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偽漢奸的下場:汪偽兩大支柱最終結局殊途同歸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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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偽漢奸的下場:汪偽兩大支柱最終結局殊途同歸

2016年09月22日 歷史紀事 暫無評論 閱讀 138 次

  日本投降,國民政府復員,經過國民黨各派系力量之折衝較勁,陳公博、周佛海等汪偽政權首要成員下場各異,雖然兩人最終都被審判,但細究全案仍不無幽微之處。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當局如何處置敵偽漢奸,系當年全國民眾所矚目之大事。汪精衛本人早在勝利前十月,即已死於疾病,因而未及明正典刑。而南京偽政權旗下各個重要頭領,也因犯行罪狀不一,各人主客觀條件及與蔣政權關係脈絡不同,彼此下場亦互異。陳公博、周佛海等首要成員,系汪精衛生前左右輔翼,汪死後復成南京偽政權主要頭面人物。日本投降,國民政府復員,經過國民黨各派系力量之折衝較勁,完成審判奸偽之全般司法程序,全案仍不無幽微之處,徒留後人點評議論空間。

  審訊陳公博

  1946年4月4日下午,高等法院首次開庭審訊陳公博。高等法院院長孫鴻霖高聲宣佈開庭後,檢察官韓燾起立宣讀起訴書,當著座無虛席的旁聽民眾,公佈了陳公博被指控的十大罪狀:1.締結密約,喪權辱國;2.搜尋物資,供給敵人;3.發行偽幣,擾亂金融;4.認賊作父,宣言參戰;5.抽集壯丁,為敵服務;6.公賣鴉片,毒化人民;7.改編教材,實施奴化教育;8.托詞清鄉,殘害志士;9.官場貪污,政以賄成;10.收編偽軍,禍國殃民。檢察官韓燾當庭要求對陳公博從重處刑,以此為戒。

  陳氏早在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加入同盟會,抗戰爆發後,1938年4月,他身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後又被任命為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等職。1938年12月9日,汪精衛找蔣介石攤牌,提出與日本談和的建議,為蔣介石拒絕,汪氏決意離開重慶。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離渝之前,在私邸與陳公博密談,陳公博力勸汪精衛此時不宜分裂,應該耐心說服蔣介石,堅決反對汪精衛分裂抗日陣營。一旁作陪的汪妻陳璧君譏刺陳公博:「你反對,那你做你的蔣介石的官去!」

  1940年初,原本追隨汪氏出走的高宗武(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陶希聖(汪叛離重慶赴上海籌組偽政權期間,曾被任命為汪記「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長),從上海帶走了汪精衛與日本交涉的條件草案正本,到香港公開揭露。陳公博深知汪精衛已經失去回頭的機會,遂於1940年3月14日奔赴上海,與汪精衛會合。

  陳公博瞭解汪氏之處境,自知此時多勸無益,只對汪說,此時是汪先生「用人之際」,他「理當赴難」。

  1940年3月20日,汪精衛任命陳公博為汪偽政權立法院長,公開鼓吹「中日和平,東亞永久安定」謬說。同年5月,陳代表汪精衛擔任「專使」,到日本晤見天皇、首相與日本各級軍政首長。10月,偽上海特別市市長傅筱庵被暗殺身亡,汪精衛旋即發佈陳公博接任偽上海特別市市長。汪偽期間,陳公博的職務還包括了偽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偽上海警備司令等。

  1944年3月,汪精衛健康惡化,留手令一封,內稱:「銘患病甚劇,發熱五十餘日不能起床,盟邦曾數派遣名醫來診,主張遷地療養,以期速痊,現將職務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速可痊癒,以慰遠念也,兆銘。」同年11月10日,汪精衛病故於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偽中央政治會議緊急決議,陳公博繼任汪精衛的所有遺留職務,直至抗戰勝利,陳氏成為階下囚為止。

  1946年4月12日,陳公博被高等法院判處死刑。訴訟期間,陳公博還撰寫了全文3萬字的自白書,以明心志,但自忖劣跡難逃法網制裁,自白書末了稱「請法庭隨便怎麼判,我決定不再申辯」。陳公博在被判死刑後,於獄中寫的日記中表示:「今天我被宣判了死刑,當初心裡是微微的震動了一下,但隨即也就不覺得什麼了,並不是我有視死如歸的精神,只是我覺得我對於各方面不再有什麼放不下心的地方,我是可以就此結束了我這一生的。」

  陳公博元配李勵莊在數日後向法院提出「為陳公博聲請復判狀」,訴狀表示,陳公博早在1940年南京偽政權成立之初,即通過軍統人員徐天深的秘密電台,與重慶保持聯繫。李氏再三聲明丈夫在偽職期間,曾配合重慶方面,報告日軍動態云云。李勵莊的聲請未被當局採納,仍維持原判。

  1946年6月3日凌晨時分,蔣介石侍從室密電南京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命令迅速執行死刑。陳公博要求死前先去見同被關在獄中的汪精衛太太陳璧君,兩人相視流淚,陳公博說:「我此去有面目見汪先生於地下了!」陳公博於當天被槍決於位於蘇州獅子口的江蘇第三監獄。

  首鼠兩端周佛海

  和陳公博相較,周佛海顯然受到「優遇」,但其下場亦不比陳公博為佳。

  周佛海叛離重慶之前,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還在蔣介石的侍從室做過副主任。與汪精衛組織偽政府後,擔任的職務諸如偽行政院副院長、偽財政部長、偽警政部長、偽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等。

  據軍統局出身的陳恭澍透露,周佛海在抗戰勝利前夕,即與重慶軍統局戴笠方面取得聯繫。在1945年8月15日,戴笠致軍統局上海負責之特務熊劍東的電文中,已明確表示「即轉熊劍東兄勳鑒:現局勢急轉直下,事機已至,望兄切實掌握所部,遵照委座本月十一日廣播去進行。目前以確保上海治安,嚴防奸匪搗亂,並整飭部隊紀律,與民眾團結一致,在佛海先生主持之下,鼎力支持,以待中央之命令。至於中央方面當由弟為兄負責也。如何?盼復,弟戴笠手叩。八月十五日正於淳安」。

  8月15日,戴笠又從浙江淳安發了一通電報到重慶局本部毛人鳳(時為軍統代理主任秘書兼甲室主任),戴電文稱:「人鳳兄:此時最重要者,局本部應即與周佛海、任援道及武漢方面偽方負責人能密切聯絡,隨時通報,一面兄將所得各地區之情況,隨時摘要告弟,以便處理。」

  陳恭澍說:「『在佛海先生主持之下』這一句,已說明周佛海與『軍統局』早有關係。據本人瞭解,與周佛海保持經常聯絡的,是程克祥、彭壽、彭盛木等。」

  誠然,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年,汪偽集團內部人心浮動,咸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崩亡乃遲早之事,漢奸官員各思退路。1942年10月,周佛海透過軍統特務程克祥(曾任軍統京滬區區長)和重慶的戴笠、蔣介石秘密接觸。

  由是觀之,周佛海「反正」的時間甚早,與戴笠之間也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默契,植基於既往之共事關係,戴以兄弟看待周佛海,藉以放長線釣大魚,籠絡為用。1944年年底,周佛海母親在貴州病故,戴笠不但代為操辦喪事,還以孝子之禮,代表周佛海克盡養生送死之責,讓周佛海感激涕零。

  日本戰敗投降,南京偽政權解散,重慶派任周佛海為「上海行動總隊司令」。但是,等到所謂復員工作告一段落,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丁默村等人被捕送四川,終成階下之囚。1946年9月,周佛海又被送回南京。9月21日,高等法院檢察官開始對周佛海進行偵訊。

  11月7日,周佛海的判決書下達,周佛海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生活費外,一律沒收。周佛海隨後被押送至老虎橋監獄。

  1947年3月26日,蔣介石署名的國民政府令發佈,將周佛海的死刑減為無期徒刑。這項命令聲稱:「查周佛海因犯『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罪,經判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現據該犯呈報:其在敵寇降前後,維護京滬杭地區治安事跡,請求特赦。查該犯自民國三十三年以後,屢經呈請職守,雖未明令允准,但在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續為轉呈,準備事實表現,圖贖前愆。曾令該局奉諭轉知該犯,如於盟軍在蘇浙沿海登陸時,響應反正,或在敵寇投降前後,能夠確保京滬杭一帶秩序,不使人民塗炭,則准戴罪立功,以觀後效等語。批示該犯,則可免其一死。經交司法院核議,前據呈復,該犯在敵寇投降前後,能夠確保京滬一帶,使人民不致遭受塗炭,對社會之安全,究屬不無貢獻。可否將該犯原判死刑,減為無期徒刑,理合呈候鑒核等情。茲依約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准將該犯周佛海原判之死刑,減為無期徒刑。」

  改處無期徒刑之後,周佛海仍關在南京老虎橋監獄,搬到一間較大的牢房,還出錢請了一個人看護照顧他,但此時的周佛海已逐漸走到了生命的終點。1947年9月,他心臟病轉劇,終日喘氣不止。1948年2月28日,他在床上輾轉哀號,口鼻流血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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