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國公卿趙氏以戰功起家，不斷膨脹的權勢與聲望，令國君晉靈公心生忌憚。於是，遭趙氏排擠的將軍屠岸賈在晉靈公的默許下，在下宮將趙氏一門三百口誅殺，僅有尚在襁褓中的孤兒趙武得以倖免。為保趙氏孤兒的安全，莊姬、韓厥、公孫杵臼、程嬰等人捨生取義，先後付出了巨大的犧牲。20年後，長大成人的趙武終於得以手刃仇敵，伸張正義。這是電影《趙氏孤兒》中的情節，對很多熟悉這個故事的人來說，這些複述似乎顯得有點多餘。不過，如果對照元人紀君祥撰寫的《趙氏孤兒冤報冤》，就會發現，影片中所講述的故事與原作相去甚遠，尤其是趙武認賊作父、並不惜以性命要挾程嬰救治屠岸賈一節，更是子虛烏有。

　　「趙氏孤兒」的故事最早見於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在《韓世家》與《趙世家》中，將趙氏滅門的時間鎖定在晉景公三年，而罪魁禍首則指向晉靈公的寵臣——屠岸賈。然而在《晉世家》一篇，他卻寫下了完全相悖的一筆：「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在這裡，不僅「下宮之難」發生的時間完全不同，更缺少屠岸賈、莊姬、程嬰、公孫杵臼等一系列重要的人物。據《晉世家》載，晉景公十二年冬，晉國「始作六軍，韓厥、鞏朔、趙〔韓〕穿、荀騅、趙括、趙旃皆為卿」，表明此時趙括尚在人世，不可能死於晉景公三年；同時，莊姬為趙朔髮妻，「莊」是趙朔的謚號，說明在「下宮之難」發生時，趙朔早已不在人世，又如何能與趙同、趙括一起遇害呢？以上諸多疑點證明：《韓世家》和《趙世家》的真實性存疑。清人趙翼在經過精細的考證後也得出結論：「屠岸賈之事，出於無稽……荒誕不足憑也。」

　　既然太史公之說不足為憑，歷史的真相是什麼？關於此事，《左傳》有著截然不同的版本。若將《左傳·成公四年》、《成公五年》、《成公八年》三篇中的幾處描寫加以整合，便可梳理出事件中主要人物的關係網：晉國大夫趙盾，是趙同、趙括、趙嬰同父異母的兄長。趙莊姬，原名孟姬，下嫁於趙盾之子趙朔，趙朔死後謚為莊，故稱趙莊姬。而趙氏滅門慘案的重要誘因，其實是一件發生在趙氏家族內部的醜聞——莊姬與長輩趙嬰私通，迫使趙同、趙括流放了趙嬰。莊姬在極度不滿之下向晉景公誣告趙同、趙括謀反，並得到了其它在位大臣的佐證，從而最終導致了「下宮之難」的悲劇。而趙武只是由於莊姬之子的身份得以在公宮避難。又因韓厥幼時曾受趙盾養育之恩，故有了後來勸晉侯立趙朔之子趙武的義舉。

　　既然太史公之說不足為憑，歷史的真相是什麼？關於此事，《左傳》有著截然不同的版本。若將《左傳·成公四年》、《成公五年》、《成公八年》三篇中的幾處描寫加以整合，便可梳理出事件中主要人物的關係網：晉國大夫趙盾，是趙同、趙括、趙嬰同父異母的兄長。趙莊姬，原名孟姬，下嫁於趙盾之子趙朔，趙朔死後謚為莊，故稱趙莊姬。而趙氏滅門慘案的重要誘因，其實是一件發生在趙氏家族內部的醜聞——莊姬與長輩趙嬰私通，迫使趙同、趙括流放了趙嬰。莊姬在極度不滿之下向晉景公誣告趙同、趙括謀反，並得到了其它在位大臣的佐證，從而最終導致了「下宮之難」的悲劇。而趙武只是由於莊姬之子的身份得以在公宮避難。又因韓厥幼時曾受趙盾養育之恩，故有了後來勸晉侯立趙朔之子趙武的義舉。

　　對照《史記》版「趙氏孤兒」，《左傳》的記述大體有兩點不同：其一，在《左傳》中，「下宮之難」發生於景公十八年(公元前582年)，而《史記》則有景公三年和十七年兩種表述。從現有的證據來看，《史記》記載的年代互相抵牾，而《左傳》去古未遠，行文一致，景公十八年之說顯然更為合理。同時《史記》中的程嬰、公孫杵臼等英烈也全然不見於《左傳》一書。其二，《左傳》中莊姬是一個與長輩私通的蕩婦，司馬遷則把她描述成一位冒死產下遺腹子、救護孤兒的忠烈女子。而整個故事的主題也因此有了天壤之別。相傳司馬遷在編撰《史記》時，曾遍收戰國以來的各種史料，擇其善者而從。針對這些矛盾之處，我們完全有理由推斷：太史公採納了不同來源的史料，《晉世家》當以《春秋左傳》為本，而《韓世家》和《趙世家》多採納了戰國以來的傳說或韓、趙兩國史書。

　　趙武是日後三分晉室、位列戰國七雄之一的趙國的先祖，如果他的生母曾經有過不堪的過去，對趙國王室而言恐怕是極不情願的事情。為避先祖之諱，達到褒揚祖先、塑造政權合法性的目的，韓、趙兩國史官恐怕都會在國君的授意下為真實的家族往事「塗脂抹粉」。再加上戰國時又十分崇尚俠義之風，程嬰、公孫杵臼、韓厥這樣的忠義之士更易於被人接受而廣為流傳，從而迅速掩蓋了原本寂寂無奇的史實。太史公蒙冤受宮刑，二十年忍辱負重，對忠臣蒙冤昭雪、奸臣難逃天道輪迴的故事估計也是青睞有加，以至於即便出現文意前後矛盾的失誤，也要將其收錄在內。所愛者不僅僅是它的「奇」，更是其中展現出的忠肝義膽、快意恩仇。之後，漢人劉向又將其全篇納入了《說苑·復恩》及《新序·節士》等篇，在儒林中廣為流傳，並成為元雜劇創作的最初範本。此外，《左傳》對屠岸賈也全無記載，如果他確是晉國政壇上翻雲覆雨的權臣，又如何會在史料中全無著墨呢？而且晉國政權歷來由趙、韓、士、欒、、中行等世家大族輪流執掌，升擢有序，斷不會突然出現像屠氏這樣一個全無身世背景的弄臣。再者，晉國地位最高的大臣是中軍元帥，其它六軍將、佐則相繼次之，屠岸賈區區一個司寇又如何能調動軍中諸將攻殺趙氏？因此，有學者指出，屠岸賈可能只是太史公為成一家之言、服務於忠奸鬥爭主題而虛構的人物。既然如此，誰才是剷除趙氏的「幕後黑手」？

　　細查史料發現，晉國後期，公卿爭權的鬥爭漸入白熱化，、中行、智、范等名門望族也和趙氏一樣，在權力鬥爭中慘遭滅門之禍。趙氏一門自趙盾之後，勢力發展極其迅速，儼然有凌駕於眾卿之上的趨勢，除趙盾之子趙朔任職為卿外，趙同、趙括及趙嬰分別任職中軍大夫和下軍大夫；晉宣公十二年趙朔去世後，趙同、趙括皆升任為卿，趙穿之子趙旃也被任為卿職。趙氏一門三卿，加上能力頗強的趙嬰，其勢力在晉國諸卿中首屈一指，自然招致其他家族的敵意。《左傳》向我們透露了一個極為重要的信息：在趙莊姬向景公告發趙同、趙括謀反時，「欒、為徵」——欒、兩大家族均是極為重要的證人和預謀者。趙嬰在遭到驅逐時曾稱「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已預見到欒氏對趙氏權力地位的覬覦。但趙同和趙括均不以為意，最終給欒氏最傑出的政治家、晉國當時的執政卿——欒書以可乘之機。

　　欒書，謚號「欒武子」，是晉國後期有名的權臣與能臣。欒氏是姬姓旁支，與晉國國君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繫。晉景公三年，晉楚之戰，「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自此欒書開始登上晉國的政治舞台。九年後，欒書已升任中軍元帥，開始執掌晉國政權。這在晉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現象，自然也會遭到晉國其它諸將的非議，這促使欒書急於在國內政治上打壓對手，建立威信。欒氏與趙氏的矛盾由來已久。在晉楚為爭奪對鄭國的控制權而發生的之戰中，多數將佐包括欒書，鑒於楚人北上勢頭正勁，不欲與楚爭鋒，但趙同、趙括卻力主克敵。其時，同、括尚未為卿，卻敢於在對楚問題上公開拂逆眾卿之意，顯然是驕橫得過分了。趙氏就此埋下了與諸卿分立的隱患。晉景公十五年，為與楚爭奪鄭、蔡二國，趙同與趙括再次主戰，與眾將佐對立，趙氏在政治上也日益陷入孤立的境地。

　　欒書，謚號「欒武子」，是晉國後期有名的權臣與能臣。欒氏是姬姓旁支，與晉國國君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繫。晉景公三年，晉楚之戰，「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自此欒書開始登上晉國的政治舞台。九年後，欒書已升任中軍元帥，開始執掌晉國政權。這在晉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現象，自然也會遭到晉國其它諸將的非議，這促使欒書急於在國內政治上打壓對手，建立威信。欒氏與趙氏的矛盾由來已久。在晉楚為爭奪對鄭國的控制權而發生的之戰中，多數將佐包括欒書，鑒於楚人北上勢頭正勁，不欲與楚爭鋒，但趙同、趙括卻力主克敵。其時，同、括尚未為卿，卻敢於在對楚問題上公開拂逆眾卿之意，顯然是驕橫得過分了。趙氏就此埋下了與諸卿分立的隱患。晉景公十五年，為與楚爭奪鄭、蔡二國，趙同與趙括再次主戰，與眾將佐對立，趙氏在政治上也日益陷入孤立的境地。

　　正所謂「族大多怨，常成怨府；族大逼君，易為君仇」，趙氏諸卿居於高位，卻不知謹慎自處，當家族醜聞爆發、莊姬告發趙氏謀反時，志在立威的欒書必然不會放過如此良機，遂聯合諸軍將佐共攻趙氏。晉景公也自然樂於見到諸卿相爭而便於公室的統治，趙氏滅門的命運由此而定。試想如果沒有勢力相匹敵的政治敵手的介入，單憑一個婦人的片面之詞，如何能扳倒家甲數千、身兼兩軍之職的趙氏一門？不過欒書真正在意的只是趙氏家族的財富與地位，並不想將所有趙氏諸支趕盡殺絕，欒氏獨大的局面也不是其他諸卿所希望見到的狀況。所以《左傳·成公十三年》記載晉秦麻隧之戰時，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而「趙旃將新軍，至佐之」之語，趙穿之子趙旃仍廁身於晉卿之列，可見他這一系並未受到牽連。如果確如《史記》之言，下宮之難是屠岸賈公報私仇之舉，那麼對待同氣連枝的趙旃，又如何能坐視不理呢？因此，導致這場悲劇的真正原因，應是政治上的相互傾軋，而莊姬醜聞正是這一事件的導火索。

　　那麼，歷史上真實的趙氏孤兒是否會為其宗族向欒氏復仇？趙氏和欒氏分別有著怎樣的結局呢？趙氏自不必說，趙武憑借其聰明才幹迅速成為晉國的執政卿。其孫趙襄子毋恤在公元前453年與韓、魏一起共滅智氏並三分晉政，開創了此後趙國的百年基業。1988年，考古人員曾在山西太原(趙國都城晉陽)金勝村發掘了一座大型的東周貴族墓葬，即被認為是趙襄子之墓。其中出土隨葬品近3000件，僅青銅禮器就多達1402件，其規模之大，在整個東周時期的中原地區無與倫比，充分展現了當年趙國國力的強盛。

　　而欒氏的結局，雖然文獻缺徵，但一件傳世文物，卻向我們揭示了一代權臣落幕後的悲涼。這件文物叫欒書缶，是盛酒器，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它通體素面無紋，器頸至肩下有嵌金銘文5行40字，云：「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余畜孫書也擇其吉金，以作鑄缶。以祭我皇祖，虞(余)以祈眉壽。欒書之子孫，萬世是寶。」這件器物長期以來被當作春秋時期的晉國所有，因而得名「欒書缶」。但實際上，在東周時期，「缶」這類酒器卻僅僅盛行於南方的楚文化區域。銘文中的「擇其吉金」四個字，也正是當時江漢平原一帶流行的吉語。與此相對，春秋時期，華夏諸族用來盛酒的多為方壺或者圓壺，國內歷次考古發現中，至今未見到有一例三晉貴族使用缶隨葬的現象。

　　難道說這件「欒書缶」的主人不是欒書？分析它的整體形制和裝飾風格，我們確定其製作年代應該在戰國初期以後，而欒書主政的晉國此時早已一分為三，所以這些銘文的正確解讀應該是：「欒書的後代子孫『書也』選擇上好的金屬銅，在正月乙丑日鑄造了這件缶，用以祭祀先祖。」無疑，「欒書也」將其先祖「欒書」視為本族歷史中最為傑出的人物。然而，身為晉國貴族之後，他為什麼會選擇用異國之物來作為鑄造銅器的模本呢？更何況這還是一件極其珍貴的宗廟祭器。

　　根據《左傳》的記載，在執政晚期，護國有功的欒書做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弒主。公元前575年，在取得晉楚鄢陵之戰的巨大勝利後，晉國國君厲公變得日益驕橫，獨斷專行，大力提拔佞幸，殘酷屠殺有功舊臣，並不斷排擠和打壓欒書，引起朝政恐慌。權欲極強的欒書終於忍無可忍，決定鋌而走險，他與荀偃合謀，趁著厲公出宮遊玩的機會將其刺殺。儘管欒書最終取得了這場政治賭博的成功，他卻萬萬沒有想到，此後迎立的年僅20歲的晉悼公「周」卻少年老成、年輕有為。「周」迅速操控了朝政大權，大力提拔欒書昔日的仇敵趙、荀、智等族，以鉗制一門獨大的欒書。在公元前560年晉國新的閱兵授將儀式上，我們已經看不到欒書的身影了，此時的欒書，被其子欒魘所代替，但也僅僅是一個位列第五的「下軍將」。欒氏一門不復昔日的叱吒風雲，一呼百應的盛景也無從再現。

　　更為可歎的是，欒書執政期間樹敵過多，又加上子孫「汰虐已甚」，不知收斂，終於在欒書下台20年後，其孫欒盈遭人誣陷謀反而被驅逐，晉人打出的旗號就是「討伐弒君者之後」，真可謂天道輪迴，報應不爽。欒氏一支亦被族滅，僅有欒魴隻身逃到河南商丘一帶的宋國避難。公元前403年左右，宋悼公迫於周邊形勢，將都城遷到了今天的江蘇徐州彭城，商丘一帶便歸楚國所有。欒書缶出土於河南輝縣附近，由此可以推測，欒氏一族並未隨宋人東遷，而是選擇繼續寄居在楚國北境。但由於欒書曾領導晉國軍隊在鄢陵重創楚軍，殺人無數，甚至射瞎了楚共王的一隻眼睛，可以想見，楚人對待其後世子孫的態度，必定不很友善，導致欒氏一支在政治上難以有所作為，從此漸漸沒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