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這則傳聞的洩露者陳濟生自己說，他是當初客居國丈嘉定伯府時聽太監從大內傳來的消息。在《再生紀略》中講述完崇禎死難之後，陳濟生鄭重其事地將這段頗具神秘色彩的軼聞補述其後，似乎暗示，早在明朝定鼎之初，其覆亡就早已是命中定數。

　　陳濟生的神秘故事，不過是關於明朝滅亡的滿坑滿谷的神秘故事當中的一個，故事中提到的劉伯溫本領不止於此，被後世奉為中華三大預言寶典之一的《燒餅歌》，就把作者安到了劉伯溫的頭上。據說劉伯溫在這本書中更是留下了大明王朝會傳到至「萬子萬孫」，國祚方盡。這話唬得向他求問國運短長的明太祖朱元璋一陣歡喜，卻不意劉伯溫乃是話中有話，他的意思乃是「萬曆子孫」。這個故事在明代遺民計六奇的《明季北略》中，又被安到了張天師頭上。而陳濟生《再生紀略》中講述的那則故事，後來更是被敷衍成時事小說《定鼎奇聞》《鐵冠圖》的一段情節，進入民間的想像當中。此外，但凡翻開明代遺民關於崇禎一朝的稗史野乘，就會發現，裡頭充斥著大量亡國預兆，從欽天監奏報帝星下移，到大風摧折旗桿，再到神秘圖讖，似乎無論是老天爺還是前朝某代能掐會算的方士天師，都突然一時冒出來，喋喋不休地提醒崇禎皇帝大明亡國在即。

　　儘管這些亡國徵兆的記錄者言之鑿鑿，但值得玩味的是，它們全都是在崇禎死難、社稷淪陷後一股腦冒出來的。它先前似乎就在那裡，但是人們偏偏視而不見，直到事情發生，才讓人恍然大悟——如此集體性的恍然大悟，實在令人心下倍感懷疑。但是，從某種角度上講，明朝滅亡，確實和天有關。現代學者的研究發現，明末恰好處於氣候史上的一個小冰河期，這個新鮮的說法指出，這一時期反常的氣候導致農作物大規模歉收，饑饉不斷，饑民起來造反，撼動帝國根基，實在是再自然不過了。

　　與此同時，瘟疫也來湊熱鬧。一位筆名花村看行侍者的人，在其筆記《花村談往》中記載了當時北京流行的一種名為「疙瘩瘟」的瘟疫。根據花村的說法，這種瘟疫蔓延之廣，發病之遽，死亡之速，令人膽戰心寒，「呼病而亡，不留片刻」。兩個人喝茶打恭的功夫，就會「不起而殞」，甚至前一個染病死亡，後一個去買棺材，竟死在棺材鋪裡。這件事正發生在明亡的前一年。到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前來攻打北京時，其實他所面對的，乃是一座早已被瘟神攻陷的殘城。根據後人的推斷，這種病很有可能就是通過跳蚤傳播的肺鼠疫，所以，套用一個比較時髦的說法，可以說是跳蚤滅亡了大明帝國。

　　民心所向?

　　與此同時，瘟疫也來湊熱鬧。一位筆名花村看行侍者的人，在其筆記《花村談往》中記載了當時北京流行的一種名為「疙瘩瘟」的瘟疫。根據花村的說法，這種瘟疫蔓延之廣，發病之遽，死亡之速，令人膽戰心寒，「呼病而亡，不留片刻」。兩個人喝茶打恭的功夫，就會「不起而殞」，甚至前一個染病死亡，後一個去買棺材，竟死在棺材鋪裡。這件事正發生在明亡的前一年。到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前來攻打北京時，其實他所面對的，乃是一座早已被瘟神攻陷的殘城。根據後人的推斷，這種病很有可能就是通過跳蚤傳播的肺鼠疫，所以，套用一個比較時髦的說法，可以說是跳蚤滅亡了大明帝國。

　　民心所向?

　　在1644年甲申之變中死裡逃生的趙士錦，寫過一本《甲申紀事》。依著他的說法，崇禎十七年闖軍進北京時的情景，遠沒有後世想像的那麼波瀾壯闊。滿城逃難的人群自不待言，不過接下來的事情倒是很有些意思。逃難都是往外逃，但有兩三百人卻是從西邊過來往城裡跑，邊跑邊喊：「已進城了!」沒過一會兒，又跑過來二三百人，這些人喊的卻真是一顆定心丸：

　　「好了，好了!不殺人了!速粘『順民』二字於門首!」這話一出，大家趕緊手忙腳亂到處找黃紙、紅紙，寫上「順民」貼在門上，過會兒又搬出香案，粘黃紙一條大書「大順永昌皇帝萬歲萬萬歲」。等一切都做得差不多了，李自成也帶著他的大順軍浩浩蕩蕩進城了，沒有歡呼，沒有喝彩，連饅頭水米之類的孝敬都沒有，反而是「寂然無聲，惟聞甲馬之聲」——這真是太讓後世習慣於「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敘事之人大感失望。翻翻古書，歷朝歷代的文人，特別青睞「民心所向」這四個字，孟子所謂「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既然民之重要若此，故「得民心者得天下」。

　　晚明時期爆出不少「亂民」暴動，看起來，民心從那時起似乎就不那麼向著明朝。但其實未必若是。蘇州民變是最典型的一次，製造出來一個周順昌，至今還活躍在中學語文課本上。看書的人全被其中英勇膽氣所懾服，卻沒太注意其中的一段話，逮捕周順昌時，本來沒有掀起多大的紛爭，除了跪了一地的號冤之民外，只有幾個當地文士請求官長將民情上聞，總體上來說是一幅和平請願的樣子。結果偏偏一個旗尉多了句嘴，罵道：「東廠逮人，鼠輩敢爾!」結果被廣大群眾抓住了話把：「始吾以為天子命，乃東廠耶!」然後民變才猝然暴起，換言之，若是當時那位旗尉說的是「天子逮人」的話，恐怕這場能進入課本的民變就鬧不起來，最多就是朝中奸臣又屈死了一個好人的陳詞濫調罷了。當然，在文章最後，周順昌還是皇帝親自下旨平反的，官方予以褒獎，忠賢祠的位子也是坐定了。

　　親歷開封守城的白愚在《汴圍濕襟錄》裡記過一件軼事。開封圍城時值冬日，守城的高巡撫便號召大家有衣捐衣，有被捐被。圍城日久，物資緊缺，巡撫大人也有些不大好張口，就對民眾講：「官軍需爾衣被，奈爾妻子凍餒何?」民眾的覺悟此時就顯示出來了：「妻子在家可忍，官軍霜立堪憐!」一時間官民紛紛倍受感動，把鼻涕眼淚都混在一起。但等到彈盡糧絕了，此種情誼便化作水火了。官兵說我們拚死為你們守城，要吃要喝自是應該，待闖賊攻進來，大家都得死，於是下鄉搜掠米糧便不那麼溫良恭儉讓起來。民倒是一面擔心著城外闖軍攻進來，大家玉石俱焚;一面又覺得反正都是搶，也許倒不如讓闖軍進來搶更痛快一些。等到闖軍真攻進來時，大家發現其實倒沒這麼糟糕，除了那些抵抗者千刀萬剮，高門大戶全都充了產以外，只消磕個頭，當個順民，日子照過，無甚兩樣。

　　但大問題就在於，民心究竟所向為何，最終還是史書定性。假使李自成不是在北京只待了42天，只坐了一天大順皇帝，而是一世乃至萬世不窮，那麼開封民心的故事自然只有後半段的順民書寫，而前半段對抗闖軍時的官民同心協力，自然就要大打折扣。但史家的另外一個難題就是，畢竟投降不是一個好聽的字眼，哪怕是附會以「早識天命」、「不忍闔城糜爛」之類的高尚字眼，也是難以完全美化的，而忠君保城的行為，即使是對王師所指阻遏甚劇，也是要大大表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