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7年10月10日，正是辛亥革命第七週年國慶紀念日，在這一天，中華民國的新一任總統徐世昌上任。按照歷屆總統就職的慣例，新總統要委託秘書長代讀上任的宣言書，徐世昌也不例外。

　　宣言書讀完，就職典禮即宣告結束，馮國璋的使命告一段落，徐世昌開始上台表演。

　　徐世昌向來把息事寧人當成口頭禪，當然是主張和平，不願再交戰，與段祺瑞的政策大相逕庭。段祺瑞此時也不再留戀，當即遞交了辭職書，送進總統府。徐世昌雖然無意挽留，但表面上還是要周旋一番，隨後批准了段祺瑞的辭職，改命內務總長錢能訓暫且兼任，而參戰督辦一職，仍然留給段祺瑞。段祺瑞也不再謙讓，從此一心專注於參戰事務。

　　徐總統與錢代總理開始處理政務，設法平息戰爭，爭取南北統一。沒多久，北方傳來情報，說俄國的過激派新政府，與俄國遠東總司令謝米諾夫發生了摩擦。謝米諾夫屬於舊黨，不服新政府的命令，所以雙方交戰已近兩月，謝米諾夫連戰連敗，退到大烏裡，準備進入蒙古境內，俄國新政府的軍隊則步步緊逼，即將打到外蒙古。所以駐紮在庫倫的辦事大員陳毅，電告中央，請求派兵防守。經過商量，徐世昌命黑龍江、吉林兩省的軍隊，和察哈爾特別區域的守兵，在中俄邊境佈防。

　　南方軍隊自從組成軍政府後，一直與北方政府分庭抗禮，總統徐世昌和代總理及各部總長聯名通電，和南方商量停戰的辦法。

　　此時，發生在歐洲大陸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臨近尾聲，德國和奧匈帝國一敗塗地。此時正是中華民國7年10月的中旬，也就是徐世昌當選就職的時期。

　　在廣東方面，非常國會聽說北方新選了總統，當然要起來反對，於是在雙十節的前一天，特別召開兩院聯合會議，決定方針，暫時委任廣東軍政府代行國務院職權，所有總統選舉事宜，一律從緩舉行。廣東軍政府立即召開政務會議，承認國會的議決案，代行國務院和大總統職權，然後通告全國。

　　這樣一來，南北兩方就形成了水火不能相容的局勢。北方的徐世昌苦口婆心地勸告，結果也是枉然，絲毫不見成功。徐世昌不肯罷休，又想從外交上著手，於是聯絡了美、英、法、日、意各國，從中調停，力求南北統一。外人雖然贊成中國和平統一，但也只是說說而已，又不能貿然干涉，因此還得靠徐世昌自己去努力。接著，徐世昌再次下令，命令前線的軍隊馬上停戰。

　　話雖然說得漂亮，態度也非常感人，但總歸是紙上談兵。那些已經殺紅了眼的南方軍隊，哪裡肯就此罷手?後來，美國公使也出來幫忙，命令廣東的美國領事向廣東軍政府提出建議，勸他們停止戰爭，謀求統一。

　　在各方面的壓力下，廣東軍政府這才命令前線各軍，一律休戰，和北方政府舉行和談。在北方，政府已經準備委任江蘇督軍李純主持和談事宜。李純一直追隨馮國璋，向來主和。他和江西督軍陳光遠，湖北督軍王占元，稱為長江三督，與主戰派一向不和。此次徐世昌政府鼓吹和平，李純當然同意，所以與中央往來的文件，除例行公事外，多半都是協商和平的辦法。

　　不過，在選擇和談的地點上，南北雙方又鬧起了意見。和談的地點雖然尚未決定，不過和平的空氣總算鼓動起來了。中外人士都認為和平在望，再加上歐洲戰爭已經結束，協約國最終取得了勝利，中國雖然沒有出兵，也覺得十分光榮。

　　從民國7年11月28日到30日，全國上下舉行慶賀協約國勝利大會，大總統親自到太和殿舉行閱兵禮。這幾天裡，北京城熱鬧非凡，火樹銀花，處處笙歌，彷彿過節一般。

　　英、美、法、日、意五國公使，奉本國政府的訓令，願意為中國南北調停議和，先是提出勸告書，遞交給北京政府，又向廣東軍政府送達了倡議書。

　　接著，徐世昌立即通電各省，召集各省督軍到京開會，商議辦法。於是，瀋陽督軍張作霖，安徽督軍倪嗣沖，河北督軍曹錕，吉林督軍孟恩遠，湖南督軍趙倜，湖北督軍王占元，江西督軍陳光遠，山西督軍閻錫山，淞滬護軍使盧永祥，綏遠都統蔡成勳等人，先後到達北京。總統徐世昌在集靈囿四照堂裡，率領全體國務員和參戰督辦段祺瑞，舉行會議。

　　各位督軍列席討論，當初因黨派不同，有的主戰，有的主和，此番因內外的壓力太大，主戰派不便堅持，只好見風使舵，表示同意和談。就連一向倡議平南的段祺瑞，也認為久戰無益，不得不更改了自己的初衷。

　　當時，議定了五條政策：一是停戰撤兵;二是應付外交;三是處理爆發戰爭的地區的善後工作;四是約束軍隊的辦法;五是整理財政用途。討論了大半天，才將議決通電各省，各位督軍亦陸續出京，各守原職。

　　熊希齡、汪大燮等人為了和協約國聯絡感情，特地在北京發起協約國國民協會，組織就緒，推舉熊希齡為會長，汪大燮及法國人鐵士蘭為副會長。又在總統府中特設外交委員會，令汪大燮為會長，熊希齡等為委員，調查審議對外事項，各大部門都要派遣事務員入會。此外如全國省議會、商會、教育會，也紛紛推舉代表，師組織全國和平聯合會，於民國7年12月18日成立，宣告天下。

　　到現在，朝野上下一致言和，局勢似乎在一夜之間就轉危為安了。但是，人們往往有口無心，雖然說得天花亂墜，卻未必真能履行諾言。況且各省的軍閥意氣用事，不顧國家利益，專顧自己，一做了督軍，便成了富翁，百姓自然不能過問，就連中央的財政部，也不敢徹底清查，只好裝糊塗了事。

　　中央政府只有支出，沒有收入，叫他如何支持?所以徐總統就職以後，仍然靠借債度日，什麼電話借款，什麼紙幣借款，表面上是為了整頓實業，由財政、交通兩位總長出面，東挪西借，還以各種公債名義向人民借貸，不一而足。自民國成立以後，歷年的借債除外債不計外，積欠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的款項，已經多達八千萬以上，漸漸導致兩家銀行周轉不靈。到了民國七年的殘冬，兩家銀行支撐不住，財政部無計可施，只得再向國民借貸，發行短期公債券，結果還是苦了平民百姓，富了那些達官貴人。

　　總統徐世昌為了救急，也只能同意。無奈國庫空虛，民財耗盡，這種公債券有名無實，不能使用。

　　再說錢能訓代理總理兩個月後，總統便向參眾兩院提議，讓錢能訓正式出任總理。兩院照例舉行投票，錢能訓得了多數票。徐世昌當即下令，任命錢能訓為國務總理。

　　錢能訓正式上任，自然要重組內閣，繼續兼任內務總長。外交總長一職，亦由原來的陸徵祥擔任，因為陸徵祥還在法國開會，暫時由次長陳菉代理。司法總長朱深，教育總長傅增湘，海軍總長劉冠雄，都沒有變動。交通總長曹汝霖免去財政總長的兼職，另外任命龔心湛為財政總長，撤去陸軍總長段芝貴的職務，改用靳雲鵬出任。

　　新內閣組成後，再處理外部事務，派外交委員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四人赴歐洲，和外交總長陸徵祥一起參加巴黎和會;一面令朱啟鈐南下江寧，作為南北會議的全權代表，會同江蘇督軍李純等人，開始議和。廣東軍政府也推選了政務總裁唐紹儀，做南方的總代表，到上海舉行和談，死活不肯到江寧。雙方在舉行和談的地點上，又費了一番口舌，最後經江蘇督軍李純調停，請朱啟鈐前往上海，答應南方的請求。

　　此時，已經是民國8年(1919年)的2月了。

　　幾天後，江蘇督軍李純正在迎接會議辦事處的幹事，總代表朱啟鈐也前來拜會。李純站在門口迎接，一不小心，腳下一絆，頓時從台階上跌了下來，傷得不輕。大家見此情形，只得匆匆告辭。

　　到了下午，李純的傷勢開始加重，服了一點藥，也不見好轉，只得暫時放下手上的工作，請假靜養。過了七天，疼痛雖已減輕，舉動還沒有復原，一直拖了半個多月，才稍稍減輕了一些。在這段時間裡，總代表朱啟鈐等人已經到了上海，借昔日德國總會作為會場。2月20日上午，南北總代表帶著各位分代表，蒞臨會場，兩派齊聚一堂，都是一些老相識。

　　會議開始後，先由南方總代表唐紹儀發表宣言，隨後由北方總代表朱啟鈐發表宣言。宣言結束後，兩位總代表與各位分代表均起座，對著國旗歡呼：中華民國萬歲!和平統一萬歲!然後閒談了一陣，吃了一會兒點心，喝了幾口茶，便散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