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九一八事變到西安事變，國民黨政府對內對外的基本國策，就是「攘外必先安內」。這一政策的內容，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第一，「和外剿共」是「安內攘外」政策的基點。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認為面臨對日本和共產黨的「兩個戰爭」，國民黨受到「兩面夾擊」。他說，「外患不足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因此，嚴令「先清內匪，再言抗日」，聲稱「中央現在以平定內亂為第一」。這是「安內攘外」政策的基本依據。蔣介石明確提出，國民黨政府的「第一個責任」是「剿匪來安內」，「第二個責任」是「抗日來攘外」，而「剿共的工作，實是抗日的前提」。

　　第二，「安內攘外」政策中的對日態度，就是「忍辱負重」，「逆來順受」。蔣介石所採取對日妥協政策的重要原因，是由他們的階級特性所決定的。在他們看來，落後的中國，無力打敗日本，「中國一切不如人」。蔣介石一再表示「不求急功於一時」，不「博一時之虛榮」。他在1934年7月《對廬山軍官訓練團精神訓話》中說：「我們中國沒有現代作戰的條件，不夠和現代國家的軍隊作戰，如果不待時而動，貿然作戰，那只有敗亡而已，不僅是十天之內，就是三天之內，它就可以把我們中國所有沿海地方都佔領起來」。這種民族失敗主義的「三日亡國論」，說明蔣介石當時既不想抵抗，也不敢抵抗，以「和外」求苟安，集中力量「剿共」，是他政策的核心。

　　第三，依賴外援，求助於「公理」，是實行「安內攘外」政策的重要手段。蔣介石不想動員國力人力進行抵抗，而是求助國際，依靠美英，即利用帝國主義在華利益的矛盾，阻止日本獨佔中國。這是歷代統治者以夷制夷政策的翻版，是「在夾攻中求生存」的一種僥倖投機心理的反映。

　　第四，以反共求得日本的諒解，維護國民黨的統治，是「安內攘外」政策的重要目的。蔣介石曾告誡日本不要相逼太甚，如果「國民黨的統治不勝外力壓迫而崩潰」，共產黨勢力就要「抬頭」，結果就會在相爭中「同歸於盡」。蔣介石從共同對付「中國國民黨之後」的勢力，即共產黨勢力出發，企圖與日本求得妥協。這種妥協的限度，就是承認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默認日本佔領東北。所以表面上要求收復東北，實際上與偽滿洲國通車、通郵、設關，變相承認，這就是「安內攘外」政策的妥協限度。但是，說蔣介石就是要投降日本，是不符合實際的，這也是蔣介石的妥協與汪精衛的投降的根本區別。

　　「安內攘外」政策的主要惡果，是助長了日本侵略的深入;打擊和破壞了人民的抗日熱情和抗日力量;消耗了國力，造成了嚴重的民族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