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災與蝗災

　　日軍封鎖，「人禍」如山。而大自然的「天災」也驟然襲來，折磨著貧瘠的根據地。

　　1942年，從春天到夏天，太行山區沒有一場透雨，大部分莊稼絕收。10月，129師、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和太行分局成立以邊府主席楊秀峰為主任的救災委員會，全權指揮抗旱救災工作，並通令：凡救災委員會發佈的決定、指示、命令，各系統各部門均應毫無條件地執行。

　　救災委員會的第一個通令：野菜代糧，備戰備荒。

　　由於缺少糧食，1943年春天，邊區政府號召全民出動，採挖野菜。

　　關於野菜，大體分三類：一是樹葉，如槐樹葉、杏樹葉、柳樹葉、楊樹葉、椿樹葉、椴樹葉，再就是核桃絮、柳絮、榆錢和槐花;二是山野自生自滅的野苗，如豬豬鬃、灰灰苗、毛女菜、杏纓菜、苦苦菜、刺薊菜、蒲公英、掃帚苗、馬線菜、山莧菜、洋桃葉蔓，還有野莜麥、蒺藜、莠草的籽粒等等;三是莊稼的葉子，如紅蘿蔔纓、白蘿蔔纓、蔓菁纓、黃豆和黑豆葉、豆莢秧……

　　樹皮也算是另一種野菜。災荒年，樹們也真是受盡了苦，枝上的嫩葉剛剛綻開，就被人捋光了，再努力地長，又被捋了，直到秋後也沒有長滿。最倒霉的是樹皮了，被剝得一片一片，木質部分露出來，白戧戧的，像是死人的骨頭。

　　滿山遍野，都是采野菜的人們，村外採完了，遠途采。山腰採完了，山頂上采。邊采邊吃，雙手被染綠了，嘴唇也被染綠了。

　　1943年七、八月間，山裡更旱，涉縣的許多山莊，連野菜也長不起來了。路邊的野草也被旱死，焦黃的草葉散在地上，像一攤攤尖硬的魚刺。

　　救災委員會組織考察，決定各地災民集中到清漳河兩岸地區採集，並指示漳河兩岸群眾要發揚互幫互助精神，對前來采菜的災民給予方便，不得借口阻撓。要求各地民兵負責維持現場秩序，劃分採集區域，安排食宿地段。

　　八月裡，秋陽下，數萬滿臉菜色的災民，拉著數千頭瘦不禁風的牲口，攜家帶口，拿著炊具，牲口背上還馱著又髒又破的被褥，從數十里甚至上百里之外荒旱的山坡擁來，在一百多里長的清漳河兩岸採擷野菜。阡陌交通之上，蠕動著螞蟻般的人群，為了最低限的生存，他們在吮吸大地乳房的最後一點營養啊。

　　飢餓至極的人們望著滿地野草，眼都綠了，恨不得自己變成牛、羊、豬、驢，長出一付驢肺豬腸，痛痛快快地飽餐一頓啊。

　　秋霜下來的時候，每個災民都儲存了二、三百斤的過冬野菜。

　　家家戶戶，房下房下，曬的都是野菜。曬乾後，一堆堆地碼起來，直達屋頂，像儲備牲畜的冬草一樣。

　　這就是他們今冬的活命食糧。

　　人與牲畜，已降為一個標準了。

　　民諺：「久旱出蝗蟲」、「旱生螞蚱澇生魚」。

　　連續大旱，連年戰爭，人口流亡，土地摞荒，蝗卵孽生。尤其在黃河南岸，由於花園口黃河改道之後，舊河道一片灘涂，荒草叢生，年復一年，蝗蝻急劇孽長，如毒火燎原，逐成大害。

　　1943年4月，大批蝗蟲從黃河南飛到黃河北，沿平漢線向兩側急劇擴展。

　　太陽不見了，莊稼不見了，道路不見了，爹娘不見了。

　　數以億億計的蝗蟲們，大如谷穗、小如豇豆，有黃、綠和黃綠相嵌三種顏色，飛起來呼呼作響，如颶風暴雨，遮天蔽日，每群有二、三里寬，十多里長。一旦落地，上下相擁，厚達一、二尺，形成連綿起伏的小山包，像流動的沙丘。掉進水渠裡，則相互擁抱，結成足球大小的疙瘩，隨波浮沉。清漳河裡，滾滿了這樣的蟲球。

　　一起一落之間，莊稼全部吃光，樹頭大部壓折。素稱蝗蟲不吃的作物如芝麻、綠豆、棉花葉，也照樣吃，連葦子葉，野菜葉、野草葉也吃光了……

　　蝗蟲過後，在土下留下一窩窩不易發現的蟲卵，20天後便孵化出黑黝黝的蝗蝻。螞蟻大小的蝗蝻踽踽地向一塊聚攏，一會兒聚成一蛋，百個、千個、萬個、千萬個……最終變成幾畝大的蝗山蝻海，風一吹動，洶湧起伏，猶如褐色海浪一般。

　　蝗蝻雖不會飛，卻會彈跳，成群結隊，大小相隨，有組織性的向一個方向運動。蝗蝻幾經蛻皮，顏色變幻，就長成飛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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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人餓死了，一些家裡的炕上躺著兩、三個死人，連埋葬的力氣和悲痛的心情也沒有了。

　　有不少人因絕望而亡。因無人善後，自縊者的屍體一直掛在房樑上或庭院中的樹上，被風乾了，被蟲蛆噬咬完了，只剩下白森森的骷髏架子。

　　到處是黃蒿，從田野長到村街裡，從村街里長到家院裡，從家院里長到房屋裡。屋頂早就塌陷了，角落裡不時可見一堆堆骨頭，相互纏繞，或擁在一起。無疑，原來那肯定是一家人了。

　　貧雇農們從心底裡盼著減租減息，卻又顧慮重重。八路軍只是起義軍，蔣委員長才是真皇帝。他老人家不發話，將來的政策還不是外甥打燈籠——照舅 (舊)?倒霉的最終是我們……

　　搖晃的地租

　　轟轟烈烈的減租減息運動，是八路軍帶給貧困農民的見面禮。

　　二五(25%)減租，分半(50%)減息。

　　這是抗戰期間建立農村根據地的根本政策。

　　傳統的土地制度、借貸制度，體現著一種赤裸裸的剝削，使得落後的農村裡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矛盾叢生。新政策的實行，不僅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農民，又團結了廣大地主、富農，使全社會形成抗日的大合奏。

　　但這項工作推行的難度太大了。

　　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大部分靠租種地主土地為生的農民們已經習慣於剝削。土地租佃契約多種多樣，水地、旱地又分三六九等，交租比例各不相同，但過去大致是按五五交租，即收成的一半由佃戶自留，一半交地主。生產工具自備，田賦雜稅雙方分攤。

　　佃戶們從心底裡盼著能把租額利息降下來，但當八路軍真正實行減租減息的時候，他們又害怕了。

　　主要是怕變天。

　　八路軍不是政府軍，是起義軍，蔣委員長才是真皇帝。他老人家不說話，八路軍在這裡亂來，以後日本人退了，八路軍走了，一切還不是外甥打燈籠——照舊(照舅)?到頭來還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倒霉的最終是我們。

　　所以，白天開會時聽八路軍宣傳，高興一陣子，喊一陣子口號，晚上又害怕了。地是人家東家的，如果東家不讓咱租，還是活不下去。怎麼辦?

　　天黑了，八路軍回去了，佃戶們回到家後，又後悔了，睡不著覺了。連夜帶著老婆女兒，到地主家裡，下跪，道歉，說好話：「不是我要這樣，是八路軍這幫共匪要這樣，主家，你看咋辦?」

　　東江村某佃戶買了一斤豬肉送到地主家，央求明年繼續租地，按老契約交租……

　　地主也犯愁了，現在是國難時期，八路軍要抗日救國，公開頂撞是沒道理的，也是要吃虧的。

　　於是，雙方商量好，表面上按八路軍的政策，契約上寫明是二五減租，但秋後交租時，仍按原來契約執行。

　　明減暗不減，是當時的普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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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之後，隨著各地抗日縣政府的成立，特別是《晉冀魯豫邊區政府關於減租減息暫行辦法》的頒布，減租減息運動才開始正規起來。

　　各地都搞了試點，發動村農會會員向地主、佃戶講解減租政策，再三表明這一政策是抗日期間的國策，是蔣委員長同意制訂的，在國統區內也一樣在搞。

　　邊區政策明確規定：只要佃戶按協議交租，地主無權收回租種的土地。

　　各地對每一類土地評議了產量，規定了應交租額。縮小了斗量，把原來35斤斗改為28斤斗。

　　不少地方局面已經打開。不少農民大膽地面對自己的老東家，實實在在地進行減租減息了。

　　但減租減息是一個系統工程，戰爭年代，敵我交錯，晝退夜進，戰局不穩，人心不定，也很難把此項工作進行到底，只有等到戰局徹底好轉。

　　每個村莊，都在緩慢卻艱韌地進行著，既不能把地主、富農推向極端，維護統一戰線，又要充分調動貧雇農的積極性。

　　鄉村的熱情，一天天地高漲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