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搜刮了海軍軍費嗎?慈禧在中國近代化中的作用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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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搜刮了海軍軍費嗎?慈禧在中國近代化中的作用

2016年08月18日 歷史解密 暫無評論 閱讀 144 次

  慈禧:從「女人家」到政治家

  讀史最無趣的是什麼?就是對某段歷史或某位歷史人物,只有一種聲音、一種評價。一直以來,主流宣傳對慈禧的評價,無一例外地說她好奢華,善權謀,頑固守舊,禍國殃民。確實,慈禧統治中國的時間長達近半個世紀,在這四十多年裡,要找出一個人的善惡之跡,易如反掌,但要以某件事來概括她的一生,就需要謹慎了。一個人從青年漸漸成長,邁入中年、老年,思想、生活習慣、脾氣性格等都會發生諸多變化,風華正茂時所作出的考慮與決定,會與古稀之年大不一樣。分析歷史人物,不僅要有「階級分析」,還要有性格分析、家庭分析、師承學歷分析等等。慈禧一生的每個時期、每個決策,都與她當時的年齡、健康、見識、心情以及誰在她身邊等細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非「頑固守舊,禍國殃民」可以蓋棺論定的。

  慈禧當政時,正值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四方雲擾幅裂,慈禧作為最終的決策者,固然要為中國一步步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慘命運負主要責任,但只要客觀地對待史料,不難發現,其實在每一次事件初起時,慈禧的判斷與決定大體上都是切合實際的,至少不那麼糟糕,最後卻總經不住耳邊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令她陷入惑亂,改變了初衷。總體說,在對內的問題上,慈禧較能堅持自己的定見,讓事情朝好的方面發展,如洋務運動、立憲運動;但在對外問題上,她卻經常不能堅持立場,左搖右擺,最後往往倒向了讓事情變糟的一面,如甲午戰爭、庚子之變。

  慈禧搜刮了海軍軍費嗎?

  同治年間,以李鴻章為代表的一批臣工,被鴉片戰爭的炮聲驚醒,痛感中國處於亙古未有的變局之中,決心學習西方,變法自強。但當時朝廷上下阻力之大,寸步難行,台官御史對洋務派的彈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動輒幾十人聯名參劾,幾乎從未間斷。李鴻章要修鐵路、建工廠、買軍艦、辦輪船招商局、辦電報、辦銀行,所得只有一個回復:反對!

  保守派反對修建鐵路,理由無奇不有,有說鐵路會割斷地脈,破壞風水;有說會使車船失業,引起暴動;甚至說鐵路一開,「冠裳化為鱗介,禮義必至消亡」,總之,禮崩樂壞、亡國滅種,都是因為有了鐵路。但慈禧不顧反對的聲音,讓李鴻章在西苑修一條鐵路,從紫光閣到鏡清齋全長三華里,意思擺明了:說鐵路破壞風水?我偏把它修到皇家禁苑裡來。西苑鐵路建成後,慈禧受不了車頭冒的黑煙和噪音,乾脆不要車頭,讓太監拉著火車走。這成了歷史學家拿來嘲笑取樂的題材:瞧,多愚昧無知!其實,在西苑建鐵路本身,已產生巨大的示範作用,為在全國興建鐵路掃清了障礙。不管慈禧是用人拉車也罷,用毛驢也罷,甚至車廂光擺在那兒不開也罷,她作為鐵路「形象代言人」的意義,已將歷史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洋務派提出的建設方案,雖然經常遭到保守派阻擊,慈禧有時出於政治平衡的需要,也會順從守舊派的意願,予以否決,但往往是今天否決了,明天換個名堂又通過,拖慢了時間而已,並非真正禁絕。1866年,洋務派奏請在同文館內添設分館,招收科舉出身的學員學習天文、算學。大學士倭仁上書慈禧,表示極力反對,慈禧明知他最恨洋務,故意調他去專辦洋務的總理事務衙門行走,不無侮辱之意。倭仁再三推辭,慈禧就是不肯收回成命,逼得倭仁以養病為由,奏請開缺。慈禧馬上順水推舟,免去他的所有職務。

  歷史學家往往揪住慈禧否決一兩項新政,大肆渲染,而對於她支持的新政則避而不談,或從動機上說成是為了滿足她個人享樂慾望。試看李鴻章要辦鐵路、工廠、電報、銀行、礦山、海軍,一路跌跌撞撞,千難萬阻,儘管規模、進度不如人意,但最終幾乎都能如願以償。沒有慈禧的支持,李鴻章是半籌莫展。因此,李鴻章也明白慈禧的價值,在她生活奢華這點上,盡量滿足她的慾望。這是一種交換,雖然這種做法容易被人詬病,但換來了中國有鐵路、有輪船的局面,權衡之下,筆者認為還是利大於弊。

  慈禧搜刮了海軍軍費嗎?

  同治年間,以李鴻章為代表的一批臣工,被鴉片戰爭的炮聲驚醒,痛感中國處於亙古未有的變局之中,決心學習西方,變法自強。但當時朝廷上下阻力之大,寸步難行,台官御史對洋務派的彈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動輒幾十人聯名參劾,幾乎從未間斷。李鴻章要修鐵路、建工廠、買軍艦、辦輪船招商局、辦電報、辦銀行,所得只有一個回復:反對!

  保守派反對修建鐵路,理由無奇不有,有說鐵路會割斷地脈,破壞風水;有說會使車船失業,引起暴動;甚至說鐵路一開,「冠裳化為鱗介,禮義必至消亡」,總之,禮崩樂壞、亡國滅種,都是因為有了鐵路。但慈禧不顧反對的聲音,讓李鴻章在西苑修一條鐵路,從紫光閣到鏡清齋全長三華里,意思擺明了:說鐵路破壞風水?我偏把它修到皇家禁苑裡來。西苑鐵路建成後,慈禧受不了車頭冒的黑煙和噪音,乾脆不要車頭,讓太監拉著火車走。這成了歷史學家拿來嘲笑取樂的題材:瞧,多愚昧無知!其實,在西苑建鐵路本身,已產生巨大的示範作用,為在全國興建鐵路掃清了障礙。不管慈禧是用人拉車也罷,用毛驢也罷,甚至車廂光擺在那兒不開也罷,她作為鐵路「形象代言人」的意義,已將歷史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洋務派提出的建設方案,雖然經常遭到保守派阻擊,慈禧有時出於政治平衡的需要,也會順從守舊派的意願,予以否決,但往往是今天否決了,明天換個名堂又通過,拖慢了時間而已,並非真正禁絕。1866年,洋務派奏請在同文館內添設分館,招收科舉出身的學員學習天文、算學。大學士倭仁上書慈禧,表示極力反對,慈禧明知他最恨洋務,故意調他去專辦洋務的總理事務衙門行走,不無侮辱之意。倭仁再三推辭,慈禧就是不肯收回成命,逼得倭仁以養病為由,奏請開缺。慈禧馬上順水推舟,免去他的所有職務。

  歷史學家往往揪住慈禧否決一兩項新政,大肆渲染,而對於她支持的新政則避而不談,或從動機上說成是為了滿足她個人享樂慾望。試看李鴻章要辦鐵路、工廠、電報、銀行、礦山、海軍,一路跌跌撞撞,千難萬阻,儘管規模、進度不如人意,但最終幾乎都能如願以償。沒有慈禧的支持,李鴻章是半籌莫展。因此,李鴻章也明白慈禧的價值,在她生活奢華這點上,盡量滿足她的慾望。這是一種交換,雖然這種做法容易被人詬病,但換來了中國有鐵路、有輪船的局面,權衡之下,筆者認為還是利大於弊。

  慈禧是皇太后,食肉衣綺、宮苑園林,生活華靡,這是毋庸置疑的。雖然平息太平天國起義後,朝廷財政已近乎竭蹶,但慈禧沒有臥薪嘗膽,沒有樹立一個恭儉為治的榜樣。幾乎所有史書,都把慈禧動用海軍經費修三海、修頤和園作為一大污點,甚至將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全軍覆沒的責任也歸咎於她——批判慈禧生活奢侈當然可以,但基本的史實還是要搞清楚:

  其一,海軍經費不等於海軍軍費,海軍經費相當於海軍衙門的辦公費用,並不是購買軍艦和練兵的軍費。中國歷年購買軍艦的錢是哪來的?據李鴻章報告:買定遠、鎮遠兩艦,是淮南北鹽商議捐報效一百萬兩,又從招商局拿了一百萬兩;買靖遠、致遠、經遠、來遠四艦,是戶部提用神機營借英商怡和洋行洋款二百四十八萬兩,海軍衙門轉商戶部指撥各省展限海防捐輸銀七十五萬兩及江海、閩海、浙海三關洋藥稅厘二十六萬六千兩,總計近三百五十萬兩買的;扣去購艦費用,還有六萬多兩餘款,用於旅順船塢工程;利用神機營借款撥歸購艦費用存銀行的利息七萬八千兩,再補一些錢,又從英國購得頭等出海大魚雷艇。也就是說,購買軍艦的錢,本來就不是從戶部每年劃給海軍衙門的「海軍經費」中出的。

  其二,拿去修頤和園的二百六十萬兩「海軍經費」,也不是戶部每年劃撥的固定經費,而是經李鴻章動員,由他聯合兩江、兩廣、湖廣、四川省的四位總督,湖北、江西兩省巡撫,共同報銷的。當時打著海軍經費的招牌,號稱存款生息,以補正雜款之不足,但實際上用作修葺園林乃公開的秘密。海軍衙門解釋,修園林也是為了「恭備皇太后閱看水操」之用(因為在頤和園昆明湖畔有一個水師學堂,常在湖上操練),總算與海軍扯上一點關係。

  這筆錢如果不用來修園林,確實可多買兩艘軍艦。但反過來說,如果不是給皇太后修園林,那些封疆大吏還會這麼積極籌錢嗎?肯定不會。最理想的結局,當然是慈禧以修園林名義把錢收上來,然後宣佈園林修不成了,全用來建設海軍、開工廠,或者全分給窮人。但歷史不容假設。

  「女人家」還是政治家?

  慈禧統治時期,中國和外國打過幾場仗,打得都很「冤枉」,中法戰爭是為越南打的,甲午戰爭是為朝鮮打的,越南、朝鮮名義上是中國的藩屬國,但早已有名無實,到頭來自己七癆八傷,藩屬國還不領情。

  這幾場對外戰爭,一開始慈禧都不太願意打,傾向於主和。以當時的情形論,選擇不開戰是明智的,一來沒有非打不可的迫切性,二來以中國的實力也承受不了大規模的戰爭,打了只會拖慢現代化的步伐。但國人歷來有一種奇怪觀念:凡主和都是賣國的,凡主戰都是愛國的,越是躲在後方無需負直接責任的人,主戰的調門越高。甲午戰爭前,京城內的御史、言官、給事中們,幾乎都把日本斥為蕞爾小國,不足介懷,堂堂天朝,自可直搗東京,滅此朝食,此時虛驕之氣,充斥朝堂上下。慈禧的主和,當然也不是對世界大勢、國情實力有很深刻的認識,只不過是憑著直覺,加上一點弱國的自卑心理,害怕祖宗留下的一點本錢在自己手上敗掉。但她經不住左右的人整天在耳邊吹送「玉碎瓦全」的高調,於是「賭徒式」的僥倖心理漸漸佔了上風,鍾砣擺向了主戰一邊。

  其實,主戰派哪裡真能打呢?劉坤一是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幫辦海軍軍務,平時慣唱主戰高調。甲午戰爭時,日軍已打入國境,他被授予欽差大臣銜,節制關內外各軍對日作戰,手握虎符,擁兵數萬,卻以「隊不齊,械不備」為由拒絕出兵,坐看李鴻章的淮軍孤軍苦戰,一敗塗地。仗打敗了,面臨割地賠款的和談,主戰派靈魂人物、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極力反對簽訂喪權辱國條約,朝堂之上,慷慨陳詞,但李鴻章只淡淡地回了一句:不如你和我一起去和日本人談判吧?翁同龢登時蔫了下去,忙不迭擺手道:「若我曾辦過洋務,此行必不推辭,今以生手辦重事,怎麼可以!」

  1901年李鴻章與俄國交涉,要求交還東三省時,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同聲反對李鴻章與俄國簽約,聲稱可以聯合英國、日本對抗俄國。但當慈禧問道,如果中俄在滿洲衝突,英國、日本會否出兵助我?與俄國開戰,你們有無把握?兩人頓時收聲,支支吾吾說「不能保證」。那些整天在慈禧面前熱血沸騰,作忠君愛國狀的人,大抵如此。

  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如此,庚子之變還是如此,慈禧每次都在這些熱血大臣的鼓動下,從主和變成主戰;從頭腦清醒變成頭腦昏熱;從一心戒賭變成賭身家。直到「庚子之變」時,慈禧還是受著這種「賭徒」心理的支配,明知十賭九輸,但一入場就身不由己,抵禦不住僥倖心理的誘惑。每次賭輸,痛哭流涕,發咒誓願砍手指,但一看別人下注了,忍不住又想翻本。當義和拳在山東殺教士、燒教堂、拆鐵路、砍電線時,慈禧是主剿的,認為義和拳雖然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但那些神功護體的法術太不靠譜,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但左右不少大臣都說義和拳民氣可用,法術可靠,甚至拿假情報來蒙騙她,她頭腦一熱又「賭」上了。

  人們或以為慈禧身為皇太后,可以窮情極意、為所欲為,其實相反,她不過是個做事顧慮重重,前怕狼後怕虎的女人家,許多主張受到大臣們的抵制,也不敢堅持,十分無奈。而且她也像很多女人家一樣,耳朵根軟,容易受人影響,受情緒左右,有時情緒一來,什麼匪夷所思的事都敢做。

  戊戌變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慈禧本來是贊成變法的,她對光緒帝表態:「只要你留著祖宗神主不燒,辮發不剪,我便不管。」但後來光緒帝在維新派的慫恿下,一味蠻幹,又是改孔子紀年,又是罷黜禮部六堂官,甚至準備請日本人來主政,又傳出要包圍頤和園,捕殺慈禧的謠言,真假莫辨,變成了一出宮廷鬧劇。慈禧氣急敗壞,做出了軟禁皇帝,殺掉維新六君子的驚世之舉。揆諸事實,並非政見上有多嚴重的對立,這種情形,不過是尋常百姓家的婦人遇上頑皮孩子胡鬧時,打屁股、關柴房的「宮廷版」。事實上,戊戌變法的許多改革方案,後來都由慈禧實現了。

  庚子年慈禧向十一國宣戰,又是一例。細看宣戰詔書,並無指定哪十一國,只說「彼等」,她是向全世界宣戰。賭紅了眼,最後一定是賭身家的。美國歷史學家摩爾斯便說:「太后一向做事是留有餘地的,但只有這次她這個政治家卻只剩下女人家了。」但在此之前,她何曾是個政治家呢?一直是個女人家而已。

  推行清末新政有功

  宣戰帶來了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的結果,慈禧賭身家又輸了,而且輸得狼狽不堪,甚至連宗社陵寢也顧不上了,扮作農婦,倉皇辭廟。經此一役,慈禧才真正痛定思痛,洗心革面,走出了「賭徒」的心理陰影,完成了從女人家向政治家的蛻變。這非常人可以做到的,但慈禧做到了——可惜,這時她已66歲,歷史留給她的時間已屈指可數。

  慈禧結束逃亡回到北京後,立即開始大刀闊斧的改革,開啟了中國近代史上激動人心的一幕——清末新政。她一改過去遇事搖擺不定的性格,以前所未見的堅定態度,推進各項改革。從科舉改試策論、停止捐納實官等措施起步,在經濟方面改革幣制,制訂礦務章程,改革釐金稅政,制訂鐵路政策等,按部就班,循序漸進。

  1903年,改革推進到國家典章制度層面,中國第一部《商律》經慈禧批准施行。1904年初,商部奏定《商會簡明章程》和《商會章程附則》;公司登記法、破產法、專利法也相繼通過立法。朝廷發佈修律上諭,要求各駐外使節收集各國通行律例,送給修律大臣觀摩學習。隨後成立修訂法律館,參考各國成法,體察中國禮教民情,會通參酌,妥慎修訂中國現行法律。

  庚子年慈禧向十一國宣戰,又是一例。細看宣戰詔書,並無指定哪十一國,只說「彼等」,她是向全世界宣戰。賭紅了眼,最後一定是賭身家的。美國歷史學家摩爾斯便說:「太后一向做事是留有餘地的,但只有這次她這個政治家卻只剩下女人家了。」但在此之前,她何曾是個政治家呢?一直是個女人家而已。

  推行清末新政有功

  宣戰帶來了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的結果,慈禧賭身家又輸了,而且輸得狼狽不堪,甚至連宗社陵寢也顧不上了,扮作農婦,倉皇辭廟。經此一役,慈禧才真正痛定思痛,洗心革面,走出了「賭徒」的心理陰影,完成了從女人家向政治家的蛻變。這非常人可以做到的,但慈禧做到了——可惜,這時她已66歲,歷史留給她的時間已屈指可數。

  慈禧結束逃亡回到北京後,立即開始大刀闊斧的改革,開啟了中國近代史上激動人心的一幕——清末新政。她一改過去遇事搖擺不定的性格,以前所未見的堅定態度,推進各項改革。從科舉改試策論、停止捐納實官等措施起步,在經濟方面改革幣制,制訂礦務章程,改革釐金稅政,制訂鐵路政策等,按部就班,循序漸進。

  1903年,改革推進到國家典章制度層面,中國第一部《商律》經慈禧批准施行。1904年初,商部奏定《商會簡明章程》和《商會章程附則》;公司登記法、破產法、專利法也相繼通過立法。朝廷發佈修律上諭,要求各駐外使節收集各國通行律例,送給修律大臣觀摩學習。隨後成立修訂法律館,參考各國成法,體察中國禮教民情,會通參酌,妥慎修訂中國現行法律。

  於是,制訂國家根本大法——憲法,便水到渠成地進入人們的討論範圍了。但最初「憲法」「立憲」這些都是敏感詞彙,沒人敢公開提及,連張之洞、袁世凱這些重臣都只能私下議論。某次有一批官紳在南京開會,談到憲法問題,被報紙登了出來,官府大為緊張,四處探查。故袁世凱道:「可有立憲之實,不可有立憲之名。」但這一「死結」總得有人來打開。江南名士張謇和張之洞的幕僚刻了一套《日本憲法》,呈送到內廷。慈禧看後大加稱讚,在召見樞臣時推薦了此書,並說了一句:「日本有憲法,於國家甚好。」在座各位樞臣無人讀過《日本憲法》,面面相覷,無言以對,散朝後紛紛托人購買各種憲法書籍補課。

  經過慈禧的肯定,「憲法」一詞終於脫敏,可以公開討論。戊戌變法時,維新派付出了流血代價都做不到的事,慈禧用了三四年時間,走得甚至比戊戌變法時更遠了。

  1904年,慈禧決定從明年起停止科舉,廣推學校。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終於畫上句號,社會上波瀾不興,平穩過渡。許多外國觀察家都驚歎:中國能順利廢止科舉,就沒有什麼改革是做不到的了。

  1905年,慈禧派五位考察憲政大臣出國,到歐美各國考察政治,以期擇善而從。五大臣回國後,慈禧又讓朝臣就考察結果展開認真討論。1906年9月,朝廷發佈《仿行立憲上諭》,宣佈正式啟動憲政改革,這時距離出洋考政大臣回到北京不過一個月時間。可見在慈禧心目中,對實行憲政,早有定論,頗為急迫,並不存在故意拖延敷衍。

  當年是慈禧的71歲壽辰。北京各學堂萬餘名學子雲集京師大學堂,舉行慶賀典禮。人人如登春台,奔走相告:中國立憲矣,轉弱為強,萌芽於此矣!歡呼聲響徹雲霄。慈禧聽到各界的反響時,亦露出了一絲女人家的笑容。

  1906年7月,由商部、巡警部、學部會定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新聞出版法規《大清印刷物專律》頒行,對出版物實行註冊登記制度,只要在「印刷總局」註冊登記,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版;三個月後,頒布《報章應守規則》,針對報刊做出具體規定。1908年3月,《大清報律》經憲政編查館審核議復後,正式公佈。朝廷同時頒布《結社集會律》,對結社與集會作了規定。各種民間團體和報紙如雨後春筍,紛紛破土而出,開創了前所未有的寬鬆、活躍的政治環境。1908年的8月27日——在慈禧去世前兩個多月,千呼萬喚的《欽定憲法大綱》終於刊印謄黃,分發各部堂和地方衙門,正式公之於世了。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有兩種情況最為可悲,一是歷史給了他很多時間,他卻沒做什麼好事;一是歷史沒給多少時間,讓他證明自己可以做什麼好事。而慈禧兩種情況都避免了,歷史給了她近半個世紀,她做過壞事,也做過好事,一生可圈可點,可臧可否,但在她生命的最後七年,她做了讓自己可以無愧於歷史的事情——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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