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的一天，一個披頭散髮、衣衫襤褸的女子流落在重慶街頭，不遠處一個男人緊緊跟在她身後，在一個拐角處那個男人走到她的跟前悄悄地問：「你到那兒去?」女子回答：「回家。」「家在那兒?」，女子答：「江西。」「怎麼回去?」女子答：「討飯回去!」「你身子這麼弱，就是討飯也走不到。我倒有一個住處，不知你願意不願意去。」女子被這位男人帶進了新華日報附近的一個小飯館。不久，她與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接上了頭。這個流浪的女子就是紅軍女戰士李桂紅。

　　在參加中央紅軍長征中的30名女紅軍中，只有李桂紅和闞思穎在中途留了下來，其她28人都安全到達了延安。在延安，她們思念著這兩個失去聯繫的姐妹，多次電告四川地下黨的同志要設法找到兩人。羅世文告訴李桂紅：「蔡暢同志從延安來了電報，她說你在長征中表現得很好，要我們立刻介紹你到延安去。」隨後，董必武將李桂紅接到了武漢中共中央長江局招待所，由鄧穎超陪伴來到了周恩來的辦公室。在周恩來、董必武和鄧穎超面前，26歲的李桂紅像無家可歸的小孩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回到母親的懷抱一樣，盡情地傾訴著中國工農紅軍川滇黔邊區遊擊縱隊(紅軍縱隊)悲壯的戰鬥歷程。

　　1938年元旦，在漢口中共中央長江局會議室，周恩來設宴招待即將奔赴抗戰前線的項英、周子昆、張雲逸等新四軍領導同志。宴會間，神色凝重的「周恩來把一位身材苗條、留著齊耳短髮的女同志介紹給大家：這就是李桂紅同志，長征中她沒有走到延安，但她走得比我們還要艱難啊!」周恩來說的「艱難」，就是指李桂紅在紅軍縱隊的艱苦經歷，特別是她在長寧梅硐山區留下的一段驚心動魄的傳奇故事。

　　隱藏梅硐

　　紅軍長征到達雲南扎西時，中央決定組建中國工農紅軍川南遊擊縱隊，留在川滇黔邊區活動，掩護中央紅軍主力轉移。中央紅軍四渡赤水轉移後，紅軍川南縱隊就成了蔣介石的心腹大患。蔣介石抽調尾追中央紅軍的一部分嫡系部隊和雲貴川的軍閥武裝及地方團隊10多萬人，親自部署對只有1000餘人的紅軍縱隊進行「三省會剿」。一時間，戰爭烏雲密佈，「川南各縣佈滿了重兵」，國民黨重兵向宜賓一帶集結，妄圖將紅軍縱隊一舉消滅。恰在這時，已有數月身孕的縱隊司令部政治指導員李桂紅行走困難，不能再隨部隊作戰，紅軍縱隊領導人決定由司令部總支書記闞思穎陪伴其隱藏在長寧梅硐山區，交中共梅硐區委保護。

　　李桂紅1911年出生在江西尋烏一個貧苦家庭，不滿4歲時父親就死了，母親把她賣給一個吹喇叭的家庭當童養媳。紅軍打下尋烏縣城時，她聽了紅軍總司令朱德的演講之後就跟著紅軍的隊伍走了。21歲時就成為會昌縣麻州區委書記、紅軍中著名的「擴紅」突擊隊隊長，被中央政府授予「擴紅模範」稱號，「在會昌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接見……」在川南艱苦的鬥爭中，李桂紅與紅軍縱隊政委余澤鴻結為夫妻。「一簇紅艷艷的杜鵑花，就是余澤鴻同志送給她的結婚禮品」;闞思穎是南溪縣一個富裕家庭的小姐，參加革命後長期從事秘密工作。1928年任上海中央特科交通員，轉移到中央蘇區後任黨的交通總站秘書，在鄧穎超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她的哥哥就是著名的紅色特工劉鼎(闞思竣)。

　　1938年元旦，在漢口中共中央長江局會議室，周恩來設宴招待即將奔赴抗戰前線的項英、周子昆、張雲逸等新四軍領導同志。宴會間，神色凝重的「周恩來把一位身材苗條、留著齊耳短髮的女同志介紹給大家：這就是李桂紅同志，長征中她沒有走到延安，但她走得比我們還要艱難啊!」周恩來說的「艱難」，就是指李桂紅在紅軍縱隊的艱苦經歷，特別是她在長寧梅硐山區留下的一段驚心動魄的傳奇故事。

　　隱藏梅硐

　　紅軍長征到達雲南扎西時，中央決定組建中國工農紅軍川南遊擊縱隊，留在川滇黔邊區活動，掩護中央紅軍主力轉移。中央紅軍四渡赤水轉移後，紅軍川南縱隊就成了蔣介石的心腹大患。蔣介石抽調尾追中央紅軍的一部分嫡系部隊和雲貴川的軍閥武裝及地方團隊10多萬人，親自部署對只有1000餘人的紅軍縱隊進行「三省會剿」。一時間，戰爭烏雲密佈，「川南各縣佈滿了重兵」，國民黨重兵向宜賓一帶集結，妄圖將紅軍縱隊一舉消滅。恰在這時，已有數月身孕的縱隊司令部政治指導員李桂紅行走困難，不能再隨部隊作戰，紅軍縱隊領導人決定由司令部總支書記闞思穎陪伴其隱藏在長寧梅硐山區，交中共梅硐區委保護。

　　李桂紅1911年出生在江西尋烏一個貧苦家庭，不滿4歲時父親就死了，母親把她賣給一個吹喇叭的家庭當童養媳。紅軍打下尋烏縣城時，她聽了紅軍總司令朱德的演講之後就跟著紅軍的隊伍走了。21歲時就成為會昌縣麻州區委書記、紅軍中著名的「擴紅」突擊隊隊長，被中央政府授予「擴紅模範」稱號，「在會昌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接見……」在川南艱苦的鬥爭中，李桂紅與紅軍縱隊政委余澤鴻結為夫妻。「一簇紅艷艷的杜鵑花，就是余澤鴻同志送給她的結婚禮品」;闞思穎是南溪縣一個富裕家庭的小姐，參加革命後長期從事秘密工作。1928年任上海中央特科交通員，轉移到中央蘇區後任黨的交通總站秘書，在鄧穎超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她的哥哥就是著名的紅色特工劉鼎(闞思竣)。

　　縱隊司令變節

　　「劉湘曾經向部下表示過他對紅軍入川的原則：紅軍只要不危及我們的生存，就虛與周旋，絕不對消;……」蔣介石對劉湘的「剿匪」態度非常惱怒，「發來急電斥責劉湘，聲言若再後退拿總指揮官是問。」現在對只有1000餘人的紅軍縱隊，劉湘則表現得非常「努力」，但始終以不傷其自身實力為前提，因此，密令宜賓(第六區)專員冷薰南、瀘州(第七區)專員裴剛負責招降紅軍幹部，「剿、撫」並舉，以「撫」為重。遵照裴剛指令，敘永縣縣長將紅軍縱隊司令王逸濤的妻子秘捕並送瀘州關押，並寫密信給王逸濤，以逼其「投誠」。

　　不久，正在重慶焦躁不安的蔣介石就收到了來自瀘州保安司令部的一封密電，內容是紅軍縱隊司令受降了。蔣介石大喜，1935年9月13日電示各部：「現川滇黔邊區赤區，由前偽政治部主任之餘匪澤鴻指揮，戰鬥能力已失，加之王之努力反共，川南剿匪軍事自必急轉直下，肅清當在指顧間矣……」同時，蔣介石命令「將王逸濤通緝案撤銷，各軍政機關、各部隊，以後文告電令及報載關於川南殘匪，應一律改稱余澤鴻匪部，勿再稱為王部。」國民黨《新蜀報》對王逸濤的叛逃進行了大肆渲染：「目前第七區專員秉承蔣(介石)、賀(國光)意旨，設法招撫，兩次派員深入王之滇邊老山……推誠招撫，王逸濤因不贊成共匪策略，遂下決心投誠反共……來瀘隱居專署密室，由專署代呈委座，准予反共自新……」蔣介石親自任命王逸濤為川南招撫特派員，專門組織「特別行動隊」(簡稱別動隊)。1935年11月7日，劉湘電令宜賓、瀘州專員：「頃奉委座號蓉行參戰電開，擬康處長澤全節放王逸濤，請予以川南招撫特派員名義，發派赴第七區潘司令官處，專報招撫事宜等除准照辦，經費由行營發給並給委外，並暫由陳師長萬仞指揮。」王逸濤率領的「特別行動隊」在川軍第五師陳萬仞師長的指揮下，四處搜集情報，捕殺隱藏的紅軍傷病員，招降意志薄弱者。

　　王逸濤是大革命時期入黨，參加過八一南昌起義，在井崗山根據地時擔任朱德警衛員是老紅軍。因此，在長征中組建紅軍縱隊時，他擔任了紅軍縱隊司令。王逸濤的叛變，使中共梅硐區委雪上加霜。

　　宜賓專暑密電

　　中共梅硐區委是1935年3月紅軍縱隊到達梅硐時由中共川南特委組建的地方黨委和政權組織。此前，王逸濤曾帶領紅軍到過梅硐，他熟悉紅軍縱隊的活動規律，秘密掌握了中共梅硐區委及兩名女紅軍隱藏下來的情況。此時的梅硐山區已是血雨醒風、烏雲密佈。一天，「別動隊」偵悉長寧梅硐藏有6名紅軍傷員和女紅軍的情況，四川省第六區(宜賓)專署迅速下達秘密通令：「本區轄境已無股匪，惟查長寧所屬鄉鎮，尚有赤匪潛伏工作，派員前往該縣暗中查拿究辦」。

　　紅軍縱隊在司令員叛變、政委徐策在戰鬥中犧牲的極端困難情況下，政治部主任余澤鴻挺身而出，擔任川南特委書記、紅軍縱隊政委，率領紅軍縱隊與強敵進行殊死的戰鬥，在川滇黔邊區對國民黨基層政權造成了很大的震動，各縣縣長紛紛向上司告急：聲稱紅軍縱隊「聲勢浩大」，「形勢嚴重，有進窺縣城企圖」，地方「團力不足」，要求派勁旅「分佈清剿」。使大量國民黨軍無法脫身「追剿」中央紅軍。叛徒王逸濤千方百計招撫余澤鴻，以使川南戰事平息，好向上邀功，但遭到余澤鴻的痛斥。

　　王逸濤是大革命時期入黨，參加過八一南昌起義，在井崗山根據地時擔任朱德警衛員是老紅軍。因此，在長征中組建紅軍縱隊時，他擔任了紅軍縱隊司令。王逸濤的叛變，使中共梅硐區委雪上加霜。

　　宜賓專暑密電

　　中共梅硐區委是1935年3月紅軍縱隊到達梅硐時由中共川南特委組建的地方黨委和政權組織。此前，王逸濤曾帶領紅軍到過梅硐，他熟悉紅軍縱隊的活動規律，秘密掌握了中共梅硐區委及兩名女紅軍隱藏下來的情況。此時的梅硐山區已是血雨醒風、烏雲密佈。一天，「別動隊」偵悉長寧梅硐藏有6名紅軍傷員和女紅軍的情況，四川省第六區(宜賓)專署迅速下達秘密通令：「本區轄境已無股匪，惟查長寧所屬鄉鎮，尚有赤匪潛伏工作，派員前往該縣暗中查拿究辦」。

　　紅軍縱隊在司令員叛變、政委徐策在戰鬥中犧牲的極端困難情況下，政治部主任余澤鴻挺身而出，擔任川南特委書記、紅軍縱隊政委，率領紅軍縱隊與強敵進行殊死的戰鬥，在川滇黔邊區對國民黨基層政權造成了很大的震動，各縣縣長紛紛向上司告急：聲稱紅軍縱隊「聲勢浩大」，「形勢嚴重，有進窺縣城企圖」，地方「團力不足」，要求派勁旅「分佈清剿」。使大量國民黨軍無法脫身「追剿」中央紅軍。叛徒王逸濤千方百計招撫余澤鴻，以使川南戰事平息，好向上邀功，但遭到余澤鴻的痛斥。

　　余澤鴻是長寧縣梅硐鄉人，在1929年就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是我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上海群眾運動中有名的領導人」。余澤鴻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鍛煉了堅強的革命意志，多次面臨生死考驗而英勇不屈。1935年8月6日，宜賓專員冷薰南在致長寧縣長李鳴和的電報中稱：「查餘匪系該縣紅硐場人，雖不諳軍事，然志向堅決，曾一再宣言：'有三支槍也要革命'，確係共黨中堅分子……」12月27日，王逸濤在接受《江安通訊》記者採訪時也稱：「在瀘州川南師範時，(澤鴻)即與我私交極好，我脫離匪部後，曾多方派人赴澤鴻處勸其來歸，同做反共工作，不料澤鴻執迷不誤」、「在澤鴻本人，本事極好，若得反共，不啻為國家民族增一堅強分子」。不甘心失敗的王逸濤加緊搜捕女紅軍李桂紅，因為他知道李桂紅是余澤鴻的妻子，只有抓住了李桂紅才能招降余澤鴻。因此，王逸濤組織大批敵特人員和鏟共義勇隊、清共委員會、「模範」保安中隊等地方反共武裝開往梅硐，捕開大網「緝拿」兩名女紅軍。「別動隊」與梅硐區委的較量悄悄地展開了。

　　黃二嫂「撒糞」退敵

　　女紅軍李桂紅和闞思穎打扮成當地農婦，由梅硐區委安排在名叫「李樹灣」的山上隱藏，後又住到梅硐山區「坳田坡」靠編竹筐為生、外號叫「黃蘿筐」的貧苦農民家裡。「坳田坡」地處大山之中，森林茂密，終年雲霧繚繞，「黃蘿筐」家又在山頂上，視野開闊，是兩個女紅軍隱藏的好地方。「黃蘿筐」妻子黃二嫂為人正直、善良，熱情照顧女紅軍。李桂紅是江西口音，有外人時就裝成啞巴不說話。「她家只有兩間房子，一張床讓給我(李桂紅)和闞思穎睡，她家四人睡到牛棚裡」。

　　一天早晨，兩個農民打扮的人在「坳田坡」下東張西望，曾在中央蘇區從事地下交通工作、在中央特科工作時被李克農稱為「闞大姐」的闞思穎意識到情況危急：一定是敵人偵察到了她們的落腳點。她馬上回屋與李桂紅商量轉移，兩人剛一走出門，發現10幾個敵人已出現在山下，向黃二嫂家撲來。已來不及轉移，情況萬分危急。這時，黃二嫂急中生智，將女紅軍藏在床前的地窖裡。黃二嫂在窖板上撒些柴灰，遮住窖板的縫隙，把準備澆菜的一擔糞和一些農具放在窖板上，在屋內潑了幾瓢糞水。這時，敵人已到屋門口，一名敵兵想爭頭功，搶先一步進屋就踩了糞水，大罵一聲就退了出去。李桂紅後來回憶到：「我和闞思穎各有支小手槍，在窖裡下了決心，只要敵人打開窖板，我們就開槍，打死一個算一個，自己也準備死在窖洞裡。」草屋又矮又黑又臭，敵排長逼著幾個敵兵捂著鼻子進屋仔細搜查。事也湊巧，正當敵排長一隻腳踩在窖板上，即將發現地窖時，突然發生地震，草房搖動，敵排長全身淺得是糞水，慌忙帶著敵軍衝出屋外，胡亂打了幾槍逃命去了。

　　當晚，得到女紅軍遇險報告的梅硐區委書記鄧楷到黃二嫂家，將兩名女紅軍轉移到背後松林山上的巖腔裡，白天躲在山上巖洞裡，山高林密，敵人不易發現，由當地婦女們裝著砍柴和割草給女紅軍送飯，晚上再接到老鄉家裡住。

　　不甘心撲空的敵人第二天又來到黃二嫂家搜查，目的是專門搜查窖坑。「我(余世敏)和余新煜、復妹弄在窖坑裡，敵人把窖坑打開來看，是我們三個人住在裡面，因為窖坑是女紅軍住過的……這時兩個女紅軍已換掉在松林裡去了。」

　　一天早晨，兩個農民打扮的人在「坳田坡」下東張西望，曾在中央蘇區從事地下交通工作、在中央特科工作時被李克農稱為「闞大姐」的闞思穎意識到情況危急：一定是敵人偵察到了她們的落腳點。她馬上回屋與李桂紅商量轉移，兩人剛一走出門，發現10幾個敵人已出現在山下，向黃二嫂家撲來。已來不及轉移，情況萬分危急。這時，黃二嫂急中生智，將女紅軍藏在床前的地窖裡。黃二嫂在窖板上撒些柴灰，遮住窖板的縫隙，把準備澆菜的一擔糞和一些農具放在窖板上，在屋內潑了幾瓢糞水。這時，敵人已到屋門口，一名敵兵想爭頭功，搶先一步進屋就踩了糞水，大罵一聲就退了出去。李桂紅後來回憶到：「我和闞思穎各有支小手槍，在窖裡下了決心，只要敵人打開窖板，我們就開槍，打死一個算一個，自己也準備死在窖洞裡。」草屋又矮又黑又臭，敵排長逼著幾個敵兵捂著鼻子進屋仔細搜查。事也湊巧，正當敵排長一隻腳踩在窖板上，即將發現地窖時，突然發生地震，草房搖動，敵排長全身淺得是糞水，慌忙帶著敵軍衝出屋外，胡亂打了幾槍逃命去了。

　　當晚，得到女紅軍遇險報告的梅硐區委書記鄧楷到黃二嫂家，將兩名女紅軍轉移到背後松林山上的巖腔裡，白天躲在山上巖洞裡，山高林密，敵人不易發現，由當地婦女們裝著砍柴和割草給女紅軍送飯，晚上再接到老鄉家裡住。

　　不甘心撲空的敵人第二天又來到黃二嫂家搜查，目的是專門搜查窖坑。「我(余世敏)和余新煜、復妹弄在窖坑裡，敵人把窖坑打開來看，是我們三個人住在裡面，因為窖坑是女紅軍住過的……這時兩個女紅軍已換掉在松林裡去了。」

　　鼻下藏身

　　黃二嫂家被查，使區委十分震驚。兩名女紅軍是在十分秘密的情況下來到坳田坡的，為什麼敵人很快就來搜查?區委書記鄧楷的眉頭緊鎖了起來。自從王逸濤叛變後，鄧楷就一直在思索區委內部是否有王逸濤留下的情報人員，鄧楷敏銳的眼睛密切注視著身邊的人員，特別是知道梅硐桂花坪王樹三家秘密聯絡站的幾個人員。

　　在巖洞裡，女紅軍不斷回憶著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身邊工作時的情景，想念著正在與敵人拚殺的戰友。電視劇《長征》中有這樣一個鏡頭：毛澤東指著「那個像棺材一樣的東西」，問身邊的一個女紅軍是什麼?女紅軍告訴毛澤東：「照肺用的儀器，寧都暴動時帶來的」。毛澤東問：「你們就一直抬著它?」女紅軍點點頭，毛澤東毫不遲疑地說：「扔掉它，輕裝前進。」這個劇情中女紅軍的真實原型就是時任蘇區政府衛生部擔架連指導員的李桂紅。偉人的諄諄教誨和信任的目光，在女紅軍的腦海裡縈繞，戰友、親人的臉龐在眼前浮現，讓兩名女紅軍忘記了山上的寒冷、寂寞和危險。晚上回到群眾家裡時，她們不忘摘上幾朵紅妍妍的杜鵑花帶去，這是女紅軍唯一能送給群眾，表達謝意的「禮物」。以後，「紅杜鵑」就成了鄉親們談論女紅軍的暗語。

　　過了一段時間，李桂紅既將分娩，不能在山上住了，怎麼辦?正在焦慮之時，交通員傳來余澤鴻要女紅軍轉移到他家隱藏的意見。梅硐區委書記鄧楷和闞思穎研究後也認為這是一個冒險、大膽但又可行的計畫：雖然「大窩沱」周圍駐紮了大量的敵軍，但在敵人鼻子底下往往最安全;「大窩沱」的保長是一名地下黨員，便於保護女紅軍;余家被敵人搜查過3次，敵人的搜查已鬆懈;余家人可靠，並且余家座落在梅硐「大窩沱」的一座大山腰上，周圍竹林茂密，山路崎嶇，便於隱藏，正面是一個很大的山谷，視野開闊。為此，區委專門安排遊擊隊員余承遠到余澤鴻家負責女紅軍的安全。為了保護好女紅軍，當地群眾只稱李桂紅為「高腳四娘」，婦女們都仿照女紅軍的短頭髮，將長髮剪掉。

　　紅軍縱隊到達梅硐時，余澤鴻就已通過親屬關係安插了一些可靠的人員進入鄉鎮府和鄉保安隊。余澤鴻以川南特委的名義寫信給長寧縣保安大隊副袁虹橋，要求他認清形勢，不要與紅軍為敵，袁虹橋深受感動，暗中支持紅軍。遊擊隊員被捕時，他都盡力出面具保;上峰命令他「搜剿」紅軍時，他以「紅軍槍械精良可畏」為借口後撤;紅軍需要安插人員進鄉、保政權時，他極力推薦。因此，敵軍活動情況，梅硐區委也掌握不少。「坳田坡」遇險後，梅硐區委通過內線得知敵別動隊為了抓住女紅軍和紅軍傷病員，召開了各保、甲長會議，傳達省府指令：「電令各縣縣長，為奉督辦劉(湘)電，轉飭匪區各縣長切實編聯保甲，清查戶口，肅清散匪，以清地方。」並在各村的村民中安插眼線，跟蹤梅硐婦女會幹部和梅硐遊擊隊隊員。區委得此情報後，決定將計就計：由地下黨員王樹三以保長身份在山上設哨棚，名為加強對紅軍的「防守」，實為掩護區委和女紅軍的活動。王樹三在「在青槓頂、燈草坳等高處設立哨棚，每個哨棚配有竹梆和小鑼，找可靠人看守，發現敵情就敲竹梆，平安無事就打小鑼。」竹梆聲一山傳一山，這樣女紅軍就有時間轉移。

　　過了一段時間，李桂紅既將分娩，不能在山上住了，怎麼辦?正在焦慮之時，交通員傳來余澤鴻要女紅軍轉移到他家隱藏的意見。梅硐區委書記鄧楷和闞思穎研究後也認為這是一個冒險、大膽但又可行的計畫：雖然「大窩沱」周圍駐紮了大量的敵軍，但在敵人鼻子底下往往最安全;「大窩沱」的保長是一名地下黨員，便於保護女紅軍;余家被敵人搜查過3次，敵人的搜查已鬆懈;余家人可靠，並且余家座落在梅硐「大窩沱」的一座大山腰上，周圍竹林茂密，山路崎嶇，便於隱藏，正面是一個很大的山谷，視野開闊。為此，區委專門安排遊擊隊員余承遠到余澤鴻家負責女紅軍的安全。為了保護好女紅軍，當地群眾只稱李桂紅為「高腳四娘」，婦女們都仿照女紅軍的短頭髮，將長髮剪掉。

　　紅軍縱隊到達梅硐時，余澤鴻就已通過親屬關係安插了一些可靠的人員進入鄉鎮府和鄉保安隊。余澤鴻以川南特委的名義寫信給長寧縣保安大隊副袁虹橋，要求他認清形勢，不要與紅軍為敵，袁虹橋深受感動，暗中支持紅軍。遊擊隊員被捕時，他都盡力出面具保;上峰命令他「搜剿」紅軍時，他以「紅軍槍械精良可畏」為借口後撤;紅軍需要安插人員進鄉、保政權時，他極力推薦。因此，敵軍活動情況，梅硐區委也掌握不少。「坳田坡」遇險後，梅硐區委通過內線得知敵別動隊為了抓住女紅軍和紅軍傷病員，召開了各保、甲長會議，傳達省府指令：「電令各縣縣長，為奉督辦劉(湘)電，轉飭匪區各縣長切實編聯保甲，清查戶口，肅清散匪，以清地方。」並在各村的村民中安插眼線，跟蹤梅硐婦女會幹部和梅硐遊擊隊隊員。區委得此情報後，決定將計就計：由地下黨員王樹三以保長身份在山上設哨棚，名為加強對紅軍的「防守」，實為掩護區委和女紅軍的活動。王樹三在「在青槓頂、燈草坳等高處設立哨棚，每個哨棚配有竹梆和小鑼，找可靠人看守，發現敵情就敲竹梆，平安無事就打小鑼。」竹梆聲一山傳一山，這樣女紅軍就有時間轉移。

　　驚動省府

　　在川滇黔邊區一帶，兩個女紅軍的名聲很大。「有隊伍進村進街，群眾躲在門裡偷偷地看，見到有兩個女紅軍，就知道是紅軍遊擊隊。我和李桂紅成了群眾區別遊擊隊和敵人的主要標誌。」有人寫詩讚頌：「遙想當年花木蘭，不愛閨幃愛劍戟，更有今日女紅軍，粗衣草履為民急。」廣大群眾對女紅軍頗有好感。

　　雖然在「坳田坡」黃二嫂家撲了空，但叛徒知道李桂紅有身孕，闞思穎是裹過小腳的，不會逃出梅硐，便加緊搜查。一天，梅硐趕場，一個老頭在酒店裡喝醉後說漏了嘴：「看見余老七(余承遠)把兩個女紅軍接走了。」消息被暗探獲悉，迅速傳到了梅硐鄉鎮府。梅硐鄉長周極輝曾被梅硐遊擊隊警告：不准與紅軍為敵，否則將被處以極刑。他得到鄉丁報告後，大吃一驚，害怕脫不了干係，立即派人把老頭抓到鄉公所，要他交出人來，然後扇了老頭兩耳光，叫他以後不要造謠亂說。此事暫時過去了，但還是被別動隊佈置的暗探獲得，並向省府密告長寧保安隊無能。

　　長寧縣長李鳴和受到上峰嚴責後，為了找一個替罪羊，隨後將梅硐鄉大隊長余吉之捕到長寧縣城，嚴責其偵查女紅軍的下落不力之過，並以「私通赤黨罪」將其逮捕，解宜賓關押。余吉之是紅軍到梅硐後安插到敵人內部的情報人員，後來被叛徒告密，入獄一年，受盡酷刑。

　　此前，蔣介石對川南清剿「散匪」不力就大為光火，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訓令》(治字第405號)就嚴責：「本委員長頻年督剿，深知制有形之匪易，制無形之匪難……倘有匿匪不報，或通匪作惡者，定照匪盜論罪。本委員長言出法隨，決不寬貸(待)」。四川省府主席兼「剿」總司令劉湘對兩名女紅軍的情況也早有所聞，珙縣縣長陳國華在1935年6月呈劉湘的密電中就專門提及：「有女匪二名，一為闞思穎，20餘歲，任該黨代表，一為李桂紅，亦20餘歲，任宣傳工作……」現在，劉湘得悉在梅硐還有女紅軍活動的密報後大怒，省府急電：「電令各縣縣長，為奉督辦劉(湘)電，轉飭匪區各縣長切實編聯保甲，清查戶口，肅清散匪，以清地方。」「長寧、興文，奉令轉據探報闞姓女匪肆擾各情，令飭該縣從速剿辦，勿任滋蔓。」兩縣不敢殆慢，秘密制定了捉拿女紅軍的計畫。

　　山谷幽靈

　　梅硐山區地處長寧、珙縣、興文三縣交界地，山巒重疊，溝壑縱橫，梅硐區委不僅建立了120餘人的遊擊隊，還建立了近100人的農會、50多人的婦女會，群眾基礎很好，敵人「用花生、柑桔等哄小孩說出女紅軍的下落，也未得逞」。只有幾十人的別動隊想單獨行動捉拿兩名女紅軍絕非易事。四川保安第9團團長王登谷上呈「剿匪」方案致劉湘時也稱：「查南六為匪化區域，而尤以珙、長、興各邊區為最，其誘惑民眾約六七百戶，發給甲乙兩種門牌，以為秘密組織之證據。甲種則供匪藏匿，與匪通信或供奔走;乙種則代探軍情，擔任採買。故其飄忽，經過毫無障礙。」因此「部隊搜剿，甫經出動，而匪已瞭然，故每次清剿，均不易覓得匪蹤，疲於奔命……」瘋狂了一陣的敵人在幾次搜捕女紅軍撲空後，也開始冷靜下來思索：為什麼每次得到情報後帶兵去抓捕女紅軍都是興奮而去，空手而歸?王逸濤認真總結後認為，要抓住女紅軍，必先搗毀梅硐區委，尤其是抓捕鄧楷。他一方面電請重慶行營支援，請求駐軍「協剿」;另一方面策劃了密捕鄧楷的計畫。不久，宜賓專署和駐軍亦嚴令所轄各級「切實偵察，務期捕獲南六(縣)鄧楷。」

　　鄧楷是江西人，外號鄧麻子，具體籍貫不祥。長征中由紅三軍團派到紅軍縱隊，到長寧組建了中共梅硐區委並擔任書記，還兼任紅軍梅硐遊擊隊政委，革命意志堅定。長寧縣府在向上峰報告時稱：鄧楷是「朱、毛竄經南六時，特命留下之中堅分子，為南六赤匪首要之一」。在困難時鄧楷鼓勵同志們要堅持鬥爭;敵人追捕他時，他堅定地說：「黨派我到梅硐工作，革命成功了我才會高興。否則，就是敵人把我殺了，我也不會離開梅硐。」

　　梅硐和興文縣周家溝一帶駐紮了大量「圍剿」紅軍的國民黨正規軍，他們根據蔣介石「協軍剿辦」的電令，都爭相「捕捉」女紅軍，以向上邀功，因此，也在梅硐佈置了暗探。對此，11月29日重慶《新蜀報》也作了報道：「闕營長在紅橋待命，一面派兵在大田壩(梅硐)搜尋，一面調彭營及周化成部圍剿，並飭江、長、興、(古)宋團隊嚴防要隘，以防漏網。」

　　令鄧楷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正在敵人大兵壓境之時，中共梅硐區委委員、紅軍幹部周思和(因在戰鬥中被打斷了一根手指頭，外號週四指)也被王逸濤秘密招降。周思和沒有急於離開，而是留在了梅硐區委，向別動隊提供區委和女紅軍的情報，相機暗殺鄧楷。

　　周思和是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遵義城時參加紅軍的學生，由於表現積極，在成立遵義縣革命委員會時被選為委員。在2月底與鄧楷作為紅軍縱隊偵察員先期到達長寧梅硐，他們裝扮成叫化子，從扎西出發，將余澤鴻寫給父親的信藏在打狗棍裡，沿途討口要飯來到梅硐，與余家人取得聯繫後就住在了梅硐，參與了梅硐區委、梅硐遊擊隊和婦女會的組建工作，對梅硐黨組織、聯絡站和遊擊隊的情況十分熟悉。周思和在被王逸濤秘密招降後，向別動隊出賣了梅硐區委設在王樹三家的聯絡站和兩個女紅軍藏身之處的重要情報，女紅軍不管轉移到那裡，敵人都會很快就追來。敵人靈敏的嗅覺使區委書記鄧楷感覺到內部有「問題」。

　　梅硐和興文縣周家溝一帶駐紮了大量「圍剿」紅軍的國民黨正規軍，他們根據蔣介石「協軍剿辦」的電令，都爭相「捕捉」女紅軍，以向上邀功，因此，也在梅硐佈置了暗探。對此，11月29日重慶《新蜀報》也作了報道：「闕營長在紅橋待命，一面派兵在大田壩(梅硐)搜尋，一面調彭營及周化成部圍剿，並飭江、長、興、(古)宋團隊嚴防要隘，以防漏網。」

　　令鄧楷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正在敵人大兵壓境之時，中共梅硐區委委員、紅軍幹部周思和(因在戰鬥中被打斷了一根手指頭，外號週四指)也被王逸濤秘密招降。周思和沒有急於離開，而是留在了梅硐區委，向別動隊提供區委和女紅軍的情報，相機暗殺鄧楷。

　　周思和是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遵義城時參加紅軍的學生，由於表現積極，在成立遵義縣革命委員會時被選為委員。在2月底與鄧楷作為紅軍縱隊偵察員先期到達長寧梅硐，他們裝扮成叫化子，從扎西出發，將余澤鴻寫給父親的信藏在打狗棍裡，沿途討口要飯來到梅硐，與余家人取得聯繫後就住在了梅硐，參與了梅硐區委、梅硐遊擊隊和婦女會的組建工作，對梅硐黨組織、聯絡站和遊擊隊的情況十分熟悉。周思和在被王逸濤秘密招降後，向別動隊出賣了梅硐區委設在王樹三家的聯絡站和兩個女紅軍藏身之處的重要情報，女紅軍不管轉移到那裡，敵人都會很快就追來。敵人靈敏的嗅覺使區委書記鄧楷感覺到內部有「問題」。

　　敵人並沒有急於破壞聯絡站，因為他們的目的是要抓住女紅軍，以消滅紅軍的意志，特別是招降紅軍縱隊主要領導人余澤鴻。因此，敵人採取放長線釣大魚的陰謀。這給區委造成了一個錯覺，認為聯絡站還未暴露。敵人多次有目標的搜尋，女紅軍不斷遇險，使鄧楷察覺了周思和的詭秘行動。「因為幾天前鄧楷發現周思和幾次獨自到梅硐場街附近轉遊，行動異常，對周有所警惕。」一天，鄧楷與周思和夜宿聯絡站王樹三家，周思和想趁機暗殺鄧楷後離開梅硐公開叛逃，以得到敵人的更高獎賞。天快亮時，鄧楷發覺周思和悄悄掏槍上彈，行動不軌，早有警惕的鄧楷翻身起來，周思和對準鄧楷開槍，由於心虛和慌亂，周思和手槍上的子彈未上膛，槍聲未響。鄧楷趁勢提起被子反蓋著周思和，兩人展開搏鬥。周思和年輕力大，掙脫鄧楷破壁而逃(因是聯絡站用的內屋，後面竹壁未釘牢，以便情況緊急時從後面撤離)。涉河進入唐村壩斑竹林內躲藏。鄧楷追至，見霧大林密，便折身回去，叫了遊擊隊員王樹三和劉春海一起追到興文縣周家溝，捉住了周思和。由於周思和是紅軍縱隊派來的幹部，區委將他押送到興文周家溝「爛窖子」交給紅軍縱隊司令部處理。周思和痛哭流涕，表示要痛改前非。縱隊領導人考慮到他年輕，參加紅軍不久，可以教育改正，因此，給予他留隊察看處分。但他賊心不死，一個月後乘夜逃脫，公開投敵，當上了川南招撫特派處參謀長。不久，鄧楷遇襲，大腿受傷;紅軍梅硐遊擊隊長余仲康被俘。

　　鐵骨柔情

　　由於叛徒出賣，余承遠被敵人暗地跟蹤，余家附近不時有暗探出現。宜賓專員冷薰南在得到叛徒告密後專門致電長寧縣長李鳴和：「(余澤鴻)確係共黨中堅分子，現任該黨川南特委，其族人眾多，多與暗通聲氣，乃弟某又隨時傳遞消息。又據投誠匪張書記稱：余澤鴻之弟，雖不記其號名，但晤面仍可認識等語。據此，合行電仰該縣長即便查明，分派暗探，將該余澤鴻族人及其弟某嚴令偵刺，務獲究辦，以遏亂源，是為重要。」女紅軍的行蹤被敵人完全掌握。一天中午，駐紮在周家溝的川軍郭勳祺部羅營長帶了40餘人撲向大窩沱，正在站崗放哨的梅硐婦女會副主任陳淑均發現後，立即叫人將即將生產的李桂紅抬到夾牆裡(又叫「地窨子」)。敵人剛到余澤鴻家的廠壩子，就被余家人攔住，因羅營長是當地人，又是余澤鴻麼叔的學生，余家人趕緊做了4桌飯「招待」，敵人吃完後，羅營長收了4塊銀元就走了。

　　兩天後的凌晨，天剛濛濛亮，又一支敵川軍陳萬仞5師根據「別動隊」提供的情報和協查的要求，由曾排長帶領敵軍和長寧保安隊向「大窩沱」包抄而來。山頂上的竹梆聲急風驟雨般傳來，兩名女紅軍便迅速藏進夾牆裡。縣長李鳴和、偵緝員黃質文在向上的呈文中描述搜查余澤鴻家的情形時稱：「會同全隊拂曉時到達余叔皋(余澤鴻父親)家附近，即令一分隊由高處抄圍後方，甘中隊長從余宅前方包圍，與後方取得聯絡，以備不虞。至余宅時，當囑余叔皋將家中男女雇工一律遣出，集中廠壩，即令不許擅自行動，由叔皋執亮引導各室挨次檢查……」余承遠見敵人來了，急中生智，將一張女人的圍腰帕拴在身上去廚房幫廚，對敵人說是幫廚的「王伙二」。敵人在余家翻箱倒櫃，損壞財物，同時，對余澤鴻父母及「王伙二」等余家10餘人進行捆綁吊打，「拷問老幼，威駭備至，家庭受驚不小」，「敵人把機槍架在屋簷下叫囂，如不說出女紅軍的下落就用機槍掃射」。因只有「王伙二」是青壯年，敵人將刺刀架在他的頸上，並劃了一刀，鮮血頓時往下直流。曾排長逼問他：殺了多少雞給女紅軍吃……已有9個月身孕的陳淑均被捆在屋簷柱上，余叔皋和「王伙二」臉上被打得鮮血直流，但他們堅貞不屈。

　　由於敵軍是外地人，不知道當地一些農家在屋內修建有「地窨子」。「地窨子」是人們為防止山林土匪的偷襲而專門修的一個夾牆，外面有一道暗門，從暗門進去後有幾平方米的平地可供躲藏，同時，又可從梯子上去，進入一個類似遂道的暗道通向其它屋內，暗道把整個屋子串聯起來，四通八達。一遇緊急情況，住戶的主要人員和重要財物就藏進「地窨子」。李桂紅、闞思穎在夾牆裡聽到敵人的打罵聲、小孩的哭聲，心如刀絞，決心衝出去與敵人同歸於盡，救出鄉親們。剛一走出夾牆，被余澤鴻的祖母和弟媳李耀岐死死抓住門閂，苦苦勸阻，李耀岐說：如果你們被抓，余澤鴻三哥回來我們無法向他交待;余澤鴻祖母說：你們不能出去送死呀，一定要保住余家的後代!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李桂紅的心。李桂紅深知余澤鴻一生的曲折、艱辛：1931年6月，由於黨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叛變，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余澤鴻與愛人立即從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他們將只有3歲的女兒和未滿週歲的兒子寄養在親戚家，亂世之年，現在已4年沒有音訊，不知兒女漂泊何方;前妻吳靜燾也在中央蘇區被敵人殺害，余澤鴻常常流露出對兒女的思念。李桂紅想，此時余澤鴻正率領紅軍戰士與敵人浴血奮戰，生死未卜，不能再讓他失去這個孩子。因此，強忍心中的怒火，退進了夾牆。著名軍旅作家王樹增在《長征》一書中用「堅強無比」來形容這一時期的李桂紅。

　　兩天後的凌晨，天剛濛濛亮，又一支敵川軍陳萬仞5師根據「別動隊」提供的情報和協查的要求，由曾排長帶領敵軍和長寧保安隊向「大窩沱」包抄而來。山頂上的竹梆聲急風驟雨般傳來，兩名女紅軍便迅速藏進夾牆裡。縣長李鳴和、偵緝員黃質文在向上的呈文中描述搜查余澤鴻家的情形時稱：「會同全隊拂曉時到達余叔皋(余澤鴻父親)家附近，即令一分隊由高處抄圍後方，甘中隊長從余宅前方包圍，與後方取得聯絡，以備不虞。至余宅時，當囑余叔皋將家中男女雇工一律遣出，集中廠壩，即令不許擅自行動，由叔皋執亮引導各室挨次檢查……」余承遠見敵人來了，急中生智，將一張女人的圍腰帕拴在身上去廚房幫廚，對敵人說是幫廚的「王伙二」。敵人在余家翻箱倒櫃，損壞財物，同時，對余澤鴻父母及「王伙二」等余家10餘人進行捆綁吊打，「拷問老幼，威駭備至，家庭受驚不小」，「敵人把機槍架在屋簷下叫囂，如不說出女紅軍的下落就用機槍掃射」。因只有「王伙二」是青壯年，敵人將刺刀架在他的頸上，並劃了一刀，鮮血頓時往下直流。曾排長逼問他：殺了多少雞給女紅軍吃……已有9個月身孕的陳淑均被捆在屋簷柱上，余叔皋和「王伙二」臉上被打得鮮血直流，但他們堅貞不屈。

　　由於敵軍是外地人，不知道當地一些農家在屋內修建有「地窨子」。「地窨子」是人們為防止山林土匪的偷襲而專門修的一個夾牆，外面有一道暗門，從暗門進去後有幾平方米的平地可供躲藏，同時，又可從梯子上去，進入一個類似遂道的暗道通向其它屋內，暗道把整個屋子串聯起來，四通八達。一遇緊急情況，住戶的主要人員和重要財物就藏進「地窨子」。李桂紅、闞思穎在夾牆裡聽到敵人的打罵聲、小孩的哭聲，心如刀絞，決心衝出去與敵人同歸於盡，救出鄉親們。剛一走出夾牆，被余澤鴻的祖母和弟媳李耀岐死死抓住門閂，苦苦勸阻，李耀岐說：如果你們被抓，余澤鴻三哥回來我們無法向他交待;余澤鴻祖母說：你們不能出去送死呀，一定要保住余家的後代!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李桂紅的心。李桂紅深知余澤鴻一生的曲折、艱辛：1931年6月，由於黨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叛變，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余澤鴻與愛人立即從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他們將只有3歲的女兒和未滿週歲的兒子寄養在親戚家，亂世之年，現在已4年沒有音訊，不知兒女漂泊何方;前妻吳靜燾也在中央蘇區被敵人殺害，余澤鴻常常流露出對兒女的思念。李桂紅想，此時余澤鴻正率領紅軍戰士與敵人浴血奮戰，生死未卜，不能再讓他失去這個孩子。因此，強忍心中的怒火，退進了夾牆。著名軍旅作家王樹增在《長征》一書中用「堅強無比」來形容這一時期的李桂紅。

　　敵人整整一天都問不出女紅軍的下落，便將「王伙二」捆綁著押到保長胡治國家裡繼續拷問。敵人走後，兩個女紅軍抱著余母痛哭一場。群眾安慰女紅軍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1954年4月13日，中央辦公廳在給余澤鴻父親的信中寫到：「你和你全家人，為了保全黨的一些優秀幹部曾不惜付出巨大犧牲，這種精神是值得發揚的。」

　　王二娘「口水」救人

　　梅硐鄉14保的保長胡治國是中共黨員，以保長身份為掩護從事地下工作。胡治國擔心敵人把「王伙二」帶到梅硐街上或敵營部會暴露身份，便用好酒好菜招待敵兵。胡治國說，「王伙二」是窮人，在余家幫廚混口飯吃，並提出以保長身份為「王伙二」擔保，保證隨叫隨到。敵排長說：確切情報說這裡有兩個女紅軍，不抓一個人回去我交不了差，敵排長猶豫不決。正在這時，家住梅硐「坪上」的婦女會幹部王二娘得知「王伙二」被抓，同樣擔心他會暴露身份，不加思索就往胡治國家裡跑去。快到胡治國家時，突然停住了，王二娘冷靜地一想，怎麼去救人?情急之中，她裝著家裡老人死了，用口水把眼圈打濕，把頭髮抓亂，痛哭流涕地跑到胡治國家裡，要「弟弟」王伙二回去安葬。王二娘說，如果不把他「弟弟」放回去，就要把老人的屍體抬到胡家來。胡治國心領神會，明白了王二娘的用意，趁機扭住敵排長說：長官，你們不能把我家鬧翻了喲。敵人不認識王二娘，見她又哭又鬧，又找不出什麼證據，只得同意由胡治國擔保，放了「王伙二」。不甘心撲空的敵人在胡治國家裡又傳訊了幾名群眾，「追究女紅軍下落，真所謂無微不至也。」「惱差成怒的敵人在以後不斷抓了一些像女紅軍的婦女叫胡治國去辨認」，對保護過女紅軍的群眾則進行迫害，「我們(胡龍雲)家就吃虧了，整有一年生產都未搞，陳五師來抄了我們的家，家有半年簡直無人，衣物罩被都被敵人搶到壩子裡燒了的……」

　　以後「敵人不斷到處搜查女紅軍，經常是半夜突然來搜查，有時一晚上來搜幾次，擾得群眾無法入睡，我(李培酉)家乾脆晚上開著門睡覺，免得起床開門」。

　　黔驢技窮

　　不久，一封密電又報給了劉湘，大意是在梅硐黃金山上一農民家的牆壁上又發現了女紅軍寫的兩幅標語：「全民行動起來，實行抗租抗糧，抗稅抗債，組織抗捐軍」;「劉湘是屠殺四川工農勞苦民眾的魔鬼!!!」

　　憤怒的劉湘嚴責王逸濤「匪跡」未干(意為：未盡全力搜剿紅軍),並要求王逸濤設立秘密電台與重慶行營和四川保安司令部直接聯繫，「以防洩密」。

　　以後「敵人不斷到處搜查女紅軍，經常是半夜突然來搜查，有時一晚上來搜幾次，擾得群眾無法入睡，我(李培酉)家乾脆晚上開著門睡覺，免得起床開門」。

　　黔驢技窮

　　不久，一封密電又報給了劉湘，大意是在梅硐黃金山上一農民家的牆壁上又發現了女紅軍寫的兩幅標語：「全民行動起來，實行抗租抗糧，抗稅抗債，組織抗捐軍」;「劉湘是屠殺四川工農勞苦民眾的魔鬼!!!」

　　憤怒的劉湘嚴責王逸濤「匪跡」未干(意為：未盡全力搜剿紅軍),並要求王逸濤設立秘密電台與重慶行營和四川保安司令部直接聯繫，「以防洩密」。

　　此時的王逸濤已失去了往日的驕橫傲氣，原因是「搜剿」紅軍傷病員和女紅軍纍纍失利，不斷受到上峰羞辱和冷落。正在這時，長寧縣保安大隊副袁虹橋與紅軍縱隊的通信失密，被劉湘以「通共」罪逮捕。王逸濤得到此消息，認為天賜良機，把搜捕女紅軍纍纍失敗的原因歸咎於袁虹橋通共，想找一個替罪羊。因此，王逸濤密呈宜賓保安司令蕭烈：「敝未轉變政見時，曾偕澤鴻到達長寧，晤伊叔春凱(余澤鴻麼叔)，據稱袁虹橋已彼此有密約……由澤鴻指派該地黨組織，藉袁(虹橋)、余(春凱)二人掩護暗中活動……函請處以極刑，以消隱患……」同時，又電告第七區(瀘州)專員公署：「凡有剿匪消息，而虹橋必先告之，以資其預備之策。故經大軍迭次剿滅，殊匪焰愈張，而軍團終難獲勝……」得意忘形的叛徒正在做著嫁禍於人的美夢。

　　而讓王逸濤沒有料到的是，袁虹橋是劉湘「川康團練幹部學校」的得意門生，「劉湘對袁虹橋破格授予少校軍銜、長寧縣保安大隊副」，劉湘難以相信袁虹橋通共，捕袁虹橋是迫於各方壓力的權宜之計。袁虹橋在川南地區有很大的聲望，若有罪，縣長將連坐。因此，長寧縣長李鳴和急電省府：「此次被扣(指袁虹橋)純係被人傾陷」，並串聯長寧上層人士和官紳聯名上書省府具保，稱王氏兄弟為投誠匪共，搞離間傾陷。省府查來查去不得要領，最後省府電令宜賓專署並附劉湘信稱：「查王逸濤兄弟原系匪類……虹橋此次被逮，不過是王逸濤兄弟利用黨傾和通共以陷害之計……足見若輩陷害之不擇手段……令秉公處理。」本想找一個替罪羊的王逸濤沒想到惹火燒身，搬起石頭紮了自己的腳。

　　抓不到女紅軍，氣急敗壞的叛徒王逸濤、周思和專程到梅硐，查看了標語後，認定這就是女紅軍的筆跡，說明女紅軍還在梅硐。王逸濤通知胡治國將「王伙二」帶去重新審問，胡治國一時拿不出主意，因為他不知道叛徒是否會認出「王伙二」就是遊擊隊員余承遠。長工龐二興主動請求由他扮成「王伙二」去頂罪，可敬的貧苦農民龐二興受盡折磨，堅強不屈，「龐二興坐了半年牢，敵人問不出什麼就放了回來」。後有人問龐二興為什麼要代人受過，龐二興回答說：「紅軍對窮人好!」

　　無計可施的叛徒又抓走了保護過女紅軍的李德明、李學賢到地主莊園「川乾豐」去問罪。敵人對他們進行拷打、用刑，威脅說，如不交出女紅軍就毀其全家。李德明、李學賢堅強不屈，敵人逼問不出口供，就交給鄉鎮府關押。機智的李德明對鄉長說：紅軍攻佔梅硐時你交出了兩箱子彈，如果你不放我，就要供出此事。梅硐鄉長十分害怕沾上「通共」罪，被上峰處罰，同時，又怕得罪紅軍。因此，李德明、李學賢在鄉鎮府關押十幾天後就被放了。

　　抓不到女紅軍，氣急敗壞的叛徒王逸濤、周思和專程到梅硐，查看了標語後，認定這就是女紅軍的筆跡，說明女紅軍還在梅硐。王逸濤通知胡治國將「王伙二」帶去重新審問，胡治國一時拿不出主意，因為他不知道叛徒是否會認出「王伙二」就是遊擊隊員余承遠。長工龐二興主動請求由他扮成「王伙二」去頂罪，可敬的貧苦農民龐二興受盡折磨，堅強不屈，「龐二興坐了半年牢，敵人問不出什麼就放了回來」。後有人問龐二興為什麼要代人受過，龐二興回答說：「紅軍對窮人好!」

　　無計可施的叛徒又抓走了保護過女紅軍的李德明、李學賢到地主莊園「川乾豐」去問罪。敵人對他們進行拷打、用刑，威脅說，如不交出女紅軍就毀其全家。李德明、李學賢堅強不屈，敵人逼問不出口供，就交給鄉鎮府關押。機智的李德明對鄉長說：紅軍攻佔梅硐時你交出了兩箱子彈，如果你不放我，就要供出此事。梅硐鄉長十分害怕沾上「通共」罪，被上峰處罰，同時，又怕得罪紅軍。因此，李德明、李學賢在鄉鎮府關押十幾天後就被放了。

　　1954年9月，闞思穎在給梅硐鄉親們的信中寫到：「1935年，我同李桂紅來到貴地時，在反動軍警的追捕之下，你們千方百計地保護了我們，自己受到極大的痛苦，我特向父老鄉親表示親切的慰問，並祝賀黃二嫂分得了土地。為了祖國的富強，人民的幸福，我決心努力工作，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來報答黨和人民對我的關懷。」

　　離子踏征程

　　年底，李桂紅生產了，在狹窄的夾牆裡，群眾抬了兩個銀櫃鑲在一起，墊上兩床被子，就作為一張產床，「是個未婚的姑娘幫我生下了孩子」。李桂紅在余澤鴻家的夾牆裡生下一個男孩。由於「大窩沱」周圍駐紮了周化成的「剿匪」部隊，為防洩漏消息，梅硐婦女會商量，無論如何也要保護好紅軍的後代，乘夜把僅出生兩天的嬰兒從房屋後窗送出，由胡治國妻子用圍腰帕抱走。由於胡治國夫婦沒有生育，對外就說是撿個娃兒來養，胡治國還專門請了一個奶媽楊五娘來給孩子餵奶。叛徒對嬰兒的來歷始終懷疑，暗中加緊調查，胡治國恐長此下去危險，為保護紅軍的孩子，便舉家遷到興文縣城，以開中藥鋪為生。

　　1936年1月初，產後僅4天的李桂紅與闞思穎在兩名梅硐遊擊隊員的護送下，懷著離別骨肉的痛苦和對鄉親們的感激之情，飽含熱淚離開長寧梅硐，踏上尋找部隊的征程。

　　50年後，採訪過李桂紅的宜賓地委黨史辦張新時說：「當我們去南京走訪80歲的老紅軍李桂紅的時候，她深情地回憶當年留在紅軍遊擊縱隊的艱險歲月，說那是她一生中最苦、最危險、也最難忘記的經歷，她……十分懷念在梅硐細心掩護和照顧過她的余澤鴻家裡的親人和貧苦農民，對川南懷著深厚的感情。李奶奶在敘述這段刻骨銘心的往事時，我們看到她已經失明的眼中充盈著熱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