樣，就不能供認有很大的偶然成分。

　　歷史上真實的李淵並非通行歷史讀本中所說是什麼「昏庸無能」，「連做個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人物，當武德初年劉文靜和李世民相邀結，與李淵的第一號心腹裴寂鬧對立時，李淵就堅決除掉劉文靜，以維護其威嚴。但自己的兒子看來究竟比外人可靠，因此仍舊因循傳統習氣，讓李世民擔負運營山東的重擔，同時叫元吉當李世民的助手，這也幾包含著牽制李世民的意味。
無法李世民的雄心決非殺個劉文靜就能抑止，區區元吉更不在話下，悍然把本來應該歸公的平定山東勝利果實佔為己有，不只把收得的精兵良將作為秦府的私甲，把山東的文士謀臣作為自己的智囊顧問，而且憑「於管內得專處分」的特權，和李淵的詔敕相對立。

　　

　　這就使李淵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對裴寂等心腹說：「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為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也。」「自是於太宗恩禮漸薄」，「建成、元吉轉蒙恩寵」。
建成、元吉也決非如歷史讀本中所詬罵是什麼「紈褲無賴子」、「凶險」之徒。《舊唐書》所說「建成殘忍，豈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跡，若非太宗逆取順守，積德累功，何致使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堅持小節，必虧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煬帝，亦不及矣。」似乎由建成、元吉來做皇帝，唐政權就會馬上垮台，連秦二世、隋煬帝的結局都不如，也無非是受了《實錄》、《國史》對建成、元吉所加誣害之詞的影響。

　　但是竄改歷史總是件心勞力拙的蠢事，今天認真研讀文獻，仍不難看出建成、元吉對唐皇室的積極作用。李淵太原起兵後不時讓建成、世民共同充任統帥，直到正式稱帝為止，其間建成、世民都完成了任務，並無顯著的上下優劣之分。元吉年齡小，以偏師留守太原，武德二年(619)并州被劉武周攻陷時他只需十七歲，失敗的義務恐怕應該由輔佐他的竇誕、宇文歆等多承擔一些。而且李世民也並非常勝將軍，武德元年七月他所統率的主力就在涇州被薛舉打得大敗虧輸。
以後打王世充、打竇建德、打劉黑闥在李世民指揮下確實取得勝利，但元吉也參與指揮。

　　如李世民和竇建德決戰時「留元吉與屈突通圍王世充於東都，世充收兵拒戰，元吉設伏擊破之，斬首八百級，生擒其大將樂仁昉、甲士千餘人」，這樣才使李世民無後顧之憂。此時元吉才十九歲，在封建統治階級中不能不說是早熟的軍事人才。至於政事上，建成當了太子後「高祖憂其不嫻政術，每令習政事，自非軍國大事，悉委決之」。也就是讓他學習掌管日常工作。史書上也找不到他此時在政事上弄得如何糟的話，相反在這方面他最少在閱歷上要比李世民豐厚得多。
李世民以平定山東而威權日盛，當然使身為太子的建成感受壓搾，元吉也有自己的打算，不甘屈居李世民之下。於是分離起來共同對付李世民。

　　關於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之變，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的中篇裡已有所闡述，這裡只談一點和陳先生稍有出入的見地，即這次軍事政變對李世民方面來說實屬「孤注一擲」。當時李淵之支持建成、元吉，李世民是很分明的(這也是政變勝利後急於要叫李淵退居太上皇的緣由之一)。六月四日公斷，以剪除過李世民羽翼劉文靜的裴寂為首席大臣，其結果之不利於李世民也是能夠估計的。

　　即便公斷後維持現狀，不對李世民作什麼大處分，元吉之攫取秦府精銳也是勢在必行的，李世民眼看就要成為沒有幾實力的空頭皇子。再就雙方當時的軍事力氣來看，這時東宮、齊府的兵力合起來已遠較李世民在京城裡所能控制的來得強大，假如不是在東宮、齊府兵到來前已將建成、元吉襲殺，出示建成、元吉首級使東宮、齊府兵瓦解，李世民一方肯定要失敗。

　　這種兵力的不敵，老於行陣的李世民等人豈能不知。所以玄武門之變實是李世民等人處在極端不利的窘境中的冒險行動，其成敗與否全在能否出乎意料地把前來聽候公斷的建成、元吉襲殺。這當然沒有非常把握，使見過大世面的李世民都弄得極為慌張，要占卜一下吉凶。

　　歷史就是這樣。就當時的歷史條件來說，太子和諸皇子以致對皇帝搶奪最高權利的事情是必然發作的，但終究誰勝誰敗，像玄武門之變的結局那樣，就不能承認有很大的偶爾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