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3月19日，李自成率大順軍進入北京，明朝崇禎皇帝朱由檢在皇宮北門玄武門外的萬歲山(今之景山)自縊身死。但是，崇禎皇帝的死並不代表朱明皇朝二百七十六年的統治就此全面覆亡，因為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官員統治之下，他們繼續奉明為正統。在北京陷落將近兩個月後的5月15日，崇禎皇帝的近支堂兄、福王朱由崧在留都南京即位為皇帝，年號弘光。後世把弘光朝和以後幾個繼承明統的朝廷稱為南明。

　　當此之時，南明所面對的形勢頗為類似於歷史上的東晉和南宋：它們都佔據著未受戰亂殘破的江南，都希冀憑借長江天險抵擋住北方遊牧民族的鐵騎，從而養精蓄銳，收復中原。而明末時期的江南，經過歷朝歷代的經營，早已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人口稠密，物產豐富，財賦充盈，而江淮以南各鎮的兵力仍有五十萬之眾。按理說，憑此人力物力，南明即使不能「中興」明朝，至少也應保持如東晉和南宋一般的偏安局面，與清廷對峙為南北朝。然而，歷史卻未能重演。弘光朝只存在了一年就土崩瓦解了，而此後相繼成立的隆武朝和永歷朝只能局處於浙、閩、粵沿海一帶和西南邊陲，苟延殘喘。到公元1662年(清康熙元年)4月25日，永歷皇帝朱由榔在雲南被俘殺，朱明皇統徹底滅亡為止，南明總共只存在了短短的十八年，而歷史上東晉和南宋都延續了一百多年。

　　南明之所以沒能成為東晉、南宋，其原因無外乎外、內兩個方面：

　　從外部來說，南明所面對的滿人的清國非東晉、南宋所面對的「五胡」和金國能比。自公元1616年(明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建立大金國(史稱後金，1636年改國號為清 )，到1644年清軍趁明朝內亂進入山海關，滿人用了不到三十年時間征服東北全境和蒙古各部乃至朝鮮，並在與明朝的爭戰中逐漸佔據了主動。當1644年5月清軍在吳三桂的接引下入關佔領北京後，以攝政王多爾袞為首的清廷審時度勢，接受漢官範文程、洪承疇等人的建議，定下了武力統一全國的方針。在用一年時間掃平了北方的大順軍和明朝殘餘勢力後，清軍馬上於1645年躍馬跨過長江，攻取江南，一邊隨地設置官員，推行「以漢制漢」的統治，一邊對南明勢力窮追猛打，使驚魂未定的南明弘光朝廷沒有得到喘息的機會，終致一觸即潰。而東晉和南宋立國之初的情勢則迥然不同。西晉的覆滅是由於自東漢以來入居黃河流域的少數民族，趁司馬氏內部同室操戈的「八王之亂」而起事造成的。這些少數民族各成勢力，忙於搶奪地盤，尊王稱帝，在東晉建立之初並沒有傾全力南下江淮，直到四五十年後，前秦苻堅基本上統一了北方，才率大軍試圖攻取江南，結果被已經穩定下來的東晉在淝水擊敗。而八百年後的金軍，雖然在佔領北宋京城東京、俘獲徽欽二帝后不久，就幾度揮師南下進攻江南，並一度把剛剛成立的南宋小朝廷趕到了浙江沿海，但其似乎並沒有確定一統天下的目標和決心，往往是「搜山檢海」一番，稍遇挫折就回軍北返，並放棄了所佔領的江南土地，使南宋幾度轉危為安，逐漸恢復了與金國相抗衡的實力。由此可見，清廷明確的戰略方針和有力的手段，是南明未能形成偏安的主要外部原因。

　　從內部來看，南明在皇位繼統和大政方針等方面都錯誤連連，最終自取滅亡。

　　在皇位繼統方面，南明比之東晉和南宋，可謂先天不足，首先就輸了一著。東晉第一個皇帝元帝司馬睿原是琅琊王，封地在山東，靠近江南，西晉徹底覆滅前就在建康(今南京)培植勢力，拉籠各方，並被西晉最後一個皇帝愍帝司馬鄴任命為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因而西晉滅亡後他繼承皇位可謂順理成章。而南宋第一個皇帝高宗趙構，則是在金兵圍困東京時，由北宋最後一個皇帝欽宗趙桓親寫密信，派人送出圍城宣讀任命的天下兵馬大元帥，其在徽、欽二帝被俘往金國後登極繼位，自然也是名至實歸。而南明第一個皇帝朱由崧卻是在群臣的鉤心鬥角中勉強登上皇位的。朱由崧原是福王，封地在河南洛陽，為躲避李自成軍而逃到江南。在當時避居江南的明朝藩王中，朱由崧與崇禎皇帝血統最近，又居於當時做為江南政治中心的南京附近的淮安，在倫序和地理上都處於明顯的有理地位，理當繼承明統。但是，在當時的江南，東林黨人的勢力頗盛，而朱由崧的祖母正是萬曆朝時備受明神宗朱翊鈞寵愛的鄭貴妃，當年就是由於東林黨人的極力反對，神宗和鄭貴妃立朱由崧的父親朱常洵為太子的圖謀才沒能實現。東林黨人擔心朱由崧登極後對自己不利，因而極力反對擁立福王。而當時居於舉足輕重地位的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優柔寡斷，依違其間，導致朱由崧暗中勾結手握兵權的總兵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和鳳陽總督馬士英突然發難，宣佈擁立福王。沒有掌握一兵一卒的史可法和東林黨人只得違心同意，迎立福王朱由崧。這一波折，不光導致了較有眼光和能力的史可法在朝廷中失勢，而且引發了弘光朝臣中東林黨人和擁立福王有功一派之間的互相攻訐，黨爭頻繁，而有「擁立之功」的武將們也挾兵自重，不聽調遣，從而使弘光朝沒能形成團結一致，共赴國難的局面，更談不上抵禦清軍，收復失地了。

　　在大政方針方面，弘光朝採取株守江南的政策，最終導致了覆滅。當時，清軍忙於在北方平定李自成的大順軍和各地抗清勢力，無暇南顧，河南、山東一帶清朝力量極為薄弱，對南明來說大有可為。如果弘光朝派軍抵進到黃河一線，即便不能北上驅逐清廷，也能對江南形成屏障，使清軍不能順利南下江南，偏安之局庶幾可得。史可法在給弘光帝的奏疏中就指出：「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不少有遠見的朝臣也建議派兵恢復河南、山東，並聯合農民起義軍，共同抗擊清軍。但弘光帝和朝廷實權人物卻見不及此，他們對清軍畏之如虎，怕北上會激怒清廷，同時又不願放棄對農民起義軍的敵視，希望借清軍之力「復仇」，因而滿足於眼前的「偏安」，只派兵駐防安徽和江蘇北部一帶，任憑山東、河南在一段時期內處於政權真空狀態，坐觀清廷消滅李自成的大順軍，鎮壓北方反清起義。清廷得以鞏固自己在黃河以北的統治，之後能夠毫無後顧之憂地傾全力南下。弘光朝只存在了短短的一年就垮了台，實屬咎由自取;而江南富庶之地的迅速失陷，使抗清復明的實力大大減弱，後來兩個南明朝廷被清軍驅趕壓制在浙江、福建、兩廣沿海和雲南、貴州邊鄙之地，只能汲汲於自身的生存，根本沒有餘力收復江南，更談不上偏安之局了。反觀東晉之初，積極派兵北上收復失地;南宋之初，派高級官員到河南河北聯絡收編抗金起義軍，騷擾金國腹地，又派岳飛率軍收復鄂北重鎮襄陽，從側翼威脅南下金軍，從而有力地拱衛了東南之地。兩相比較，南明弘光朝的識短見拙真是昭然若顯。

　　當然，影響明清之交局勢發展的因素還有很多，比如清廷採取籠絡明朝士紳和「以漢制漢」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抗清勢力;明末許多官員腐敗自私，毫無氣節，甘於為清廷作「倀」;各地抗清勢力不相聯繫配合，各自為戰，被清軍各個擊破;南明內部文臣武將目光短淺，常常爭權奪利，內耗不斷;等等。但最主要的因素還是上面所述外、內原因，而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弘光朝「以偏安保偏安」的方針政策的錯誤。十七世紀中期的中國沒有出現又一次南北朝的局面，南明沒能成為東晉、南宋，這個歷史結果正是由南明自身、主要是弘光朝君臣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