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1年起，日本就大肆鼓吹「大陸」是日本的「生命線」。1895年，首相山縣有朋向明治天皇提交的《兵制改革》奏文中，明確提出要把「生命線」擴大到中國東北，並由此逐漸形成征服中國、稱霸亞洲的「大陸政策」。1927年在東京召開的「東方會議」制定的《對華政策綱要》，則把「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的積極方針」，作為日本的最高國策。會後，田中義一首相在向裕仁天皇密奏會議內容時說：「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握有滿蒙權利，乃是第一大關鍵也。」

　　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日本侵佔朝鮮和中國的台灣、旅大，壟斷南滿鐵路，策劃「滿蒙獨立 」，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這一衣帶血的歷史，張學良不知道嗎?

　　1928年夏，日籍台灣人蔡智堪，通過秘密手段抄錄了《田中奏折》，將其轉交張學良。這是一份極為重要的戰略情報。至於日本明裡暗裡那些緊鑼密鼓的動作，通過各種渠道自然也會收集很多。至於什麼人和為什麼策劃了「皇姑屯事件」，殺害了張作霖，最清楚箇中內情的中國人，是不是就是張學良了?

　　那麼，這位東北王是如何應對的?

　　4個字：隱忍自重。

　　無論日本人怎樣挑釁、滋事，都要隱忍、退讓，以使其找不到借口擴大事態，以期能在一個和平的環境中求得生存、發展，在這個世界上贏得平等、尊重。

　　自1928年7月主持東北軍政以來，張學良就著手大力恢復和發展經濟。以官商合辦方式投資鐵路、工廠、貿易公司，限制、取締日本人和朝鮮人的非法活動，並取得相當成績。這當然是對事變的一種從根本上的準備，是比較長遠的戰略目標，屬大謀。隱忍自重，就是「小不忍則亂大謀」。堪稱「忍」之最的內定犧牲關玉衡，也屬這種「小忍」。只是咄咄逼人的日本，會因你的「小忍」就放棄它的國策嗎?而且，這種「大謀」會不會刺激日本，使其更加迫不及待?

　　那麼，少帥準備好了應對之策嗎?

　　準備好了——不抵抗。

　　緣何不抵抗?——判斷錯誤。

　　59年後，這位九一八事變的悲劇主角，在台北接受日本NHK電視台採訪時說：

　　當時我沒想到日軍會那麼蠻幹，我以為他們絕不會這麼做。我以為日本是要以這種軍事行動來挑撥我們，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決這個問題。當日我判斷：日本這樣做，對它沒有任何好處。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發動戰爭，我會與他們拚命的。

　　注意，他說的是「當日」。

　　當日判斷錯誤，以為日軍還像以往那樣，是尋釁鬧事的局部事件，而不是要發動戰爭，你打我就跑，讓你打不著。有道是「一個巴掌拍不響」，等你覺得拍打得沒意思了，不就住手了，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嗎?

　　那麼，接下來已經不需要判斷了，遼吉兩省大中城市及鐵路沿線已經遍插膏藥旗了呢?

　　9月6日，正是日本人把「中村事件」鬧得沸沸揚揚、步步緊逼之際，張學良在給榮臻和遼寧省主席臧式毅的電報中，說：

　　對於日人，無論如何尋事，我方務需萬方忍讓，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而在此前的7月8日，在北平副司令部致東北政務委員會的電報中，則稱：

　　如果一旦開戰，東北必定要失敗。

　　為什麼「必定要失敗」呢?因為日本、日軍太強大了。

　　在後來的口述歷史中，張學良說：「日本軍隊厲害，真厲害」，「那人家訓練好，裝備好」。「日本厲害，日本人的忠是世界第一啊，武士道嘛。世界沒有哪個國家能那樣，就算剩一個人也打，這是數量上不能比的。日俄戰爭的時候，日本工兵去破壞俄軍的鐵絲網，他們身上帶著炸藥，每個兵躺到鐵絲網那，這樣把鐵絲網炸開了，他們真有軍人的精神。」

　　還未開戰，先自氣餒。

　　在東北各級官員中，恐日病已經深入人心。

　　事變後，吳佩孚到北平，在車站見到前來迎接的張學良，怒斥道：「為何不打?」張學良說：「實力不足，打不過。」吳佩孚說：「現在我來了，實力就足了!軍人最大的實力，便是一個死字!」

　　沒這個「死」字，不敢對日本人說「不」，就對自己人、對部下說「不」。

　　不抵抗，敵人衝到眼前了，也不能都「挺著死」，就跑。官員跑，軍隊跑，往遼西跑，在錦州再成立個遼寧省政府。眼瞅著日本人又奔錦州殺來了，再往關內跑。

　　不光跑，還要講理。

　　張學良看準的這個講理的地方，是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的國際聯盟，簡稱「國聯」。

　　事件發生時，張學良即電話指示榮臻：

　　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

　　蔣介石也鍾情「國聯」。他在9月22日的南京市黨員大會上說：

　　此時世界輿論已共認日本無理，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

　　除了期待「國聯」懲罰日本、伸張正義，張學良還有「全國抗戰論」。

　　接到榮臻「十萬火急」電報後，張學良召集於學忠等高級將領開會時說：

　　我們軍人的天職，守土有責，本應和他們一拼，不過日軍不僅一個聯隊，他全國的兵力可以源源而來，絕非我一人及我東北一隅之力所能應付。現在我們既已聽命於中央，所有軍事、外交均系全國整個問題，我們只應速報中央，聽候指示。我們是主張抗戰的，但須全國抗戰;如能全國抗戰，東北軍在最前線作戰，是義不容辭的。

　　這話與判斷錯誤，似乎又對不上茬口了。

　　有人說張學良曾長期貼身帶著個小皮包，裡面放著蔣介石下令不抵抗的電報。有人說不是電報是手諭，由其夫人於鳳至保管，收藏在美國的保險箱裡。西安事變捉放蔣介石，張學良之所以只被軟禁，而未殺頭，是因為張學良掐捏著蔣介石的命門，害怕電報(手諭)公諸於世，就讓人覺得江湖政治淹沒了民族大義。

　　認為張學良替蔣介石背了黑鍋，最重要的依據，是1931年8月16日蔣介石給張學良的「銑電」：「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還有9月12日，蔣介石在石家莊會見張學良，說「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這次和你見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准抵抗」。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曾公開發聲：「自從失掉東北四省，全國人民無論男女老少，無不罵我張學良，我何嘗不敢打日本強盜呢?上級不許我打，這種隱痛是一時不能對人說的。」

　　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張學良的上級，自然只能是總司令蔣介石了。進入1990年代，終於有了謎底。

　　1991年5月28日，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東方新聞》主編李勇等走訪張學良，問及蔣介石是否下手諭令其不抵抗，張學良立即回答：

　　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

　　對《張學良口述歷史》作者唐德剛，張學良更是連說5個「不是」：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不是，不是的!這個絕對不是的，不是事實。

　　原來如此。應為一言九鼎，無須再皓首窮經地「考古」了。

　　問題的實質，並不在於張學良給蔣介石平反，而是一種什麼樣的怪異的力量，使得許多當事人健在幾十年，因而也就並不複雜的也就是一句話的這樣一個問題，60來年後才算得以明瞭?就像一盆渾水，竟然需要半個多世紀才能沉澱澄清嗎?

　　以國家、民族大義的立場、視角，是不是就簡單、明瞭多了?這，是不是才是最令人疑惑、憂慮，乃至恐懼、驚駭，因而也最需要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