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B團」的由來和解體

　　「AB團」是大革命時期國民黨新右派的一個反共組織，其全稱為「AB團反赤團」，AB是「反布爾什維克」的英文縮寫。北伐軍佔領南昌後，蔣介石為了破壞江西的工農革命軍運動，奪取由共產黨人掌握的江西國民黨省黨部的領導權，通過其黨羽中央黨部組織部長陳果夫派段錫朋等到江西，以「廬陵同鄉」、「北大同學」的關係網絡黨羽，於1927年1月秘密組織了專門從事反共活動的反革命團體-「AB團」。「AB團」的宗旨是「反對聯共、聯俄、農工等政策，取消民主主義」。其建立不到三個月，即遭到江西革命人民的打擊，於是1927年4月2日國共分道揚鑣時，即被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領導的南昌人民舉行暴動，一舉摧垮了「AB團」把持的省黨部。從此「AB團」徹底解體。

　　「AB團」作為一個組織的壽命是短暫的。據段錫朋說，「四二」暴動使「AB團」分子紛紛逃到京滬，AB反赤團之目的已達到，非但按諸黨紀，黨內不得再有組織，即環境之變遷，人事之移易，亦萬無可以存在之形勢。AB反赤團因而無形解散，並將其經過情形呈報中央，即在中央黨務刊物，亦曾正式備載其事實。「AB團」另一頭目程天放在回憶錄中也說AB團「壽命僅三月」。AB團「無形解散」的時間是在中央蘇區肅反中反AB團的三年之前。如果說段、程均是AB團頭目，他們的話不可全信，那麼我們還可以從肖克將軍完全相同的證言來看這個問題。肖將軍說，他曾問過在中央特科工作過的同志，他們說：「一九三0年前後，敵人的情況我們基本上是掌握的，他們沒有AB團這個特務組織。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工作過的有關人士，他們也說特務組織中沒有AB團」。

　　二、蘇區反「AB團」

　　中央蘇區錯誤的肅反鬥爭起源於1930年2月在江西吉安縣陂頭村舉行的「二·七」會議，即紅四軍前委、贛西特委、紅五軍紅六軍軍委聯席會議。這次會議對發展贛西南和閩粵革命根據地有重要的意義，但也存在著嚴重的失誤。這個失誤，主要是對贛西南黨的狀況作了錯誤的估計，並輕率決定殺人。首先開始肅反的江西蘇區，從整肅「AB團」開始，至「富田事變」進入高潮。1930年6月，中共贛西南特委根據舉報，抓捕團特委幹部朱家浩，朱家浩又供出一批反動組織「AB團」成員。進一步逮捕審訊，「AB團」越抓越多，到9月，贛西南3萬多共產黨員中已經清洗1千多人!10月4日紅軍攻克吉安，繳獲敵人的物資中發現「AB團」徽章，還有一張江西行委書記李文林父親寫給地主的收條。總前委驚駭不已，前委書記毛澤東於14日致信黨中央，報告贛西南發現大批「AB團」分子。此時，國民黨發動對江西蘇區的第一次圍剿，毛澤東、朱德集中精力指揮戰鬥，肅反大權完全下放。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大力肅反，從4萬多紅軍中整出4400多「AB團分子」。

李韶九

　　三、「富田事變」的經過

　　1930年12月3日下午，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率政治保衛局(紅十二軍一連士兵)，從總前委駐地寧都黃陂，前往江西省吉安縣的西部疆域，像一條長長的帶子，與吉水、泰和、興國、永豐四縣接壤。座落在這帶狀疆域中的富田村，是一個由十多個小村組成的大村莊。土地革命時期，五縣交匯處的富田曾一度是江西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從黃陂到富田不過一百多里，由於敵我形勢犬牙交錯，白區和紅區如插花的拼盤，這一連人整整走了四天，於7日下午3點才到達目的地。一到富田，李韶九即命令，迅速包圍省行委和省蘇維埃政府，將正在裡邊開會的幾位負責人捆起來，接著開始翻箱倒櫃，滿屋搜查，一片殺氣騰騰。被捕的人中有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段良弼、省行委秘書長李白芳，省行委軍事部長金萬邦，省蘇維埃財政部長周冕，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

　　隨後李韶九親自主持審訊，不許對方辯解，許承認自己是AB團，然後交待其他AB團成員的名字。否則便施以「地雷公燒香頭」、「點天燈」、女的燒陰戶等酷刑。一夜之間，省行委和省蘇維埃從領導到一般工作人員120多人被抓，連夜刑訊逼供，受刑人慘烈的呼叫聲震撼著富田的夜空。被捕的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被迫供出二十軍174團政委劉敵也是AB團，這時已是8日凌晨。於是，李韶九又把目光投向了四十里外的紅二十軍駐地東固。就在李從黃陂出發的第二天，12月4日，總前委根據嚴刑後犯人供出的新的口供，派總前委秘書長古柏來富田加強肅AB團的力量。古柏一行於8日到達富田，李韶九留古柏、曾山負責省行委肅AB團;派陳正人率一排人去抓贛西路行委書記王懷;李自己帶一排人押著謝漢昌前往東固，捉拿紅二十軍中的AB團。9日吃罷早飯，正要動身，蔣軍飛機來這一帶轟炸，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將不重要的AB團犯人，匆匆殺了一批，然後上路。

　　紅二十軍174團政委劉敵率領獨立營正在前方，接到軍部要他返回的急信，還以為是因為打了勝仗要他回去領慰勞品和補充兵源。卻不料一到軍部即被當作AB團要犯抓起來，由李韶九審訊。劉敵與李是湖南同鄉，且早相識，知道李的為人。心想硬頂不是辦法，便改用長沙話與之攀談，附和李，漸漸取得了李的信任，不僅不把他當作AB團，還要劉好好幹，示意將來二十軍會交給劉敵，並派人送劉回營。僥倖脫險的劉敵到達營部時，營長張興和政委梁貽喜出望外。劉敵將這天的遭遇說了一遍，張、梁二人都憤憤不平。第二天(12月12日)吃罷早飯，劉敵找到張興和梁貽，說出自己的心事，肯定李韶九這次來，目的是企圖消滅江西黨和部隊的幹部，是總前委的陰謀，於是三人商定請李韶九來講話，乘機將他扣留。但血氣方剛的張興，不等請李來便去軍部質問。這一去當然是自投羅網。劉敵聞張興被扣，立即與梁貽集合部隊，迅速包圍軍部，釋放了被捕的謝漢昌、張興等人，抓住了與李韶九合作的軍長劉鐵超，只可惜偏偏跑了李韶九。

　　由於擔心李潛逃回富田殺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劉敵等立即率174團機槍連和獨立營馬不停蹄奔向富田。黃昏時他們到達富田，包圍省行委，繳了紅十二軍一排人的槍，釋放了段良弼等被捕的同志。此時，陳正人未歸，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護下逃脫，只是誤捕了率閩西參觀團來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劉作撫)。

　　這就是中國現代史上震動蘇區的「富田事變」。

　　四、教訓的啟示

　　在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新的發展階段。從以上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面對當今國際國內的新形勢、新任務、新挑戰。要把我國在現代治國實踐中創造出來的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結合起來的社會主義治國方略，即「法德並濟「真正落到實處。我們所要落實的科學發展觀，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即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就能實現。筆者認為以下三個方面尤為重要。

　　(一)堅持實行依法治國基本方略。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在整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都必須堅持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這深刻地表明，實行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絕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歷史的經驗教訓的實踐充分證明，要鞏固和發展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沒有完備的法制，不實行依法治國是不可能的。

　　實行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糾」是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當前，黨的各級領導幹部要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自覺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極大地推動依法治國方略的落實。在中國，黨作為我國政治生活的核心，直接領導立法、行政、司法等各項工作。黨是依法治國的領導者和組織者，黨的領導是實現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反之，黨不遵守憲法和法律，就不能保證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和司法機關的司法公正，依法治國最終不能實現。

　　(二)堅持以德治國基本方略。

　　「以德治國」就是以現行社會主義道德規範為依據，規範和約束社會成員的行為，在全社會弘揚社會主義道德，確立社會主義榮辱觀。胡錦濤總書記關於「八榮八恥」的重要論述，概括精闢，寓意深刻，涵蓋了了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抓住了當前人民群眾普遍關注的社會現實問題，集中表達了廣大幹部群眾的共同心願，是非標準鮮明，價值導向明確，是社會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具體化，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當今時代精神的完美結合，體現了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有機統一，對於進一步匡正社會風氣、提高文明程度、推進和諧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在全社會養成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的良好風尚，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制相協調，與優秀文化傳統相銜接的道德體系。從而把保障社會秩序的剛性手段和柔性手段有機地結合起來，更好地落實科學發展觀，維護社會穩定，實現社會和諧。

　　(三)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並濟。

　　法治和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廢。法治屬於政治建設、政治文明，德治屬於思想建設、精神文明。法治以其權威性和強治手段規範社會成員的行為，德治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法律和道德作為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規範人們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相互聯繫、相互補充。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基本方略。關鍵在黨，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為此，必須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要求，致力於能力建設，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個根本宗旨，圍繞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從執政理念到執政方略，從執政體制到執政方式，從執政骨幹到執政基礎，從執政本領到執政素質，進行全面的加強和改進。廣大共產黨員和黨員領導幹部帶頭身體力行社會主義法律和道德。黨員領導幹部要成為全黨的表率。共產黨員黨員要成為社會的表率。才能使社會主義榮辱觀蔚然成風，在全社會形成遵紀守法的良好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