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詩人屈原之死疑云:自殺說未必是事件真相
詩人之死,早已成為人們熱衷談論的話題,而最早的一次中國詩人殉難,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屈原。先秦人視死如歸,確實是一個罕見的文化景象。中國歷史上,還沒有任何一個朝代,像春秋戰國時代那樣,對死亡(自殺)保持著極度的輕蔑,彷彿只是一次短暫而炫目的反生命旅行。
從西漢史學家司馬遷開始直到今日,所有的人都堅信屈原因政治憂憤而投江自沉的動人故事,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裡描述說,屈原在最後的日子裡寫下了遺囑《懷沙》在發出「人生在世終須死啊,對自己的生命就不要太珍愛」的歎息之後,就懷抱著石頭,投入汨羅江自殺而死。
其中的一個證據,是收錄在《九章》組詩裡的《漁父》一文。這是中國最早的紀實文學之一,其中載有屈原對漁父(隱士的化身)的動人對白。屈原披頭散髮地來到江邊,在荒野草澤上邊走邊悲憤長吟,神色憔悴,形體瘦弱。他對陌生的漁夫說,我寧可跳進湘水,葬身漁腹,又怎麼能讓自身的皓然清白,去蒙上世俗的塵土呢?這一表白,似乎可以再度證明屈原懷有強大的自殺情結。但這篇《漁父》是典型的「他者敘事」:它只是一份旁觀者的記錄,而不是屈原的自我陳述,所以還是不夠充分有力。
被用以證明屈原自殺的主要證據,其實就是他被放逐後所寫的《懷沙》。詩人在詩中這樣宣稱:自殺的信念已然確定(「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那就是向江中忿然一躍,去擁抱(「懷」)江底的柔軟泥沙(「沙」)。但《懷沙》也像是根據其自殺傳說而炮製的偽作。《九章》的格局除了《橘頌》是四字詩經體外,都是工整的六字體(不包括語氣詞「兮」),唯有《懷沙》四、五、六字句相混,猶如一個民間藝人在對屈原展開精神仿寫,卻又完全不顧屈原本人的書寫習慣,而且語詞風格也與其它相異,所以有人懷疑它和《遠遊》、《卜居》和《漁父》之類,都不是屈原的手筆,卻又被人精心編入《楚辭》,以此作為屈原自殺的明證。這種蹊蹺的情形,反而引發了我們的注意。
漢代劉向、劉歆父子的校定的《楚辭》注本,其「嚴謹性」曾受到「疑古派」史學家顧頡剛的嚴重質疑,指責這對父子是歷史造偽的大師。但他們蓄意篡改《楚辭》,費勁地偽造屈原自殺的史實,似乎缺乏強烈的動機。在我看來,偽造屈原「遺囑」和「旁證」的人只能是屈原的同代人。為什麼當時有人要偽造他的自殺遺書?只能有一種解釋,就是企圖掩蓋死亡的真相。這迫使我們發出下列追問:那麼,究竟什麼才是屈原死亡的真相?
回答只有一個,那就是謀殺!
詩人屈原的性取向之謎
在屈原生活的年代,許多人有殺他的動機和嫌疑,司馬遷在《史記》裡例舉的就有對他厭煩的兩位國王、奸臣上官大夫靳尚和令尹子蘭,此外還有秦國大臣張儀等等。這些都是大權在握的人物,由他們組成了打擊屈原的政治同盟。屈原雖然文華四射,才情孤高,卻對官場潛規則一無所知,一味的恃才傲物,結果遭到政敵讒言,先是被楚懷王所嫌惡而罷官,既而又因滿腹牢騷而開罪新王楚頃襄王,被流放到今湖南汨羅江一帶,成為一文不名的流浪者。但由於屈原已遭貶竄,除非有極其特殊的原因,他們沒有必要再派刺客去追殺這個在仕途上已毫無希望的人。因此,在我看來,這個人的死,不過是一場秘密愛情的結果而已。
屈原在愛情方面的浪漫特性是眾所周知的。他的幾乎所有的重要詩篇都涉及了愛情,但他的性取向卻遭到了後人的質疑。屈原喜愛穿奇裝異服,成天弄頂高帽子(峨冠)戴在頭上,衣袍上纏著長長的佩帶(博帶),還摘了許多鮮花和香草戴在身上,甚至屋裡也到處裝飾著氣息芬芳的花草,這種沾花惹草的習性,實在與常人大相逕庭;他還多愁善感,經常為自己的厄運而失聲哭泣。所有這些「娘娘腔」都成為猜疑的理由,他因而被指陳為同性戀者,甚至有人稱他與年輕詩人宋玉關係曖昧,如此等等。
但僅僅從行為方式上就斷言屈原是一位高風亮節的「同志」,其學術理由似乎並不充分。要真正弄清這個歷史疑團,還需對屈原的詩歌文本《九歌》加以解析。楚辭界堅持把《九歌》當作國家祭祀儀典的解說詞,這雖然不無道理,但像屈原這樣的隱喻大師,喜歡在所有的詩賦裡都注入大量象徵,若不利用這種祭祀傳統來寄托他的私密情感,反而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們不妨把《九歌》裡的九神,視為屈原的九個情感對象,他們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用女神作為代號,如「少司命」、「雲中君」、「山鬼」和「湘夫人」,另一類則以男神「東皇太一」、「大司命」、「河伯」和「湘君」為代碼。對這些神祇的頌揚,除了是在履行祭祀的使命,似乎還在暗示作者擁有對異性和同性的雙重情感。我不知道這是否就是所謂雙性戀的某種證據。但無論如何,從其對「湘夫人」一往情深的讚美來看,屈原保持了對異性的深切關注。卻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究竟誰才是屈原的摯愛
湘君和湘夫人的原型,也許就是堯帝的兩個女兒(舜帝的寵妃)娥皇和女英,她們在戰國時代轉型成了一對神祇夫婦,主管著楚國境內最大的河流--湘水。民間祭祀儀式的核心,就是由坊間民眾扮演這對夫妻,人神之間互相表達深切的愛慕,由此寄托民間男女的私密情愛。屈原遵循了傳統祭典的語法,利用這一公共平台,公開唱出自己的愛情心聲。
代號「湘夫人」的女子,在屈原的眾多情人中擁有最顯赫的地位,因為屈原托身於她的對偶神「湘君」,大膽狂熱地表達了自己的無限眷愛。《湘夫人》一詩,寫得感天動地,猶如一個苦苦單戀的少年,成為整個《九歌》中耗費筆墨最多,情感最熾烈的詩篇。這首詩給我們留下了三個方面的強烈印象:第一,此女美貌驚人,猶如天仙;第二,她擁有比屈原更高的社會政治地位(儘管屈原假扮大神湘君,卻總是無意識地流露出自己被「帝子」召見的卑微地位);第三,她因種種限制無法與屈原公開見面,而只能在荒郊野地與之秘密幽會,全詩經歷了期待、焦慮、悔恨和無限失望的情緒曲線。在當時的楚國,符合這三項條件的女人似乎只有一個,那就是楚懷王的寵妃鄭袖,其實這可以從《湘夫人》的標題中赫然讀出:「湘」就是楚國,「夫人」就是楚王之妻妾。
司馬遷在《史記》裡記載,秦國使臣張儀因為欺騙了楚懷王而將被殺,他以重金賄賂楚懷王的寵臣靳尚和愛妃鄭袖,得以逃生。郭沫若以此為由,在其歷史劇《屈原》中大肆渲染,把鄭袖變成了政治小丑和屈原的死敵,這種胡亂敷衍的故事,竟成為現代人判斷屈鄭關係的依據,實在是嚴重的混淆視聽之舉。
我們現在還無法斷定:這場狂熱的愛情究竟是真實的偷情,抑或只是屈原自己一廂情願的單戀,但有一點可以推斷,屈原對其寵妃的暗戀,可能被政敵在添油加醋之後報告了楚懷王,導致他在政治異見者的名義下遭到放逐。儘管屈原擁有強大的帝王血統(他在《離騷》塚說自己是上古大帝高陽氏的後代),仍然不能避免這一禍端。十幾年後,楚懷王駕崩,其子傾襄王即位,楚國政治格局再次發生激烈改組。為防止有帝王血統的屈原因與鄭袖的曖昧關係而捲土重來,其政敵派出了武功高強的殺手,以期徹底消滅這個流亡者的肉體,從而演出了一幕殘酷的喋血悲劇。
置身於謀殺屈原的現場
不妨讓我們來約略設想一下謀殺屈原的激烈場景吧。刺客在汨羅江上乘舟追殺,而屈原則乘坐另一小舟奪路而逃,其場面驚心動魄,令人難忘。但這場水上生死角逐,最終以屈原的不幸落網而告終。御用冷血殺手把他裝進麻袋,在捆緊了之後投入江心。隨後,政客們偽造了屈原自殺的遺書《懷沙》,並且利用史官四處散佈屈原與鄭袖不和的謠言。一代文人英豪就此離奇地香銷玉殞。
人民目擊了這場卑鄙的謀殺。他們渴望說出真相,但卻畏懼權勢。他們最終選擇了一場象徵的戲劇。這就是現下流行民俗的起源:在屈原被謀殺的那個日子和那個現場舉行哀悼屈原的祭禮,他們機智地用賽龍舟來隱喻當時激烈的追殺場面,用包粽子來隱喻屈原被投入江中的悲慘事變。其中,米飯象徵他的肉體,粽葉(竹葉)象徵裝他的麻袋,粽絲象徵捆紮他的繩索,而把粽子投入水中,則象徵著屈原遭人溺斃的真相。而由於時間的流失,這些出現在屈原紀念大會上的隱喻,最終成為費解的謎語。至此,歷史被收藏和掩蔽在了壯麗的風俗的背後。
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是,在屈原被殺現場附近的汨羅山上,僅僅方圓兩公里範圍內,竟然史無前例地出現了十二座墳塚,大多高為五米,底部直徑為八米,四周環植蒼松扁柏,墓前都樹立刻有「故楚三閭大夫之墓」字樣的石碑,但究竟哪一座是真的,世人實在無法辨別,這就是所謂屈原十二疑塚。有人認為其中必有一座是真的,而其它則都是克隆之物。
民間傳說稱,此舉是為了防人偷盜墓中珍寶,又說為了阻止秦軍掘墓復仇,其理由聽起來都相當牽強。在我看來,只有一種解釋可以自圓其說,那就是要防止謀殺屈原的政敵前來掘墳毀屍。在發明了粽子龍舟儀式以傳播真相的同時,民眾還要精心製造偽墓來保存從水裡打撈起的詩人遺骸。這是何等詭異和富於戲劇性的事件,它再度向我們證實了楚國政治的險惡以及人民的抗爭智慧。
數百年之後,漢朝的著名文學家賈誼被漢文帝從京城貶到長沙為官,在渡過湘水的時候,寫下了一篇辭賦來憑弔屈原,托古寄懷,籍此發出悲憤的歎息:「曾聽說屈原是自沉汨羅江而永逝,如今我來到湘江之畔,哀悼先生的英靈。只因遭遇亂世,才逼得您自殺而喪失生命。這一切是多麼的令人悲傷!」賈誼的盲目抒情,無疑直接影響了司馬遷的歷史判斷,以致他對屈原自殺說堅信不疑,而後者的自殺敘事,也就成了中國史上最權威的闡釋文本。
端午節的夏代起源
五月初五的端午日,除了與屈原之死有關,也是遭受迫害的另一楚國英雄伍子胥的紀念日。當年吳王夫差罔顧輔臣伍子胥諫言,反而聽信奸臣挑唆,賜其自殺,並於五月五日將屍體投入江中,由此成為民眾在這天必須追思的第一冤魂。
東漢年間,十四歲的曹娥小姐因父親溺江而亡,沿江哭尋,因不見屍首而投江自盡,父女倆的屍體在五月初五那天浮起,為避風化嫌疑,曹娥的兩手竟從背後抱住父屍,其感人事跡也隨之被鄉民所懷念。
明朝以後,端午日又跟白蛇傳說扯到了一起,因為就在端午當日,白素貞小姐飲用雄黃酒,險些露出蛇妖的本相,因此民眾起而倣傚,指望能起到除妖去邪的功用。
一個節日同時有具備紀念詩人、忠臣、孝女和辟邪驅魔的多重語義,實在是十分罕見的事情。為了弄清什麼是端午的最高母題,我們不得不對這個節日的起源作簡明的闡釋。
端午日就是五月初五,它意謂著夏季(午月)的開端,由於隱含兩個「五」字,所以一些地方又稱為「重午(五)」,多出現於夏至前後。那天,炎熱的夏季已經逼近,各種鬼魂、蛇蟲和瘟疫開始歡樂總動員,古人形容它「五毒盡出」,眼見得不是個吉祥的日子。
端午就是最古老的亡靈紀念日,世人要在這天悼念那些不安的鬼魂,祈求它們離去。但這一「鬼日」卻因佛教傳入而發生位移,被七月十五的盂蘭盆節替代。端午的原始功能,在歲月的侵蝕中變得曖昧不清,只有在門上懸掛菖蒲、艾草、石榴和胡蒜等的祛邪風俗,還約略暗示著它與鬼魂的關聯。菖蒲葉片狀如寶劍,方士們稱其為「水劍」,後又引伸為「蒲劍」,據說可斬各種妖魔鬼怪。一方面小心翼翼地勸慰冤死的亡靈,一方面又大張旗鼓地驅除惡鬼,這種軟硬兼施的兩面手法,構成了端午習俗的真正母題。
在我看來,一月一日(春節)、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七月七日(七夕)、九月九日(重陽)和十一月十一日(冬節),這六大節日,正是夏歷所設定的主要節日譜系,其共同特點是日與月的序數重合,顯示夏人在曆法遊戲上的幽默品格。除了十一月十一日的節日含義已經散失,其它至今仍在或輕或重地發揮功能。夏歷首次由夏朝啟用,第二次在春秋戰國被部分國家應用,第三次由漢武帝重啟,一直沿用至今。這就是夏歷的三度興起。端午節的習俗,無疑始於夏朝,又在戰國時代被楚人所用,其源頭遠在屈原和伍子胥之先。這兩位楚國忠臣的死期,若不是碰巧剛好撞上端午日,就是被當地百姓蓄意改造,以期與鬼節融為一體,成為祭祀追穰的對象。至此,端午節的起源之謎已經昭然若揭。